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亞波汗．艾布斯透過本作提供一項重要功能，就是將有關所謂暴行的『假新聞』，從它主要被討論的事務場域中抽離出來，將其放入一個更廣泛、更深刻，事實上甚至更令人不安的脈絡下進行討論。他洞見觀瞻地追溯了捏造暴行敘事被使用的方式及過程演變，從西方戰爭和殖民擴張之初一直到近期，舉出十一件個案研究。令人不寒而慄的是，他記錄下西方列強如何透過暴行敘事來主導資訊領域，從而導致衝突造成的結果，遠比原先所指控的暴行後果更糟糕。學者、記者和其他對了解國際事務抱有濃厚興趣的人都會發現，本作中發人深省、石破天驚的...

第三章 1989年的北京和天安門廣場

美國在1970年代中期，很大程度上受到越戰的挫折、國內的經濟停滯，和察覺到蘇聯勢力崛起的影響，轉而追求緩和政策與中美外交關係的正常化。隨著中蘇之間在1960年交惡，北京當局也將蘇聯視為其國防安全的一大威脅，中國與美國的重新靠攏，終結了中國的政治孤立並推動中國與西方世界經濟連繫的擴大。如此一來就彌補了中國與蘇聯陣營之間連繫的衰退，而與蘇聯的連繫在此之前一直是支撐中國飽受戰爭摧殘經濟的關鍵。然而緩和政策並沒有延續太久，當十年後冷戰落幕，一個相對衰退的蘇聯強權和中蘇關係的改善，意味著中國在美國圍堵莫斯科的目標上，不再被視為一項重要資產。結果就是美國恢復針對中國、顛覆中國的工作，第一個被具體實現的成果，就發生在1989年的夏天。

1989年6月的動亂：西方宣稱北京發生大屠殺

到了1989年，中國對於來自海外意圖顛覆政權勢力的耐受力，在很多方面來說，比1950年代和1960年代時更弱。在鄧小平執政下對於經濟改革的追求，雖然促進了經濟成長，但同時也出現貧富不均與逐漸明顯，甚至有時駭人聽聞的貪腐跡象。這個情況與兩代中國人在長大過程中所熟知的共產主義理想，以及毛澤東時代對貪腐行為的零容忍，形成鮮明對比。結果就是愈來愈多中國人感到不滿，尤其是那些都會青年，認為自己父母為建立一個新中國所付出的犧牲，被一群新階級的貪官剝削，他們帶領國家走上歪路。

當時剛放寬不久的物價管制，大幅改善了中國農村人口的生活福祉並增加了糧食的收成及產量，但隨之而來的代價，就是都會人口面臨主食價格上漲的情況。整個1980年代的通膨震盪，讓整個情況更加惡化，1988年和1989年平均通膨率幾乎是19%。前中國總理兼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被視為政府新貪腐階級中的一個象徵，他所提出的改革，更是直接加劇了通膨情形。趙紫陽是當時人民怒火最初的目標，1989年派送的小傳單上會問：「趙紫陽去打高爾夫花了多少錢？」原本在西方被尊為「中國戈巴契夫」的趙紫陽，在隨後十年因其強烈的親西方傾向和致力西方化中國政治和經濟體系的承諾，又以俄羅斯總統之名被稱之為「中國的葉爾欽」。1988年5月，趙紫陽強勢推動物價加速改革，導致大規模的民怨以及要求回到經濟管制更加中央化訴求的出現。於是一場一直延續到1989年的論戰，也因此展開。

1989年4月，中國大學生蜂擁至首都北京的主要廣場天安門廣場靜坐抗議，反對政府貪污和偏離1949年共產革命理想。一名來自北京的前學生抗議人士在2019年接受作者訪問時（接受訪問時，他的工作是一名教師），回憶當時的那場運動表示：

