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從來沒有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此系統地闡述中國幾十年驚心動魄的變革。

《變革中國》堪稱是關於中國經濟的一部史詩級著作，全面、客觀、深刻地描述了中國經濟波瀾壯闊的歷程。

《變革中國》基於作者長期以來對中國經濟的跟蹤觀察和研究，從毛澤東時代談起，完整地梳理了中國如何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錮的國度，成功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的全球經濟重鎮，以及這個過程中經歷的曲折和波瀾，同時針對存在的問題，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提出了診斷和預測。

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和產權理論、交易成...

序

在2008年7月召開的中國經濟轉型芝加哥研討會上，張五常教授發言稱，中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堪稱“歷史上最為偉大的經濟改革計劃”。張五常的論斷無疑是正確的。同樣令人稱奇的是，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事件並非有目的的人為計劃，其結果完全出人意料。或許更讓人感到奇妙的是，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中國的這一經濟轉型是哈耶克“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

1982年，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出版了張五常教授的一本小冊子，其中，他對“中國是否會走向市場經濟”這一問題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幾乎每一個人都對他的這一回答表示徹底的懷疑。即便張五常本人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也十分審慎，他認為“這個轉型是個緩慢的過程”。這個想法合乎情理。經過極“左”教條多年的影響，中國人民對市場經濟理應深惡痛絕。此外,正如張五常指出的，市場經濟轉型很可能會遭到官員的強烈反對，因為他們害怕自身的利益會受到威脅。4年之後，即1986年，張五常的小冊子再版，在該版中他對之前的觀點作了調整，他承認“低估了轉型的速度”，同時推斷“以後中國經濟改革的步伐會明顯低於前5年的速度”。然而，實際上轉型的速度越發加快。極“左”教條對普通中國民眾的影響並不那麼明顯，官員的反對也沒有張五常所想的那麼強烈。中國的確是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完成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在本書中，我們將詳細追述帶來這一結果的一系列事件和其中的來龍去脈。

面對如此複雜的課題，我們的無知使我們無法窮盡這一驚心動魄的人間戲劇的全貌。關於中國的市場轉型，還有很多故事不為人知。此外，中國改革的許多程式化描述實際上並不真實。隨著新事實的出現，我們必然要在細節上對本書作修正。但書中呈現的中國經濟市場化的大致脈絡是清晰的，改變的可能性並不大。

在本書中，關於中國發生的一切及對此的解讀是由王寧最先提供的。在對事件重要性及相關性的討論、糾正錯誤及矯正論點的過程中，兩位作者通力合作。本書是我們合作的成果。

我們所有的論據都是基於從各種採訪及大量中外文獻所獲取的信息，在本書的腳注及參考文獻中可找到對應的資料。我們對這些信息的解讀可能與現有文獻的記載和觀點有所區別，在對許多重要事件的解析上我們自信做到了實事求是，堅持自己的觀點。有關中國改革的中英文文獻數量龐大並且還在持續增加，為了保證敘述直白，我們在行文中甚少直接牽涉有關文獻。接下來為各位展現的，便是我們對現代市場經濟中國之路的一己之見。

第四章

籠中之鳥：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改革（節選）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是一個二元經濟的故事：發展停滯的國營經濟和飛速增長的私營經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邊緣革命中，活力四射的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外圍誕生了。對於充滿雄心的創業者來說，尋找未曾開發的經濟機會簡直易如反掌。由於社會主義經濟幾十年來對重工業的過度傾斜，中國最基本的消費品和服務都十分匱乏。但這種局面很快就會被改變。80年代初，創業者們開始填補這些長期未被滿足的需求，而事實證明，這種商業活動利潤非常豐厚。例如，自營的理髮店每天獲得的收入比醫院裡的外科醫生還高，路邊賣茶葉蛋的比造原子彈的掙錢還多。小賣部和小餐館的店主和一些小商販，在此之前很多都是所謂的“待業青年”，卻在80年代成為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毫不意外，家庭作坊和個體戶的數量從1978年的14萬增長到1979年的31萬，到1980年的80.6萬，到1981年，已經增長到了驚人的260萬。

農業生產，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最薄弱的環節，現在有了顯著的增長。1979年到1984年間，農業產出年均增加了6.7%。到1984年，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3.05億噸增加到了4.07億噸。此外，隨著1980年政府對包產到戶限制的放開，中國農民逐步擺脫了集體農業的枷鎖，並且自土地革命以來，第一次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一人民公社第一個宣佈解散。到1982年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在全國80%的農村地區普及，包括毛澤東時代人民公社的楷模——大寨。一年之後，這個比例達到了95%，中國農業成功地完成了去集體化。

