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本書金句不斷，將許多我們日常中感受得到卻難以名狀的事物夯實下來，讓我們有字彙可以形容，讓問題真的能夠浮現出來。這本末日寶懺不是為了網紅而是為了網友，不是為了討拍而是為了討論，不是平台而是網路，不是封鎖而是回應，不是追蹤而是社團，不是眾聲喧嘩而是廣泛傾聽，不是神奇子彈而是運息調養，不是憤世嫉俗而是參與解題，不是社交圖譜而是信任關係。該從捕蠅紙上面下來了。——黃豆泥（分散自治與數位主權探求者、前數發部工程師）

洛芬克意欲集眾人思想之力，突一個在科技洪流中不被漩渦淹死的圍。最能夠代表赫特寫作...

推薦序 側寫赫特．洛芬克

林穎資│烏特列支大學地理系．INC客座研究員



本書作者赫特．洛芬克是阿姆斯特丹大學藝術史教授、歐陸知名媒體理論家，也是網絡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以下簡稱 INC）的創始人。這樣正經八百的介紹並不真的能夠描繪赫特．洛芬克是什麼樣的人，INC是什麼樣的地方，得以長出如此的研究。身為本書中譯出版的推坑手與INC亂入者，讓我試圖用參與式觀察的角度來描繪這個隱身阿姆斯特丹的小部落。

我既非從事媒體理論研究也不是數位藝術工作者，當年在朋友家小酌因而認識赫特，純粹是宇宙中的巧合。彼時我仍深陷博班新手村的焦慮，和赫特聊起天來，只感覺他是一個住在家裡附近睿智的大叔，無暇關注其人其事。後來Covid-19期間，荷蘭全國實施封城，大學、商店、多數公共設施關閉超過一年，頓時生活圈與人際往來限縮到不超過一個鄰里的範圍。2021年春天，困在家裡寫論文的我，某個午後和鄰居大叔赫特在他的辦公室附近河邊散了個步，INC的實體空間位在阿姆斯特丹應用科技大學內，就在我辦公室阿姆斯特丹大學隔壁。疫情期間荷蘭大學完全採取線上教學，我在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研究室也因為公共場所的人數控管措施，隨著疫情鬆緊開開關關，開的時候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去。我和赫特說只有在家寫論文此一工作空間選項偏煩悶，赫特說「啊，要不要來INC？」他說，除了他每天會去，辦公室大部分時間都空著沒人。

於是INC辦公室成為我疫情期間除了家裡以外第二個工作室。線上社群蓬勃、網站內容豐富的INC，實體相當簡配，就是一間赫特個人的研究室，與一間有著約莫10張辦公桌，併成三個區塊的辦公室。辦公室的牆上貼滿迷因貼紙海報，書架上放著過往的出版品，我就在空蕩的辦公室做著自己的事，寫著與網絡文化完全無關的論文，也開啟我與INC的緣分。

成為媒體理論家前，先是資深鄉民與迷因大師

赫特、INC與我所居住的阿姆斯特丹，比起其他歐洲國家首都，城市面積不大，人也不能算多，但知識與文化密度倒是挺高。80年代阿姆斯特丹反文化與佔屋運動蓬勃發展，至今在城市散落著一些當年運動留下來的空間與場景：書店、獨立展演空間、電影院等等。年輕時期的赫特在阿姆斯特丹求學生活，參與反文化運動，涉足無政府主義佔屋場景，多年後雖然成為媒體理論界的大大，依然和場景維持密切的關係，INC大部分的活動，也都辦在場景中的獨立文化空間。赫特至今都會手動把兩個月發行一次的免費地下文化報紙《另類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Alternative）從發行辦公室拿到INC辦公室門口擺放，供任何路過的人自由拿取。

