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從南部到台北念大學。之後的一、二十年間，台灣的政治經濟正發生重大的變化，民意代表改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即將開始。各式各樣的選舉造勢場合、演講、抗議示威遊行，讓人目不暇給。此外，蘭陵劇坊、雲門舞集、表演工作坊、各式各樣的影展、演唱會……也都在我眼前的世界，繽紛燦爛展開。

開學沒多久，我在耕莘文教院聽到了黃春明老師的演講。

當時晚上八點檔的黃金時段有一齣電視連續劇收視率高達40%——這意味著，光是台北市就有八十萬人坐在電視機前面收看連續劇。八點十分，當第一個廣告進來時，許多人起身上廁所，上完廁所之後，當然就是按水沖洗抽水馬桶。

「我有一個朋友在自來水公司做事，就在八點十一分的時候，觀察到自來水廠蓄水的水位陡然下降。」黃春明老師說。

接著是一陣笑聲。等到笑聲稍止之後出現的，黃老師說出了那句對我的人生很大影響的一句話。他說：

「在一個所有的人都看一樣的連續劇、在同樣時間上廁所、按馬桶的世界活著，諸位會不會覺得，這樣的人生太無聊了？」

我受到很大的鼓舞，開始參加社團、大量閱讀書籍、看電影。想辦法讓自己成為那個變化的一部分，追求擁有一個「不無聊」的人生。

我並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思考自己大學聯考作文的事。對我來說，那些事情都已經過去。閱讀過那麼多心儀的文學作品後，我告訴自己，從此我不會再為了那個「努力」的世界，勉強自己寫出任何違背心意、毫無創意的一字一句了。

那時候，我一點也不知道，那個「努力」的世界並沒有消失，它只是暫時蟄伏，將來還會幽靈似的如影隨形。

就這樣拿到了博士學位

回到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疼痛醫學會。

儘管背負著極大的壓力、儘管心不甘情不願，但我還是乖乖地去了。

疼痛醫學會場上，聽著各式各樣大老發表的精采演說，各種眼花撩亂的研究成果——一切正如我所預料。越是看到別人生龍活虎的創意，以及扎實的實驗數據、圖表，推論，我的內心越是充滿了焦慮。

一直挨到了會議最後一天的海報交流觀摩，我坐在自己的海報攤位前顧攤。由於重要的演說大半已經結束了，會場人潮有點稀落，偶爾有幾個廠商過來，問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遞了名片之後，我就真的沒什麼事可以幹了。

正當我百無聊賴地翻著奧地利的旅遊書時，一位白白胖胖的老先生走過來，在我的海報前站了一會兒。我抬頭瞄了他一眼，他戴著白色呢帽、一襲西裝，打著紅色的領結，一派紳士模樣與派頭。我們交換了一個微笑，他又繼續認真地讀著我的海報。

過了一會兒，他忽然用有點口音的英文問我：「你是韓國人嗎？」

我愣了一下，告訴他我來自台灣。

「我是德國人。」他自我介紹了他的名字，在大學裡教藥理學。

「你為什麼這麼問？」

「因為我的媳婦是韓國人，她的名字跟你一樣有個『詠』，所以我以為……」

我客氣地解釋，韓國跟台灣在各方面都受到中國的影響很大，可能跟這個有關。他恍然大悟地點了點頭。

出於禮貌，我簡單地說明了一下我的海報。不知是否也出於禮貌，他問了幾個問題。一聽他的問題，我推測，他對於我研究的領域——過敏性疼痛的細胞分子機制，顯然是不熟悉的。儘管如此，德國教授還是露出饒富興味的表情，跟我聊著。基於敬老尊賢的教養，我也認真、耐性地回答了他的問題。那之後，我們才賓主盡歡地相互道別。

