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青少年時，二十世紀中葉的法國公共知識分子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九九○年代末的烏克蘭，電力與暖氣中斷是家常便飯。那時是因為貧窮。相對地，在二○二三年的冬天，電力、暖氣、自來水、網路的頻繁中斷，則是因為俄羅斯對民生基礎設施的轟炸。一九九八年，高中最後一年，我整個冬天都泡在鎮上的圖書館。圖書館很冷，我裹著外套、戴著帽子坐在那裡，讀完了兩卷卡繆的作品集─我讀的是俄文譯本，因為就我記憶所及，當時烏克蘭文譯本還沒問世。那兩冊是我那座烏克蘭西部小鎮上唯一的卡繆作品，而且書不能外借。讀完卡繆之後，我繼續讀了沙特。如果沒記錯，我就是在沙特的書裡第一次認識到攸關存在的抉擇是怎麼回事─雖然當時幾乎還只是個孩子，但是這個抉擇的例子帶給我的衝擊，我從此再也沒有忘記。
試想一下：現在是一九四○年代，法國處在納粹的占領之下。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完全就自己來說，我該怎麼做？我要留在母親身邊嗎？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如此需要我。還是我應該加入反抗運動？答案是：在真正面臨這個抉擇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會是什麼。也只有在做出這個攸關存在的抉擇之後，我才會成為後來的我。存在先於本質。
　　當時還是青少年的我完全想像不到，到我四十歲的時候，竟然要面對一個類似的處境。一個獨裁的帝國入侵了我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完全就自己來說，我該怎麼做？我該加入反抗力量，還是應該避開戰爭，留在家人身邊？四十歲時，我需要照顧的家人不是年邁的母親，而是兩個年幼的孩子；他們沒有第二個爸爸。
　　當時，我的兩個兒子分別是七歲與九歲。說到年齡，順帶一提：我對戰爭的既定印象大多來自反戰的經典著作，而這些印象並不完全符合現實，其中一點就是年齡。不知道為什麼，書裡描述的士兵幾乎總是年輕人。但是在俄羅斯入侵後，當黑暗開始降臨烏克蘭，各方估計的數字不等，總之最終進入烏克蘭軍隊服役的人超過一百萬，年齡從十六歲到六十歲都有。你常常聽到的抱怨不是缺乏性生活，而是穿防彈背心導致下背痛，或者因為長距離徒步轉移陣地、長時間站哨造成的膝蓋痛。軍隊裡大多數人已經建立自己的家庭。許多士兵都像我一樣有年幼的孩子。在我所屬連隊的士兵中，不少人甚至已經有孫子了。

