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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捲菸〉（節選）
某天，Stone在臉書發訊息給我。
You know Derek?
Yea, why?
He died last week.
Dafuq… how?
Come out and smoke?
我和Stone是因為Derek而再見面的。我們都住在港島，約了在中間點的一間新釗記茶餐廳吃宵夜、抽菸。我是退學後才開始抽菸的，我的第一包菸，是某一天中學同學聚會後，我在太安樓對面的Circle K超商買的。
「黑冰唔該。」（我要黑冰，謝謝。）
黑冰應該是當年眾多菸民入坑的第一款菸。這是我第一次買菸，心情有點緊張。為甚麼第一次買菸會緊張呢？是怕被別人看見嗎？那個人是誰？他知道了會對我怎樣了嗎？
「吓？」（甚麼？）
可能我太小聲，他沒聽見。
「黑冰唔該。」（我要黑冰，謝謝。）
他在身後的菸櫃裡拿出一包菸。它和黑冰很像，都是黑色、藍綠色的硬盒，但卻不是黑冰，它有個「1」字在左下角。
「呢包？」（這個嗎？）
「係。」（對。）
那不是我想要的，但我很緊張，只想快點找個空位抽菸。
「四十九蚊。」（四十九元。）
當年一包菸不用五十元，某些牌子會貴一點。
我從西灣河走路回家。我在太古城道和英皇道交界那行人天橋的樓梯上，點起了我的第一根菸。可能是因為買錯「一仔」，菸很淡，我沒有咳嗽；我把煙霧從口中呼出，看著煙霧慢慢消散，好像把一點甚麼感覺抒發了。回家後，我知道Stone也是菸民，閒聊間我跟他說我開始抽菸了，他問我原因，其實我也不知道，只跟他說「我想」。幾天後，我收到了Derek的死訊。
Derek在二○一三年的某一天離我們而去。我跟他並沒有那麼熟悉，我們是臉書上的朋友，我在社會民主連線的籌款晚宴見過他，聊過幾句。Stone和他是好朋友，如果說Stone是個音樂家，那Derek應該是個藝術家或者詩人。他有一本筆記簿，裡面全都是Derek親手寫的歌詞、旋律、詩句、圖像和藝術意念，Derek離開我們之後，他的女朋友把筆記交了給Stone保存。
我和Stone約在筲箕灣電車總站旁那間新釗記，我帶了一個小背包出門。我並沒有帶太多東西，可是褲袋滿了，沒空間放菸跟打火機，只好多帶一個背包。
「你帶好多嘢咩？」（你帶了很多東西出門嗎？）
「唔係呀。」（不是。）
「咁你孭背囊搞咩？」（那你揹背包幹嘛？）
「包菸冇位擺呀。」（放我的菸啦。）
「銀包放屎忽個袋咪得囉屌，我都係咁之嘛！」（將錢包放屁股那個袋，前面不就有位置了？我都這樣子啊！）
那天之後，我沒有再揹背包出門。
吃過宵夜，我們到外面抽菸。他抽的是手捲菸，這是Derek教他的。我在抽我買錯的黑萬一。他教我用手按著菸嘴上的氣孔──有些菸只有一排甚至沒有氣孔、有的會有三排，按菸盒上標示的尼古丁和焦油含量而定。這樣會少吸一點空氣，令菸變得更濃。
我們出席了Derek的喪禮，這是我懂事以來第一次出席白事。上一次，我還是跟著父母出席、帶遊戲機去玩的屁孩。幾個星期之後，Derek的墓碑弄好了，我們便到墳場拜祭他。那個墳場不准訪客在墓前上香，我們把香插在牆上的一道裂縫裡，以表心意。上香後，我們走到外面抽菸，Stone為我捲了一支手捲菸，這是我第一次抽這玩兒，抽起來比盒裝菸更順滑，味道也更好，沒有盒裝菸的化學味，也不會像盒裝菸燒得那麼快。我們望著山下的景色和消失於眼前的煙霧，越來越短的菸直至菸絲燒光，我們再進去行三拜禮，便下山了。這是啟蒙年代的開端。
那個年代，高登是充滿創意的，成就了很多可能性，有不少的次文化都是從高登開始的。我拍的第一條短片，是我和兩個中學同學，以及一些在高登討論區認識，對拍片有興趣的朋友一起製作的。我們用我爸送我的相機，製作了一條模仿當時熱門遊戲《Hitman》預告片的短片，我朋友用後製軟件加了開槍的火光，也在不同物件上加上反光，整件事我覺得好厲害。製作完畢後，我們把連結放在各個網上討論區裡，短片最終在YouTube上有四千多個觀看。
