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丹利．米爾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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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電擊實驗，考驗也拷問著人性底線──
當權威者的命令有違道德、泯滅良知，人會服從，還是不服從？
★《路西法效應》作者 菲利普‧金巴多 盛讚╳專序推薦
★社會心理學最具革命性與爭議性的研究典範之一
★19次直揭人性真相的實驗過程、實驗對象超過1000人 首度完整公開！
逾半世紀前，納粹分子艾希曼經耶路撒冷大審被判處死刑後，身為猶太人的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蘭，開始反思權威與服從之間的關係。1960年代，他在實驗室中進行了一系列挑戰人性的「電擊實驗」，在當時引發不少爭議，但現在已普遍獲得科學社群的支持。實驗的目的在於想知道人類會無視結果、服從權威到何種程度。實驗的結果也徹底顛覆了我們對道德與自由意志的看法。
這本書《服從權威》是米爾格蘭對其經典研究所做的「完整」紀錄（共十九個實驗），過程奇妙而充滿波折，令人頭皮發麻也直指人心。作者並針對每次實驗的結論，做出了極具說服力的解釋，例如「情境力量」的強度，對照人類服從權威的程度，其危險與駭人程度，遠遠超乎你的想像！
本書引領我們思考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巨大難題：
◆我們一直被教育成必須服從權威（可能是父母、老師、公司、組織等等），但我們能否明辨「正義」與「不義」的權威有何不同？能否挺身反抗不義權威？抑或是，只要命令來自看似正當的權威，人都會服膺甚至盲從？
◆從德國納粹大屠殺、洪仲丘事件、乃至許多Metoo和霸凌事件，究竟是權威殺人，抑或是，由許多平凡人共同犯下的集體罪惡？
米爾格蘭的實驗與論述，提醒我們重新審視人性的本質、道德的意義，深入思考何謂是非善惡，他並提出警訊：當人在整個邪惡行為鏈中只擔任某個環節，且距離行為的最終結果很遠時，人在心理上就容易忽視自己應負的責任，形成「代理人」心態，甚至完全卸除人性。
期許我們每個人，都能勇敢說出自己內心的正義。
***
【標準實驗範本】
三人一組進行實驗，一人擔任「老師」（Teacher，不知情的真正受試者），一人擔任「學生」（Learner，由演員飾演，假裝遭電擊而發出痛苦慘叫聲），另有一個身穿專業技師服、擔任「權威」角色的「實驗者」（Experimenter）。「老師」與「學生」分處兩個不同的房間，只能透過對講機溝通，學生答錯時，「老師」將給予學生電擊懲罰。電擊產生器共有30個開關，從15伏特到450伏特，每次遞增15伏特。當受試者「老師」想停止實驗、不再電擊時，「實驗者」會依下列順序催促：
●請繼續。
●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
●你絕對要繼續進行。
●你沒有選擇的餘地，你「必須」繼續。
◎實驗預測
只有1%、頂多10%的受試者會持續懲罰，直到按下最大伏特數。
◎結果
●65%的受試者施以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
●所有受試者都出現不舒服的反應，都曾暫停並質疑這項實驗
●35%的受試者堅持停止實驗（但沒有任何受試者在到達300伏特之前堅持停止）
***
【重量推薦】
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路西法效應》作者‧史丹佛監獄實驗主持人
林佳範∣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重量專序
【各界讚譽】
米爾格蘭教授在《服從權威》這本書中，指出服從的本質「在於一個人把自己視為他人期望的工具，因此不再認為自己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換言之，服從除了不思辨自己的行為以外，更深沉的意涵在於規避自己的責任與自主性，而選擇追隨強人或威權，這或許是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即心理學家弗洛姆所謂的「逃避自由」。
──林佳範，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這是社會心理學或社會科學領域內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概括性的研究。……米爾格蘭的實驗充分證明社會處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他的實驗結果呼應了行為決定論者情境主義的核心觀點。這項研究說明了一點──絕大多數人無法拒絕不正義的權威的命令。
──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路西法效應》作者、史丹福大學榮譽教授
這是經典的論述，說明人類有服從命令的傾向，完全無視於他們的所做所為會造成什麼傷害或後果。
──麥可‧德達（Michael Dirda），《華盛頓郵報‧圖書世界》
米爾格蘭的服從實驗使我們更清楚地察覺到不加批判、接受權威的危險。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紐約時報書評》
（米爾格蘭的）調查實現了我們期待中負責任的社會科學應做的事：從繁瑣的現象中找出最核心的本質。
──《科學》（Science）
一本吸引人與深具意義的作品。
──《滾石》（Rolling Stone）
本書對人類行為的知識做出重大貢獻。
