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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以下節錄自本書〈第七章 屈蛇香江〉
1968年，香港左派暴動已成為過去，香港恢復得很快，經濟蒸蒸日上，港英當局從這次暴動中汲取教訓，明白香港雖然由港英管治，但畢竟是中國人的土地。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幾是華人，青少年學生和工人之所以奮起反抗，並非單純是左派的動員和煽動的結果，而是他們平日受到不公平等對待，心有積怨，一遇機會便爆發。港英當局檢討以往行之幾十年洋人優先、洋人高高在上的歧視華人政策，他們開始採取懷柔政策，無論政府部門或洋人銀行都慢慢改變了看不起華人的態度。港英開始在各區設立民政處，以利於與民眾溝通，也為民眾宣誓或申請各類事務提供服務，改變了政府永遠高高在上的形象。港英政府更努力粉飾太平，想盡快抹去慘痛的記憶，特別加強青少年工作，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活動場地，讓他們舒展筋骨，發洩過剩的精力。聖誕節政府不僅組織青年在中環卜公碼頭跳阿哥哥，而且在不同的社區建設籃球場等體育和康樂設備；再加上充分就業，工資有所提升，香港市民的心情比左派暴動之前愉快多了，社會也更趨祥和了。不過暴動後卻出現一種新的情況，就是左右兩派涇渭分明，老死不相往來。右翼人士不進中國國貨公司，不到中國大陸資本的銀行開戶，反之也然。雖然社會撕裂成兩邊，但君子動口不動手，雙方只在媒體上互相謾罵，沒有毆鬥。而警方執法也算公正，凡有違法行為，不分左右皆嚴肅執法，打擊一切暴力行為。
1、屈蛇成為可能
香港社會趨向穩定，經濟趨向繁榮，勢必會帶動澳門的經濟，每日到澳的香港客也逐漸恢復到「一二‧三」之前，澳門經濟也從谷底復甦。我個人景況也有所改善，1968年2月農曆新年過後不久，學校也剛剛開課，有一天大清早妻子胎動，我扶她上三輪車趕往山頂醫院，待她入院後我又趕回家帶孩子（長兒），並帶著他一起到學校上課。我到學校上課不久，妻子就誕下次兒濠昕，幸而妻子生第一個孩子時在民政廳領取了貧民證，這次分娩醫院費用全免。可是增添了一個新生命，生活負擔增加那是必然的，所以是喜中帶憂。妻子住院期間我不能請假，只好帶著長兒回學校去，我安置他坐在課室最後一行，我則在前面講課，幸而孩子很乖，沒有吵鬧，而校方也特別寬容，讓我這樣度過了四、五天，直至妻子出院。
1968年上半年我雖然仍舊貧窮，但尚算穩定，清茶淡飯無虞有缺。夏季小學下午四點半放學時，太陽還高掛天上，教小學的算術、語文都不需要怎麼備課，我有較多的時間閱讀。逛爛鬼樓選購買《明報月刊》之類過期的香港雜誌，幾乎成了我生活的日程，而暴動過後的香港生活卻是令人嚮往的。一者，港英政府沒有在暴力面前跪低，暴動平息之後的香港仍然是從前的香港，仍然能保持高度的自由，特別是新聞自由；香港經濟欣欣向榮，普通雜工的工資月薪都有三百多元，多過澳門一倍；三者，香港畢竟是大埠，航機可直達世界各地，不像澳門侷促於一隅。也許正因為意欲「屈蛇」去香港的人增加了，「蛇頭」的活動也頻繁了，茶樓飯館經常可以見到他們的蹤影。我雖然添了次兒，但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和更大的自由，也不禁怦然心動，而我到崇新小學教書後「屈蛇」也成為有可能。我的工資每月只有160元，妻子雖然釘珠片賺幾十元幫補，可是有四個人吃飯，是典型的「月光族」，無論怎樣節省，一個月都存不了二、三十元。我的「屈蛇」夢之所以成為有可能，是因為在崇新小學認識了一位女同事（很抱歉我忘記了她的姓名），女同事的父親是大「蛇頭」，負責指揮調度船隻的那種，不是拉客接客的小「蛇頭」。當年「屈蛇」費用是500元，女同事說，她可以跟她父親說，先收我250元至300元，餘款待我到港工作後慢慢還。另一方面我聯繫到了住在彌敦道的廣州師院同班同學陳添倫，可以暫時在他處落腳，這樣使我一度幾乎熄滅了的「屈蛇」夢又死灰復燃。