在這之後，因為拍片無法維生，爸媽著我找兼職。我第一份工作，是在西營盤的一家以學校課室為主題的甜品店當服務生。工作內容非常厭悶，每天都是同樣的坐18X巴士到西營盤、在附近吃晚餐、整理桌椅、服務客人、收拾、回家。我從大概晚上六、七點工作到凌晨十二點或者一點，下班就坐在路邊抽手捲菸，然後坐紅色小巴回家。機械人般的生活模式，讓我墮入了憂鬱的漩渦中──若只為工作而活，人生是沒有意義的，我不喜歡當齒輪，我是一個比齒輪更有血有肉的存在。可能是因為憂鬱，本能使我更常找Stone抽菸、講幹話，在他身上，我看到人性和創意。
在決心拍片之前，我曾經有過一段迷惘的日子。那個時候，我還沒搞清楚自己的心思，只知道自己很不喜歡讀書，如果有機會，希望可以靠攝影維生。攝影記者這個職業，既能「拿相機」，又可以將事實透過相片呈現給觀眾，也許是我的天職，但我從來沒有申請過相關的工作。
二○一三年，在一個夏天的夜晚，我媽剛從大陸回來。她說約了她的生意拍檔Martin，和我們一家三口一起在附近的餐廳吃飯，說他有話要跟我講。Martin在晚飯間不斷以長輩的身分對我說教，不斷質問我到底是要怎樣──要讀書？要工作？甚麼工作？是否需要學歷？──十八歲的我沒有辦法好好回答，可能是我十分天真地以為，只要有實力，沙紙（畢業證書）就只是一張紙，總會得到你想要的工作，我也表明了我的想法，如果做攝影記者就要讀書，我寧願放棄。之所以有這頓晚餐，是因為他們看不過眼，想我做個「正常人」，就像「那個誰」一樣讀大學，畢業後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他們攻擊我的意識形態，不斷批評我「不現實」、「自私」、「沒有為家人著想」，有小聰明卻沒大智慧。我才十八歲，他們想我怎樣呢？那他們有為我著想嗎？他們知道我想要甚麼嗎？也許我自己都不太清楚。我感覺自己從來沒有被賦予思考的空間，或者是因為社會一直都不鼓勵思考，而我作為出產自工廠的齒輪，腦海裡沒有「思考」這個概念，也是正常不過的事。
我沒有在那一刻反駁，只是Martin說甚麼我便聽甚麼，聽過便牢牢地藏在心裡，就像小時候被教訓一樣，藤條、衣架打下來也不能擋，千錯萬錯都是我錯。我流著淚看我爸媽，看他們任由一個外人在公眾場合大聲喝斥、批評自己的兒子，他們甚至覺得這是正確的事。餐廳的冷氣帶走了溼暖、憂鬱的空氣，卻無法使躁動的我冷靜下來。離開餐廳後，水汽黏在眼鏡鏡片上，開始往身體各處亂竄，纏繞著不安的我，逃不了也反抗不了，像要把我困在它裡面一樣。
時至今日，這些畫面依然清晰地保留在我的記憶裡。離開香港後，每次家人來電問候，我都有說不出的壓力。然而，時間不能倒行，我沒有辦法作出不一樣的回應，已造成的傷害也無法被逆轉，可能這就是所謂「原生家庭」的問題吧。我沒有如實將我的想法告訴他們，我想這裡不是屬於我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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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節選）
（……）
八月二十四日，我和隊友們到觀塘參加「燃點香港‧全民覺醒」遊行，我從大埔開車出發到九龍灣德福廣場。我比較早到，在停車場裡吹了一會兒冷氣，隊友來到時，他們發現車子的冷卻液正從車底流出來，當時我們沒有理會，打算取車的時候再看看怎樣處理。我和隊友商量過，當時的民怨和反抗陣營的士氣都處於高位，市民對武力的容忍程度有變高，也許可以一試，讓我們來再次衝破大眾的心理關口。