唯一一次見到赫特相當正經出現在學術高堂，是2022年他晉升阿姆斯特丹大學藝術史學系講座教授的演講（演講內容而後出版為本書〈網路的滅絕〉一章）。演講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17世紀興建的老路德教堂舉行，百年老教堂中坐滿正襟危坐的學術同行，赫特在講台上正經八百的發表講座演說，一旁的大銀幕投影播放的，是他數量與質量都令人嘆為觀止的網路迷因收藏。約莫40分鐘的演講中，不時見到年輕一輩如我和INC的夥伴們，被絕妙的迷因吸引注意力，不斷拿手機起來拍照留存；也可以見到皺眉望向銀幕，嘗試理解投影銀幕和演講之間關係的長輩們，相當幽默。原來要成為當代媒體理論大師，必須先是資深鄉民哪。

村落中的部落：發善書與辦派對

每當有人問起INC是什麼，我和INC的夥伴們有時會開玩笑說，這是一個印發善書的地方。

秉持開放文化的精神，INC所有的出版品皆可以線上免費下載，並限量實體免費索取（本書原文版並非INC出版品）。赫特調度在學界可以爭取的資源，使INC旗下所有出版品免於冗長並昂貴的出版流程，以速度與質量兼備的出版步調，回應網絡文化快速的變化。這樣的出版策略不僅在議題回應上具有優勢，更是以基進的行動主義，回應學術界長年被商業出版綁架的困境：名為客觀同儕匿名審查的學術期刊，實為寫作者、審查者的共同無酬勞動。期刊出版長年被專營學術出版的企業掌握，無論內容貢獻與閱讀，雙邊都得支付高額才能取得出版社的「服務」。學術工作者們耗日費時辛苦做的研究，被鎖在需要付費或有大學帳號才能閱讀的付費牆內，學術產出不僅難以回應當下變化快速的網絡文化議題，更在原則上違反開放文化的精神，也讓非學術工作者和同樣對網絡文化思想有所想法的知識份子難以加入討論。INC作為研究單位，以三位正職研究員和實習生的規模，支撐起速度、質量與產量兼具的出版文化，令人驚艷。

既然出版了新書，那就要有新書發表會。除了把INC當共同工作空間，新書發表會是另一個我會出沒的地方。秉持反文化場景精神，INC的新書發表會，更像是免費的派對。發表會往往在前佔屋運動合法化的獨立場館OT301舉辦，上半場通常在三樓的電影放映室，除了作者對談，近年更會以P2P的網路直播同時連接位於不同時區與地點的作者們，把傳統的座談會辦成直播平台上的另類電視節目。隔壁吧台一旁則會有個小誌市集，邀請另類文化場景中的友好團體們，前來擺售獨立出版小誌與書籍。正式對談結束後，場景轉換到樓下派對間，輪番上陣的DJ搭配迷因投影，讓大夥兒一路跳到凌晨三點。

驅動INC把研究與新書發表會用派對製作規格在辦的能量，是INC長年線上線下經營的社群。疫情後的INC組織大換血，新一代的年輕研究員們帶著年紀相仿的實習生們工作，辦公室比起研究室更像社辦。大家平時一起上班、開會、吃午餐，下班一起去喝酒、派對、看表演。老鳥幫新來的實習生找房子，適應環境；實習結束以後，有人回到原本的國家，有人則留下來繼續求學工作，三不五時出現在辦公室。這些緊密生活的日常，讓INC除了研究網絡文化，更是照顧彼此生活的社群。生活之中，這些同樣對新媒體、網絡文化、數位藝術、迷因研究有興趣的夥伴們，時刻分享新發現的網路酷玩意兒，交換各自認識的社群，讓不管是激盪出新的想法計畫，或是集眾人之力辦一個酷派對，都是相當合理的事。

