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
即使一個人小時候吃的食物很差，也不必然表示他就不會懷念。我母親出生於舊倫敦東區猶太氣息最淡的地方：在柏戴特路與商業路交會處，離倫敦碼頭只有幾個街區之遙。這個不幸的地理位置──她總覺得自己跟周遭關係淡薄，因為缺少了向北幾百碼以外士得利園地鐵站附近的濃厚猶太氛圍──造就了她個性裡許多不太尋常的面向。好比說，有別於我父親，我母親對國王與女王有很高的敬重，後來每當女王在電視上發表演說，她總有站起來聆聽的衝動。她不輕易表明自己猶太人的身分，甚至到了令人尷尬的地步，這跟我們枝葉繁茂的家族裡大多數人毫不隱藏自己的異族模樣、也公開說意第緒語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她自己的母親不很在乎猶太傳統，所遵從的僅限於年度例行的儀式（以及她成長的街區裡鮮明的考克尼特色）。我的母親彷彿是懷著對外祖母的致敬，她對猶太菜餚幾乎一無所知。
結果是，我從小吃英式飯菜長大。但是不包括炸魚薯條、葡萄乾布丁、烤香腸布丁、約克夏布丁，或其他英國家常菜。我母親鄙視這些食物，覺得有些不健康。她的成長過程可能身邊都是非猶太人，但是正因為如此，她跟她的家人非常封閉，對鄰居感到恐懼與懷疑，對他們家裡的生活也一無所悉。總之，她完全不知道該怎麼烹飪這些「英國美食」。偶而我父親會帶英國社會黨的朋友回來；透過這些奶蛋素跟純素主義者，我母親接觸到黑麵包、糙米、四季豆與其他這類愛德華時代左翼人士奉行的「健康」基本食材。但是她同樣不會煮糙米；那就像要她做一盤中式炒雜碎一樣困難。所以她做菜的辦法，就是那個年代所有其他英國廚師都做的：把所有食材都煮到爛。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英國食物豈只是不夠精緻而已，簡直就是欠缺任何風味。家裡會買霍維斯牌黑麵包，但我總覺得──不冤枉地說──甚至比在朋友家喝茶時搭配的那種跟橡膠一樣難咬的白吐司更令人厭煩。我們吃水煮肉、水煮青菜，只有極少數的時候，我們可以吃到油煎版的相同菜色（必須公平地說，我母親煎魚確實可以達到一定水平，雖然這究竟是從英國還是猶太傳統裡學來的，我一直無法判斷）。乳酪，如果有的話，通常是荷蘭來的；至於原因，我從來不了解。紅茶是無所不在的。我的父母反對氣泡飲料──這是他們跟社會黨短暫的淵源帶來的另一個不幸慣例──所以我們喝加水果的、無炭酸的非酒精飲料，或者後來才有的雀巢咖啡。多虧了我的父親，法式軟乳酪、生菜沙拉、真正的咖啡跟其他好東西偶而也會出現。但是我母親同樣用懷疑的眼光打量這些東西，就像她看待從歐陸來的其他一切那樣，不管是食物還是人物。
■欲望是模仿來的
我愛火車，而火車也總會回應我的愛。被火車愛是什麼意思？我以為，「愛」是一種狀態；人在這種狀態中，會以最滿足的方式做他自己。如果這聽起很矛盾，就請回憶一下里爾克的告誡：愛，就是讓被愛的人有足夠的空間做他自己，並提供安全與保護，讓那人能茁壯發展。當我是小孩的時候，在人群身邊，特別是跟我家人在一起時，我總是不自在，會覺得有點拘束。獨處對我是極大的幸福，但不容易得到。存在（Being）總是充滿壓力──無論我在哪裡，總有該做的事、有該取悅的人、有得完成的義務、有扮演不好的角色：總是不太對勁。另一方面，變動（Becoming）則是一種解脫。每當我能夠自己出門去什麼地方時，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光，而且路程時間是越久越好。步行很愉快，騎腳踏車很享受，公車旅行充滿樂趣，但火車才是真正的天堂。
我從沒想過對父母或朋友說明這一點，所以我總得編造一些藉口：我想去某某地方、想去找誰、得去做什麼事等等。但那全是騙人的。在那個年代裡，一個差不多七歲大的小孩就能安全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行動；我也從非常小的年紀就獨自搭乘地鐵遊逛倫敦。如果說有什麼目的的話，那就是我想走遍整個交通路網，從一個盡頭到另一個盡頭。而且我距離完成這個目標非常接近。如果你問，到達路線的終點之後，比如艾哲維爾或恩加爾，我會做什麼呢？我會下車，很仔細地觀察車站，看看四周，買一個乾癟的倫敦運輸公司三明治，以及一瓶Tizer……然後搭下一班地鐵回去。
