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代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都深信人生有無限可能。我們全心全意地投入事業、創作、旅行和各種冒險，直到過了最佳生育年齡才開始考慮生兒育女。三十多歲時，我身邊已有許多人收養中國女嬰，包括朋友、老同學、同事，還有一位表親。對我的社交圈來說，中國是個充滿吸引力的地方。他們像我一樣，都曾旅居海外或在國外工作，有些人也是駐外記者。他們見多識廣，懷抱理想，對異國文化充滿了好奇。而給一個可能遭到遺棄的女嬰一個家，這樣的念頭深深打動了她們的心。
二○○二年，我在南韓首爾擔任《洛杉磯時報》的駐外記者時，摯友從中國收養了一名女嬰。我想親自陪伴這對夫妻迎接這個重要的時刻。於是，我收拾了兩歲兒子的嬰兒衣物，飛往中國南方的廣州。
這座位於珠江北岸的城市，當年是許多美國家庭辦理中國收養手續的地方，因為當地的美國領事館負責為這些嬰兒核發簽證。當地最熱門的收養家庭下榻處，是三十七層的白天鵝賓館，坐落在綠意盎然的沙面島上。這片昔日的殖民租界，曾在十九世紀鴉片戰爭時期割讓給英法兩國。如今，這裡再度擠滿了外國面孔。飯店的走廊鋪著色彩繽紛的軟墊以便孩子在上面玩耍，房間裡還特地擺放了嬰兒床。入住的家庭還會在房內發現一份特別的禮物：金髮芭比娃娃懷抱著黑髮的亞洲嬰兒。這些娃娃是美泰兒公司捐贈的，由此可見收養中國嬰兒的盛況。雖然有人戲稱它為「白人救世主芭比」，但在白天鵝賓館裡，這種嘲諷的態度並不多見。這裡的賓客大多是剛收養孩子的父母、朋友或家人，他們全都沉浸在溫馨的喜悅中。賓館中庭迴盪著這些未來美國小公民的啼哭聲，有雜誌甚至將白天鵝賓館譽為「全球最幸福的飯店」。
飯店的大廳裡，我的朋友和先生坐在人造瀑布旁，臉上洋溢著新手父母的喜悅。他們剛收養的十四個月大女嬰坐在養母的腿上，笑得無比燦爛，彷彿登上王座一般得意。那聰慧的笑容好像早已明白，她遇到了會永遠疼愛她的家人。第二天，數十個收養家庭和親友齊聚於美國領事館，隨後在街上舉行了集體簽證授予儀式。當領事宣布「歡迎來到美國」時，我們歡呼雀躍，熱淚盈眶。在場沒有人能忍住淚水，無論是父母、親友，還是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所有人都深受打動。那一刻的情感震撼，與我當初生下兒子時的感動如出一轍。
當時，收養圈裡普遍流傳著一個說法：這些女嬰都是父母自願拋棄的，而收養則是把她們從孤兒院或更糟的處境中拯救出來。那時的我，從未質疑過這個聽起來理所當然的說法。
二○○七年我調任北京擔任報社的中國特派員後，開始對這種說法產生了懷疑。我的住處和辦公室都位在一個由中國外交部的下屬單位所管理的園區內，裡面住著許多外交官和外媒記者。附近那個小巧精緻的日壇公園裡，有兒童遊樂設施，還有幾池錦鯉。週末常看到中國父母牽著女兒的手，在陽光下散步與玩樂的溫馨場景。那場景讓人難以相信，中國人真如外國人想像的那樣重男輕女。走出園區，隨處可見收廢品的三輪車穿梭於使館區，專門回收外籍人士丟棄的高價垃圾。這裡盛行著「物盡其用」的文化，連我以為絕對沒人要的東西也有人撿走。例如，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寫的前南斯拉夫雜誌（這種語言在一九九○年代兩國分裂後就不復存在了，當時我做過相關報導）；幾乎跟洗碗機一樣大的老舊電腦螢幕。我心想，如果連這些東西都有人要，那麼一個健康的嬰兒，怎麼可能說丟就丟呢？更何況還分文不取？隨著愈來愈多的貪污案浮上台面，再加上前一年媒體大幅報導了段家販嬰案的審判，我的疑慮又更深了。