與此同時，鄉鎮企業成為整個8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部分。農村勞動力在鄉鎮企業的受雇人數比例從1978年的9%上升到了1984年的14%。到8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的產值不但佔據了全國農村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甚至達到了全國工業總產出的1/4。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府自1978年來的工作重心——重新振興國營企業的改革計劃——卻沒有順利實現。改革的初衷是給國營企業更多經營自主權，同時允許企業留有一部分收益自由支配，從而提高管理層和工人的積極性。但是企業本身必須同主管部門協商他們所得的權利，以及自己可以留下的利潤。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政治和其他非經濟因素往往會壓倒經濟規律。這導致很多高收益的企業將大部分收益交給了國家，而虧損的企業卻持續接受政府的補貼。久而久之，效益好的企業並不能繼續增長，而效益差的企業也不會破產。此外，國營企業仍然受到各種來自國家的干預，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原則，同時也被眾多的“婆婆”盯著。更為嚴重的是，這些改革繼承了毛澤東所提倡的分權化的管理結構，導致地方政府製造了各種貿易壁壘以保護本地企業，以此換得自己控制企業運作的權力。從全國來看，地方保護主義幾乎將中國推向了各自為戰的封地經濟。

二

為建立一個涵蓋整個中國經濟的共同市場，中國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市場經濟中，定價機制協調經濟中的資源流動；它首先告訴我們資源有多種用途，相互競爭，也告訴我們每種用途的回報率，隨之而來的便是引導資源流向回報率或利潤最高的地方。市場之所以能夠扮演這樣的角色，是因為所有的企業都在共同的市場法則下運行，並且產品市場上的競爭保證生產要素得到高效利用。然而，當一個企業的生死存亡並不取決於其在產品市場上的表現，當消費者無法決定企業的命運時，這個體系就會崩潰。在分權的中國經濟中，地方政府的積極干預和混亂的定價體制讓市場力量備受挫折。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導致了國民經濟的碎片化，阻礙了原材料和產品的自由流動。一旦生產要素不能隨價格而自由流通，定價體制受到抑制，經濟資源就很難找到帶來最高收益的用途。企業不能在市場上自由地銷售產品，消費者被剝奪了自由選擇的權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癱瘓。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讓生產得以繼續，整個經濟不得不依靠國家的“看得見的手”。

1986年3月23日，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進一步推動橫向經濟聯合若干問題的規定》，鼓勵跨地區、跨部門的企業互相聯合。橫向經濟聯合此後被視為經濟改革中消除經濟碎片化帶來的貿易壁壘的關鍵。從3月31日到5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四篇社論，強調橫向經濟聯合的重要性，並為之出謀劃策。在市場經濟體制缺失的情況下，這些企業間的橫向經濟聯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資源的有效利用。

為了支持橫向經濟聯合，中國政府同時啟動了人事管理上的改革。終身受雇于一個雇主的社會主義“鐵飯碗”體制開始改變。合同工被引入企業並被迅速推廣，許多地域性勞動力市場開始逐步發展壯大。1986年12月，國務院允許國營企業在總工資水平不變的條件下，根據員工的效績調整工資與福利。由於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靈活，這些改革措施促進了國營企業之間的整合過程。

與此同時，國營企業的整合帶來了額外的收益，國營企業獲得了在合同責任制下無法獲得的自主權。橫向經濟聯合帶來的普遍結果是股份制企業的誕生。市場經濟下的企業並購中，發起收購的一方往往會完全買斷被收購方。但在中國情況卻並不是這樣，雙方會互相協商彼此在新成立的母公司中所持股份的比例。儘管最初政府明令禁止股權轉讓，但從很多其他方面來看，這與現代化的股份制企業非常相似。後來，股份制公司取代合同責任制，成為國營企業改革的另外一種選擇而被廣泛採用，推進了工業改革的進程。1984年4月，北京的一個國營百貨商店獲准向公眾發行股票募集投資。同年11月份，上海飛樂音響公司開始同時向公眾和自己的員工銷售股票，成為中國第一家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到1986年底，中國已經有超過6 000家股份制企業。由於具備公開募集資本和多地運營的能力，股份制企業有效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力，顯著提升了中國企業自主權。