村落的力量：在藝術與學術中找回混亂善良的網絡活力

回到赫特與INC二十年來的書寫與實踐關懷：從技術哲學、政治與藝術等面向批判並評論網絡文化的發展。這樣的另類研究路線與社會實踐，無非是持續在科技與虛擬空間的發展上，探詢人與社群如何不斷演進媒體形式的定位與主體。從傳統的實體書籍出版到與實驗和翻譯平台同步協作的擴增出版（expand-publishing）、Web 2.0到3.0到AI、網路平台到聯邦宇宙、區塊鏈、NFT到加密貨幣，在這些不斷演進的技術與媒體形式中，個人與社群在技術主導的發展裡，如何透過行動展現主體性？在另類文化與數位藝術的實驗中，創意如何超越、抵抗被技術統治的主流新舊媒體文化，並在洪流中瞥見新的可能？

是時候承認大哉問並不會帶來一個完備的解答。那些所有強調會給你一個終極救贖的大師解答也都不要再相信了。赫特是明白這個道理的，也因此他的書寫，甚至INC的實踐，絕非信我者永恆的學閥崇拜，而是集眾人思想之力，突一個在科技洪流中不被漩渦淹死的圍。和INC夥伴們討論如何將赫特的書寫介紹給中文世界的讀者時，我們想到最能夠代表赫特寫作風格的描述，是他用自己的視野抓住當今流速瘋狂的資訊，書寫中意識重組資訊，串成反映當下網絡文化的現象與評論。當代網絡現象變遷快速複雜令人頭昏，願這本書能像是浪潮洶湧中的一個小沙灘，讓讀者在被網路浪潮衝得失去自我、懷疑人生時，坐在沙灘上，找到能陪伴自己心理狀態的吉光片羽。如同赫特誠實所言，這個時代並沒有人能提供一個危機的解答，而越多人理解自己處於危機中的狀態，越多集體有意識的掙扎，集體的反抗與出走，把無盡的嘗試當成是一個動態，總是會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推薦序 側寫赫特．洛芬克

林穎資│烏特列支大學地理系．INC客座研究員



本書作者赫特．洛芬克是阿姆斯特丹大學藝術史教授、歐陸知名媒體理論家，也是網絡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以下簡稱 INC）的創始人。這樣正經八百的介紹並不真的能夠描繪赫特．洛芬克是什麼樣的人，INC是什麼樣的地方，得以長出如此的研究。身為本書中譯出版的推坑手與INC亂入者，讓我試圖用參與式觀察的角度來描繪這個隱身阿姆斯特丹的小部落。

我既非從事媒體理論研究也不是數位藝術工作者，當年在朋友家小酌因而認識赫特，純粹是宇宙中的巧合...

導論：是平台魅影，還是網際網路的模糊啟蒙

Introduction – Phantoms of the Platform or Internet’s Muddy Enlightenment

看來我們被困住了。在封城的苦日子中，我們還真的是名符其實地被困在平台上。當你的居家辦公室開始感覺像是一個客服中心，你又累得關不掉Facebook時，該怎麼辦？「如何把手機丟到一邊去？只允許錯誤的回答。」我們希望利用這場疫情來砍掉重練，然後繼續前進，但我們失敗了。事實證明，千篇一律的舒適感太有吸引力。我們沒有把精力花在激進的科技想像上，想辦法開展出其他替代方案，反倒是被假新聞、取消文化和網絡戰爭給分散了注意力，只能不斷滑手機讀壞消息，忍受永無止境的尷尬迷因、離奇陰謀論和疫情統計數字，當然網路口水戰也免不了。什麼都會發生，所以才好玩。

「我們承認自己無能為力──我們的生活已經變得無法掌控。」這條告解是匿名戒酒會十二步驟中的第一步，《困在社群平台》也是從這裡開始的。由於你我都無法解決依賴網路平台的問題，所以我們仍然固守著同樣的舊途徑，對於自己無法改變，持續向外投射憤怒。在這一系列章節中，我們會繼續探討被稱為「網際網路」（internet）的困境，診斷我們目前所處的停滯階段，同時也探問如何「解困」，把平台變得不平台。

