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顯微鏡片下的世界

開始於倫敦大學學院就讀時，十七歲的李斯特意識到自己離孩童時期熟悉的生活很遙遠。他居住的厄普頓村（Upton）只有一萬兩千七百三十八個居民。儘管厄普頓距離城市只有十哩，卻只有騎馬或搭四輪馬車沿著充當道路的泥濘小徑才到得了。李斯特家的花園有一座東方風格的小橋，橋下有水流過，花園裡有蘋果樹、山毛櫸、榆樹及栗樹。他的父親寫道：「摺疊窗通往花園；也通往宜人的溫度與沉靜，鳥語蟲鳴，明亮的草皮與蘆薈，延展開的深色雪松，以及頂上變化萬千的蒼穹。」
與色彩鮮明、蒼翠花園圍繞的厄普頓之家相較，倫敦是一片被籠罩的灰。藝術批評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稱之：「一堆正在發酵的可怕磚砌建物，毒素自每個孔洞湧出。」人們習慣將垃圾堆在房子外面，有些房子沒有門，因為窮人經常在冬季把門拿來當柴燒。每天行經巷弄道路並留下糞肥的，是數千匹上了馬鞍的馬、馬車、公車及雙輪雙座馬車。一切的一切—— 從建築物到人—— 全都覆蓋了一層煤灰。
十九世紀的倫敦人口在短短一百年內從一百萬激增到超過六百萬。富人為了綠茵草地離開城市，留下因為被群眾佔據、不久後就失修的華麗宅邸。一間房間裡頭可能就塞了超過三十人，各種年紀的人擠成一團，身上蓋著弄髒的破布，他們或蹲、或睡、或在蓋滿稻草的屋舍內排泄。最窮的人被迫住在「地下之家」，永遠不見天日。老鼠啃咬著營養不足的嬰兒的臉和手指，他們之中許多人就在這般陰暗、惡臭又潮濕的環境中死去。
死亡是經常叨擾倫敦居民的訪客，而死者的處置又是一個日益麻煩的問題。教堂墓地堆滿人類遺體，對公共健康造成莫大威脅。從新翻好的土地裡看到骨頭突出並非什麼怪事。墓地裡的屍體一個接著一個往上堆，多數都只是挖開的洞，堆著一排又一排的棺材。謠傳這個世紀初期，有兩個男人因為墜入二十呎深的埋葬坑裡，為屍體腐爛所散發出來的氣體所窒息。
住在這些埋葬坑附近的人，實在無法承受這股氣味。東倫敦克萊門巷（Clemen’s Lane）的住家就位於當地墓園的正後方，墓園滲出腐爛的淤泥；臭氣強烈到住戶們長年都沒打開過窗戶。參加恩隆大教堂（Enon Chapel）主日學校的小孩就無法逃過這種不悅了。上課的同時蒼蠅在他們身旁盤旋，無疑是從塞了一萬兩千具腐爛屍體的教堂地窖跑出來的。
在一八四八年的公共健康法通過前，人類遺體的處置也相對粗糙，該法設立了中央化的健康總理事會，並開啟一場公共衛生的革命。在法案通過前，倫敦許多街道基本上就是開放式水溝，釋放出大量（而且通常是致命的）甲烷。條件最差的住宅區中，所謂「背對背」的住宅連成一線，彼此之間只隔著四到五呎寬的狹窄通道。被尿浸滿的溝渠從中流過。就連於 一八二四至一八四四年間增加的沖水馬桶數量也沒能讓問題有太大起色。沖水馬桶的建造迫使地主雇人從城市建築的糞坑中清除過剩的「排泄物」。一支由「煮骨人」、「掘溝人」、「清溝工」組成的地下軍隊於是發展了出來，專門開採埋在城市地底由人類製造的殘渣。這些拾荒者—— 被作家史帝芬．強森（Steven Johnson）稱為史上第一批廢物回收者——從數千磅的垃圾、糞便、動物屍體中挑揀後，將這些污穢貨品運到市場，賣給鞣革匠、農夫，或是其他業者再利用。
其他地方做的生意也沒有多衛生。燒脂肪的、煉膠的、毛皮商、刮內臟的、扒狗皮的，全都在城市中某些人口最多的地區進行著他們臭氣逼人的工作。舉例來說，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 距離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只有幾分鐘路程—— 就是個屠宰場。那裡的牆壁沾滿了腐爛的血與脂肪結塊。綿羊被猛扔到深處，先打斷腿，接著任由底下的工人劈斬、剝皮、屠宰。結束了一天漫長的工作後，這群工人帶著他們恐怖工作的氣味回到居住的貧民窟。
