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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策劃序

◎葉浩（臺灣鄂蘭學會理事長）

漢娜．鄂蘭逝世至今剛好半個世紀。期間的前二十五年，她的名字罕見於西方報章雜誌當中，研究其政治思想者也鮮少。後二十五年則隨著美國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在大眾媒體上強勢回歸，加上二〇一三年的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和二〇一六年的紀錄片《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的推波助瀾之下，國際上掀起一股鄂蘭研究熱潮。即使是向來對政治思想或哲學並不熱衷的臺灣社會，她的名字也頻繁地出現在社交媒體和公共語言之中。她關於極權主義的警告反覆被引用，而讓她生前名噪一時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概念似乎也成了一種可即取即用的標籤。

這種流通性，剛好證明了鄂蘭的想法與我們時代之關聯性。然而當思想成為口號，概念成為標籤，甚至淪為敵我劃分或立場動員的工具時，人云亦云開始取代判斷、或進入鄂蘭所謂「欠缺思考」（thoughtless）之描述，而這正是她在極權主義興起的過程中所見證過的一種社會特徵。

就像人們琅琅上口的「意識形態」或「民主法治」那些政治哲學概念一樣，鄂蘭藉以理解特定政治現象的概念，在脫離了歷史脈絡、抽離了問題結構之後，不僅容易失去原先的精準描述之能力，當這些理論被援引來解釋或詮釋另一個社會、或新的時代困境時，也必須經過一番轉譯才能發揮適當的作用。而這種轉譯或轉化，必須以正確理解為基礎。即使單純為了不讓鄂蘭的思想被工具化，重返她的文本已是一種必要。

不過，誤讀鄂蘭事小，如何不誤讀時代事大。「鄂蘭文集」書系的出版動機關乎前者，但更重要的是深信她的思想與洞見，能裨益我們理解此一時代的困境並做出相應的判斷來回應其挑戰——以她的話來說，也就是承擔起屬於我們的一份責任。

本書系第一冊是《反思極權政治》。反思不是歷史回顧，而是理解事件的形成條件及發展過程，正視其遺緒並且採取因應措施，同時思考如何不讓類似的事情再犯。事實上，鄂蘭真正關心的從來不只是極權主義本身，而是其立足之地及離去時才逐漸拉長於地面上的影子。正如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結尾處是這樣說的：「只有在極權主義已成過往之時，我們時代的真實困境才會展現出它們真正的形式，即使不必然是最殘酷的形式。」

這是一個不討喜的洞見。走過極權主義的人們是如此希望能快點揮別它、回歸正常，再也別提起過去，但鄂蘭卻說千萬別太急著說再見，因為，當初醞釀它的社會條件並未完全消失。甚至可以說，在此之下的揮別，不僅意味著不願意追究其根源，遑論正視其遺緒，這種急切感也反映了一種把道德信念的徹底翻轉當作餐桌禮儀那樣，可以說改就改，而這種態度正是納粹得以崛起的條件之一。

鄂蘭之所以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並不只是因為她對納粹或史達林體制的分析，而是因為她試圖回答一個更困難的問題：極權主義如何可能在現代世界中出現？又為何它的影子，會在看似終結之後持續糾纏我們？

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反覆強調：極權主義不是歷史的偶然事件，也不是某些民族或文化的例外病例，而是一種在特定現代條件下形成的宰制形態。它之所以前所未有，正在於它不是單純的暴政，而是一套系統性取消政治本身的管控體系──透過意識形態、官僚組織與恐怖機制的結合，使人不再作為行動者，而是淪為被管理、被動員乃至隨時可被替換的存在。暴政底下，人們對政權有所恐懼，也因此能與惡保持距離。生活於極權底下，人們則不僅失去了道德與政治的能動性，更可能因為意識形態的蔓延至生活的所有領域而失去對權力滲透的敏感度，甚至可能對體制全然地認同，以身為國家機器的螺絲釘而感到自豪。

誠然，鄂蘭關注極權主義作為一種史無前例的「全面」（total）宰制體系與傳統獨裁政權的差異，但她無疑更在意該體制崩潰之後的遺緒，以及當初讓它崛起的條件將會如何持續運作。極權主義過後，迎來的不必然是自由與能動性的復興。相反，未經反省之下的迎接更可能出現一系列溫和卻持久的宰制形式。這些形式之所以更難以對付，正因它們不再以赤裸暴力或狂熱意識形態現身，而是以科學、理性、效率、秩序，甚至是客觀、中立的名義運作。對鄂蘭來說，如何回應這一系列的新宰制形式，才是我們時代的真正課題。