1968年秋季，崇新小學沒有再聘用我，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我因為想「屈蛇」而接觸那位女同事時間較多，而她的男朋友是教導主任，不知道其中有沒有產生誤會？然而我並沒有失業，我很快在一間商行找到一份會計工作，薪酬比小學老師還高，月薪二百元，還包早午晚三餐。這家商行叫「天就行」，鋪面也在海邊新街，我從家裡走幾步路就到商店。我的工作早上到拍賣欄計帳，「天就行」每天從大陸進口一批雞隻，街市的小販及食肆的買手到雞欄議價購買，這家買三四隻，那家買五六隻。賣手用公秤秤完，讀出隻數、斤數和錢砝，我負責用羅馬數字登記。我讀書的年代多數人都不懂羅馬數字，幸而我兒時看慣自己店裡的帳簿，懂得羅馬數字，故能勝任。早上拍賣結束時已到午餐時間，步行回店午餐。下午我則在店裡計帳，在店裡吃完晚飯才回家。不過也可以不在店裡吃晚飯，提早返家，我通常是返家吃晚飯，有妻有兒，伙食縱簡樸一點也有天倫之樂。「天就行」的工作不算太忙碌，我在那裡接觸到一種以前沒有讀過的刊物―《讀者文摘》。不記得是老闆的妹妹或女兒訂閱《讀者文摘》，桌上椅上隨便放，我空閒時拿起隨便翻翻，不料一翻之下卻愛不釋手，我在那裡吸收到不少西方新的知識。之後我在爛鬼樓除了購買《明報月刊》之外，也購買過期的《讀者文摘》。我在「天就行」工作似乎剛剛三個月或不足三個月，領過工資我就找藉口請假三天，因為蛇頭通知10月初的某一天落船。
2、蛇船遇海警輪
那天在蛇頭的帶領下摸黑乘小渡輪到氹仔，在舊氹仔大街一個巷口登上約百級石級，上面是一個小山崗公園及一間教堂。小山崗的東邊就是氹仔島另一個海彎，那時天已全黑，我們沿著海灣走了十來分鐘就登上一艘小船，沒有開燈，摸黑向香港進發。許多蛇客屈在艙底，都暈船嘔吐，我不暈船，一直坐在船尾跟舵手（實際是船長）小聲聊天。一者艙面空氣清新，二者可以觀察四周，我打算如遇上中共砲艇就跳海逃生。幸而幾小時航程沒有遇上中共砲艇，倒是遇上了香港水警輪。船長熄掉了引擎，降下帆，讓船隨波漂流。等到再開引擎時，船為了避開水警輪，逕向內伶仃島駛去，令我心驚膽顫。幸而蛇船並非真的駛向內伶仃島，而只是在島外遠距離繞圈子，待水警輪駕離了，蛇船才掉頭駛回深圳灣香港一側。蛇船在接近白泥的海面向岸上打訊號，訊號有了回應，便朝白泥駛去，不久停船，叫蛇客涉水上岸。登岸後接應者說，接應的車等候太久不耐煩，已經開走了，現在已是下半夜，叫不到車。想進入市區者，每人交五十元，他帶大家爬過青山到青山公路，不想爬山的便在附近找個地方躲藏，天亮了自己再想辦法。我和大多數人都交了錢，跟隨接應者爬山，起初一兩個小時山勢不太陡，路比較好走。兩個小時後山勢越來越陡，得手腳併用才能爬上去。登山的人也分成很多段，落後的可要自謀生路，爬在前面的人不會等。我一直緊隨接應的蛇頭，是爬在最前面的幾位，大概爬了四個鐘頭，越過了山脊，就看到屯門和青山灣的燈火，煞是好看。下山路並不比上山路好走，山勢陡斜，一不小心就會摔下去，得一步步地往下移。下山路走了一段路，黑暗中突然聽到狗吠，有人喝問：「乜嘢人？」「大陸偷渡嘅！」我們找到地方伏低才回答。