當使用者被困在「大到不能倒」的資訊科技公司裡頭，無處可去時，他們的心理文化狀態會發生什麼變化？情況並不樂觀。雖然有些人認為，持續不斷的憎恨、抱怨和憤怒不過是人類生存的某種狀態，與資訊生態的型態和規模完全無關；另一些人（包括我）則堅信，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線上數十億人的精神貧困問題，不能再無視憂鬱、憤怒和絕望，假裝它們會在安裝另一個應用程式後一夜消失。癮頭確實存在，深藏在身體內部；習慣需要戒除，意識需要普及。我們如等待果陀般盯著螢幕，等待著誰宣布某種政策帶來改變，然而什麼都沒有發生，隨之產生的畏縮和宿命論也就不足為奇了。「當你的世界開始分崩離析，你會做什麼？」安清（Anna Tsing）在《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一書的開頭這麼問。看來我們已經有了答案：繼續掛在平台上。

我們現在在哪？

Waar waren we ook alweer gebleven? （我們現在在哪？）用大衛．鮑伊（David Bowie）的話說。荷蘭作家赫特．馬柯（Geert Mak）在他電視系列節目的每一集開頭都會提出這樣的發問，這個問題也一直在我腦海中迴響。我跟馬柯一樣，想當場把平台逮個正著。我已記不清2018年底時闔上《設計悲傷》（Sad by Design）一書手稿的那一刻，那令人擔憂的情境是什麼，幸好理查．西摩（Richard Seymour）在《推特機器》（Twittering Machine）這本書中為我做了個總結。他寫道，到2019年，

科技烏托邦主義（techno-utopianism）以一種顛倒的形式回歸。匿名為酸民、儀式化的施虐、惡毒的厭女症、種族主義和極右文化帶來了好處，奠定了基礎；創意自主成為「假新聞」和一種新的資訊娛樂形式；許多人成了私刑暴民，常常自相殘殺；獨裁者和其他威權主義者學會如何使用Twitter，掌握其誘人的語言遊戲，正如所謂的「伊斯蘭國」一樣，其網路上巧舌如簧的媒體專業人員會使用譏諷和極度警覺的語氣；美國選出了全球首位「推特總統」；網路理想主義（cyber-idealism）變成了網路犬儒主義（cyber-cynicism）。

而我們是那些心甘情願的追隨者，無法拒絕這種媒體及其傳遞的訊息。

這裡所描述的「英國脫歐－川普－COVID時期」（2019年至2021年），特點是停滯和危機，舊事物拒絕消亡，新事物不願誕生。社會學家保羅．格爾巴多（Paolo Gerbaudo）認為，

當前的政治時代最好被理解為經濟全球化的一次「大回彈」。此時此刻，歷史發展的座標似乎正在反轉，顛覆了過去幾十年來主導政治和經濟的許多假設。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內爆不僅是一個倒退的時刻，更有可能是重新內部化的階段。

缺乏反轉思維的態勢越來越普遍。由於未能預見網路的負面影響，問題開始堆積。比起變革，管理者更偏好安全和控制；與其接受批評，他們寧願擁抱公關宣傳。發展到後來，用作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的話來說，就是在網路上養成了自滿情緒。