也因此，鄂蘭才更喜歡《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英國版書名：「我們時代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更重要的是，該書並不旨在提出關於極權主義的因果關係解釋，聲稱某些歷史條件為其「起源」（origin）。相反，在她的分析中，反猶主義、帝國主義與極權主義並非線性歷史因果，而是多條社會與政治發展軸線在特定時刻的「結晶」（crystallization）。鄂蘭稱這種分析方式為「理解」（understanding）。《反思極權政治》收錄了她關於極權主義的最早理解，也包括數篇闡釋其方法論關懷的重要文章。

翻閱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讀者想必都熟悉，該書引起眾議的不僅是「平庸之惡」概念，更有關於猶太長老們未能適當抵抗納粹政權之說。事實上，鄂蘭不曾對此進一步說明。然而她以難民、賤民、錫安主義為主題的文章，卻包括了以特定身分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抵抗方式的書寫。作為本書系第二冊的《身分與抵抗》，收錄了鄂蘭關於這方面的早期文章，有助於讀者理解她對猶太長老們的期待。此外，雖然這些文章年代久遠，它們卻仍有助於我們思索該如何回應此時已然浮現的、那些更加隱微的宰制形式。同理，作為第三冊的《革命與自由》，也能讓讀者從具體的革命事件當中，理解自由的意義與代價，以及政治社群如何以最終極的方式來抵抗極權帝國主義，甚至從而思索如何在面對帝國強權之威脅時，該如何追求個人與集體的自由。

此時，新自由主義和最新科技發展，尤其是ＡＩ，賦予了政府和跨國企業史無前例的能力，正在記錄、影響人類種種生活領域的想法和行為。包括最溫和且不具暴力的「輕推」（nudge）方式，都是同時蘊含解放與奴役可能性的創新，值得正視並適當地回應。本書系最後一冊《追問人的條件》所收錄的，既是她針對人類根本處境之持續探索，也是能裨益我們思考自身時代困境的重要文章。當然，我們也不該忘記鄂蘭曾經如此提醒過人們：

從過去尋求類比以解決今天的問題，在我看來，是滿腦子迷思的錯誤。如果你不能因為你喜愛人生或精神上的生命，而用愛和純粹的動機來閱讀這些偉大著作，那就不能給你帶來任何益處，不能給學生帶來任何益處。

本書系收錄的文章，不乏鄂蘭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前的練習和下台後的檢討。它們是可以讓我們跟著她一起思考問題的文本，但重要的是──那並非一種可以複製貼上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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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文集》在臺灣：一份當代的意義

羅傑．博柯維茲（Roger Berkowitz，美國巴德學院鄂蘭中心主任）

漢娜．鄂蘭警告我們，現代自由所面臨的威脅，不僅來自那些公開明顯的暴政或極權，也來自那些更微妙難明、悄然運作的支配形式：孤棄狀態（loneliness）使原子化個體在大眾運動面前毫無抵抗力，技術官僚政府以計算推導來取代思考，腐敗墮落則把政治化約為私人利益的角力，拋棄公共精神。為了對抗這些趨勢，她主張：自由既仰賴眾多個體自主思考的能力，也要仰賴眾人在一個共享的世界中，公開地共同行動的能力。

當前時刻最關鍵的特徵是：面對同一場政治挫敗，產生了兩種彼此競爭的答案。一種是「全面支配」：今日在中國的威權警治國家雖還不能說已經臻於完熟，卻已不斷趨近。另一種則是「無人統治」（the rule of nobody）：由專家、數據與固定程序來進行治理，它確保了效率，卻同時掏空了我們的責任與判斷。鄂蘭將這兩者都理解為反政治的誘惑，它們雖然形式不同，卻同樣拒絕複數性（plurality）與責任。

因此，在臺灣出版這套《鄂蘭文集》格外令人欣喜。因為臺灣恰恰身處在上述兩種危險的交叉點上。一方面，它面對著一個試圖吞沒它的極權政權；另一方面，它也在實驗性治理（experimental governance）上領先全球，致力於對抗在許多自由民主國家中盛行的官僚式暴政。臺灣透過參與式、數位式的治理，來推動激進、澈底的開放性；比如「零時政府」（g0v, gov-zero）的發起，就不僅僅是一種管理上的創新，更是一場政治實驗，旨在讓權力更透明、更可爭辯，也更為共享。

在這套《鄂蘭文集》中收錄的文章，並不以政策式或教條式的導引為讀者提供指引。它們提出的是一項更高的要求：一種同時拒絕意識形態的確定性、也拒絕官僚體系的中立性的思考方式，它堅持我們必須去判斷、行動，並投身於「維繫共同世界」這項脆弱而艱辛的工作。