──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S. Bruner），紐約大學
作者簡介：
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
他於哈佛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畢業後擔任大學教授。於耶魯教書時主持了知名的「米爾格蘭實驗」（Milgram Experiment），探討人對權威的服從性；於哈佛教書時則進行了「小世界實驗」（Small World Experiment），得出舉世聞名的「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他後來成為紐約市立大學研究所中心特聘教授。畢生獲獎無數，包括福特基金會獎學金、美國科學促進會社會心理學獎與古根漢獎學金。《服從權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是他最知名的著作。
相關著作：《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
譯者簡介：
黃煜文
1974年生，譯有《單一文化的陷阱》、《教父》、《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耶路撒冷三千年》、《大轉向：物性論與一段扭轉文明的歷史》、《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經濟效應》、《服從權威》等書。
名人推薦：
推薦序
服從或反抗？
林佳範 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服從是人性嗎？或反抗是必要的嗎？
我們的文化中，受儒家倫理的影響，很強調尊卑的關係，例如孝順不只要求「尊敬」更要求「順從」長者，甚至從很小就要小朋友「聽話」，不然就是「不乖」，可見「服從」尊長甚至被提升到倫理價值的層次，而不論其是否有值得尊敬或崇揚之處，「聽話」本身即被賦予正當性。換言之，小孩子的責任是在「聽」而不在「說」，更彰顯在我們的俗諺：「小孩子有耳無嘴」，其被期待能服從，而不在於有自己的意見。
比較令人訝異的是，西方社會並未受到儒家的影響。在一九六○年代耶魯大學教授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所進行的十九次一連串的實驗，參與人數多達一千人，年紀從二十歲到五十歲，當中沒有人是大學生或高中生，在非使用外部的強制力之下，受試者被告知要進行處罰與學習的效果研究，當被電擊的對象已展現高度的痛苦，很高比例的實驗對象仍然會服從實驗的指示，縱使有所疑慮，仍服從指示持續地按下更高的電力，直到最後的階段。
這項實驗的結果，或許可以呼應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謂「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在一九六一年其在以色列觀察公審二戰的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這位前納粹執行屠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主要負責人，其並非對猶太人有多大的反感或深仇大恨，而是一位如鄰家大叔般的平常人，執行大屠殺就像公務員在執行一般的公務一樣，如同前述的實驗，當被指示進行電擊的工作，即使對其正當性有所質疑，甚至對被電擊者產生同情，而大多數的受試者仍然會服從指示完成電擊的工作。漢娜．鄂蘭提醒我們，不是很邪惡的人，才會做出邪惡的事，一般的人若不加思索地服從邪惡的指示，仍會做出邪惡的事，甚至大多數的邪惡，都是這樣造成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提問，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難道不會反抗嗎？這些受試者，若反抗不執行電擊的工作，也不會有任何的威脅或損失，但為何不反抗，而選擇繼續服從指示。或許他們認為既然已經承諾要進行實驗，即有義務要完成實驗，縱使對於這樣的實驗仍有一點質疑。換言之，或許履行承諾的責任感高於停止被電擊者的苦痛，只是這樣的思考，是對的嗎？對於艾希曼來說，執行長官所交辦的任務則高於數百萬猶太人的性命，而這樣的判斷是對的嗎？這樣的說法，或許更反映出他對於自己所執行的任務，是不是「邪惡」或「不正確」，並未產生任何的懷疑，或縱有，但其他的考慮更高於殺掉幾百萬的猶太人。
其實，我們若反觀人類的歷史，類似幾百萬人被屠殺的案例，並非是罕見的，且往往是在成就許多人自認為的「神聖」的事，不管是基於階級、種族、宗教、國家、民族、政治意識形態等等的理由。一直到人權思想的出現，強調人性尊嚴的不可剝奪；認為每一個人的人權都是神聖的，且應該超越前揭各種的理由，才開始對於大規模滅絕人類的行為，視為一種邪惡。人權對於一切的殺戮行為都認為應該被禁止，甚至包括死刑，而前揭種種「神聖」的理由，甚至被認為係各種的歧視或不正確，而喪失其正當性。
人類營社會生活，欲形成公共的秩序，難免會有支配服從的關係，惟不同的是在於其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如在政治上，不管是威權專制或民主政體，其區別不在於是否有支配服從關係，而在於其政治正當性的基礎，如在君權神授的時代，其統治之正當性訴諸於宗教的神聖性，而在民主時代，其更奠基在人權、法治、民主的選舉等之上。甚至，在社會上人際的關係，更可能基於經濟上、知識上、階級上、種族上、性別上等等之不對等或優勢，所造成的支配服從關係，而這些過去傳統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尊卑倫理關係，亦被重新檢視其正當性的基礎，例如過去重男輕女的父權倫理觀，從性別平權的角度而言，即被視為是不對的或邪惡的。