沒有再發問，狗隻吠了幾聲之後就不吠了，一切回到死寂，我們隱伏了一段不太短的時間才再次起行。接應的蛇頭說，那裡是屏山村，再走一段路就到公路了。那段時間，大陸武鬥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甚為慘烈，港英政府大概不忍心把受政治迫害的偷渡客押回大陸送死，這段時間對大陸偷渡客較為寬容，所以蛇頭一開始就叮囑我們如果被警察抓到，要說從大陸偷渡來。果然，離開屏山村不久，山勢漸趨平緩，走了一段泥路就看見鋪著水泥的行人小路。行人小路也是越走越大，有一條溪澗自山上瀉下，溪澗兩旁築有水泥堤壩，有一座水泥橋橫過溪澗，這座橋叫「洪水橋」。走過洪水橋就有水泥車路，沿路走下去就到青山公路洪水橋站。
3、爬越青山抵壘
那時天剛濛濛亮，路上幾乎沒有行人，但貨車和巴士已經行走了。我在洪水橋站立一會，觀察來往的車輛，突然看到一輛車頭掛著佐敦道站牌的巴士，下意識認為佐敦道應該隔離彌敦道不遠，便買票上車。車上乘客零落，我選了一個近窗的座位坐下，爬了一夜山，人很疲倦但捨不得睡。青山公路沿途的風景實在太美了，綠水青山映著朝陽，令人目不暇給。我也十分興奮，但青山公路畢竟還是郊區，巴士未進入市區就不能算是百分之百安全，只好默默地唸著「阿彌陀佛」祈禱警察不要攔路查車。不久，青山公路轉進青山道，兩旁都是高樓大廈，車子進入了市區。早上不堵車，巴士轉了一會便停在舊佐敦道碼頭，所有乘客都下車了，這時我才問店家敦彌道怎樣走？店家說直行見到大路就是了，我沿佐敦道直走，很快就找到彌敦道，佐敦道與彌敦道交界處是三百幾號，我數著號碼往北找，走到旺角才看到彌敦道五百幾號，終於找到了大學同班同學陳添倫。他剛起床，見我的到來很驚訝，一般的屈蛇客都是親友接到電話，帶錢去接出來，沒想到我自己會摸上樓。我簡要地把昨夜的經歷告訴他，他聽後說，我真命苦，連屈蛇都比別人多災難。他上班後，我倒在他的床上昏昏睡去，直到下午一點多，他回來把我叫醒去飲茶，原來他請了半天假。當天晚上我到大東電報局打長途電話到澳門向妻子報平安，妻子說，擔心死她了，她說，新聞報導與我同一天開出的另一艘蛇船，在珠江口被大陸公安船抓回珠海，本來以為「屈蛇」風險很小，其實也不盡然。
陳添倫在旺角只分租一個房，方便到尖沙嘴上班。他父母和妹妹住在官塘，六十年代官塘跟尖沙嘴之間交通很不方便，常常堵車，一程要兩個多鐘頭。我抵港後不足一個星期就到何文田人民入境事務處登記報到，人民入境處的官員第一次只作簡單的問話，便預約兩周後再來問話，並發了一張登記紙給我。憑這張紙可以自由行動，遇警察盤查時交出這張登記紙，警察也不會抓你，而且憑這張登記紙也可以找工作，我記得很清楚，當時登記的居住地址便是陳添倫的地址。我在陳添倫家大概住了一個星期至十天左右便搬到登打士街廣華醫院對面寄住，因為陳添倫只租住一個小房，打擾太久不好意思。登打士街的朋友我已不記得她完整的名字，只記得她名字中有一個「潔」字。其時她大腹便便好像不久就要臨盆，她的丈夫是海員，正在海裡漂泊不能照顧她。她為人也很獨立很豪爽，我第一次見到她時是在中山縣收容所，我們都因偷渡失敗而被捕，關押在中山收容所裡。關在收容所裡的女孩子就不多，而她是比較引人矚目的，她長得高大健碩，身材比一般女孩子好得多，後來才知道她是廣州體育學院的。那次在中山縣收容所大家擦肩而過，彼此沒有交談，想不到1967年春節在澳門「德明中小學教職員聯席會議」上又見到她，她在德明中學教體育。交談起才知道她比我早幾個月偷渡到澳門，對澳門的前景和德明中小學的前景都不看好，也正在找門路屈蛇落香港。由於同病相憐，志趣相同，彼
此略有聯繫。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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