從鄧小平時代開始，我們全都看見中國已經開始變得和我們父母當初渴望建立的國家非常不一樣。在毛主席的治理下，就算只是輕微的貪腐都絕不會被容忍，所有人的生活大致平等，而且大家一起建立這個國家。但鄧小平時代出現一個新的寄生蟲階級，他們不必然需要遵守規範，也不是特別誠實或努力，卻能獲得人民努力付出打造的這個國家在成長時帶來的大部分好處。於是，我們就去抗議—去告訴政府我們不滿意。西方媒體後來都說我們在爭取的是西方民主，那根本是無稽之談，我們忠於1949年的共產革命，反對向西方資本主義體系靠攏的舉措—我們才不會要求變得更西化。但中國的敵人錯誤呈現我們的和平抗爭，將我們描繪成呼籲扭轉共產革命的反革命份子。這太讓人難過了，真的很荒唐，西方人竟然是這樣看待我們（前學生抗議人士）。

綁架任何形式的大眾不滿，並將之描繪成一種政治西方化的訴求，是西方世界尤其在冷戰之後常見的做法。無論是2011年埃及抗議者疾呼的「麵包、自由和行政正確」，或是埃及鄰國蘇丹在2019年抗議物價上漲出現的示威活動、對生活條件或政府不當行為展開的抗議活動，都非常一致地被扭轉並描繪成要求西方式自由民主的行動。西方訓練出來的專業運動人士，通常會加入並取得運動領袖的位置，將大眾的不滿轉移到這個方向—呈現出政治以及經濟的西方化既是一種解方，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性。這樣的描繪方式很符合後冷戰西方世界觀的一個「歷史的終結」的概念，將西方的治理體系呈現為一種終極真理，代表全世界政治發展不可避免的最終結果。然而，西方對於中國的抗議活動是「汲取自受到西方啟發的理想」，並受到「支持民主的異議人士」的帶領這樣的論述，在現實面上並沒有太多真實根據；而且就算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裡，確實有少數人希望推動西方化改革，但他們並不能反映這場運動的目的。然而深深根植於西方概念之中，對於其政治和經濟體系就是普世追求之體系的想法，讓西方大眾非常容易相信任何民眾的不滿，都是肇因於缺乏西方化的「親民主」改革。

來自斯里蘭卡的獲獎香港記者努雷．維塔奇，是眾多觀察到西方世界是如何呈現學生抗議的人士之一：

不要把學生示威說成是爭取自由。你到處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報導，但學者們都同意，學生們是在抱怨他們認為阻礙他們達成想要目的的廣泛貪腐現象。他們想要的是：一個公平且公正的共產主義社會。學生們極度愛國並以中國及其社會主義立場為榮......不要把這場抗議說成是爭取民主。事實上，他們爭取的是共產主義內部的改革。一直要等到學生們注意到國際記者會爭相拍攝用英文寫下「自由」這類字詞的標語立牌，民主才晉升為運動中的一大主題。

儘管總部位於倫敦的《衛報》（Guardian）是一家主要對北京持批評意見的媒體，但他們也承認天安門事件從整體意義上來說「已經被西方人權遊說團體連續且誇張地扭曲了」，他們還批評「有影響力的記者和人權倡議份子的選擇性記憶……他們濫用了關於1989年6月的記憶，將其轉變成其中一種他們自己對於中國人權議程口誅筆伐的武器。」

隨著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爆發「清場」行動，西方世界迅速出現一種論述，描述中共當局回應靜坐抗議的方式，是派出軍人對著群眾開火，並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大肆屠殺抗議的學生。這種論述所反映的，是共產黨和解放軍沒有把中國人民的性命放在眼裡，並迅速成為西方世界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和關於中國這個國家更廣泛的描繪上，言過其實的主題，並足以影響後續幾十年關於中國這個國家的後設敘事。包含國家廣播公司（NBC）華盛頓分台的台長提姆．拉瑟特在內的許多人提到，在天安門廣場上死了「上萬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特派記者理查．羅斯在關於被逮捕和被驅離現場的報導中提到，「自動化武器被強力擊發，激烈的槍火持續了一分半鐘，變成一場揮之不去的惡夢。」後來成為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最資深中國特派記者的澳洲記者阿德里安．布朗形容：「有一輛坦克輾過兩具躺平的屍體、一台燒得焦黑的陸軍運兵車，和裡面一具焦黑的軍人屍體。」他在好幾十年後宣稱，在中國街道上隨處可見的公安，就是為了震懾和嚇唬中國人民，威脅他們可能出現類似下場。《華爾街日報》曾報導：「在中國天安門廣場對支持民主抗議群眾的暴力鎮壓，震驚了全世界電視機前的觀眾，讓中國的最高領導階層成為全世界最不齒的對象。」維塔奇對西方世界對此事件的詮釋，做出以下總結：「你們的政府槍殺了所有這些在天安門廣場上爭取自由和民主的可憐學生；這些年輕人好勇敢，有一名學生擋在一台坦克前面，但其它上萬名學生都被大屠殺。」基本上，西方推動一種關於善惡對立的論述—代表善的自然是號召西方化自己國家體系，並被害中國停滯不前、「殘酷」和「集權」政府鎮壓的中國青年。儘管這種論述在西方積極推動的公關努力之下，是最動人也最令人難忘的論述，但可以取得的證據卻顯示，這種論述與實情強烈矛盾。