我們到達德福廣場時，遊行才剛開始，四周還沒有警察，也沒有示威者，所以直接前往遊行終點。我把附近幾支「智慧燈柱」裡的零件破壞了，更有人用鋸把整支燈柱拉倒。之後我們隨著人潮繼續前行，走到偉業街近牛頭角警署的天橋，被前方的警察防線攔停。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回到車子拿東西了，停車場就在前面，外面全是警察，只好在現場隨機應變。
四時許，最前線傳來起鬨的聲音，速龍小隊正衝向示威者，所有人都在逃跑。這一刻，我沒有像其他人背著警察跑，我當時手中拿著登山杖，面向著正衝過來的警察倒後跑，心裡想著：當他們停下來，便可以乘勢反攻，嘗試捕捉落單的警員。即使武力完全不對等，我都不要再落跑。
就那麼一剎那，當時警察和我只有大概十米距離，我感覺到有人從後拉我（當時我背後是在撤退的示威者），接著我便跌倒在地上。還沒反應過來時，我已經被警員緊按在地上，護目鏡和裡面的眼鏡都被他們強行從臉上扯走，只能靠聲音判斷現場情況。幾個警員在我身旁「保護」著我，其中一個警員，正拿著一把黑色和橘色的槍，向示威者發射橡膠子彈，示威者的呼喊聲離我越來越遠。沒多久後，清脆的玻璃碎裂聲在不遠處傳來，隨後便是燃燒的聲音。幾個警察嘗試將我帶到較後的位置，他們要我站起來，卻只在地上把我拖行。我為了不受傷，兩隻腿只能夠跟著急促的步伐，不斷向後走，撐著上半身，遠離地面，那一刻整個人好像懸浮半空中一樣。掙扎間，我看到前方不遠處有一個火堆，就是剛剛玻璃聲傳來的那個方向。終於有人扔汽油彈了。
掙扎一輪後，我終於站了起來。警察帶我走到前面的牛頭角警署，期間我向記者不斷重複說著自己的名字和身分證號碼，希望有律師可以找到我。剛走進警署，我被帶到一個小房間，拘捕我的警員將我身上的裝備都拿了下來，他質問我為甚麼會有兩把車鑰匙在身上，我表示其中一把是我的，另一把是朋友託我保管的，我不清楚是甚麼車，他沒有再追問。我嘗試裝作配合，反正我人在他們手上，反抗對我不會有好處，他卻著我省點力氣，不要演。我問他拘捕我的罪名是甚麼，他說是「非法集結」。我和律師通過電話後，被帶到一個課室般的房間，那裡所有檯櫈都靠牆，圍住房間的中心排好。等待期間，不斷有其他年紀比我輕的人走進來，有的更是血流滿面，我沒有戴眼鏡，只能看到大概狀況。等待期間，他們要我打電話，叫家人帶替換的衣服到警署。原本穿在身上的衣物，都會被當成證物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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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馬〉（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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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發前，縴人幫我在手機裡設定好了導航，我們的目的地是在南中國海的東沙群島。在這天之前，我以為「東沙」、「西沙」等島嶼都是沒人在管的，或者是大陸在管的。打開地圖仔細看過後，原來東沙群島隸屬臺灣高雄市旗津區，就是一年前我去過的那個旗津，而且島上是有建築物、有人在活動的。
香港跟東沙群島的直線距離只有不到兩百海里。根據縴人的講法，那時候南海的軍事演習和活動頻繁，為了安全只好繞路。我們將從碼頭向東南方走，穿過果洲群島以北海域後轉向南，在橫瀾島以東大約五到十海里處離開香港水域。繼續航行大概一百五十海里後轉向東，再一百五十海里後，在東沙群島以南約三十海里轉向北，直到在環礁外五到十海里處，進入臺灣管轄範圍後才停下來。從地圖來看，這路線就是個左右反轉的「J」字。他們要求我們在公海將船身號碼刮掉，避免他們被追查，也要不時用衛星電話匯報狀況。