正要離開時，走了幾步，他回過頭來，忽然對我說：「你何不試試xx藥物？」

xx藥物？我不太熟悉那個藥物，客氣地請他寫下來那個藥物的名字。

他拿出一張名片，在上面寫那個藥物的名字。他簡單地說了一下那個藥物的機制。笑著對我說：「也許你可以試試。」

說完，跟我道再見，離開了。

我也跟他說再見，順手收下了那張名片，放進口袋裡。

見識過相近領域的學者、專家那麼多精采成果，自己又跑去自助旅行了好幾天，我回台北之後走進實驗室的心情其實是沉重的。

我一邊整理維也納的海報、會議資料以及名片，一邊心中升起一種「完蛋，這次一定畢不了業了！」的沮喪心情。

整理到德國教授的名片時，我注意到他來自漢堡大學。好奇心驅使下，我查了一下他的背景，不查還好，一查才意外地發現他竟然是歐洲一份重要的藥理期刊的總編輯。

我把德國教授順口提到的那個藥物的資料，認真地研究了一遍。我甚至去找來德國教授之前的論文，試圖搞清楚他的思維。越研究，我就越發現他的建議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雖然只是換了藥物，但他想探討的方向，跳脫了當時我原來實驗設計的底層邏輯，是從藥理學更高的層次去思考問題的。

要研究這個問題——我評估了一下實驗需要的資源，以當時的情況，的確有點困難。但我心想，我本來的動物實驗模式是既有的——這已經至少滿足了百分之七十的條件，其他的部分——管他的，反正死馬當活馬醫再說。

新的實驗進行得非常順利。一個月不到，我就做完了一輪新的控制組與實驗組的實驗。我把所有的數據丟進電腦的統計軟體裡，出乎意料地，跑出了想像不到的結果。

山不轉路轉，我靈機一動，根據新的思維，寫出了跟過去不太一樣的論文，直接投稿到德國教授主編的藥理學期刊去。

跌破眼鏡地，稿子投出二個禮拜之後，我收到了那份期刊的審稿編輯的回應。或許是從來沒有臨床醫師用過敏性疼痛的動物模式去測試那個藥理學的假設，我這篇文章，對他們來說，充滿了新鮮的創意。

他們提出了一些好奇的疑問，我不但一一回覆，同時又做了一些實驗，補上一些新的資料，回應了對方的問題。差不多又過了一個多禮拜，我就收到了論文接受通知。

那之後半年左右，我完成論文，通過博士論文口試，拿到了博士學位。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我能拿到博士學位，只是僥倖。我甚至有點冒牌者症候群的心情，一點也不知道該怎麼理解或解釋碰到德國教授這樣的好運。

直到又發生了很多事情之後，我才慢慢理解到，我一直以為的僥倖，並不全然只是僥倖。

寫作能不能至少有點好玩？

再回到那些好玩的作文。

大學時代我曾經夢想過將來當電影導演。這個夢想被我媽潑了冷水，說是不切實際。我媽說的的確也沒錯——當醫師的同時，要再當電影導演，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當時我雖然被說服，卻心有不甘。我心想，雖然寫作沒有當導演那麼刺激，但是同時當醫師加上寫作，退而求其次，應該是有機會的吧。

我開始利用課餘的時間寫作文，在刊物上發表文章。我努力模仿名家的筆法。從張愛玲的華麗孤寂、海明威那種力透紙背的簡單、到黃春明的慈悲憐憫……我越是模仿，內心就越覺得挫折。我甚至會無知又一廂情願地想著，為什麼我的世界沒有張愛玲那種華麗淒涼的出身、沒有海明威的世局戰亂、沒有黃春明的鄉土貧窮，為什麼我只能出身在一個平庸又沒有什麼故事的小康家庭……

那幾年，我迷上了小津安二郎所導演的電影。小津的電影最特別的地方，在於他的故事非常的日常、普通，更沒有什麼太大的情節起伏，但我卻深深地感到著迷，連自己都說不上來怎麼一回事。只要是小津的電影，我都可以一看再看。