真正在1989年6月北京發生的事情

儘管在北京爆發的抗議，反映的是對於中國政治發展方向真正的憂慮，但這類動亂也為外部對手提供非常多珍貴的機會，可以利用中國這個國家及其人民，進一步擴張他們的利益。當時處於西方影響勢力範圍之外的國家數量，正迅速萎縮，而中國做為少數不屬於西方影響勢力範圍的國家之一，捏造出來的大規模屠殺敘事在詆毀中國形象上，就發揮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對抗議者不滿的錯誤解讀，也可以用來強化全世界都在追求政治西方化的說法。動盪同時也是一個製造中國國內不穩定的一個機會，西方情報單位深度參與了形塑抗議運動和支持符合西方利益人士的工作。包括《溫哥華太陽報》（Vancouver Sun）在內的多家報社在1992年時，就引用官員發言報導，在6月4日天安門清場事件發生前的好幾個月，「中情局就已經在協助反政府運動的學生倡議份子，提供他們打字機、傳真機和其他有助他們散布訊息的設備。」西方情報機構是否涉入行動，一直受到各方懷疑，因為事後他們都可以非常迅速地定位並救出支持西方的關鍵抗議領袖人物，就更表明了他們早就已經和這些抗議領袖建立起一段時間的聯繫。

儘管完全沒有任何影像資料，可以如西方媒體近乎口徑一致的說詞一樣，顯示抗議者確實在天安門廣場被殺害，但在西方報導中還是因為一張，孤零零的平民擋在一排解放軍坦克行駛路線前方的照片，成為象徵有抗議者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遭到鎮壓殺害指控的證據。被認為是「大屠殺最知名、最歷久彌新影像 」的這張照片，在西方世界被大肆描繪成一個「支持民主的西方化運動，擋在『專制獨裁主義』道路上」的象徵。不過就像西方對6月4日當天事件的諸多描述一樣，事實證明這個說法並沒有任何根據。雖然西方媒體只展示了一小段短短的影像片段，但完整影片揭露了武裝車隊是在6月5日離開天安門廣場。影片中還顯示，那名男子不但移動了所在位置，以防止坦克從他身邊駛過，甚至還可以爬上其中一台坦克。然而散布完整影片對西方利益來說，並沒有任何好處，於是乎，從完整影片中擷取出來的一小段影像，就在去脈絡化的情況下被反覆呈現。

根據2016年維基解密（Wikileaks）公布的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電報，揭露了一些關於天安門廣場事件最有價值的深入見解。那些電報是寫給美國政府官員，令他們了解天安門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的報告，電報內容與西方媒體為了寫給閱聽大眾瀏覽的聳動報導，形成強烈對比。根據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所述，一名智利外交官及其妻子在解放軍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想要驅散抗議者的時候，他們就在現場。他們可以數次進出天安門廣場，完全沒有遭到任何刁難。根據那名外交官的說法，美國大使館回報：「他看見軍隊進入廣場，並沒有看到任何對著群眾大規模開槍駁火的情況，不過有聽到一些零星的槍聲。他說大部分進入廣場的軍隊人員，身上都只有裝備反暴裝備—警棍和木棒；他們的背後有其他武裝軍人提供支援。」最重要的是，與西方指控完全相反，該名外交官親眼見到「當時沒有任何對著學生群眾大規模開槍掃射的情況發生。」學生們接著就同意離開廣場，所以現場也沒有發生任何當局動用致命武力鎮壓的情況。電報最後的結論是：「當學生們達成願意撤離的協議後，抗議學生們手拉手排成一列，從廣場上的東南角離開了。」電報中還特別針對西方當時盛行的描述表示，「並沒有發生屠戮的情況。」當時的智利在政治上與美國利益高度重合，因此智利外交官的說法被認為相當可靠。

