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和它的隱喻

文◎／徐佳華（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卡繆或許從未料到，《瘟疫》裡所勾勒的種種會成為二十一世紀讀者在大規模傳染病肆虐下的日常。從行政機關的作為、病毒的擴散或滯留、生離與死別，到每日疫情彙報、封城隔離和藥物開發，都讓讀者看見自己正在經歷或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正在經歷的現實。然而，卡繆雖未預言二十一世紀的疫情，應也不會對這部小說受到廣泛重讀感到詫異，因他雖以瘟疫做為隱喻，卻也確確實實是一個疾病敘事。

卡繆很早便對瘟疫主題產生興趣。在他一九三九年的劇本《卡里古拉》（Caligula）裏，殘暴的羅馬君王為了教育人民看清生命無常，大放狂言由自己代替瘟疫。或在一九四八年的劇本《圍城》（L'État de Siège）裡，瘟疫成為接管城邦的現代獨裁者，帶著他的執行祕書將人化約為一個一個的編號。一九四七年的小說《瘟疫》的場景則設定在二十世紀四零年代的阿爾及利亞海港城市奧蘭。故事雖是虛構，卻參考援引許多醫學書籍、相關史料及文學作品，為求傳神描繪人們對瘟疫的想像與反應。在體裁上，對讀者而言它是一本小說，對敍事者來說卻是當事人所撰寫的編年史。這些虛虛實實恰恰呼應著瘟疫之多重象徵。

如果《瘟疫》的第一重解讀是疾病的現實，第二重解讀便是戰爭的寓言。防疫如作戰，或許正因作戰如防疫，或者，作戰便是防疫。《瘟疫》是卡繆生前第一本真正大賣的書籍，當時人們對納粹佔領法國的記憶猶新，在瘟疫的字面底下，讀到的是佔領期間的各種切身血淚。「棕色瘟疫」正是法國人給予二戰的別稱，棕色來自納粹制服的顏色，瘟疫則比喻納粹主義如病菌般蔓延，所到之處盡是恐懼、厄運與死亡。小說中，從執政當局的怯於作為、逐漸挺進的佔領勢力或武裝警力強行帶離，到戰情彙報、物資短缺、宵禁和黑市交易，更有集中隔離、集體墓塚和一節節發往火葬場的夜行車，怎能不令人聯想起各種怵目驚心的二戰場景？與外界切斷的海陸交通、來自城外的信心喊話、管制線的武力衝突皆突顯著城內人的沒有出路與孤單無助。也有人藉機發起災難財，或是看好戲般地置身事外。而被迫與魂牽夢繫的愛人和家鄉分離，重逢之日遙遙無期下那沒有用的思念，成了小說敘事者的無盡絮語。為了與愛人相見，書中人物不顧一切，因渺茫的可能而雀躍，因機會的消失而吶喊，是愛過的人都明白的心情。而瘟疫終於離去時的歡騰，更與巴黎解放時的歡天喜地幾無二致。然而等到終於得見日思夜念的對方時，自己卻已不再是原來的自己……

和小說中絞盡腦汁為求寫出完美句子的葛洪一樣，卡繆花了多年時間構思撰寫本書，遭遇不少瓶頸，做了多處人物與結構的變動。本書有過更早的未出版版本，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軸心國入侵法國南部，使當時隻身在法國山區養病的卡繆無法返回家鄉阿爾及利亞與身在奧蘭的妻子相聚，加上他投入地下反抗運動的親身經驗，促成小說隨後的演變，流放感與集體反抗成了讀者熟知的一九四七年版本的中心主題。擺在卡繆創作思考的脈絡下看，若《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和《異鄉人》（L'Étranger）點出了個人獨自面對荒謬的可能態度，《瘟疫》進一步提出的，也正是根植在卡繆反抗運動經驗中的，便是群體團結對抗荒謬的勇氣與群策群力。當荒謬如病菌般排山倒海於無形之處，當人們理應享受生命卻被推向死亡，唯有集結每一個個體的力量，雖然微不足道，但是齊心協力，每個人都像被處罰推石頭上山直至永遠的薛西弗斯，縱使明知石頭會不斷落下，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覆必要的動作，每天每刻從頭開始，懇切而盡責地，無需美化，也不逃避，比起英雄式或造神的作為，更是起身直視荒謬並對抗荒謬的必要姿態。

是的，荒謬以病菌、戰爭或是任何惡的形式，在任一次的舉手投足和呼吸吐吶間，一個輕忽、一點疲憊便可能染上，或將病原傳給身旁的人。我們甚至不一定知道自己成了帶原者。身在惡中不識其惡，或是明知惡卻輕忽怠慢，我們與惡的距離僅是一道呼吸、一個撫摸或一句話語，一不留神，自己便成了傳遞惡的幫凶。這也正是瘟疫的第三重解讀：任何損害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惡。扼止惡之散佈甚至其存在本身，便是小說人物達扈自詡的使命。從對抗死刑，到身為異鄉人卻自願投入別人的抗疫之役，卡繆再次透過這個人物思索死刑。不同於以治療為職責的醫生，達扈意圖根除所有踐踏人之自由尊嚴的惡。要達成這幾乎不可能的理想，可想而知有多麼辛苦！然而一旦睜開了雙眼，任何有良知之人便無法繼續假裝無視，這不切切呼應著對防堵疫情誠實坦然的必要？從卡繆身處時代的納粹主義或史達林主義，到二十一世紀仍無所不在的恐怖主義、集權統治或各種摧殘人之自由尊嚴的意識型態，種種抽象之惡，依然真真確確以各種樣貌蹂躪著人的具體存在。這也是為何在一部有關卡繆讀者的紀錄片中，無論是對抗核能的日本阿嬤，或是救援越南船民的德國人道主義者，都從本書得到各自倡議及抗爭之依歸的原因。

瘟疫之中，我們都是被監禁的俘虜。書中不斷出現的囚犯二字，代表受疾病圍城下的居民、受極權宰制的百姓，也暗示著人類生而為死囚的現實。對自青少年時期即受肺病所苦的卡繆而言，死亡便是終點，此生是唯一一生。他對荒謬的定義紮根於對死亡的認知，就此瘟疫有了另一層解讀的可能：亦即做為我們這些死囚難以理解也無法抵抗的共同命運。隨著疫情成為生活常態，奧蘭城的居民如同同為死囚的《異鄉人》主人翁，過往的記憶漸漸徒剩空殼，也無法對未來做出任何具體規畫，真正擁有的只有當下此刻。身為囚犯，也才驚覺需要無邊無際的大海、無拘無束的大自然，還有無所畏懼的友誼與愛，支持我們共同追求自由的動力，給予我們繼續下去的勇氣，就算對死亡的抵抗註定失敗，即使瘟疫永將捲土重來，卻無損人的價值，和反抗瘟疫——無論做為疾病或其隱喻——的必要。

《瘟疫》和它的隱喻

文◎／徐佳華（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卡繆或許從未料到，《瘟疫》裡所勾勒的種種會成為二十一世紀讀者在大規模傳染病肆虐下的日常。從行政機關的作為、病毒的擴散或滯留、生離與死別，到每日疫情彙報、封城隔離和藥物開發，都讓讀者看見自己正在經歷或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正在經歷的現實。然而，卡繆雖未預言二十一世紀的疫情，應也不會對這部小說受到廣泛重讀感到詫異，因他雖以瘟疫做為隱喻，卻也確確實實是一個疾病敘事。

卡繆很早便對瘟疫主題產生興趣。在他一九三九年的劇本《卡里古拉》（Caligula）裏，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