那是個肉眼看不見的危險潛伏的世界。就連富裕家庭中花卉牆紙的綠染，或是精心打扮的女士們帽子上的人工草葉，都含有致命的砷。所有東西都受到有毒物質污染，從人們每天消耗的食物，到每天都必須喝的水。那時李斯特進入了倫敦大學學院，而倫敦正被自身的污穢淹沒。

在煤塵與髒污之中，城市居民試圖改善首都的狀況。舉例來說，李斯特即將開啟大學生涯的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區，就有著剛擦好澡的寶寶散發出來的宜人香氣。那是變化不斷的區域，其發展速度之快，若是一八○○年搬到那裡的人，過了短短幾十年後，會發現幾乎認不出那裡。當年輕醫師彼得．馬克．羅傑（Peter Mark Roget）——後來以其姓氏出版同義辭典的作者——在十八世紀末搬到大羅素街（Great Russell Street）四十六號時，曾描述他家附近蔓延的各個花園，與「純淨」空氣。 到了一八二○年代，建築師羅伯特．斯莫克（Robert Smirke）的新大英博物館開始在羅傑住的街上動工。這個壯麗的新古典建築將花上二十年才完工，這段期間刺耳的鐵鎚聲、割鋸聲、還有鑿刻聲貫穿了整個布魯姆斯伯里區，原先這一帶羅傑熱愛的寧靜氛圍就這麼破滅粉碎了。
大學也是都市發展的一部分。 一八二五年六月初一個柔和的傍晚，大不列顛未來的大法官亨利．布魯厄姆（Henry Brougham）與其他幾名議會改革派的議員，一同坐在河岸街（Strand）的皇冠與錨酒館（Crown and Anchor Tavern）。他們在那裡構思出日後將成為倫敦大學學院（U C L ）的計畫。這個新機構將不受任何宗教約束。它將會是國內第一所不需要學生參加國教每日禱詞的學校—— 這點倒是很合李斯特的意。後來，國王學院的競爭對手把讀U C L 的人稱作「高爾街的無神論人渣」，因為大學就位於高爾街上。
創始人決定，U C L 的課綱應與其非宗教的緣起一樣激進。大學必須具備像牛津與劍橋大學教授的傳統學科，也要有新的，例如地理、建築以及現代史。尤其是醫學院，由於鄰近創校後六年設立的北倫敦醫院（Northern London Hospital，後來的大學醫院），將比另外兩所大學更具優勢。
許多人對於要在倫敦蓋大學這件事持懷疑態度。專事嘲諷的報紙《約翰公牛》（John Bull）對於在這般喧囂之城教育年輕學子提出質疑。該報以其標誌性的嘲諷譏笑道：「倫敦的道德、平靜及有益健康的環境，加總起來似乎使首都成了教育青年的最佳場域。」文章繼續道出其想像，大學將會蓋在西敏寺附近惡名昭彰的貧民窟托西爾斐爾德斯（Tothill Fields），「為防範各戶家長提出的任何反對，防止他們的孩子遭遇擁擠街道上發生的意外事故，將有一大批樸實可敬的中年婦女在每日早晨及傍晚負責照顧學生上下學。」然而，在反對聲浪與擔憂之中，U C L 的主建物仍建造完成，並於 一八二八年十月開始收受學生。

§

約瑟夫．李斯特於一八四四年初次到來時，大學仍在初生發展階段。當時 U C L 只有三個院校：藝術、醫學與法律。為迎合父親的心願，李斯特先取得了文學院的學位，文學院與現代人文社科的基礎相近，系列課程包含歷史、文學、數學以及科學。這並非踏入外科的尋常路徑，因為一八四○年代多數學生都跳過這一步，直接攻讀醫學學位。但後來，李斯特將會把自己貫通科學理論與醫學實踐的能力歸功於他的博學背景。