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分社社長傑伊．馬修斯在1998年時同樣承認：「所有經過證實的目擊者說詞都表示，在軍隊抵達廣場時，原本還留在廣場上的學生都被允許和平離場。」他將「天安門大屠殺」稱為一個迷思，並強調「很難指出存在任何一名記者，沒有在當年幫忙塑造出這樣一種錯誤印象。」關於當時被用來宣稱發生了一場大屠殺的消息來源，帶有引人疑竇的可靠性，馬修斯回憶：

關於天安門在清晨時分發生過大屠殺這個牢不可破的故事，源自於好幾個虛假的目擊者證詞……或許最被廣為流傳的一套證詞，首見於香港媒體的報導：一名清華大學學生形容有機關槍在廣場正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掃射學生的情景。《紐約時報》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一個星期的6月12日，將這套說法放上極為顯眼的版面，但並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可以支持這套證詞的真實性，也無法驗證是否有這名所謂目擊證人的存在……學生領導人吾爾開希說過，他曾見到兩百名學生被槍火擊倒，但後來就被證實，他在他所形容的情況疑似發生前的數個小時，就已經離開廣場……一名BBC記者說他當時從北京飯店（Beijing Hotel）的高樓層向下俯視，看到軍人在廣場中央的紀念碑前對著學生開槍。但就如其他多名也想從相對安全的制高點觀察天安門事件的記者所述，從飯店是看不到廣場正中央的。

馬修斯的結論是：「就目前可以取得的證據來看，天安門廣場當晚沒有任何人死亡。」他的這番言論凸顯了吾爾開希和BBC記者等人，捏造了當晚發生大屠殺的指控，並將自己冒充為目擊者的普遍傾向。

當時人在北京的《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觀察到，一場大屠殺的說法在許多「關鍵重點」上都存在可疑之處。他很實際地破解並強調在據說是由一名匿名的清華大學學生敘述，並在香港媒體圈流傳，繼而被英國媒體大量引用，從而又成為推廣發生一場大屠殺說法最關鍵消息來源的聳動文章中，好幾個重大的矛盾之處。紀思道在結論時強調：「國家電視台甚至在天亮後不久就放出了學生和平步出廣場的影片，證明那些學生並沒有被殺害。」

當宣稱發生了一場大屠殺的消息來源，隨著時間過去失去公信力，有愈來愈多的目擊證人跳出來證實，當時並沒有發生大屠殺。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目擊者，就是台灣出生的作家侯德健，他當時為了顯示自己與其他學生一條心，正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絕食抗議。他回憶：「有人說廣場上死了兩百人，還有些人甚至說有多達兩千人死去。還聽到有些說法，是說坦克輾過那些試圖離開廣場的學生。我必須說，上述這些情況我一件都沒有看到。我自己當時是一直到早上6點30分都還待在廣場上。」

6月3日到4日的晚上都待在天安門廣場正中央並訪問了多名學生的路透社特派記者葛蘭姆．恩肖，看著軍隊在清晨稍早時分抵達廣場，而且「就站在廣場上看著廣場群眾散去。」恩肖證實，當時大部分的學生都已經和平散場，剩下的幾百名學生也被說服和平離場。沒有發生暴力，更遑論一場大屠殺。

就連當時BBC在北京的特派記者，同時也是多年來一直批評中國政府在天安門事件的作為及說詞的詹姆斯．邁爾斯，在二十年後也承認：「我是其中一位目睹當天晚上經過的外國記者……在天安門廣場上並沒有發生大屠殺。」他的結論是，西方世界的報導「傳遞了錯誤訊息」，而且「還留在廣場上的抗議者在軍隊抵達時，經過協商後就被允許離開。」

當時派駐在北京的西班牙大使歐亨尼奧．布雷戈拉特在他自己的書中特別寫到，西班牙公營的國家電視台（TVE）有一位電視台人員6月4日就在天安門廣場，所以倘若當時真的發生了一場大屠殺，他們應該會是第一組拍到影像的人。他強調，大多數宣稱發生一場大屠殺的報導，都是由那些住在北京飯店、距離廣場有一段距離、根本看不到廣場的西方記者傳出來的。