這段時期的中國比較開放，無論與過去數十年或後來相比都是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中共對美國有敵意，只有極少數如《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愛德加．史諾那樣的美國記者能接觸到領導高層，其他的媒體只能在香港捕風捉影。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後，新聞機構開始在北京設立分社，但記者未經批准，不得離開首都採訪，而且通常需要提前十天申請許可。我派駐北京時，情況已開始改變。當時北京正在籌辦二○○八年的夏季奧運，官方把這場盛會視為登台亮相的機會，象徵著一個更開放、更進步、更包容的中國。當初中國為了申辦奧運，承諾改善人權紀錄，以及給予外國媒體在中國各地更多的行動自由。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大規模擴建，再加上機場快線的開通，讓人走訪這個遼闊的國度變得出奇的容易。當時我們對此渾然不覺，直到這扇機會之窗關上了以後才明白，那段時光對記者來說是多麼珍貴的黃金年代。英國記者艾禮凱後來如此形容那個時期：「身為異鄉客，我們暢飲著中國在發展巔峰時所噴湧出來的資訊洪流。這頭變幻莫測的巨獸正全速奔馳，我們就像附著在牠背上的跳蚤，被帶著一路向前衝。」
那時不僅有行動自由，資訊流通也比較開放。到了二○○七年，多數的中國成人都有手機。iPhone很快就成為中國精英階層的必備工具，而華為等中國廠商推出的競爭產品，價格親民，連農民工和鄉村居民也負擔得起。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成了推動平等的力量。過去，中國的識字力僅限於有時間受教育的精英階層，如今連對複雜的中文字一知半解的人（包括我這樣的外國人），也能用拼音輸入或發送語音訊息。對許多人來說，這甚至是他們人生的第一支電話，因為鄉村地區的固網原本就寥寥無幾。中國人開始瘋狂傳訊。全國最偏遠的村莊所發生的事情，很快就能傳遍全國，導致政府愈來愈難封鎖消息。二○○九年，中國第一個大型社群平台微博正式上線，很快就成為民眾抱怨地方貪腐的首選管道，不再需要依賴老舊又沒效率的上訪制度。雖然敏感貼文常遭到審查刪除，但往往還來不及刪除，就已被記者先行截圖轉傳。
那時我們整天泡在社群媒體上，在記者過去難以觸及的地方挖掘新聞線索。我深入中國內地，記錄那些貧困弱勢群體遭受的苦難。例如，採訪因政府推動不必要的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的受害者，走訪智能障礙兒童被拐賣去當奴工的家庭。我曾深入青藏高原，也去過以穆斯林為主的遙遠新疆。在鄉村，中國老百姓常把外國記者當成他們的救星，因為我們不受新聞審查的限制（政府或許能監控我們的行蹤，但無法攔截我們發出的報導）。下鄉採訪時，我們常遇到意想不到的熱情款待。有次在河南調查鉛中毒事件時，我本想和中國助手低調行事，沒想到村民竟然在主要街道拉起大布條，上面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不出所料，我們全程都被無標識的車輛跟蹤。一位計程車司機特別感激我們來報導此事，不但幫我們甩掉跟蹤者，最後還堅持不肯收車錢。
從到廣州探望朋友和他們新收養的女兒開始，我就對這些女嬰的身世充滿了好奇。每當我到鄉村採訪，走在街上看到當地的婦女時，總忍不住猜想：她會不會是我朋友女兒的生母？或是其他我認識的收養孩子的母親？這個題材我一直想寫，而現在正是最好的時機。二○○六年，我的朋友彼得．古德曼曾為《華盛頓郵報》寫過一篇關於兒童拐賣的報導。當時他的編輯不太支持他繼續深入追查，所以他建議我接手調查，尤其是政府官員可能涉及的環節。古德曼還幫我聯繫了住在猶他州普羅沃的收養父親布萊恩．史泰，至今他仍是研究中國收養制度弊端的專家。後續我們來來回回發了很多電郵、打了多次電話，我逐漸了解他為何會對中國的收養制度產生如此深刻的質疑。