因此，在強調人權保障的民主國家，所謂支配服從的關係，很難不被檢視其正當性的基礎，如法國哲學家卡繆（Albert Camus） 所主張：「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反抗即代表著一種新的存在抉擇，而不是默默地服從各種既存的倫理價值。要避免「邪惡的平庸」，端視我們是否能針對各種支配服從關係，進行思辨，若認為「邪惡」即須反抗，才有新的存在可能性。
甚者，前揭米爾格蘭教授後來將其實驗結集成書，在名為《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的書中，其指出服從的本質「在於一個人把自己視為他人期望的工具，因此不再認為自己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換言之，服從除不思辨自己的行為以外，更深沉的意涵在於規避自己的責任與自主性，而選擇追隨強人或威權，這或許是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即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所謂的「逃避自由」。民主社會肯定人民的獨立自主性，而將政治的正當性建立在人民的參與；若人民選擇不參與或規避責任而將權力集中於強人或獨裁者身上，從德國的威瑪民主共和退化成希特勒的納粹威權政體，即為歷史的實例。
米爾格蘭教授的實驗雖然是在一九六○年代的美國，但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且民主化仍未成熟的台灣，我們如何看待政治權威，服從或反抗仍不斷地考驗著我們所有的人，是選擇或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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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範，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這是社會心理學或社會科學領域內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概括性的研究。……米爾格蘭的實驗充分證明社會處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他的實驗結果呼應了行為決定論者情境主義的核心觀點。這項研究說明了一點──絕大多數人無法拒絕不正義的權威的命令。
──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路西法效應》作者、史丹福大學榮譽教授
這是經典的論述，說明人類有服從命令的傾向，完全無視於他們的所做所為會造成什麼傷害或後果。
──麥可‧德達（Michael Dirda），《華盛頓郵報‧圖書世界》
米爾格蘭的服從實驗使我們更清楚地察覺到不加批判、接受權威的危險。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紐約時報書評》
（米爾格蘭的）調查實現了我們期待中負責任的社會科學應做的事：從繁瑣的現象中找出最核心的本質。
──《科學》（Science）
一本吸引人與深具意義的作品。
──《滾石》（Rolling Stone）
本書對人類行為的知識做出重大貢獻。
──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S. Bruner），紐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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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
他於哈佛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畢業後擔任大學教授。於耶魯教書時主持了知名的「米爾格蘭實驗」（Milgram Experiment），探討人對權威的服從性；於哈佛教書時則進行了「小世界實驗」（Small World Experiment），得出舉世聞名的「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他後來成為紐約市立大學研究所中心特聘教授。畢生獲獎無數，包括福特基金會獎學金、美國科學促進會社會心理學獎與古根漢獎學金。《服從權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是他最知名的著作。
相關著作：《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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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生，譯有《單一文化的陷阱》、《教父》、《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耶路撒冷三千年》、《大轉向：物性論與一段扭轉文明的歷史》、《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經濟效應》、《服從權威》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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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是人性嗎？或反抗是必要的嗎？