COVID引發的限制，讓少數人因此容易感到滿足且安於現狀，但多數人感受到的是普遍的絕望、孤獨和健康危機，於是加速了現有的不平等，也助長了政治代表性的危機。在窟窿裡工作（working from holes），或在無菌、縉紳化的區域裡工作，整體而言是一種麻木的感覺。越來越多逝去的生命和可怕的感染激增，情況一直反反覆覆，讓許多人達到了臨界點。情感、同情心和共感力退縮到悲慘自我的內心庇護所。封城期間，無遠弗屆的網路成了激烈內心世界的舞台；家，成為現代生活的避難所；廚房變成了教室；臥室一下子變成了購物中心、工作場所、餐廳和娛樂空間。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指出：「所有的革命都是失敗的，但並非都是同一種失敗。」數位革命也是如此。世界即將走向數據化，這點是肯定的。現在這個時間點，我們已經可以將網路平台視為一種規訓機器，跟診所、學校、工廠、監獄相同。這種權力不只令人憂鬱，還帶有專制性，這應該沒什麼好驚訝的了。藉由一種看似「自由」與沒有摩擦的方式來促進社交，權力關係得以形成並固定下來。然而，要能集體創造出某些解釋性概念，來讓人們理解社會處於崩解狀態，這點仍然難以達成。承諾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一邊是賦權、去中心化的願景，另一邊竟是依賴社交媒體造成的沮喪。我們能否坦率承認社會既渴望擴大規模，卻又向著所有人都喜歡的唯一產品靠攏？難道多樣性和差異性在這一點上不適用嗎？一旦臉書等平台變得跟標準與通訊協定無異，自顧不暇的普通使用者根本沒有精力去質疑。大家對於突破平台限制，達到互操作性的全球交流渴望實在太強烈了。

一切都錯了，而且沒人在意

平台對個人造成傷害。大部分蒐集到的證據，都再次證實了所有我們對於數據和監控的直覺或意識。費恩．格林伍德（Faine Greenwood）形容，

Facebook現在很像一家香菸公司：大多數人心知肚明這個產品對他們有害，推銷這種產品的高層也很邪惡，但真的很難戒掉，而且是故意戒不掉。

為求一個推薦，我們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藝術家潔拉爾汀．胡亞雷斯（Geraldine Juárez）說得更明白：

只因為美國是個人主義者的夢魘，我們就不得不承受科技反動派和無政府資本主義者的可怕思想和產品所帶來的影響，這實在不公平。

的確，矽谷哀歌（Silicon Elegy）預示了無聊的破壞性。這種力量並不是資產階級導師所認可，能提供創造力的理想前提，反而更像是一種未能言說的力量，將帶來災難狀態。孤獨也是如此，這種單獨的心境被宣稱為身體和靈魂的治癒力量。然在COVID時代，孤獨感顯著升級。「恭喜，你是社交疾病的頭號患者。」在這個以焦慮、偏執、仇恨至上為特徵的時代，人們可能會在茫然和困惑的精神狀態下進入一個急性危險期。

這些平台也給經濟和社會帶來了損失。平台不僅壟斷市場，並且擁有市場、塑造市場。在其他經濟部門停滯不前，央行為股市推波助瀾的同時，科技龍頭卻回購自己的股票，而不是進行有生產力的投資。因此，我們最終得到的是一個急遽加速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網際網路。「我開始覺得自己像一個脫衣舞孃，在Substack新聞通訊的鋼管上跳舞，每個人都在歡呼，但真正撒錢的讀者卻少之又少。」記者蜜雪兒．盧克（Michelle Lhooq）說道，勾勒出「免費」文化與內容創作者合理的維生工資之間的巨大鴻溝。雖說最後一批市場專家還是以消費者選擇為論點來捍衛現狀，使用者卻正漸漸接受他們卑微的地位。我們需要從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master-slave dialectic）的角度，來解讀平台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一旦社會契約鎖定了使用者，上癮和從眾的心理相結合之下，使用者就更無法自由離開平台，轉往其他地方。這正是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與茱蒂．迪恩（Jodi Dean）等人所說的「雲端封建時代」（techno-feudalism）。無獨有偶，布魯斯．施奈爾（Bruce Schneier）談到科技龍頭提供的「封建安全」，使用者透過進入一個軍閥的堡壘，放棄了自身的自主權，所得的回報就是得到保護，以免受到荒原上遊蕩的強盜侵害。