身高五呎十吋的李斯特比他多數同學都來得高。認識他的人都會提到他引人注目的身高與優雅的舉止。李斯特在這個年紀可以說是典型的英俊，直挺的鼻子、豐滿的唇、加上波浪型的褐髮。他身上散發的一股緊張能量，讓他和別人站在一起時更為顯眼。赫克特．查爾斯．卡麥隆（Hector Charles Cameron）——李斯特的傳記作者之一兼晚年友人——憶起他初次見到這名未來外科醫生的場景：「當我獲允進入會客室時，李斯特背對著爐火站著，手上拿著一只茶杯。我記憶中的他好像總是站著⋯⋯即便有那麼幾分鐘他坐著，當下對話的某些新轉折總會無可避免地驅使他站起來。」
李斯特的腦子總有著一連串活動。當他感到激動或窘迫時嘴角會微微抽動，而在他幼年時期纏擾他的口吃就會再度出現。儘管內在充斥著波動，哈利法克斯的史都華（the Stewart of Halifax）仍以「難以言喻的溫順氣質，近乎羞赧」來描述李斯特。 另一個朋友則寫道：「他活在自己的思想世界裡，謙遜、不高傲、不裝腔作勢。」
李斯特是個莊重的人，而他的出身更是凸顯了這個特色。他社群的宗教教義規定，信徒必須穿著肅穆的深色服裝，並以「汝」或「爾」這等古語代名詞稱呼他人。年幼的李斯特總是被一片黑色外套與寬沿帽所包圍，他們家族的男人從不摘下帽子，就連教會布道時也是如此。女人總是穿著單純，搭配綁在脖子上的摺疊方巾與雙肩上的樸素披巾，戴著人稱煤桶帽的白色平紋女帽。李斯特去大學上課時，穿戴著遵從他信仰的深沉顏色，在其他穿著較合乎潮流的同班同學中，這點無疑又與他的身高一樣令他更顯眼了。
來到 U C L 後不久，李斯特住進學校附近的倫敦街（London Street）二十八號，和大他八歲的貴格會信徒愛德華．帕默（Edward Palmer）當起室友。帕默其實是羅伯特．利斯頓的助手之一，而認識他的人說他是「一個困頓不已，但對外科這門職業有著絕對熱誠的男人」。兩人很快就成了朋友。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號，李斯特可以參加利斯頓使用乙醚的歷史性實驗，有一部分就是因為帕默。李斯特的在場其實也顯示出那並非他第一次參加醫學課程；若不是之前早就彼此認識，偉大的利斯頓也不太可能允許他那天下午參與。確實，李斯特早在完成文學士學位前就已經研究了好幾個月的解剖學。該年最後一季的帳本中，李斯特記下了「鑷子與尖刀」，以及付給一位神祕的「U. L.」的十一先令，買的是他解剖的身體部位之一。在他年輕時期，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多麼迫切想要開始習醫。
愛德華．帕默為人卻有比較黑暗的一面，這點並不利於李斯特。一八四七年，他們二人搬到了安特希爾廣場（Ampthill Square）的貝德福特公寓（Bedford Place）二號，約翰．霍奇金（John Hodgkin）——第一個描述淋巴系統異常，此疾病因此以他命名的知名醫生湯瑪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的姪子——也加入他們。霍奇金與李斯特兩家本就是舊友，因為有著共同信仰而熟識。兩人小時候還一起就讀位於托登罕（Tottenham）的寄宿學校樹叢之家（Grove House），那裡當時採取的課綱比其他學校進階，除了古典文學以外，也注重數學、自然科學以及現代語言。小李斯特五歲的霍奇金說，他們在安特希爾廣場的房間「陰暗骯髒」，而且兩個室友「過於成熟又嚴肅」，使得「生活變得抑鬱、百無聊賴」。 剛到U C L 時，和他童年好友相較之下，他並沒有那麼喜愛愛德華．帕默。這個年輕男子說帕默是個「古怪的人⋯⋯很奇特⋯⋯是個無庸置疑的怪人」。雖然帕默虔誠無比，但霍奇金並不認為是因為宗教信仰才讓他顯得這麼怪。最讓霍奇金不悅的是，李斯特在帕默的掌管下住得越久就變得越孤僻。除了上課以外，他好像比以前更不熱中課外活動。而後來變得精神錯亂還住進精神病院的帕默，對一個滿懷抱負的外科醫生，也無法帶來什麼人生上的正面影響。霍奇金曾警告說，他認為帕默「就算是對李斯特來說，也不是個非常合適的友伴」。