我們的文化中，受儒家倫理的影響，很強調尊卑的關係，例如孝順不只要求「尊敬」更要求「順從」長者，甚至從很小就要小朋友「聽話」，不然就是「不乖」，可見「服從」尊長甚至被提升到倫理價值的層次，而不論其是否有值得尊敬或崇揚之處，「聽話」本身即被賦予正當性。換言之，小孩子的責任是在「聽」而不在「說」，更彰顯在我們的俗諺：「小孩子有耳無嘴」，其被期待能服從，而不在於有自己的意見。
比較令人訝異的是，西方社會並未受到儒家的影響。在一九六○年代耶魯大學教授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所進行的十九次一連串的實驗，參與人數多達一千人，年紀從二十歲到五十歲，當中沒有人是大學生或高中生，在非使用外部的強制力之下，受試者被告知要進行處罰與學習的效果研究，當被電擊的對象已展現高度的痛苦，很高比例的實驗對象仍然會服從實驗的指示，縱使有所疑慮，仍服從指示持續地按下更高的電力，直到最後的階段。
這項實驗的結果，或許可以呼應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謂「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在一九六一年其在以色列觀察公審二戰的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這位前納粹執行屠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主要負責人，其並非對猶太人有多大的反感或深仇大恨，而是一位如鄰家大叔般的平常人，執行大屠殺就像公務員在執行一般的公務一樣，如同前述的實驗，當被指示進行電擊的工作，即使對其正當性有所質疑，甚至對被電擊者產生同情，而大多數的受試者仍然會服從指示完成電擊的工作。漢娜．鄂蘭提醒我們，不是很邪惡的人，才會做出邪惡的事，一般的人若不加思索地服從邪惡的指示，仍會做出邪惡的事，甚至大多數的邪惡，都是這樣造成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提問，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難道不會反抗嗎？這些受試者，若反抗不執行電擊的工作，也不會有任何的威脅或損失，但為何不反抗，而選擇繼續服從指示。或許他們認為既然已經承諾要進行實驗，即有義務要完成實驗，縱使對於這樣的實驗仍有一點質疑。換言之，或許履行承諾的責任感高於停止被電擊者的苦痛，只是這樣的思考，是對的嗎？對於艾希曼來說，執行長官所交辦的任務則高於數百萬猶太人的性命，而這樣的判斷是對的嗎？這樣的說法，或許更反映出他對於自己所執行的任務，是不是「邪惡」或「不正確」，並未產生任何的懷疑，或縱有，但其他的考慮更高於殺掉幾百萬的猶太人。
其實，我們若反觀人類的歷史，類似幾百萬人被屠殺的案例，並非是罕見的，且往往是在成就許多人自認為的「神聖」的事，不管是基於階級、種族、宗教、國家、民族、政治意識形態等等的理由。一直到人權思想的出現，強調人性尊嚴的不可剝奪；認為每一個人的人權都是神聖的，且應該超越前揭各種的理由，才開始對於大規模滅絕人類的行為，視為一種邪惡。人權對於一切的殺戮行為都認為應該被禁止，甚至包括死刑，而前揭種種「神聖」的理由，甚至被認為係各種的歧視或不正確，而喪失其正當性。
人類營社會生活，欲形成公共的秩序，難免會有支配服從的關係，惟不同的是在於其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如在政治上，不管是威權專制或民主政體，其區別不在於是否有支配服從關係，而在於其政治正當性的基礎，如在君權神授的時代，其統治之正當性訴諸於宗教的神聖性，而在民主時代，其更奠基在人權、法治、民主的選舉等之上。甚至，在社會上人際的關係，更可能基於經濟上、知識上、階級上、種族上、性別上等等之不對等或優勢，所造成的支配服從關係，而這些過去傳統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尊卑倫理關係，亦被重新檢視其正當性的基礎，例如過去重男輕女的父權倫理觀，從性別平權的角度而言，即被視為是不對的或邪惡的。
因此，在強調人權保障的民主國家，所謂支配服從的關係，很難不被檢視其正當性的基礎，如法國哲學家卡繆（Albert Camus） 所主張：「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反抗即代表著一種新的存在抉擇，而不是默默地服從各種既存的倫理價值。要避免「邪惡的平庸」，端視我們是否能針對各種支配服從關係，進行思辨，若認為「邪惡」即須反抗，才有新的存在可能性。
甚者，前揭米爾格蘭教授後來將其實驗結集成書，在名為《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的書中，其指出服從的本質「在於一個人把自己視為他人期望的工具，因此不再認為自己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換言之，服從除不思辨自己的行為以外，更深沉的意涵在於規避自己的責任與自主性，而選擇追隨強人或威權，這或許是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即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所謂的「逃避自由」。民主社會肯定人民的獨立自主性，而將政治的正當性建立在人民的參與；若人民選擇不參與或規避責任而將權力集中於強人或獨裁者身上，從德國的威瑪民主共和退化成希特勒的納粹威權政體，即為歷史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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