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推薦語／盧葦菁

　　才女文化在明清婦女和性別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成就顯著，碩果累累。這部論文集聚集了來自香港、北美等地的文史名家和後起之秀，展示了這一領域的最新成就。其涵蓋內容之廣從它的結構可見一斑：全書包括圍繞女性作者（群）和作品的個案研究、以文學建構和再現為主的專題探討、史料著錄、以及對未來研究趨勢的展望。多樣的視角和研究方法，豐富的選題，深入精闢的論證，不但拓展了明清才女研究的疆界，而且對以女性為中心的明清文化和社會史的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

編者序（一）研究反思、成書點滴及論文簡介（節錄）／何宇軒

　　筆者有幸研習中國性別史、中國「男性氣概」及男性史、明清才女文化研究，全因恩師劉詠聰教授（Clara Wing-chung Ho）的悉心指導及寶貴啟迪。經過學人長久以來的探究及開拓，「『傳統社會女性為受害者』的觀念已逐漸淡出主流學術界，以女性作為主要分析對象的性別史研究，成果甚豐」之現象是眾所周知的，學人更關注古代兩性關係的互動、以性別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及文化發展。

　　「中國屬父系與父權社會」的觀念，於往昔學術界之中根深蒂固。古代男性在政府、社會及家庭等不同的領域，向來被視為擔任主導的角色，而古代男性文人也擁有書寫的權力。不能否認的是，往昔學術界之研究，大多以男性主導的整體面貌（如父系與父權社會）、重要領域的男性角色討論（如政府的士大夫角色、家庭中丈夫的權力）或男性文人的書寫內容（如著述中有關政治主張、社會見聞的撰寫）為分析重心，就等同於掌握古代男性性別角色的特質。因此，同樣是共同參與歷史建構的男性，以性別視角探討「男性氣概」、男性的人際關係（例如男性交友）、男性的性別角色規範等研究，雖然日漸進入學者的視線，成果亦有所增加，然而現存研究作品比起中國女性史之豐碩成果，仍然頗為不足，足證中國「男性氣概」及男性史的研究深具發展潛力，細緻地探討從父權社會所建立的性別規律尤為重要，不應忽視。有見及此，筆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繼續開拓。

　　從研究生學習階段開始，到後來有幸擔任教職，這些研究方向亦成為本人終生的研究興趣。拙著《丈夫守則與「齊家」之道——清代家訓中的男性建構》集中於「夫道」的討論，審視清代家訓中男性人格的呈現及他們對家中女性成員關係的管理觀念。與此同時，亦探討清代男性所受的社會及性別規範。然而，歷史是兩性共同建構的。例如傳統社會對女性的人格期許，同樣包含男女兩性之取態。分析中國歷史上的「男性氣概」之形成，亦不能只探究男性的書寫作品和看法。「男性氣概」的構建，當中或許有不少女性的聲音。從此思路出發，女性著述及視角正是關鍵的探討對象。明清時期數量甚豐的才女作品，蘊含了個人思想、行為、見聞等等，也是真實的生活紀錄，是審視明清女性對傳統「男性氣概」的理解及自我性別意識的珍貴材料，完全配合此研究思路。因此，拙著《言為心聲：明清時代女性聲音與男性氣概之建構》通過文本的解讀探究古代女性的個人思想與情感、她們對男性角色的性別期許、女性對古代社會中兩性的道德規範之反思，證明了明清才女筆下對傳統男性人格曾有多番論述，明清「男性氣概」的構建，的確包括不少女性的聲音和角度。

　　筆者在撰寫專題研究的同時，同樣關注學界的研究趨勢。掌握研究發展的方向，誠然是重新反思既有研究議題與開拓新課題的不二法門。例如在中國男性史研究方面，筆者曾提出其發展趨勢，由初期的「方興未艾」演變至現時的「漸放異彩」，已逐漸出現不同性質的嘗試（例如基本的類別有男性交友、男性同性戀、男性氣概，後來再出現新的視野及嘗試，包括男性消費行為及男性形象），筆者也選輯各種中國男性史研究論著，以便學人檢視成果，共同開拓相關研究議題。此外，在明清才女文化研究方面，亦針對過往研究成果主要以女作家群體作出闡析及梳理，忽視才女個案分析之整理與分類，故輯錄相關資料及撰寫有關「明清女性作家之個別研究論著知見錄」主題的論文。同時，古代女性文本亦是思考研究課題的重要一環，故後學根據多種古籍目錄稽尋現存明清女性著作等資料，再寫成有關「明清女性作品總集、女性別集知見錄」主題的論文，便於學人檢視相關文獻之收錄狀況，共同思考及開拓明清才女及其著作的研究方向和可行議題。