鄂蘭的核心賭注在於：政治並非發端於真理、專家知識或美德，而是始於複數性，這意味著如下事實：人類以千差萬別的方式居住在這個世界，而且無論如何都必須學會去共享這個世界。今日威脅自由的，不僅是潛藏在權力追逐中的慾念，更是某種認為政治可以被某種東西替代掉的幻想，無論是強行施加單一真理，還是透過中立程序來管理社會生活；這兩種替代手段都承諾我們可以消解歧義和紛爭，也都摧毀了讓「判斷」得以可能的空間。

對於鄂蘭來說，判斷既不是依照規則行事，也不是計算統計的結果。判斷是一種世界性的（worldly）的能力，讓人能夠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在他人中間找到自己的位置；讓人能夠為自己與他人的「現身」承擔起責任；並且在沒有任何既定公式可套用的情況下，仍能夠決斷如何行動。就此而言，政治始終是充滿風險的。它要求我們向他人暴露自身，要求我們有勇氣以自身的名義發言，並且願意被他人說服、甚至抵制。一旦判斷被意識形態或專家治理所取代，自由就會枯萎凋零，就算沒有遭遇到明顯的壓制。

這正是鄂蘭為何如此重視那些能培育共享世界的實踐形式：公共論辯、工人與學生的委員會、公民友誼，以及鼓勵公民參與而非要求服從的制度與機構。自由並不是靠「正確結果」來保障，唯有透過某些聯結形式，讓人民作為能夠言說與行動的平等者彼此現身，才能確保我們的自由。問題從來不只是「什麼才有效」，更在於是誰做決斷、誰來現身，以及誰去承擔責任。

在今日閱讀鄂蘭的文章，並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寬慰。我們總想退縮到私人的確信當中，或是把判斷外包給承諾安全卻不承擔責任的系統。但這些文章卻會挑戰讀者，迫使我們抵抗那種逃避的誘惑。它們會追問：我們是否願意承擔政治本身那艱難的、未完成的工作。

鄂蘭的書寫嘗試去理解這個世界。如她所言，這種「理解」要求我們：無論現實如何，都要以專注而不先入為主的態度，勇敢直面並予以承受。她的目標不是預測未來或寬慰當下，而是在無所依憑之下充分面對現實。這項任務很折磨人，因為它拒絕以「此事無可避免」這樣的藉口來自我安慰，也拒絕躲入專家知識的庇護。然而，正是這種直面並承受現實的堅持，才能讓政治保持活力。對鄂蘭來說，自由的可能性從不存在於歷史趨勢或技術性解方之中，而是存在於人類那種始終脆弱但珍貴的「重新開始」的能力。在一個我們無法掌控、也無從逃離的世界中，我們言說、判斷，並與他人協同行動。本套文集中的這些文章追問的不是自由是否會存續下去，而是我們是否願意為這自由承擔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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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說明 

本書收錄的四篇文章均與尤太主題有關，且集中誕生於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這兩年間。鄂蘭在一九四五年左右開始寫作《極權主義的起源》前，她長期的寫作主題都圍繞著自身的族群身分。〈我們這些難民〉發表於一九四三年，是鄂蘭少數以極為抒情的筆調撰寫的文章，它尖刻地揭示出尤太身分的複雜困境，而且有著動人的文學力道。〈作為賤民的尤太人〉發表於一九四四年，它承接了上一篇文章末尾暗示的一種具有抵抗性的尤太賤民傳統，並以海涅、拉札荷、卓別林、卡夫卡為例，勾勒出一條具有解放性的尤太政治路線。同年發表的〈重估卡夫卡〉則展現了鄂蘭獨特的文學品味，將尤太賤民的潛力提升到更為普世的層次；她筆下的卡夫卡展現出洞察現代社會病症並且具有反抗精神的「自覺賤民」。最後一篇〈錫安主義再考〉則不同於前面幾篇的文學藝術氛圍與理想主義基調，它呈現了鄂蘭對現實政治的清醒反思，在當時頗具爭議。

這四篇文章最初均用英文發表在刊物上，鄂蘭過世後才在科恩（Jerome Kohn）的編輯下收入兩本文集中。〈重估卡夫卡〉收於《理解文集》（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Formation, Exile, and Totalitarianism, 1994）；其餘三篇文章均收於《尤太文集》（The Jewish Writings, 2007）。

本書採納譯者申昀晏的建議，統一採用「尤太」這一寫法，而非有歧視意味的「猶太」，謹特此說明。本書的出版要感謝總策劃葉浩老師的大力支持，主譯申昀晏完成的精緻譯稿，以及臺灣鄂蘭學會眾多師友的幫忙。最後也要感謝商周出版長期關注鄂蘭作品，特別是編輯燕樵的盡心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