（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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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兒子九歲─或者應該說，當戰爭剛開始、我還和他住在一起的時候，他九歲大。
　　有些事情，小孩子理解的程度完全出乎你意料；但是也有些事情，他們卻又出乎意料地無法理解。黑暗入侵後的第二天早上，趁著等待繼續上路的空檔，我和大兒子一起在村子裡散步。
　　以二月的天氣來說，這一天十分暖和。我們聊著大自然，繞著村子裡的池塘走，拍了耶穌雕像的照片。我幾次摸摸兒子的頭，心裡默默與他道別。
　　忽然間，他停下腳步，一臉嚴肅看著我。「爸爸，我不要你被抓去打仗。」我反射性地回答：「他們不會抓我的，寶貝，因為我會自己去。」
　　我蹲下身子，讓我們的臉在相同的高度。我很驚訝，關於前一天那個老農夫被徵召入伍的對話，兒子竟然能了解到如此程度。我試著向他解釋，人生中有時候會有一些處境，你得去做一件你非做不可的事，而不是你想做的事。這種處境很少，幸運的話，也許永遠不會碰到。但是如果你不去，你會感到羞愧，會愧對自己，也愧對你年幼的小孩。
　　我九歲的孩子似乎不理解這些話。這讓我開始懷疑，我自己是否真的完全明白。
　　如果我沒去對抗黑暗，如果我決定留在妻子和小孩身邊，他們一定會接受我的決定，也一定會接受我的理由。我當然必須留在他們身邊，因為他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如果我選擇逃避黑暗，他們會接受的。但我大概不會接受自己。
　　每個人從軍都有自己的動機。有人出於「愛國心」，有人出於「善與惡」的判斷。我和妻子年輕時都是左派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是烏托邦主義者。好吧，我應該只說我自己，因為奧克薩娜的思路比我清晰：我是個「感性的左派」，而非「理性的左派」。我們在一長串的倫理範疇、道德律令、對正義的思索中度過了年輕歲月，身上也有關於環保與社會議題的刺青。我們給兩個兒子都取了紀念民族鬥士的名字─一個烏克蘭的，另一個是墨西哥的。
　　然後，在走過半輩子之後，你突然面對一種不正義，這種不正義比你這輩子所能想像的一切不正義都更真實也更明確。你所面對的，幾乎是一種形而上的邪惡。身為小說家，我一向對好萊塢電影裡善惡截然分明的敘事保持懷疑，然而現在我也不得不承認，「善」也許確實不存在；而另一方面，「惡」卻有其判準：
　　。當你的國家遭到另一個國家入侵，不論那個國家如何嘗試為這種行為辯解；
　　。當你在深夜的安眠中被爆炸聲驚醒，不論這一切有什麼地緣政治利益的解釋；
　　。當你的孩子可能被飛彈擊中：是的，就是你那幼小、脆弱、寶貴、跟地緣政治毫無關聯的孩子。
　　該死的戰爭頭子。
　　這時，兒子用痛苦的眼神問我：「爸爸為什麼要離開我們？」「因為，我的小太陽，如果我現在逃走，以後我會沒辦法直視你的眼睛，也沒辦法在刮鬍子的時候面對鏡子裡的自己。」
同時愧疚感使我煎熬，連胃都痛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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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從軍的打算先告訴了兒子，而不是妻子。我不知道這是偶然，還是某種自然、恰當的選擇。我記得十分清楚，去徵兵處登記入伍，遠遠比不上跟奧克薩娜談這件事讓我恐懼。我害怕她的反應，也害怕自己對她的反應會有什麼反應。
　　在二月二十四日之前，我看的最後一部電影（出於迷信的理由，軍中的人更願意說「最近」的一部電影，因為勝利之後還會有更多）是高達的《輕蔑》，講述一對夫妻的關係因妻子對丈夫的懦弱感到鄙視，走向崩壞。如果奧克薩娜不支持我的決定，我很可能不會入伍。但是我擔心，如果我不從軍，這件事長此以往，最後可能摧毀我們十五年的感情。
　　我和妻子不只是左派，還是女性主義者。我從軍的決定跟我的左派立場並不違背。正好相反，這個決定直接源自於我的左派立場。但是要讓這個選擇與我們的女性主義信念相配合，卻困難得多，因為我的決定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一個老掉牙的父權結局：「女人留在家裡照顧孩子。」
　　戰前，我大概是這個國家最具知名度的男性女性主義者之一。烏克蘭是個相當父權、大男人主義而且恐同的社會。當我和妻子決定輪流分別請育嬰假照顧新生兒，我寫了一本記錄這段經歷的小書，結果在社會上引起轟動。
　　誰能想到？原來父親真的可以親自照顧孩子，女人也可以在這段期間出去賺錢。「你還算是個男人嗎？」有人問我。「你已經變得像個女人了。」一個鄰居對我說。男人和女人交換角色，拜託，這太過頭了。
　　有一個烏克蘭笑話，以前很好笑，但在二十四日之後變得令人心酸。有人問一個村民：「為什麼你太太在菜園裡種菜、洗碗、照顧小孩、飼養牲畜，而你卻坐在屋前的板凳上抽菸？」村民吐出一口煙，慢條斯理地回答：「萬一發生戰爭，我卻已經累壞了，那該怎麼辦？」
　　然而現在，戰爭真的來了。
　　就在一天之內，黑暗者那股陰間的力量，再次把傳統的男女角色分工強加到所有人身上：男人上戰場，女人照顧小孩。
　　她成了難民。
　　她被迫成為單親媽媽。
　　我至今無法接受這件事。如同抽象的反戰主義，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你花了幾十年建立起你的理論立場，用這些觀點把自己層層包裹起來，然後歷史的現實突然降臨，一陣狂風把這一切吹得什麼也不剩。

（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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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害怕做出最終決定，因為做了決定，就不得不告訴奧克薩娜。我一直不敢告訴她，直到我們抵達我出生的小地方，我的戶籍還在那裡。
　　直到到了這裡，我和奧克薩娜站在我父母家的陽台上抽菸時，我才笨拙地說了一句話，大意是：「妳明白我會去報名，對吧？」
　　我顫抖著，等待她的回答。
　　但是奧克薩娜早就知道了。她大概比我還早知道。很久之後，當我們再度參與聚會，她對我們的朋友描述了那個時刻：「我馬上就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只是不願接受而已。」我大多數的朋友也不感意外。或許，身邊的人有時候比你更了解自己。
　　奧克薩娜陪我走到徵兵處，我們是牽著手走去的。天氣像春天一樣，儘管那時還是二月。嚴霜後來才來。在徵兵處，我們遇到長長一條自願入伍的隊伍……

　　我還是青少年時，二十世紀中葉的法國公共知識分子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九九○年代末的烏克蘭，電力與暖氣中斷是家常便飯。那時是因為貧窮。相對地，在二○二三年的冬天，電力、暖氣、自來水、網路的頻繁中斷，則是因為俄羅斯對民生基礎設施的轟炸。一九九八年，高中最後一年，我整個冬天都泡在鎮上的圖書館。圖書館很冷，我裹著外套、戴著帽子坐在那裡，讀完了兩卷卡繆的作品集─我讀的是俄文譯本，因為就我記憶所及，當時烏克蘭文譯本還沒問世。那兩冊是我那座烏克蘭西部小鎮上唯一的卡繆作品，而且書不能外借。讀完卡繆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