第三章 1989年的北京和天安門廣場

美國在1970年代中期，很大程度上受到越戰的挫折、國內的經濟停滯，和察覺到蘇聯勢力崛起的影響，轉而追求緩和政策與中美外交關係的正常化。隨著中蘇之間在1960年交惡，北京當局也將蘇聯視為其國防安全的一大威脅，中國與美國的重新靠攏，終結了中國的政治孤立並推動中國與西方世界經濟連繫的擴大。如此一來就彌補了中國與蘇聯陣營之間連繫的衰退，而與蘇聯的連繫在此之前一直是支撐中國飽受戰爭摧殘經濟的關鍵。然而緩和政策並沒有延續太久，當十年後冷戰落幕，一個相對衰退的蘇聯強權和中蘇關係的改善...

前言

「真相是什麼不重要，被視為真相的是什麼才重要。」──亨利．季辛吉

「如果你能捏造出夠大的謊言並不斷重複它，人們最後就會開始相信這個謊言。」──約瑟夫．戈貝爾

「任何有力量讓你相信荒誕說法的人，也會擁有讓你犯下不義之罪的力量。」──伏爾泰

暴行的捏造──在不確定一起暴行究竟有沒有發生過的情況下，報導對手曾經犯下這起暴行──在西方世界權力政治與政治宣傳的核心領域，已有百年歷史，並對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帶來深遠影響。尤其當你想對這個對手發起軍事行動或採取帶有敵意的措施時，宣稱對方曾經犯下過極其惡劣的罪行，一直是一個非常有效可以影響大眾和國際輿論，並合理化上述行為的手段。如果施展得宜，暴行的捏造還可以將一場原本應該是某方無端挑起的戰爭，變成大眾眼中一場為了解放被壓迫者的正義之戰；又或者可以將原本會害對手國家平民老百姓餓死的圍堵封鎖，變成一場施壓當地暴虐政府的人道救援行動。暴行的指控也可以用來抵銷外界批評某個國家對敵國採取軍事行動的聲浪，將這些提出批評的行為者都貼上支持加害者、支持邪惡罪行的標籤。因此，評估暴行的捏造是如何被使用、被使用到何種程度，可以提供我們非常重要的脈絡，去了解歷史上和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現實。

在很大一部分的現代史範圍內，我們都可以觀察到西方世界在暴行捏造的手法上，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十九世紀初期，英國政府針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幾個月後佔領比利時的回應，就是資助了一個由知名律師和歷史學家組成的「布萊斯委員會」（Bryce Committee），記錄德國的暴行。布萊斯委員會非常聳動地形容德軍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強暴並戕害比利時的婦女和少女、描述八名德國軍人用刺刀虐殺一名兩歲孩童，還有其他種種罪行。報告最後做出以下結論：「謀殺、淫亂和搶劫的陰影，籠罩在比利時的大部分領土，這是過去三百年來，任何一場爆發在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當中，都不曾出現過的駭人景象。」德軍的那些行為，雖然也常見於其他歐洲國家的軍隊在從澳洲到美洲等地的殖民戰爭之中，但對交戰雙方都是歐洲國家的戰爭來說，就很不正常，而且也被認為是無法接受的行為，會被歐洲人以非常不一樣的標準看待。

布萊斯委員會提出的指控，強烈影響了輿論走向。布萊斯委員會的主席是前英國駐美大使詹姆斯．布萊斯子爵，當初成立布萊斯委員會的目的，就是為了「壓倒性地影響美國社會的想法和情緒」，幫忙消除美國社會內部反對出兵援助英國的聲浪。儘管這份報告乍看之下說服力十足，但報告中所提出的指控其實並沒有太多證據可供佐證。1922年成立的一個比利時真相調查委員會，曾前往報告中宣稱德軍犯下罪行的地點展開調查，卻無法找出可以證明德軍犯下報告中任何一條罪行的證據。講學於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澳洲參議院和澳洲全國記者俱樂部的知名新聞學及戰爭權威菲利浦．奈特利教授，就這份報告中所提出的指控表示：「布萊斯委員會並未實際訪問過任何一位證人。這份報告提出的指控是來自1,200份的證詞，其中大部分是出自由二十二名大律師從比利時難民口中取得的描述。沒有任何一名證人在提出證詞時，被要求宣誓所言屬實，證人的名字也都沒有被記錄下來，結果這些道聽塗說而來的證據卻被完全採信。」布萊斯報告絕對不是單一個案，而且反映出當時在報導德軍行徑時的一個廣泛趨勢。舉例來說，《泰晤士報》（The Times）就引用了一名號稱是目擊者的說法表示：「親眼見到德軍士兵斬斷一名小嬰兒緊抓著母親裙襬的手臂。」法國政治宣傳局隨後也提供了一張失去雙手的小嬰兒照片，而法國報紙則開始報導德國士兵會吃食小嬰兒的手，但在戰後的調查裡，完全找不出證據證明德軍士兵真的做過類似行為。