三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政府出現了一系列嚴重的失誤，造成了深遠的影響。要解釋這個過程，我們需要從銀行業的改革入手。1978年以前，中國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銀行，由中央政府所有，接受財政部的監管，其主要職能是為國營企業的生產計劃提供資金支持。由於在中央計劃經濟下，個人手中幾乎沒有儲蓄，國營企業也沒有信用額度，中國經濟對銀行業並沒有太大的需求。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1978年中國家庭儲蓄只占全國儲蓄總量的3.4%，其餘的部分中有43.4%屬￿政府，53.2%在國營企業手中。改革伊始，銀行業的局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到90年代，中國家庭儲蓄有了明顯的提高，佔據了全國儲蓄總量的1/4到一半的份額。銀行業改革在最開始就建立了雙層銀行體系。中國人民銀行成為中國的中央銀行，同時四家國有銀行接管了逐步發展的存貸款等一般銀行業務。1979年2月，負責處理農業相關業務和農村地區業務的中國農業銀行恢復成立；同年3月，負責對外貿易與投資的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離出來；1979年8月，負責處理固定資本投資的中國建設銀行脫離財政部的管轄，自立門戶；1984年，中國工商銀行成立，負責處理其他三家銀行未涉及的所有商業交易。

新的銀行體系終結了中國人民銀行的壟斷，中央銀行因此與四大專業銀行相分離，四家專業銀行將按照商業銀行的方式運作。四家專業銀行相互公開爭奪企業與個人的存款，但在貸款方面有著屬￿自己的受保護的市場，因為每家銀行都被國家指派了特定行業的客戶。因此，四大專業銀行在篩選和檢測貸款質量的基本職責上幾乎沒有什麼壓力，投資方向和金額都聽從國家的指揮。在分權化的管理體制下，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配的總投資金額被地方當成了公共金庫，導致了地方各部門對投資份額和銀行貸款額度的激烈競爭。在地方部門的需求之下，中央政府往往會做出讓步，要求銀行發放投資配額之外的貸款。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經常會對國有銀行的本地分行施壓。長此以往，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常見的“投資饑渴”成為中國面臨的一個經常性問題。

然而在中國，地方政府投資的積極性遠高於國營企業，形成了中國獨特的國情。因此，隨著中國管理權力的下放，“投資饑渴症”隨著地方政府權力的增加而愈演愈烈。自從50年代開始，中國一直以農業補貼工業化進程。一種常見的補貼方式是強行壓低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格，同時提高工業產品的價格。隨著改革的開始，雖然工業與農業產品的價格差逐漸縮小，但不平衡的價格體系依舊讓工業生產比其他產業更加有利可圖。因此，無論地方政府還是企業，尤其是非國營企業，都對工業投資充滿積極性。

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後，第二輪銀行業改革開始了。改革的目標是給四大專業銀行在發放貸款方面更多的自主權，提高銀行業的自主性與競爭力。作為改革的第一步，中央銀行規定每家銀行每年的貸款額度，然後由銀行自行決定發放貸款的具體形式。中央銀行計劃1985年放貸額度將參照1984年實際放貸情況。而這個消息在1984年第四季度被洩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銀行都盡最大可能地發放貸款。

更糟糕的是，與此同時，勞動部正在籌劃工資改革。勞動部決定將1984年的工資作為此後幾年工資增長的基數，因此國營企業紛紛向銀行借錢漲工資，而此時各銀行正抓緊一切機會發放貸款。最終，12月的銀行貸款發放數量比1983年12月增長了50%，而國營企業向員工發放的獎金增長了100%，工資總額因此增長了38%。僅1984年第四季度，貨幣供應量增加了160%多。從全年來看，貨幣供應增幅比1983年超出50%，比經濟計劃中設定的數額超出了45%。投資與消費同步增長，通貨膨脹的條件已經全部具備。

由於有充足的銀行信貸，投資在接下來幾年中持續增長。工業迅速擴張，尤其是鄉鎮企業增長迅猛。在中國最大的鄉鎮企業集中地江蘇無錫，1985年前兩個月的產出翻了一番。與此同時，通貨膨脹的壓力不斷加大。到1985年，通脹率已經從1984年的2.8%增至9.3%。之後的1986年和1987年，通脹率依舊居高不下（分別是6.5%和7.3%），並且終於在1988年達到了兩位數。當時，中國政府認為，適度的通貨膨脹是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因此並沒有採取相應措施。