　　在明清才女文化的研究領域來說，有關古代女性文本及相關學者研究，經過長期的梳理及分析，也為筆者帶來更多的啟發及反思空間。

　　根據胡文楷（1901-1988）《歷代婦女著作考》的考訂，明清女性留下數量相當豐富的著作，她們書寫的議題尤為廣泛，是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源。同時，明清女性作品的探究亦引起了學術界的熱切重視。權威學者如孫康宜（Kang-i Sun Chang）曾有名言：「沒有任何國家比明清時代的中國出版更多的女詩人選集或專集。」她又指出印刷術的改良、女性識字率的顯著上升等因素，為當時女性詩文集的出版帶來有利的條件。孫氏又指出，兩性之間的文學活動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的，男女共同建構文學、文化與社會的發展。有關女性著述的出版，一眾學者亦頗為致力於呈現明清女作家的主體性及能動性。明清女性筆下的內容具有多元化的議題，例如她們勤於治學，其書寫的文本中常有日常研經與讀史的記錄，亦有對家庭生活的細緻描寫，例如夫妻情誼、訓課子女、隨家遠行等等；此外亦有觸及社會與國家各種議題，題材相當廣泛。隨著女性作品不斷地浮出歷史地表，明清女性著作的考究成果委實蔚為奇觀，而論者如胡曉真更強調「女性著述研究已發展成一片天地，形勢大好」，足證這個研究領域已獲得學術界的熱烈關注。

　　若果把過往的論著加以歸納，筆者發現學者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幾方面，包括明清女性著作之綜合評論、明清才女群體之研究，並以地域、結社及文體等分類為主要探討中心、明清女性著述中個別題材作品之專題探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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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二）研究視野、文類與方法論新探（節錄）／胡詩琪

一、從晚明到盛清：明清才女文化的孕育與社會背景

　　於傳統中國文學歷史之中，儘管歷朝歷代不乏博學詩才的傑出女性，然而，最初的女性書寫與博學表述，相較於詩才文氣，更為讓人關注的是她們如何以「文」來表述道德規範的權威性，如漢代史學家班昭（49?-120?）的《女誡》、唐代宋若華（?-820）和宋若昭（761-828）的《女論語》等。即便間有如薛濤（768-831）、李清照（1084-1155）、管道昇（1262-1319）等以詩名傳世者，之於當代而言，亦是絕無僅有的特殊個體。加之，前代的女性詩文較少被輯錄結集，而流傳於世者，大多也難敵散佚，因而閨中文才，於傳統文學之中，委實難見：

「夷考婦女著作，隋志所載，大都亡佚。唐宋二代，如武皇后、薛濤、花蕊夫人、楊太后、李清照、朱淑真，其集尚存。」

　　不過，自明嘉靖（1522-1566）以後，隨著社會的人口增長、流動與衍生的商品經濟市場，為沉寂一時的才媛著述、刊刻與結社之風，帶來新的契機與曙光。據統計，明清以前，中國的人口大約在6000萬上下浮動，直到明清時期，中國人口顯著急增，其中一個重大的影響因素，當屬強制移民的遷移政策。於洪武、永樂年間的軍籍與民籍移民政策，在隨時推移之下，一些荒蕪地區得以開墾之餘，更因農業生產技術與文化的流入，成為繁榮的城鎮。因而，於弘治十七年（1504），人口數量僅為6100萬，然而至萬曆二十八年（1600）時，則已增至1.5億之多。儘管明清之際的戰亂與動盪，使人口大幅銳減與流散，但是康雍乾三朝的移民鼓勵政策，加之農業技術與物種的傳入，使當地人口得以迅速彌補與繁衍。故而，在休養生息之後，至盛清之時，全國人口倍增至3.1億，而在19世紀中葉的晚清，人口則已達4.3億之多。