李斯特和帕默在他們多數同儕之間都是個反差。在對新進學生的演講中，U C L 的一名外科教授曾警告：「當朝氣蓬勃的旅人離開父母的家，來到偉大而人口超載的城市的公路上、小徑上——寬闊大街與狹窄巷弄徘徊之際——惡名昭彰的陷阱等待著。」他痛斥例如賭博、上戲院與喝酒這類「品行不端的習慣」，還說他們「比老人的麻瘋病更容易感染，還會扭曲心靈，威力遠超過能夠摧毀身體的東方瘟疫」。這名教授呼籲新進學生抗拒這些惡習，且應該勤勉研究解剖學、生理學、化學以揭露科學真理。
他的警告其來有自。
據醫生威廉．奧古斯特斯．蓋伊（William Augustus Guy）所言，當時「醫學生」這個詞已經成了粗俗混亂與放蕩的代名詞。這種觀感也是四處通用的。一名美國記者觀察到紐約的醫學生「有著橫行、意氣風發，而且對夜間活動上癮的傾向」。他們通常是看起來不修邊幅，而且聚集在宏偉的教學醫院周遭寄宿處或便宜旅店的一群人。他們穿著合乎潮流——到近乎俗艷的程度——除了他們格外骯髒的上衣。他們走在路上總是叼著根雪茄：是一種放縱，但卻是為了掩蓋他們整天待在解剖室、那已經滲透身上衣物氣味的必需品。從那名教授給學生關於壞習慣的各種警告看來，他們屬於愛爭吵、喝酒、打鬧的那一類。
當然，U C L 的人並非全是輕浮的熱血青年。有些人，例如李斯特，就用功而勤勉。他們生活節約，會拿錶去散落在大學附近狹窄街巷的當地當鋪，把抵押的錢拿去買醫療器材。其他人也會造訪河岸街的刀匠 J．H．薩凡尼（J. H. Savigny），他的店鋪是倫敦第一間手術器械專門店，成立於一八○○年。這類地方專門販售解剖刀、手術刀、鋸刀，根據一家英國報紙介紹，他們「精心製作到極為準確的程度，能夠大幅降低病人的痛楚，並且完全消除執刀者對失望的疑慮」。
比起別的，外科學生和其他學生群體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攜帶的器具。手術在當時還是一門體力活，看重的是技術，而不是科技。新合格外科醫師的器具箱裡會有手術刀、鋸骨刀、鑷子、引針、鉤子、針、縛線及刺胳針，其中刺胳針又極其重要，因為放血治療的風潮在維多利亞時期盛行不衰。許多外科醫生也會攜帶口袋式器械盒，通常是用在到府看診的小手術。
切除刀在外科醫生的工具組中佔有近乎神話般的地位。這也是十九世紀前半葉就經歷過重大設計改革的少數器械之一。這有一部分是因為切除手術的本質改變了。老一派的外科醫生偏好環形截肢術，必須全面切開病肢表面的圓周，拉開皮膚與肌肉，並鋸開骨頭。這種方式需要一種彎曲、寬面的厚重手術刀。不過，後世的外科醫生則偏好他們稱為皮瓣的方法。一八四六年利斯頓用乙醚麻醉邱吉爾時做的就是皮瓣手術。到了一八二○年代，切除刀已經變得比較輕薄，刀片也改成直的，反映出皮瓣這個方式益趨流行。它涉及了「穿刺」，基本上外科醫師需要將刀刺進病人，讓切除刀深入欲截斷的病肢、向上拉，再從切面的底下穿刺皮膚。
有些外科醫生會依照自己偏好的方式訂製手術刀。羅伯特．利斯頓——據說會將解剖刀放在外套袖口，保持刀片溫熱—— 設計了他自己的切除刀，比起一般切除刀來得更大，刀面有十四英寸長、四分之一英寸寬。刀具頂端的最後兩英寸非常鋒利，這是為了能劃一刀就切開皮膚、厚肌肉、筋以及腿部組織。一八八八年開膛手傑克會選擇「利斯頓刀」來大開殺戒，就不令人意外了。

第一章：顯微鏡片下的世界

開始於倫敦大學學院就讀時，十七歲的李斯特意識到自己離孩童時期熟悉的生活很遙遠。他居住的厄普頓村（Upton）只有一萬兩千七百三十八個居民。儘管厄普頓距離城市只有十哩，卻只有騎馬或搭四輪馬車沿著充當道路的泥濘小徑才到得了。李斯特家的花園有一座東方風格的小橋，橋下有水流過，花園裡有蘋果樹、山毛櫸、榆樹及栗樹。他的父親寫道：「摺疊窗通往花園；也通往宜人的溫度與沉靜，鳥語蟲鳴，明亮的草皮與蘆薈，延展開的深色雪松，以及頂上變化萬千的蒼穹。」