　　就和其他所有被捏造出來的暴行一樣，德軍士兵實際上的作為，或是這些針對他們的指控是否有實際依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謂的暴行會在海內外形塑符合英國國家利益的輿論。正如菲利浦．奈特利的結論：「在這些暴行故事被澄清為非之前，它早就已經完成應該完成的使命。捏造出來的暴行不僅凝聚了國內輿論，增強英法兩國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決心，還完成了一項重要任務，就降低美國對這場戰爭的阻力。」報告中所描繪的德軍野蠻行徑，讓任何想要對抗德國的政策看起來都很合理。

在布萊斯委員會提出該份報告的三十年後，冷戰的展開讓西方世界聯合起來對抗數個世紀以來，第一個同屬強國級別的權力挑戰者—蘇聯，並建立起類似的組織和網路來控制資訊場域、捏造詆毀對手的故事。為了應付贏得人心往往比強大火力更具決定性力量的新型態衝突，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為首的西方情報機構發展出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全球資訊網路，來掌控政治性的敘事論述。中情局的「學舌鳥行動」（Operation Mockingbird）就是最著名的相關行動之一。該行動招募許多美國記者發表由中情局撰寫的文章—這些文章常常是以完全捏造出來的虛假訊息，詆毀蘇聯及其盟友。中情局還基於類似目的資助學生、文化組織及雜誌，並透過這些文宣管道的編輯和記者網路，不遺餘力地詆毀與其論述相悖的資訊來源，甚至一度將遠在菲律賓的獨立專欄作家當作其討伐的目標。

　　美國國會1970年代初期的一項調查顯示，中情局的行動不僅影響了美國的媒體報導生態，還影響了全球將近數十種語言媒體的報導方向。調查報告的結論是：「中情局目前在世界各地仍經營著一個由數百名外國人組成的情報網路。他們會為中情局提供情資，有時還試圖透過祕密宣傳的方式影響輿論。」報告進一步指出，中情局的臥底特務在美國各大媒體機構擔任重要管理職位，以確保媒體出版的內容符合中情局的設想。前中情局雇員威廉．貝德支持這份報告的結論，並對中情局的運作做出以下說明：「比方說，你不需要操控《時代》（Time）雜誌，因為《時代》雜誌的管理階層就有中情局的人。」

中情局型塑全球資訊場域的行動被《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描述為「一項複雜程度令人嘆為觀止的工作，想將全世界都套入美國人的思維模式。」除了數百家新聞機構，中情局還資助並大力影響大眾傳播媒體，包括在全球出版發行的數百部電影和「至少一千本以上的書」。承平時期透過新聞和大眾媒體針對對手的詆毀，通常會比像布萊斯委員會描述德軍正在進行大規模屠殺那樣來的更加不易差絕，但被潛移默化的民眾在暴行指控一旦又被提出時，就很容易相信這些指控為真。不需要一直說某個對手國家正在犯下屠殺罪行，而是描繪出一種屬於這個國家過往歷史紀錄和內在本質的形象，讓大眾相信這個國家是極有可能犯下這種暴行的「那種國家／行為者」。