大學五年級的有一天早上，我學小津安二郎的女主角原節子，用湯匙慢慢地攪拌剛剛泡好的咖啡，靜靜地感受自己的那一剎那，我忽然理解到：即使是寫作，也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我喜歡的作家所寫的，是他們的人生，是他們的答案。我的人生，是不一樣的問題，因此我想要的答案，也只能從我自己的人生裡面尋找。

既然當醫師這件事，已經是一件需要很多「努力」的事了，為什麼不能讓寫作——至少有點「好玩」呢？

這是我對寫作這件事，慢慢形成的必須「好玩」的堅定信念的開始。換個角度說，因為好玩這樣的信念，所以寫作對我來說，漸漸變得很堅定。

之後是見習、實習、當兵、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就讀博士班……十多年來，以「好玩」為主軸的寫作，其實根本沒有任何「事業」上的企圖。但超乎想像地，這些作品，竟讓我得到好幾個文學獎，並且出版了《大醫院小醫師》、《親愛的老婆》、《離島醫生》、《淘氣故事集》這些作品。更意外地，它們得到讀者喜愛，一本接著一本在暢銷排行榜上，熱賣不斷。

「努力」寫的作文，得到平庸的分數。但「好玩」的作文卻受到歡迎、得到收入。「努力」做的實驗一再被拒絕。天馬行空地去奧地利「玩」，卻讓我意外地得到德國教授的建議，以至於最後發表了論文、通過了口試。

這跟我原來的認知都非常衝突。到底是：

「努力」被高估了，其實「好玩」更有前途？或者，反過來，我透過「好玩」所得到的那些成就，其實只是運氣？

我當時的想法很矛盾。

儘管如此，我已經三十六歲了。看到了更多的世事無常、病人死亡之後，對於自己到底能不能變成自己想望的那種大人，老實說，連我自己都有種說不上來的迫切感。從寫作文、到實驗室的論文，一再地重複的掙扎……在在都讓我覺悟到，如果我不刻意去追尋自己想要的人生，我這一生能見識到的，或許全都只會是「努力」那一國的風景了。

拿到博士學位那一年，我辭去了醫師的工作，全心全意成為一個專職作家。事後，有媒體採訪我，形容我是：「基於對寫作的熱愛，『毅然決然』地辭去了醫師的工作。」

老實說，這樣的描述並不精確。所謂「毅然決然」辭職的心情，真正要說起來，更接近冬天跳進冰冷的湖泊那種心情——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充滿著不確定卻無法自我克制的衝動，但面對眼前的新情境，又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奮力求生存。

辭去醫師成為專職作家之後，我曾有過很多彷徨、猶豫的時刻。

很久之後，驀然回首，雖然擔心、猶豫在所難免，但那其實只是走向不同的命運，必然經過的轉折點。

或許因為是自己的選擇，碰到困頓挑戰時，就得硬著頭皮解決問題。大部分這些困難，都沒有什麼先例可循，因此不得不更傷腦筋、加緊努力。在這個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因此學會了很多新的本事，認識許多有趣的朋友，引來了更多有趣的事。甚至寫了更多作品，跟更多讀者分享了自己更多的感受，得到了更多的共鳴與回饋。

因緣際會，二十多年下來，我出版了各式各樣的散文、長篇小說、有聲書，還變成了編劇、影視製作人，經歷了廣播節目主持人、演講者、書籍主編、文學獎、夢想計畫評審、心靈成長營隊負責人、公共電視、中華電視公司、各種新聞、教育、文化、飲食各種公益基金會、出版公司、上市公司董事、一家網路公司的創辦人，我甚至還報名參加了三鐵、潛水、馬拉松比賽……這些事，有些成功了，有些失敗了，有些有很好的收入，也有一些花了很大的力氣，卻吃力不討好。

這些雖然算不上什麼豐功偉業，但無論如何，它們都源自於我自己的選擇與熱情，光是做的過程本身就是足夠的回報了，其他的收穫只能算是意外的錦上添花。

認真想想，在還沒確定到底是「努力的」，或「好玩的」更有前途前，就讓自己貿然跳進「好玩的」旅程，實在冒險。但話又說回來，如果非得清清楚楚地看見前方的目標，才願意「努力地」向前走的話，我辭去醫師工作之後所經歷的這些有趣的事情，大部分都不會發生了。