史泰在摩門教會長大，三十多歲時，他試圖調和兩種看似矛盾的信念：遵循教會多子多孫的教誨，又要堅持自己激進的環保理念。他深信，零人口成長是避免地球過度遭到人為破壞的關鍵。與其再多生一個消耗資源的孩子，他認為收養才是更有道德的選擇。為此，他非常支持中國的一胎化政策。一九九八年，他和妻子從中國收養了第一個女兒，隨後又申請收養第二個。雖然這段婚姻後來破裂了（主因是他決定退出摩門教），但二○○二年他仍以單親爸爸的身分再次收養一個中國女嬰。二○○四年，他與中國女性龍蘭再婚，不久後兩人又收養了第三個中國女兒。
史泰沉浸在身為人父的喜悅中，不禁好奇：自己何德何能，竟有幸成為這些乖巧女孩的父親？雖然他已不再信奉摩門教，但從小在教會培養的家譜研究能力，讓他對家族史格外熱衷。摩門教相信，信徒死後會與祖先團聚，因此在家譜研究領域一直處於領先地位。該教會擁有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家譜檔案館。他們以縮微膠片和縮微膠卷的形式，保存了三十億頁的資料，儲存在恆溫控制、足以抵抗核爆的花崗岩山紀錄庫中。教會還創辦了非營利機構FamilySearch ；摩門教徒也創立了最大的族譜非營利機構Ancestry.com，總部設在史泰的家鄉猶他州李海市。
史泰對家族血統並不在意，但他很想了解女兒的親生家庭。他仔細研讀了大女兒梅琪娜的收養文件，看到上面記載著兩位在廣東省南部的路邊發現她的婦女姓名。二○○○年他前往中國時，請孤兒院安排他與其中一位見面。那位婦女告訴他，當時她和朋友聽到紙箱裡傳出微弱的哭聲，打開一看，發現裡面是個嬰兒，旁邊放著空奶瓶和幾張皺巴巴的鈔票。聽這位婦女如此詳盡地描述發現棄嬰的細節，他很感動。
後來，龍蘭回去做了進一步的調查。她是廣州的本地人，曾在白天鵝賓館正對面開一家紀念品店。當初史泰就是在她的店裡買畫時認識她的。龍蘭比先生更清楚當地的運作方式和人情世故，她找到了收養文件上登記的另一位發現者，最終問出了真相：她們根本與這個嬰兒毫無瓜葛。當初是為了幫助孤兒院，才同意在文件上掛名，後來又被要求重複最初的謊言，以安撫一位來頭不小的收養家長。
史泰後來在他的部落格寫下這段經歷：許多孤兒院的院長其實都面帶微笑地對你說謊，暗地裡想盡辦法阻止你了解孩子的真實身世和過去。他們會用孤兒院的車，載你到所謂的「發現地點」，指著某處說，孩子就是在這裡發現的，甚至找來當初發現孩子的人，描述當時籃子裡放著奶粉和衣物的情景。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你相信他們編造的故事。也許真的有那麼一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那全是謊言。
二○○五年，史泰創立了Research-China.org，開始寫部落格分享收養的資訊，以幫助其他同樣好奇的收養家庭。他告訴我：「多數家庭對收養時拿到的資料感到滿意，他們收好文件後就不再探究。但仍有不少人想知道更多，我們可以提供協助。」史泰後來變成許多收養家庭查找孤兒院資料、追溯孩子身世的重要資訊來源，也為我這樣的記者提供了寶貴的資訊。在二○一九年獲獎的紀錄片《獨生之國》中，他也扮演了關鍵角色。
他的妻子龍蘭同樣是個鍥而不捨的調查者。夫妻倆首次合作的任務，是跑遍報社的檔案室，收購刊載孤兒院法定尋親公告的過期報紙。有時他們甚至得從廢品回收商的手中買回舊報紙。當年，這些尋親啟事在收養過程中並不會主動提供給養父母，但裡面往往刊登了孩子最早的嬰兒照。史泰夫婦後來把這些珍貴的照片轉賣給收養家庭。
起初，史泰夫婦以為這些尋親公告能提供孩子的身世線索，但很快就發現事情沒那麼單純。他們把三萬則公告資訊輸入試算表後，發現太多巧合。同一天、同一地點發現的棄嬰實在多到不合理。這些孤兒院根本是敷衍了事，在文件上一再使用相同的發現地點和「發現者」來充數。