與色彩鮮明、蒼翠花園圍繞的厄普頓之家相較...

【前言】悲痛的年代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後，倫敦大學醫院（London's 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的梯形手術室湧入上百名觀眾，城裡最知名的外科醫生正準備在眾人面前施行大腿中段截肢手術。湧入的人潮絲毫不知，他們即將見證醫學史上的一大轉捩點。
教室擠滿了醫學院學生與好奇的觀眾，其中多數人身上就這麼挾帶著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污垢與煤塵踏入。外科醫師約翰．弗林特．紹斯（John Flint South）說，當時手術室裡擠得水泄不通，一點也不輸人們爭搶劇場廊道包廂和正廳後排座位的樣子。他們就像魚籃裡的鯡魚擠在一起，坐在後排的人視線一旦被擋住就會大喊：「前面的頭、頭。」有些時候，若沒部分清空過度擁擠的手術室，外科醫師根本無法開始手術。儘管當時是十二月，教室通風仍糟到近乎令人不適。擠成一團的觀眾讓這空間熱到令人煩躁。
觀眾由各方人馬構成，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是醫學專業，也不是醫科學生。 手術室前兩排坐了滿滿的「醫院助手」（hospital dressers），這一詞彙是用來泛指陪在外科醫生身邊的人，他們負責替外科醫生傳遞包裹傷口所需的材料。助手的身後則是學生，他們在後排座位不斷彼此推擠並喃喃低語，除此之外，受邀的貴賓和一般大眾也是如此。
醫學上的窺淫癖並不稀奇。它緣起於文藝復興時期，在燈光昏暗的梯形教室裡，遭處決罪犯的屍身在眾目睽睽下被用作解剖演示，作為其所犯下罪行的附加懲罰。買票的觀眾看著解剖學家劃開正在腐爛的屍體肚子，湧出的不只是人血，還有惡臭的膿液。這般駭人的展演，有時會有輕快卻違和的笛聲旋律伴隨。當時的公開解剖就像劇場表演一樣，是一種與鬥雞或鬥熊熱門度不相上下的娛樂形式。不過，並非所有人都看得下去。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提到這樣的經驗：「解剖劇場的景象真是駭人！發臭的屍體、化膿的青灰肉塊、血液、令人作嘔的內臟、恐怖的骨骸、瘟疫般的水氣！相信我，這絕不會是［我］尋求娛樂的地方。」
倫敦大學醫院的手術室和城裡其他醫院的沒太大差別。裡面有架高的手術台，環繞手術區的半圓形座位，上頭有個讓光線穿透的大天窗。在厚雲遮蔽了陽光的日子，裡面會點燃巨型蠟燭作為照明。手術室中央是一個木製桌檯，上面滿是過去施行手術所洩漏的痕跡。木檯下方撒滿木屑，用來吸附截肢後即刻流出的血液。多數日子，在刀下掙扎發出的呼叫聲會與日常街道能聽見的噪音不協調地混在一起：孩童嘻鬧聲、人們的聊天聲，還有馬車經過的聲音。
在一八四○年代，外科手術是一門隱藏危險的骯髒生意，應該不計代價能避則避。由於風險殊多，許多外科醫師選擇乾脆不動手術，只將他們的醫療範圍限制在處理皮膚狀況或是淺傷這類外部小病痛。侵入式手術的案例少之又少，這也是眾多觀眾在手術當天湧入手術室的原因之一。舉例來說，一八四○年代的格拉斯哥皇家醫院（Glasgow’s Royal Infirmary）僅展示了一百二十次手術。 當時動手術一定是最後手段，而且只有在生死攸關之際才可能進行。