就像當年，如果不是被迫作了去維也納「玩」的選擇，我根本不可能幸運地撞見德國教授。沒遇見德國教授，我就不可能得到新的靈感與連結。少了這些連結，不管我在實驗室多「努力」，我也不可能做出創新的論文來的。

蘋果創辦人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曾說過：

「創造力就是將事物連接起來。當你問創意人士他們是如何完成某件事時，他們會感到有點內疚，因為他們並不是實際做了什麼，而是看到了某些東西……他們能夠將自己曾經經歷過的事情連接起來，並綜合出新的東西。」

有創造力的人為什麼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呢？說穿了無他，當大部分人的目光，都被該努力的目標牢牢吸住時，他們多出了「好奇」、「好玩」的想像，看到了不太一樣的事物。

創造性的人生也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我曾看過一個彩券行的廣告詞是這樣的：

就算財神爺想幫你，你至少也給祂機會才行。

這句很能打動人心的話，給我的啟示是這樣的：某個程度，想得到好運，還必須在好運發生之前，作出容易撞見好運的選擇才行。

像那盞車尾燈的存在

那次維也納的醫學會議其實還有一個沒說的故事。

會議結束之後，我跟雅麗租了車，往維也納的山區、德國慕尼黑的方向，一路旅遊過去。

那時候GPS導航還不普遍。我邊看地圖邊開車。有一個下午，天色變暗了。我開著租來的車繞呀繞地，以為很快會繞出山區，沒想到前面的路越繞越覺得不太對勁。我停下車，找出地圖，仔細地查看了一下，完全無法確定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裡。繼續開車前進。天色更暗。路上又起了濃霧，汽車越開心裡越是覺得毛毛的……

繼續前進嗎？還是後退？後退到哪個路口改道，心中一點概念也沒有。

我就這樣戒慎恐懼地開了將近二十分鐘，才在附近看到住家的燈光。冒昧地開車進去，比手畫腳地說明了來意。對方毫不猶豫地就發動車，要我們跟著他的車。

我在山路蜿蜒的暗夜濃霧中跟車，只看到模模糊糊的車尾燈。有時一個轉彎，車尾燈消失了，只能憑著記憶繼續前進。直到轉個彎，車燈又再度出現。就這樣，小小紅色的車尾燈在迷茫中時隱時現。但無論如何，僅僅是那樣，心裡就多了一份篤定，知道自己能夠走出這個山區。

我就這樣夢境似的尾隨著前車，花了將近二十幾分鐘，終於抵達大馬路路口。他停下車，搖下車窗，伸手跟我比了比前方，要我繼續前進。開車經過他的車時，我搖下了車窗，跟他揮手道別。駕駛座裡面，他那個笑容還有帥氣的樣子，到現在我都還清楚地記得。

那時候，我心裡有一種衝動，想著：如果可以的話，有一天，我也要變成類似暗夜迷霧中的車尾燈那樣微弱的光亮，成為陪別人走一段自己熟悉的路，給別人帶來信心的人。

一開始想寫一本像這樣的書，是從這個畫面開始的。

那一年，我從南部到台北念大學。之後的一、二十年間，台灣的政治經濟正發生重大的變化，民意代表改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即將開始。各式各樣的選舉造勢場合、演講、抗議示威遊行，讓人目不暇給。此外，蘭陵劇坊、雲門舞集、表演工作坊、各式各樣的影展、演唱會……也都在我眼前的世界，繽紛燦爛展開。

開學沒多久，我在耕莘文教院聽到了黃春明老師的演講。

當時晚上八點檔的黃金時段有一齣電視連續劇收視率高達40%——這意味著，光是台北市就有八十萬人坐在電視機前面收看連續劇。八點十分，當第一個廣告進來時，許多人起身上廁所，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