　　生齒日繁與人口流動的社會，於造就商業經濟空前發展的同時，亦因其瞬息萬變的不穩定性，致使暴富與破產不過一息之間，無異加劇了階級與貧富的差距。正是這種對於財富轉瞬即逝的普遍性恐慌與焦慮，遂催生出「逐利」與「享樂」的社會風氣，個人、物慾與商品經濟之間，得以藉由城市與社會文化為橋樑，建立起互動關係。於商品經濟的浪潮之下，人們對現世的追求，開始從外在物質世界的索取，慢慢轉向對內在精神生活的滿足，而應運而生的，便是一個龐大的商品市場。當在其時，蓬勃的出版業市場與越趨成熟的印刷技術，使書籍數量呈現一種「井噴式的激增」，杭州、四川、建陽等地一躍成為出版中心的聚富之地。昔日作為身分權力與財富象徵的書籍不再被束之高閣，而是在商業浪潮下，成為平民小戶也能負擔得起的日常商品。識字率的提高、商業出版的蓬勃發展、白話文學與通俗戲曲的流行，無異於擴大了基礎的閱讀人口，其中便囊括了相當數量的庶民女性。

　　城市人口的流動與聚集、商業化的刊刻，催生社會文化的多元面貌。於世家豪族之中，為彰顯其家學與資財，往往在出資興學與出版之餘，更期許女兒也能通曉文墨，以借其文名耀揚宗風的同時，亦能就其學識涵養，以肩負起持家、育兒與傳承家學的目的。這使得原本僅屬於男性的學問大門，也漸漸向女性敞開，至此，傳統性別規範下的局部分野也趨向模糊。然而，由於女性無法參加科舉，難以達成身分階級的向上流動，因而能夠借助的渠道，大概只有三種：一是通過旌表機制，為丈夫守節，從而成為節婦；二是培養兒子考取功名或依靠丈夫當官，得以封誥；三是借由自身的才識與技藝，進入文人雅士的文化社交圈，積累名望以提升社會身分，其中閨秀與名妓，則屬此列。因而，在前述的三種身分攀潛途徑中，「書寫」顯然成為了性別關係中的一種特殊象徵。

　　不過，之於女性而言，書寫原不屬女工範圍之內，更非婦德的體現之一，難以成為衡量其本身道德價值的標準。因此，女性從事書寫的目的，一直以來都備受關注與討論，其參與的文藝活動與付梓的文集，都將受到來自大眾的審視與評估。儘管在以男性為主體的中國文學經典傳統中，女性總是缺乏應有的身分與適合的位置，然而，在推動明清女性文學萌發的階段中，除了婦女本身的積極參與以外，一些男性文人，也對提高與確立女性文學的地位有著關鍵作用。

　　其中，有鑑於女子詩篇，多見散佚，且裒輯不易，因而，於嘉靖三十三年（1554），華亭士人張之象（1496-1577）編《彤管新編》一書，專錄先秦至元代的女性詩作，儘管該書未見當代女性詩人，但作為第一部女性總集而言，其意義可謂深遠。爾後三年（1557），錢塘士人田藝蘅（1524-?）所編撰之《詩女史》，其編採規模不僅遠超張之象，更首倡女子文才與男子無別，以此提高女性及其文才的地位：

「男子之以文著者，固力行之緒華；女子之以文鳴者，誠在中之間秀。成周而降，代不乏人，曾何顯晦之頓殊？良自采觀之既闕也。」

鍾惺（1574-1625）更於明中葉滋衍發酵的詩學基礎上，搜羅古今女性詩文，並附上相關小傳，編纂成《名媛詩歸》一書，主張女子工詩更符合「清」的詩質，為女性文學確立其典範性：

「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然之數者，未有克勝女子者也。蓋女子不習軸僕輿馬之務，縟苔芳樹，養絚薰香，與為恬雅。男子猶藉四方之遊，親知四方。……而婦人不爾也，衾枕間有鄉縣，夢魂間有關塞，惟清故也。」