醫生湯瑪斯．帕西瓦爾（Thomas Percival）建議外科醫生，在手術與手術間更換他們的手術袍，並且清理手術台與用具，但並非是出於衛生考量，而是為了避免「任何可能激發恐懼的事物」。 聽他建議的人並不多。穿著沾滿血的手術袍、不怎麼洗手或清理手術刀、而且總是帶著一股絕對錯不了的腐肉味的外科醫生。在外科界，這是人們所讚揚的「老牌醫院臭」。
在外科醫師認為膿汁只是康復過程中的自然現象、而不是可怕的敗血症徵兆的年代，術後感染是造成多數死亡的原因。手術室就是死亡通道。在家動手術都比在醫院安全，在醫院施行手術的死亡率比在家高出三到五倍。遲至一八六三年，弗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才宣告：「醫院的確切死亡率，尤其是高度擁擠的大城市中的醫院，同一類疾病在院內與院外治療，前者的死亡率比我們統計的遠遠高出許多。」 然而，在家接受治療卻費用高昂。
感染與髒亂不只是唯一的問題。手術本身也很痛苦。數個世紀以來，人類都試圖減輕手術的疼痛。雖然自從化學家約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於一七七二年首次合成一氧化氫以後，「笑氣」就被公認為止痛劑，但在手術中使用的情形並不常見，因為使用結果並不穩定。催眠術（Mesmerism）—— 以一七七○年代發明催眠技術的德國醫生弗朗茲．安東．麥斯默（Franz Anton Mesmer）命名——也未能在十八世紀被主流醫學領域視為止痛方法。麥斯默的擁護者相信，當他們在病人面前揮手，就會對病人施展出某種物理影響。這股影響力量能營造正面的生理變化，幫助病人康復，還可以帶給人超自然的力量。當時多數醫生都無法相信。
催眠在一八三○年代的英國又短暫流行了一陣子，當時約翰．艾略森（John Elliotson）醫生開始在倫敦大學醫院進行公開展演，他的兩位病人，伊莉莎白與珍．奧基（Elizabeth and Jane O’Key）預告了醫院內其他病人的命運。在艾略森的催眠影響下，她們聲稱看見「死神」（Big Jacky）在另外兩名病人的床上盤旋，後來她們也真的過世了。不過，任何對於艾略森手法的認真關注也都沒持續太久。一八三八年，世界頂尖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的編輯騙了奧基這對姊妹，讓她們承認這場騙局，揭露艾略森不過是個江湖郎中。
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後，當知名外科醫生羅伯特．利斯頓（Robert Liston）宣布要在他的病人身上測試乙醚的功效時，參與倫敦大學醫院手術演示的人們心中仍清楚記得這樁醜聞。「我們今天要來試試洋基佬的把戲，各位紳士們，要讓人失去知覺！」 他一面走向舞台中央一面宣布。他一開口整間手術室頓時安靜。當時使用乙醚就像催眠一樣，人們覺得那是讓人進入意識抑制狀態的一種外來可疑手法。之所以被稱為洋基佬的把戲，是因為最先將乙醚用來做全身麻醉的是美國。乙醚在一二七五年就被發現，但其麻醉效果一直到一五四○年才由德國植物學家暨化學家瓦勒瑞斯．柯達斯（Valerius Cordus）合成出來，他創造出將硫酸加入乙醇的革命性配方。與他同代的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把乙醚用在雞身上，他記錄當禽鳥喝下液體時，就會進入延長的睡眠期，醒來後也毫髮無傷。他對這種物質的結論是：「平息各種苦難而不造成任何傷害，還能紓解各種疼痛。」但乙醚用於人類測試卻是數百年後的事。