但即使證據證明平台問題重重，變革仍然未至。過去幾年裡，透過學術研究和科技「爆料」，我們已經掌握了大量的證據，證明輿論操控結合心理「行為改變」的現象確實存在。這裡的問題不在於網路批判文獻本身前仆後繼地出現，而在於這些文獻的影響力有限，以及缺乏一個能夠改變網路架構的政治路線。當今的Internetdeutung（德語，網路解讀）是一種模糊的啟蒙形式。艾略特（T.S. Eliot）曾寫過：「人類無法承受太多的現實。」這也是為什麼人類喜愛藝術、電影、文學、遊戲和創造力的原因。對此，法國詩人兼劇作家尚．考克多（Jean Cocteau）補充道：「是幻覺，不是欺騙。」

許多人被平台困住，不再自問為什麼身邊都是同溫層。重複百感交集的感覺很累；我們寧願跳過這個話題。科技引發的多愁善感的確存在，在愛與批判之間來來回回。為什麼我的YouTube的推薦如此令人難以抗拒呢？氛圍何在？滑了好一陣子之後，沒有一絲罪惡感，只有疲憊。我們為什麼要繼續將自己脆弱的心理狀態外顯？數位世界在哪裡造成了窘迫？為什麼我在跟朋友聊天時，會開始使用Alexa和Siri的問題格式？如何擺脫熱門話題？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演算法推薦的影響？天真無邪在網路上衝浪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今天，我們被強大的力量牽引著，直到有一天我們完全停止思考它們。用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話來說，被征服的主體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被征服了。

新冠疫情時期，同樣的模式重複出現：不滿情緒升高，隨後又在沒有任何改變的情況下消散。我們看到一種情緒正在高漲，這種情緒在西方建立於極右翼政治的強大網路影響力之上，並與各種陰謀論相混合，從新冠疫情的蔓延跟5G輻射到比爾．蓋茲計劃對人類植入晶片有關。假訊息早已是個問題，隨之而來多疑的情緒瀰漫在人群之間，但我們從未對相關的核心基礎設施進行徹底的改造。在一片充滿懷疑和焦慮的整體氛圍中，就算知道數位注意力失調是數位平台的刻意為之，或參加宣揚要克制、理性和其他離線道德的數位識讀計畫，又有何意義呢？有朝一日，這種言論的真空會被填滿。這就是我們得付出的代價，對數位科技漠不關心的統治階級態度搖擺不定，繼續低估網路文化，視之為短暫的熱潮，同時期待國家媒體和企業回頭控制新聞與娛樂。

這種對於網路文化弊端的組織性忽視，如今正在產生反作用，導致嚴重的觀念貧乏。這本來還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只不過現在有五十多億使用者依賴這種基礎設施。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能發展出一種語言，幫助我們理解這些「媒體」的社會邏輯。例如，凱西．紐頓（Casey Newton）問道：「為什麼我們建立的世界裡，這麼多公共對話都發生在少數幾個巨大的數位購物中心裡？」然而，這個購物的隱喻，強調的仍是被動消費。我們已經超越了這種狀態，但無論是「生產性消費者」的互動性還是介面設計領域，都未提供足夠清晰，能一錘定音打進主流的概念。如果大眾能夠理解並體現科技社會的語法，會是什麼情況呢？

另一方面，批判性學術社群除了事後諸葛也似乎無法有任何實質影響力的產出。網路理論註定會姍姍來遲。黑格爾曾經說過：「象徵知識與智慧的密涅瓦貓頭鷹總要等到薄暮降臨時，才會起飛。」這句話同樣適用對於網際網路的評論。我們只有暫時站在局外人立場進行批評時，才能發現以往觀點的侷限性。與其專注地用基進的科技想像力來發展替代方案，我們反被永無止盡的新科技發展給迷惑：大數據、自動化、人工智慧、臉部辨識、社會信用、網路戰、勒索軟體、物聯網、無人機和機器人。不斷增長的末日科技清單，阻礙了使用者共同夢想和部署最重要的事物：屬於各自使用者社群的另類科技社會版本。