鐵路系統的科技、建築以及運轉方式，從一開始就讓我完全著迷──直到現在，我都還能描述倫敦地鐵各條路線以及個別車站的特殊之處；那都是古早年代裡經營各條路線的私人公司所遺留下來的。但我也從來不是一個火車迷。即使當我過渡到開始在英國國鐵廣闊的南方路網上獨自旅行時，我也從未加入那些在月台末端集合的火車迷團體──一群十歲出頭、穿著套頭風衣、認真地把通過的火車編號記錄下來的男孩。我覺得對火車做那種靜態娛樂是非常愚蠢的──火車的要義在於搭乘。
■鋪床人
我成長過程裡，家裡沒有請過傭人。所以我到劍橋的時候，在這方面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遵循悠久的傳統，牛津跟劍橋都聘僱了整組僕人，全部的工作就是照料年輕的男學生。在牛津，這樣的人被稱為「院僕」；在劍橋，被稱為「鋪床人」。名稱不同只是傳統使然，功能是完全一樣的（從字面看來，他們所提供的照料，有著微妙的不同）。鋪床人跟院僕一樣，職責包括生火（在使用開放式壁爐取暖的時代）、為年輕的男士們清掃房間、整理床舖、更換被單、替他們採買小東西，以及一般來說，為他們提供一切在他們養成過程裡大概已經習慣享有的所有服務。
大多數鋪床人都是有一定年紀的女士，通常來自從很久以前（沒人知道究竟多久以前）就受僱於學院或大學的當地家庭。因此她們對於「服務」的文化，以及在這種主僕關係中牽涉到的權威與謙卑的相互作用，是極其嫺熟的。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學院的名冊上還能看到從一九一八年停戰協議簽署開始就在院裡服務的鋪床人。她們完全知道該怎麼對待十幾歲的男孩。由於比我們的母親都還要年長許多，她們輕易地就讓學生產生適當的尊敬與喜愛。
但是也有一些是新來的、較年輕的鋪床人。跟年紀較大的同事來自同一個社會階層，祖籍也同樣是東安格利亞的鄉下社區，她們無疑把我們看成不會做事與享受特權的外地人（也確實如此）。然而從我們的角度看來，她們才是真正奇特的生物：一個女孩，常常只比我們大個幾歲，一早就來敲門，並且在我們的臥室裡發揮她的功用。所謂「功用」當然只限於清理我們製造的髒亂：當莫普太太（也可能是小姐）趴在我們腳邊這邊擦那邊抹，豐滿的曲線就在我們這些少年人伸手可及之處，然而除了幻想外完全不可碰觸，這時我們就會盡力模仿悠閒的紳士，看似漫不經心地跌進我們的扶手椅，開始喝咖啡與看報紙。
■朝西方去，年輕的賈德
美國不是每個人自願去的目的地。很少人一天早上醒來就對自己說：「我受夠了塔吉克斯坦──讓我們搬到美國去吧！」戰後我的父母對英國感到絕望（在那些令人沮喪的年代裡這種感受十分普遍）；但是跟英國那時候的大多數人一樣，他們希望去的是自治領。在我童年居住的大街上，食品雜貨商與肉販的廣告上總有紐西蘭羔羊與乳酪、澳洲羊肉以及南非雪莉酒，美國產品非常罕見。然而紐西蘭的移民計劃（在那裡養羊嗎？）因為經濟狀況以及我父親的肺結核疤而受挫。我於是如預期地在倫敦出生，當我首度到美國時，已經將近三十歲。
我的英國妻子跟我計劃開車橫跨美國，前往加州戴維斯；我受邀在那裡任教一年。我本來想買一輛福斯金龜車，但是我遇到的第一位銷售員說服我買了一輛別克軍刀：金色，自動排檔，車長將近五公尺半，順風時一加侖汽油可以跑十哩。我們開這台別克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披薩店。當時英國披薩仍然不多見，而且很小：大號披薩的差不多七吋，厚度只有半吋。所以當櫃台後面的男孩問我們要什麼尺寸，我們毫不遲疑地回答：「大號」，而且還點了兩個。當兩個巨大的硬紙盒被送上來，裡面各裝一個十六吋大、十人份的芝加哥超厚片披薩時，我們困惑到有點不知如何反應──這是我對美國「什麼都要大」這種執念的初次體驗。
由於身上的錢不夠，我們繼續往西開去，只在為我們自己與這台非常飢渴的別克補充燃料時才停下來。我住過的第一間美式汽車旅館是在南達科塔州的蘇福爾斯。房間的價錢低到令人不可置信，以至於我試探地詢問，我們可不可以升級到一個有淋浴間的房間。櫃台職員先是假裝聽不懂我的口音，然後用毫不掩飾的輕蔑解釋：「我們全部的房間都有淋浴設備。」聽在一個歐洲人的耳裡，這簡直難以相信。一直到看到房間，我們才終於相信這是真的。初次體驗二：美國人對清潔非常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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