「怎麼可能在輪胎行門口發現十個嬰兒呢？只要你開始分析資料，就會發現那些都是瞎掰的。」我們第一次通電話時，史泰這樣告訴我。
我們第一次通話是在二○○九年，當時史泰主要關注的是像段家那類的販嬰案件。但後來他開始對湖南省計生幹部強行沒收嬰兒的案件感到好奇。販嬰已經夠可怕了，但政府親手把孩子從父母的懷裡奪走，簡直是極端濫用公權力。目前為止，只有湖南省爆出的十三個案例得到證實，但他相信，這種事情絕不只那幾件。史泰告訴我：「政府企圖把邵陽事件描繪成個案，但我敢肯定，類似的事件絕對不止這一樁。」他鼓勵我深入調查，把其他的案件也挖出來。
我辦公室的一位中國研究員曾在社群媒體上看到一則消息，提到貴州也發生過計生幹部強行沒收嬰兒的情況。貴州是個內陸省分，就在湖南的西邊，貧窮多山，石灰岩地貌的奇峰峻嶺導致交通寸步難行。當地有很多少數民族，例如與柬埔寨赫蒙族同源的苗族。和其他的貧困地區一樣，這裡也是送養嬰兒的主要來源地。二○○九年夏天，我和兩位中國同事輾轉搭乘飛機與火車，來到風光旖旎、依山傍水的鎮遠。正因地處偏遠，這裡才得以避開遊客如織的喧囂。傍晚時分，我們漫步走過古老的石橋，沿著河岸徐徐前行。河邊屋舍的陽台上掛著紅燈籠，天鵝悠然地游過燈籠印在水面的倒影。翌日天明，陽光照亮了這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貧瘠面貌。我們攔了一輛計程車，車子駛離城區不過數分鐘，柏油路就沒了，只能沿著布滿車轍的土路往山上開。沿途顛簸，有些路段我們甚至得下車幫忙推車，才能勉強通過土丘和溝壑。遇到淺溪時，那位同樣希望事件曝光的司機主動下車，搬來石塊，在水面上排出一條剛好寬到能讓輪胎通過的臨時橋面，讓車子可以順利過河。車子在顛簸中行駛了近兩小時後，無法再繼續前進。我們只好下車，徒步穿越碎石遍布的山徑，前往我們的目的地：田溪村。那裡其實只有十幾間沿著山坡搭建的木造高腳屋，看起來搖搖欲墜，彷彿火柴棒搭成的。
儘管田溪村地處偏遠，也或許正因為偏遠，反而成了計生幹部鎖定的對象。他們沿著我們剛剛走過的同一條山徑跋涉而上，來搜查沒有戶口的嬰兒。村裡幾乎每戶人家都有孩子被強行帶走。我們最先拜訪的楊家，在二○○四年失去了六個月大的女兒，那是個意外懷上的孩子。母親楊水英告訴我們，丈夫在她發現懷孕的前幾天才剛做了結紮手術。夫妻倆原本就有四個孩子，三女一男。但孩子出生後，他們依然疼惜這個意外得來的小女兒，打算和哥哥姊姊一起把她拉拔長大。孩子們也都對這個新來的小妹妹疼愛有加。
楊水英對我說：「我們不會丟掉自己的孩子。生下來了，就會想把她養大。」計生幹部來村裡好幾次，每次都看見她背著嬰兒在田裡幹活。這些人極有耐心，像獵人般一直盯著，等待下手的時機。直到某天，他們趁她先生去鎮上工作、孩子都上學時，突然找上門來。計生幹部趾高氣揚地告訴她，法律規定他們有權帶走超生的孩子，而且不容許她提出異議。她坦承：「我不識字，根本不懂這些。」當丈夫陸顯德回到家，得知消息後，情緒崩潰，整個人失控，還拿刀子想自殺。至今他的脖子和胸膛上仍布滿了一道道明顯的疤痕。
這家人可能是我駐中國七年間見過最貧困的一戶。他們的木屋已經風化成洗衣板一樣的灰色，室內光禿禿的牆壁也一樣發灰。電力只夠供應一個懸在天花板電線上的光禿燈泡和一個電爐。他們家裡連一頭牲畜也沒有，只有一隻鴨子，卻執意要宰了那隻鴨子來招待我。陸顯德拿刀割了鴨子的喉嚨——或許就是當年他拿來自殘的那把刀——然後倒提著斷氣的鴨子來跟我說話。我的筆記本至今還留著當時濺上的血漬。當我們圍著矮桌吃午飯時，我幾乎難以下嚥，因為心裡明白，這戶人家平日根本吃不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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