科技與社會學者李．文塞爾（Lee Vinsel）將這一論點推向更深的層次，他指出批判性寫作本身寄生於炒作，甚至會放大它。科技文化的釣魚式關心顛倒專家傳遞的訊息，把新創公司的新聞稿變成地獄。文塞爾提到，Netflix的紀錄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Social Dilemma）（觀看人數超過一億）和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 （Surveillance Capitalism）都是「批判性炒作」的例子，「誇大社群媒體公司直接影響我們思想的能力，但幾乎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一點。」狂滑手機、下意識點讚的習慣和自拍文化，都是社會心理學的事實。有越來越多證據表明，這種操控導致「行為改變」，使得我們不再需要解釋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中鋪天蓋地的存在。

人人都是評論家

「帕羅奧圖共識」（Palo Alto consensus）令人深惡痛絕，但目前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它。撇開過往針對破壞型典範的必要解構不談，網路評論在今日描述停滯的五十種面向時，究竟走到哪一步了？我們對一條推文的憤怒情緒能持續多久，才會生出無聊的感覺？要多少公民社會的勇氣，科技從業人員才能好好探究自身所在行業的停滯現象──更何況是一個以革命聲望和「顛覆性」創新而自豪的行業？一心崇拜忙碌和重要性，只會進一步掩蓋腐敗的現狀。我們現在談的不是一場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而是疲勞和多巴胺匱乏。大家準備好進行一輪激烈的對抗和衝突了嗎？還是從治療中汲取經驗，先承認我們有問題（「是的，我們被困住了」）會更好呢？

先來點好消息。近來，關於社交媒體、人工智慧、大數據、臉部辨識、隱私和監控的通俗非小說和學術研究開始激增。

有些人可能會把這類書籍標題（包括我的書）的大量出現，視為提高公共意識的關鍵一步。研究工作終於趕上網際網路最初幾十年光速發展的顛覆性策略。然而，本書的論點是，這些學術論文所產生的知識仍然來得太晚，無法產生實質的影響。因此，雖說這波關注激增是好事，但批評本身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危機不再帶來變革；消極摧毀舊事物，但不再產生新事物。」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曾警告：

當我們只是點出問題，當我們提出抱怨，卻缺乏建設性的焦點或解決方案時，我們就會失去希望。這樣一來，批評可能僅僅是一種深刻的憤世嫉俗的表達，進而助長支配文化。──這是我的座右銘。

至少，批評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川普上任和英國脫歐，「網路直男說教」的時代逐漸遠去。十年前，網路評論家主要是住在美國的白人男性長者：安德魯．基恩（Andrew Keen）、尼古拉斯．卡爾（Nicolas Carr）、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和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隨後，女性科技評論家祖博夫以及AI倫理學派的凱特．克勞馥（Kate Crawford）、薩菲亞．諾貝爾（Safiya Noble）、維吉尼亞．尤班克斯（Virginia Eubanks）和魯哈．班傑明（Ruha Benjamin），都在Netflix錄片《編碼偏見》（Coded Bias）中齊聚一堂。不過，以言簡意賅、單一主題平裝書的領域來說，美國仍具有主導地位；歐洲則在舉辦各種慶典和會議，如Re:publica數位會議和混亂通訊大會（Chaos Computer Congress）。然而，儘管這些活動多不勝數，卻未能將歐洲的科技能力和專業知識提升到舞台中心。以英語為母語的研究人員掌握著有理有據的知識，很容易就把歐洲大陸型咖啡館知識份子的偏狹憤慨比下去。