果洲群島離開我視線範圍後，我按計畫轉向南行，同時把速度提高到二十五節，引擎在此時以每分鐘四千到五千轉高速運行。即使天晴，浪也不大，每次船在經過海浪之後，都幾乎被拋到半空中，船回到水裡那一下衝擊，快要把我粉碎。我寧可累一點，每次過浪時屈膝當緩衝，也不要減速，以最快速度離開香港。
導航裡有顯示香港和中國的水域界線，離開香港後再走大概一小時，才會到達中國水域的邊界。駛到公海後，我向船員們宣布這一喜訊──我們在裡面沒有被警察或者公安逮著，已經贏了一半。我把速度放下來，保持著最低速讓船不會後退，我們休息了幾分鐘。我用衛星電話向縴人傳簡訊，報告了休息前的船速、引擎轉速、現在位置和狀況一切正常。
那一刻抬頭望便是萬里晴空，遠處的幾片雲輔助我保持航向。我從來沒有出過海釣魚，也沒去過遊艇派對，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公開水域。公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片藍色，四周甚麼都沒有。我吃了一條能量棒，我們輪流在船尾小便後，再向終點出發。那時候船尾有一隻鞋子，裡面已經灌滿了海水，只是還沒掉進海裡。我瞄準它來小便，完事後便一腳把它踢到海裡去了。後來聽說鞋是Tommy的，而且我不是唯一一個對它小便的人。
在途中，我們見過貨輪、鑽油臺、插著中國國旗的舢舨，也見到飛魚在眼前躍出水面；沒有見到鯊魚和海怪，也沒有遇到海盜和突如其來的風雨，沒有從後追上的大陸炮艇。那隻舢舨上只有一個大叔在撈魚，我們與他最接近時的距離，可能只有數十米。在海上判斷距離，跟在陸地上不一樣。
時間接近下午四點，船去到預定轉向的位置，大概是航程的一半。我走內彎嘗試縮短航行時間，在彎中停下來休息了幾分鐘，用衛星電話匯報了位置和休息前的航速，之後便保持著二十五節的速度，沒有再停過，直到目的地。在這之前，船員們已經按我指示，在高速航行時將船身號碼刮掉了，行船證也被棄在海上，沒有人能追查到這艘船的紀錄，就像黑市裡序號被碼掉的槍。後來聽說Kenny曾經對Tommy說，他想在我們到達之後，狠狠地揍我一頓，因為他不喜歡我在船上一直命令他們刮船身號碼，也沒有把船慢下來，讓他們刮得輕鬆一點──他們在刮的時候，船一直在搖晃。我心裡想：你不是成功刮掉了嗎？而且，我是那個拯救你，在你被送到監獄之前，帶你離開香港的人耶，你打得下去嗎？
晚上七時許，我們到達東沙群島以南，我跟幾個小時之前一樣走內彎，正往東北方向前進。夕陽在我背後，照耀著船前的海浪。那一刻只顧著前進的我，回過頭瞥了一眼，那是我的人生裡見過最美的夕陽。
陽光緊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流走，金光閃閃的海在轉眼間消失，泛黃的天空又再被藍色佔據，藍色越來越深，最後也變成黑色了。接近九點，我們終於到了東沙群島的水域內。在海圖上，東沙群島外有兩條界線，外面的圈是代表管轄範圍，內圈我不太清楚，有可能是代表不能亂闖的軍事區域。我按計畫在這裡停船，用衛星電話向縴人匯報狀況後，按指示將船上兩副引擎的其中一副，用繩索卡著扇葉，並確保其無法再運轉。這樣破釜沉舟，是為了讓臺灣人覺得我們無法回頭，增加我們被允許上岸的機會。
我看得見前方一條山脈，微弱的橘黃色光勾畫出它的剪影。根據方位判斷，那應該是東沙環礁，從後方滲出來的光，是主島那邊散發出來的。我用衛星電話聯絡臺灣海巡署後，在這裡「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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