一八四二年，這一刻到來了。克勞福德．威廉森．朗（Crawford Williamson Long）是文獻上首位使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的醫生，手術內容是移除病人頸部的腫瘤，進行的地點是在喬治亞州的傑佛森市（Jefferson）。遺憾的是，朗一直到一八四八年才公開他的實驗結果。而在一八四六年九月，波士頓的牙醫威廉．T．G．摩頓（William T. G. Morton），已經因為替病人拔牙時使用乙醚而聲名大噪。無痛拔牙的成功事蹟登上報紙，因而促使一位知名外科醫師找上摩頓，請他協助在麻州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進行病人下顎大腫瘤的移除手術。
一八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亨利．雅各．畢格羅（Henry Jacob Bigelow）醫生在《波士頓醫學外科期刊》（The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中寫下這開創性的一刻：「在外科手術中施予減緩疼痛的方式一直是醫學上的重要議題。因應此議題的有效藥劑終於被開發出來了。」 畢格羅更寫下摩頓在手術開始前，給予病人他所謂「忘川水」（Letheon）的樣子。這是以古典神話中的忘川（Lethe）命名的一種氣體，忘川能讓亡者的靈魂忘卻他們在世的記憶。手術後不久，摩頓就獲得這個氣體成分的專利，但部分成分是祕密，就連外科醫師都不知道。然而，畢格羅卻透露，他能夠從那股令人作嘔的甜味之中聞出乙醚。這個能夠讓人們在手術時失去意識的神奇物質迅速風靡全球，各地外科醫生都想在自己的病人身上測試乙醚的效果。
回到倫敦，美國醫生法蘭西斯．布特（Francis Boott）收到來自畢格羅的信，上面記載了波士頓發生的重大事件。布特感到非常新奇，於是說服了牙科外科醫師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在他眾多拔牙手術中使用一次乙醚。實驗結果獲得空前成功，因此布特當天就飛奔至倫敦大學醫院告訴羅伯特．利斯頓這個消息。
儘管心存懷疑，利斯頓卻不想錯過在手術室嘗試新作法的機會。就算沒效，至少也能做出好的舞台效果，就這點來說，他的名聲也是全國皆曉的。於是他同意在下場手術中使用乙醚，時間就安排在兩天後。

利斯頓那個時期的倫敦是「仕族醫生」掌權的時代，他們對醫學界有著深遠的影響力。這些人有一部分是領導菁英，醫學界金字塔的頂端由他們組成。因此，他們扮演了醫學領域中守門員的角色，只接受他們認為出身良好、具有高道德規範的人。這些仕族本身都是念書型，缺乏實際經驗，治療病人時靠的不是雙手，而是大腦。他們接受的教育是全然古典派。當時醫生沒有實際看診而直接開藥的案例司空見慣。沒錯，有些醫生完全不替病人問診，只透過書信開立醫囑。
反之，外科醫生則是長久以來都接受學徒制訓練，其價值大大取決於師父的能力。他們做的是腳踏實地，藉由感知與實例學習的工作。許多十九世紀初期的外科醫生都非大學出身，有些甚至連字都不會寫。在他們之下的就是藥劑師，負責調配藥劑。理論上，外科醫生和藥劑師兩者有著明顯的劃分。但實際上，曾任外科醫生學徒的人也可能擔任藥劑師，反之亦然。這於是就形成了一個非正式的第四類別，「外科醫生—藥劑師」，類似現代的家庭醫師。窮人生病最先找的就是外科醫生—藥劑師，尤其是在倫敦以外的窮人。