事實上，即便如章學誠（1738-1801）般反對婦女以才學作為炫耀、成就聲名的方式，但其對於婦女擅詩才，實際上亦是予以肯定的，因為一名精通學理詩文的女性，更為有利於延續家族的文化與學術傳統。奠基於此，女性得以從德才相通的立足點出發，在強調文與道、才與德的統一之中，不但取得了寫作的正當性，甚至於讓閱讀與書寫，進一步成為了婦德的表現，得以借此確立書寫的自由與空間。

　　書籍的流通，使女性得以兼具「讀者」與「作者」的雙重身分。有才之女，得以籍由書寫的力量，游走於家庭與公領域之間，伸張與延展原本囿於閨閣之中的才華，甚至於跨越家庭的藩籬，得以進入出版市場、文壇，流露與抒發個人之見解，並在這過程中探索與建立自我的主體性。如葉紹袁之女葉小紈（約1613-1657）便作有戲曲《鴛鴦夢》，以年輕文士作為已逝姐妹的形象，展現她們不亞於才子名士的精神特質。吳藻（約1799-1862）的《喬影》，則以劇中人謝絮才自喻，將時年才女的自我追求與男性志向相連結，表達出一種難以女兒身達成人生理想的悲嘆。作為讀者、作者與編者的她們，通過酬唱、序跋、隨筆、遊記等，從中建構出一首首獨屬於女性私人所有的，交織著愛情、友情、親情與欲望的生命之詩。與此同時，男性文人對女性寄予憐憫、讚賞之情，以及從旁協助女性參與文學創作、結社、付梓等，得以體現「才女文化」背後，存在著女性自身能力與男性背後推動的相互作用。

　　在印刷、出版與知識流通環環相扣的過程中，流傳的文字使女性的身影，得以脫逸出閨房之外，躍然於文壇之中，僭取、分割過去獨屬男性的文學專利。其時，由男性長期主導的文學領域，也終得見一抹亮光，各類名媛詩詞選集開始大量湧現，相關的出版也由是出現了新的動向。據胡文楷（約1899-1988）編著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中對歷代女性著述的統計中可見，漢魏六朝者計33名、唐朝為22名、宋代為46名、元代有16名。及至明清一代達到鼎峰，於明一代有245名，至清代則高達3682名之多。這也意味著，婦女參與文藝活動之興盛，已隱然挑戰傳統話語權與主流文化的基本規律，而才女文化更成為了明清時期德澤教化的象徵與文化現象，其時「江南」的文化意涵，已然不再獨屬於男性，而是有女性的身影活躍其中。

編者序（一）研究反思、成書點滴及論文簡介（節錄）／何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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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語／盧葦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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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二）：研究視野、文類與方法論新探／胡詩琪
●第一輯　個案分析
明代閨秀史家徐德英／劉詠聰
清代女性日記的研究價值：以宗婉日記、馮婉琳日記為例／楊彬彬
文俶《金石昆蟲草木狀》的多重性質與功能／温麗娜
清代中期女性學術圈子之錯綜與交集——以碧城女弟子為研究軸心／何韻詩
●第二輯　專題探討
晚明杭州書坊問奇閣及其《古今女史》考略／王紅梅
「女士」和「女英雄」：明清女作家建構的「女中丈夫」形象／何宇軒
「不有瓊函，曷通芳愫？」——清代才女書信中的姐妹情誼新探／蔡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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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傳統中的盛清（1683-1839）江南女性
——兼論盛清江南女性詩歌與唐宋詩之爭的關聯／王晚名
●第三輯　史料及研究趨勢探究
女性主義理論和中華帝國晚期的女性作家：影響和批評／方秀潔著，王晚名譯
從閨秀到女作家：明清女性詩歌文化最後的軌跡（1914-1928）／李小榮
《四庫全書》賡續諸編所收女性著述／盧嘉琪
明清女性作品總集、女性別集知見錄（選輯）／何宇軒
明清女性作家之個別研究論著知見錄（選輯）／何宇軒
●第四輯　作者簡介
主編及作者
其他作者
本文集部分文章原出處及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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