在承包責任制下，國營企業管理者對短期收益高的項目充滿了積極性，將長遠的問題留給了他們的下任，最終將所有的問題推給了國家。80年代中期，國營企業職工享受著穩定的工資增長，國家卻不得不持續地增加投資，以維持國營企業的正常運轉。到1987年，投向國營企業的政府補貼已經占到政府開支的1/3。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著手啟動物價改革，期望幫助國營企業擺脫在價格雙軌制下面臨的困境。然而，改革的時機可謂糟糕至極。1988年，當中國政府宣佈價格體制改革時，通貨膨脹迅速加劇。物價指數從1月的9.5%，增長到6月的16.5%，7月的19.3%，最終在8月達到38.6%。這是共和國歷史上聞所未聞的狀況。1988年2月，恐慌性購買已經在全國主要城市中蔓延。根據報道，武漢的一個消費者購買了200公斤食鹽，南京則有人買了500盒火柴。在這種情況下，物價改革在政治上風險太大，而不得不被束之高閣。物價改革的失敗帶來了廣泛的衝擊，經濟改革全面停滯，甚至有些方面還有所倒退。9月，政府提出了經濟緊縮計劃，中國經濟因此進入了長達四年的“治理整頓”時期。

後記

錢學森，這位前途無量的加州理工學院科學家，日後的中國航天之父，1955年因被指控是共產主義分子而被美國驅逐出境。在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之前，錢學森於洛杉磯港口對記者們說：“我將會盡我所能，幫助中國人民建立一個幸福而有尊嚴的國度。”1991年，當錢學森在北京接待他的好朋友、加州理工學院的前同事弗蘭克?馬布爾時，他用低緩而令人困惑的語氣向這位到訪者說：“你知道，弗蘭克，我們為中國付出了很多心血。人們豐衣足食，辛勤勞動，國家一天比一天進步。但是，弗蘭克，他們並不幸福。”

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2月12日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中申明，中國政府所做及將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錢學森在半個世紀前提出的崇高理想，如今終於在神州大地迴響。此外，溫家寶總理在 2010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這一誓言，並強調要把其作為中國政府在今後數十年裡的首要任務。一年之後，溫家寶總理在最後一次主持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再次重申了政府一定要恪守建設“幸福中國”的諾言。2011年3月19日一期的《經濟學人》將此作為封面專題，題為“中國追求幸福，而非增長”。

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便一直是中國政府矢志追求的目標，而今，讓中國人民過上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成為中國政府的新目標。這一轉變，反映了在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中國的價值觀和態度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溫家寶總理充分意識到，經濟發展並不意味著幸福程度的提高，更不必說國內生產總值的提高。同時他還清楚地認識到，若經濟的發展不能普遍提高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不能增加他們的幸福感，那這樣的發展便是不可持續的，也沒有太大意義。

近代中國政府，不管是在國民黨政權還是在共產黨政權的領導下，一直自詡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先鋒。它的使命總是以計劃或項目為中心，例如“社會主義改造”、“四個現代化”，以及更近的“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對幸福的追求，則是以人道主義為導向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可以實現的。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也是溫家寶總理最喜愛的著作之一）中將追求幸福描述為在自由法治社會中的一種平和謙遜的心態：

人類生活的不幸和混亂，其主要原因似乎在於高估了一種境況和另一種境況之間的差別。貪婪過高估計貧窮和富裕之間的差別，野心過高估計個人地位和公眾地位之間的差別，虛榮過高估計湮沒無聞和名聞遐邇之間的差別。受到那些奢靡思想影響的人，不僅在現實處境中是可憐的，而且往往為達到他愚蠢地羡慕的生活境況而擾亂社會和平。然而，他只要稍微觀察一下就會確信，心態好的人在人類生活的各種平常環境中同樣可以保持平靜，同樣可以高興，同樣可以滿足。有些境況無疑比另一些境況優越，但是沒有一種境況值得懷著那樣一種激情去追求，這種激情會驅使我們違反謹慎或正義的法則，或者由於回想起自己的愚蠢行動而感到羞恥，或者由於厭惡自己的不公正行為而產生懊悔，從而破壞我們內心的平靜。若改變境況的努力不以謹慎為指導，也無正義可言，那個確想這樣做的人，就會玩各種最不合適的危險遊戲，押上所有的賭注而毫無所得。……在我們癡心妄想的最光彩奪目和令人驕傲的境況中，有我們希望得到的真正幸福和快樂。現實中，雖然我們生活平凡，但以我們的能力，同樣的幸福和快樂一直唾手可得。在最為低下的地位（那裡只剩下個人的自由），我們可以找到最高貴的地位所能提供的、除了虛榮和優越等微不足道的快樂之外的其他一切快樂；而虛榮和優越幾乎同完美的平靜，與所有真心的和令人滿足的享受格格不入。如下一點也不是必然的，即：在我們憧憬的輝煌生活中，我們可以帶著與在自己如此急切地想離棄的卑微環境中具有的相同的安全感，來享受那些真正的和令人滿足的快樂。查看一下歷史文獻，回顧一下在你自己周圍發生過的事情，想一想你或許讀過的、聽過的或想起的個人或公眾生活中幾乎所有非常不成功的行動是些什麼，你就會發現，其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因為當事人不知道自己的境況已經很好，應該安安靜靜地坐下來，感到心滿意足。那個試圖用藥物來增強自己還算不錯的體質的人，他墓碑上的銘文是：“我過去身體不錯，我想使身體更好；但現在我躺在了這裡。”這一碑文通常可以非常恰當地用來體現貪心和野心未得到滿足所產生的痛苦。