遲至一八一五年，醫學圈才出現了一種系統化的教育形式，部分原因是因應歐洲的變化，以及統一國內分散系統的需求越來越大。對外科學生而言，這股改革帶來的變化包括必須出席課堂與巡視醫院病房，至少要六個月才能取得主管單位皇家外科醫學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頒發的執照。首都的教學醫院如雨後春筍出現，最先是一八二一年的查令十字（Charing Cross），倫敦大學醫院與國王大學醫院（King’s College Hospital）也分別在一八三四年與一八三九年設立教學醫院。如果想要進一步成為皇家外科醫學院的一員，至少必須花上六年進行專業研究，其中三年必須待在醫院；交出至少六起臨床案例書面記錄；經歷累人的兩日考試，考試中可能需要進行解剖或在死屍身上動手術。
十九世紀最初十年的外科醫生開始進化，從訓練不足的技工變成現代外科專家。身為倫敦新建教學醫院的教授，羅伯特．利斯頓也參與了這波進行中的轉變。
身高六呎二，利斯頓比一般英國男性平均高了八吋。他的名聲建立在蠻力與速度之上，這在當時也是攸關病人存活的關鍵。來見證手術的人要是往其他地方看了一下，就可能錯過一切。利斯頓的同事曾說過，當他在截肢時：「你看見他拾起手術刀的光，之後馬上聽到刀鋸的聲音，這兩個動作彷彿是同步發生。」 據說他的左手非常強壯，他把左手當止血帶用，右手執刀。這等技藝可是需要莫大的力量與熟練度，因為病人通常會因為恐懼或疼痛，掙扎著躲避外科醫生的攻擊。利斯頓只需要不到三十秒就能截肢一條腿，而且為了好好運用雙手，他在手術時通常會靠牙齒咬住鮮血淋漓的手術刀。
利斯頓的速度同時是天賦也是詛咒。有一次他在截肢病人大腿時，不小心連病人的一顆睪丸也切下來了。他最有名的意外（也可能是虛構的）是在某次手術中，因為動作太快，不小心切斷了他助理的三根手指，而且還在更換刀片時劃破了其中一名觀眾的大衣。他的助手和病人後來都因為壞疽死亡，而那位不幸的旁觀者則是當場嚇到斷氣。這是手術史上唯一一樁死亡率達到百分之三百的案例。
確實，在麻醉技術出現之前，驚愕與疼痛限制了外科治療。十八世紀一段關於手術的文本寫道：「對這個領域中真正有能力的人，痛苦的方法一直是最終手段；但對於知識侷限在操刀技藝的人，痛苦卻是第一、也是唯一的方法。」絕望到求助於刀下的人都承受了難以想像的痛苦。

【前言】悲痛的年代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後，倫敦大學醫院（London's 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的梯形手術室湧入上百名觀眾，城裡最知名的外科醫生正準備在眾人面前施行大腿中段截肢手術。湧入的人潮絲毫不知，他們即將見證醫學史上的一大轉捩點。
教室擠滿了醫學院學生與好奇的觀眾，其中多數人身上就這麼挾帶著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污垢與煤塵踏入。外科醫師約翰．弗林特．紹斯（John Flint South）說，當時手術室裡擠得水泄不通，一點也不輸人們爭搶劇場廊道包廂和正廳後排座位的樣子。他們就像魚籃裡的鯡魚擠在一起，坐在...

前言：悲痛的年代
1. 顯微鏡片下的世界
2. 死亡之屋
3. 大型手術處女秀
4. 理想與躊躇
5. 外科界的拿破崙
6. 約瑟夫、賽姆小姐與鋒銳的手術刀
7. 像親王一般地對待病患
8. 石炭酸的神奇特性
9. 捲進懷疑論者的風暴
10. 與志同道合者一同抗戰
11. 女王的膿腫
後記：當黑幕掀起，遍地開花。

誌謝
註解

前言：悲痛的年代
1. 顯微鏡片下的世界
2. 死亡之屋
3. 大型手術處女秀
4. 理想與躊躇
5. 外科界的拿破崙
6. 約瑟夫、賽姆小姐與鋒銳的手術刀
7. 像親王一般地對待病患
8. 石炭酸的神奇特性
9. 捲進懷疑論者的風暴
10. 與志同道合者一同抗戰
11. 女王的膿腫
後記：當黑幕掀起，遍地開花。

誌謝
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