《紐約時報》在一份更詳盡的報導中指出，「在堅持不懈引導世界輿論的過程中，中情局能夠動用的是一個各自獨立卻更全面的網路，包括報紙、新聞機構、雜誌、出版社、廣播電台和其他實體；中情局在不同時期對它們都擁有一定程度的掌控。」《紐約時報》聲稱中情局的「傳媒帝國」包含了「超過500家的新聞和公共資訊組織及個人。依照某位中情局官員的說法，這些組織和個人的重要性不等，『從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到遠在厄瓜多首都基多，某個可以在當地報紙發表一些文章的三流小咖』都有……這個網路的正式名稱叫做『政治宣傳資產清單』（Propaganda Assets Inventory）。」《紐約時報》還指出，中情局出於同樣目的，在全球範圍內「與學術、文化和出版機構都保持著相當廣泛的財務聯繫。」光是為了影響古巴媒體，中情局就付出數百萬美元的補貼，中情局還在從肯亞和印度到台灣和南越的世界各地，執行過其他大規模、長期的類似活動。

在企圖全面性型塑全球資訊場域的工作上，中情局絕非孤軍奮戰。美國內部其他情報單位和其他盟國的情報機構，都各自創造了一個平行存在的「傳媒帝國」。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英國資訊調查部長久以來都在穆斯林世界、非洲和亞洲部分地區，致力散布反蘇聯、反中的情緒。儘管英國資訊調查部一直以來都否認這項傳聞，但2022年解密的政府檔案卻證實此事。英國資訊調查部長達數十年的捏造內容，包括偽造蘇聯政府單位的聲明以激起反蘇聯情緒，和創造來自虛構伊斯蘭組織的媒體內容，將莫斯科描繪成穆斯林世界的敵人等。該組織的出版品經常批評甚至呼籲讀者攻擊其他第三方團體，例如「猶太人」，以便在有類似思想傾向的同溫層群體中取得正當性，從而更能有效地傳播反蘇聯和反中訊息。例如他們曾經捏造有一些伊斯蘭官員宣稱，唯有反抗莫斯科，阿拉伯民族才能戰勝以色列—在資訊調查部的運作期間，這個主題在阿拉伯世界已經獲得了廣泛傳播。

政府機構建立龐大網路，影響各種資訊場域並宣傳捏造出來的虛假故事，並不只存在於冷戰時期。美國國防部戰略影響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就是一個明顯例子。成立於2000年代初期的美國國防部戰略影響辦公室，曾是美國國防部底下的一個機密單位，被授權利用包括向記者提供虛假報導等植入假新聞的方式，影響全球輿論。儘管五角大廈在戰略影響辦公室的存在曝光後，被迫將其解散，但根據許多高級官員後來所發表的評論，這類行動仍在不同單位裡面被繼續進行著。英國廣播公司（BBC）不斷將這類手法稱為「黑色宣傳」，表示在塑造針對美國對手的國際輿論時，這是一種非常有力的手段。

前言

「真相是什麼不重要，被視為真相的是什麼才重要。」──亨利．季辛吉

「如果你能捏造出夠大的謊言並不斷重複它，人們最後就會開始相信這個謊言。」──約瑟夫．戈貝爾

「任何有力量讓你相信荒誕說法的人，也會擁有讓你犯下不義之罪的力量。」──伏爾泰

暴行的捏造──在不確定一起暴行究竟有沒有發生過的情況下，報導對手曾經犯下這起暴行──在西方世界權力政治與政治宣傳的核心領域，已有百年歷史，並對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帶來深遠影響。尤其當你想對這個對手發起軍事行動或採取帶有敵意的措施時，宣稱對方曾經犯下過極其惡劣...

前言

人道主義軍事干預的應注意之處：捏造暴行最危險的結果

第一章 冷戰初期的古巴與越南
第二章 韓戰
第三章 1989年的北京和天安門廣場
第四章 波斯灣戰爭
第五章 南斯拉夫戰爭
第六章 伊拉克戰爭
第七章 美國與北韓之間的衝突
第八章 北約與利比亞的戰爭
第九章 敘利亞叛亂
第十章 新疆與中美衝突

前言

人道主義軍事干預的應注意之處：捏造暴行最危險的結果

第一章 冷戰初期的古巴與越南
第二章 韓戰
第三章 1989年的北京和天安門廣場
第四章 波斯灣戰爭
第五章 南斯拉夫戰爭
第六章 伊拉克戰爭
第七章 美國與北韓之間的衝突
第八章 北約與利比亞的戰爭
第九章 敘利亞叛亂
第十章 新疆與中美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