對於已經習慣了把消費者行為簡化為效用最大化的現代經濟學家們而言，他們一定感到困惑，這一段文字居然出於亞當?斯密的筆下。它對道德精神的描述與現代經濟學理論中常說的“經濟人”在特徵上竟然有天壤之別。從斯密到今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從一個有血有肉、有倫理道德的人創造財富的行為，變身為一個冷冰冰的資源分配的選擇邏輯。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我們付出了許多代價，其中顯而易見的一點，便是人性在深度和豐富性上的極大損失。現代經濟學不再以實實在在的人為研究對象，它便失去了紮根現實生活的錨，逐漸偏離經濟現實。因此，當危機臨頭，惶惶不安的大眾急切需要經濟學家出謀劃策時，經濟學家們卻往往言不成理，缺乏洞見。

同時，亞當?斯密的語氣及內容與中國古代智慧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也許不只是巧合。“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兩句名言是《論語》的開篇語。孔子的“學”並不單指要學習書本知識，還包括塑造人品、培養社會關係、學習持家和治國，並且最終讓世界和平，充滿和諧。學習人道並在生活實踐中日臻完美，寧靜喜悅必然常駐人心。顏回是孔子最喜愛的弟子，他一生寓樂於學，可惜英年早逝。孔子在回憶這位得意門生時稱讚其“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在一個大多數人還在為生存掙扎的時候，學習只能是極少數人能夠享受的奢侈追求。孔子曾教導，先“富之”，再“教之”。

長期以來，勞動分工和商品市場被視為追求財富的基本制度。兩者的有機結合，不僅提高了經濟生產率，也促進了新產品的開發，使市場經濟不斷演進，不斷創新。思想市場則讓我們能夠獨立並批判地思考，讓我們以自有的方式去探索這個世界，並推動我們始終與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現實保持密切聯繫。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經歷也許只是滄海一粟，但借助開放的思想市場，我們獨特的個性和豐富的多樣性卻使人類社會變得豐富多彩而活力無限。當商品市場和思想市場羽翼豐滿之時，兩者便能相互支撐、相輔相成，人類的幸福和創造力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將會攜手行進在堅實的大道上。在人類追求幸福和尊嚴的漫漫征途上，中國市場經濟轉型，儘管革舊維新、非同凡響，也僅是躍向前方的一小步。

序

在2008年7月召開的中國經濟轉型芝加哥研討會上，張五常教授發言稱，中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堪稱“歷史上最為偉大的經濟改革計劃”。張五常的論斷無疑是正確的。同樣令人稱奇的是，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事件並非有目的的人為計劃，其結果完全出人意料。或許更讓人感到奇妙的是，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中國的這一經濟轉型是哈耶克“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

1982年，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出版了張五常教授的一本小冊子，其中，他對“中國是否會走向市場經濟”這一...

序
第一章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第二章　中國在轉折年代
第三章　中國市場體制改革起源
第四章　籠中之鳥：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改革
第五章　走出傳統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第六章　從單一市場經濟到多元市場經濟
後記
致謝
參考文獻

序
第一章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第二章　中國在轉折年代
第三章　中國市場體制改革起源
第四章　籠中之鳥：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改革
第五章　走出傳統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第六章　從單一市場經濟到多元市場經濟
後記
致謝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