同時間，我們目睹美國陸陸續續出現矽谷工作條件的第一手報告，部分來自新聞報導，部分來自白式的文學。儘管人們很想用「末日產業」（doom industry）來正名這個造就「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的科技產業，但美國科技新聞的公關機器仍然運作如常。我們需要意識到這個產業的既得利益和整體立場，它深深根植於一種有組織的樂觀主義和自由主義右翼科技反烏托邦文化的奇異結合。過去幾十年科技巨頭「不作惡」（don’t be evil）的反國家、親市場意識形態並沒有那麼容易一筆勾銷，由於沒有從根源改變起，如此痛苦的精神狀態又回饋到媒體本身。「不用承受後果的醜聞」不斷增加，「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抨擊科技」的帳號也持續增多，但這些焦慮的野火終究還是小規模又零零星星的。

與科技相關的大批研究之所以如此容易被忽視，是因為批評、討論和辯論被視為過時的範疇。這種言論是輿論時代的殘跡，在那個時代，不同社會階層為爭奪意識型態霸權而鬥爭。葛倫．葛林華德（Glenn Greenwalk）解釋道：

美國新自由主義的主流是威權主義。他們不將那些反對他們、拒絕他們教條的人，視之為交戰的對手，而是將其視為敵人、國內恐怖分子、偏執狂、極端分子和暴力煽動者，他們要解雇、審查和壓制這些人。

這種態度上的根本轉變，解釋了具有公開、民主精神的「公共論壇」功能在所有平台中缺席，也解釋了為什麼平台刻意強調朋友和追蹤者，還有急切想要管理「酸民」，將這些帳號刪除、過濾、封鎖、禁止、重新教育、監禁、遣送，最後徹底消滅。平台不再視「他者」為多樣的存在、不再容忍不同的「聲音」，而是迫使其離開並消失。眼不見為淨。這些基本的設計前提使得我們很難，甚至不可能談論社群媒體與審議式民主原則的關係。

我們如何才能突破「剝削」、「預測」和「修改」這一悲觀的回饋循環呢？企圖改善無序狀態的意念得暫時擱置，現在還需要一種目前未知的典範轉移，避免將人類經驗視為鬆散的原始材料。光靠堅韌、勇氣、善良和關懷就足夠了嗎？光是發表數位主權宣言還不夠。我們該如何無視寒蟬效應，甚至克服之，然後再瘋狂一回呢？

導論：是平台魅影，還是網際網路的模糊啟蒙

Introduction – Phantoms of the Platform or Internet’s Muddy Enlightenment

看來我們被困住了。在封城的苦日子中，我們還真的是名符其實地被困在平台上。當你的居家辦公室開始感覺像是一個客服中心，你又累得關不掉Facebook時，該怎麼辦？「如何把手機丟到一邊去？只允許錯誤的回答。」我們希望利用這場疫情來砍掉重練，然後繼續前進，但我們失敗了。事實證明，千篇一律的舒適感太有吸引力。我們沒有把精力花在激進的科技想像上，想辦法開展出其他替代方案，反倒是被假新聞、取消文化和網...

[推薦一] 一本給Z世代的末日寶懺 黃豆泥
[推薦二] 不是你在使用平台，而是平台在使用你 黃祥昀
[推薦三] 側寫赫特．洛芬克 林穎資

導論 是平台魅影，還是網際網路的模糊啟蒙
第一章 網絡安魂曲
第二章 網絡化精神的枯竭：探索線上高敏感
第三章 困在社群平台上：關於網絡衰退的紀事
第四章 刪除你的個人檔案，而非刪除人：對「取消文化」的評論
第五章 重新配置技術社會
第六章 設計使然的悲傷
第七章 精神鴉片指南：數位災難時代，該如何應付？
第八章 網路的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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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網絡安魂曲
第二章 網絡化精神的枯竭：探索線上高敏感
第三章 困在社群平台上：關於網絡衰退的紀事
第四章 刪除你的個人檔案，而非刪除人：對「取消文化」的評論
第五章 重新配置技術社會
第六章 設計使然的悲傷
第七章 精神鴉片指南：數位災難時代，該如何應付？
第八章 網路的滅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