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本書共收錄八篇文章，共有十二位作者，大部分是客家委員會獎助之計畫成果。文章的研究主題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討論族群主流化與政策，包含二篇文章。張維安指出「族群主流化」議題的討論，必須鑲嵌於歷史脈絡中，一方面爬梳客家人、原住民、閩南人、外省人及新移民等不同族群的區分過程，並在具體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情境中，具體討論合理的族群政策。展望未來，客家以及原住民等族群問題將不僅僅是中央或地方特定客家行政部門的責任範疇，而應轉變為「所有部門」的政策考量，即所有政府部門都需將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以及其他族群）的利益和需求融入其決策過程及政策規劃之中。

第二篇是從原住民族的觀點，探討霧臺鄉大武部落哈尤溪的觀光發展，檢視霧臺鄉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的劃設過程，作者從長達六年之發展歷程中，分析部落如何落實「社區參與」與「政府協商」，進而對於自然資源開始共管。政府透過劃設，將自然資源授權並行政委託地方機關與部落共同管理，由部落自主規劃及營運，劃設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能有效管理遊客在部落的旅遊行為，且能為部落觀光發展產生正面效益。這個案例，對於當前國家與原住民族關係，提供未來自然資源共管的重要參考。

族群經濟領域的討論，在臺灣的族群研究中相當重要，本書的第二部分有四篇文章，各有二篇討論南部與北部產業中的族群關係。劉正元從離散（diaspora）的觀點探討日治以來高雄兩溪流域（楠梓仙溪和荖濃溪域）福佬客的歷史產業變化，並探討北客族群遷移，及在高雄兩溪流域原住民族群的歷史互動過程。作者以臺灣樟腦產業的歷史文獻為背景，佐以兩溪流域（六龜、甲仙兩溪流）的客家、閩南及原住民族群訪談資料，討論原、閩、客多族群邊界及多重認同問題。

第二篇為周曉鳳與王宏仁從具體的龍鬚菜產銷為例，探討南部高雄、屏東地區，不同族群之間的經濟關係如何合作、競爭。首先，部落族人對於漢人的分類與稱呼，與目前的官方分類並不一樣。一般而言，他們習慣稱呼漢人為「平地人」，外加一個「外省人」的類別，這都是在歷史過程中出現的人群分類。

針對龍鬚菜產業分析，作者指出大盤商的族群身分對於農民來說都一樣，不會因族群而有特別待遇，因為兩者關係建立在買方與賣方。然而，在地的原住民大盤商還是具有一些在地優勢，包含語言、文化到地理環境的熟悉度，有助於原住民大盤商在產銷經營上快速進入部落產銷生態。不過原民大盤商仍必須面對既有的劣勢，包含創業資金不如漢人多、人情困境、生活空間緊密等，與農民間互動頻繁，也成為經商的困難。

第三篇為張翰璧與張書銘以北部泰雅族甜柿種植為例，探究其經濟活動與族群文化變遷，作者指出，較多的是當地族群的生活方式，適應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非在生活習慣中協調資本主義的經驗，並未透過原有的文化（尤其是「交換」）來理解新的生產關係。泰雅族的甜柿種植，體現了他們在傳統知識與現代農業技術之間的平衡，以及他們對於生態環境和市場需求的適應。這不僅反映了族群文化的轉變，也顯示了泰雅族如何在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之間尋找平衡。

第四篇為張廷妤與張翰璧以泰安鄉的桂竹筍為例，分析產業變遷與原－客族群關係，影響泰安鄉桂竹筍產業變遷的因素為：交通發展、農民耕種桂竹筍的林地面積減少、專業化分工─桂竹筍加工廠之成立及桂竹筍保存技術之進步。而泰安鄉種植桂竹筍的面積和產量，因筍農販賣或出租桂竹筍林地、將桂竹筍林地開發轉做其他作物及人口老化無力耕種而休耕，均有下降的趨勢。泰安鄉的居民多為原住民及客家人，因族群群聚關係，各自形成客家聚落及原住民聚落，而筍農在選擇桂竹筍加工廠，以及桂竹筍加工廠在收購桂竹筍時，多依循地緣關係。因此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在關係網絡中的資源運用情形，大多與族群身分無直接相關。

第三部分的主題為族群通婚與博覽會中的原－客展演。第一篇文章是蔡芬芳研究的苗栗南庄客家與賽夏通婚中的女性圖像，從中了解客家與賽夏之間的族群關係樣貌。本文從跨族通婚中的女性之生命經驗出發，在婚配過程中，賽夏家長並不樂見女兒嫁入客家家庭，顯示族群因素在婚配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因素。當進入跨足通婚後的家庭生活，遇到性別角色與族群文化交織時，賽夏女性受到性別與族群的雙重限制多於客家女性，家庭中性別角色的背後，更多的是受到族群文化的影響，族群界線更加明顯。

第二篇是蘇秉凱以2023年「世界客家博覽會」為例，原客之間串連展覽在臺灣並不是首次發生，尤其客家委員會近年在推動「族群主流化」的政策上面，2020年起即舉辦「客家向原住民族致敬」系列活動，期許在原客合作促進交流，建立族群關係的永續發展，並追求原客族群和諧共榮。有透過客家與原住民傳統圖騰交織意象呈現的展覽，也有原客嘉年華在臺灣各地舉辦，在在都顯示出原客之間的關係不再是早期的衝突與鬥爭。相反地，兩個族群之間攜手走過文化發展的黑暗期後，來到現代反而呈現出族群生命力之美。

以上的八篇文章，結合社會學、人類學、原住民研究相關學者，從政策、具體的案例研究、族群博覽會的展示，呈現出南、北區域中當代的族群互動以及族群關係的同異性，這些成果也為將來區域間各個層面的整體比較，奠定相當的基礎。區域內的人群分類與互動在不同的個案中，反映群體互動的歷史沉澱，歷史的以及當下的行動邏輯，兩者共同構築出臺灣當代社會中的族群關係。「區域」作為一個整體生活空間的分析單位，可以在類似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中，進行族群性的研究，掌握多元人群主體、不同社區、整體區域的研究取向，進一步對臺灣「整體社會與歷史」能有全貌性、嶄新的認識。南北客家帶內的原客族群關係比較，將「族群性」視為動態的人群分類，是在社會互動的脈絡下，認知到與對方有文化差異的群體之間所具有的某種形式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的在日常生活中的沉澱，逐漸形成準結構式的力量，規範群體關係。然而，一個充分的族群理論，還應該要回應當代國家政策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性力量，例如客家和原住民在產業經濟領域的行為模式，雖然尚未全然進入完全理性之「市場」的運作邏輯，但是也與族群資本越來越遙遠。反而，當代族群文化的形塑，處處可見文化與產業間的關聯性。

換言之，本書將實際的個案研究，視為族群互動所產生的事件（events），探討族群團體在怎樣的主客觀條件下形成。從不同場域的個案分析，可以讓我們看到在不同行動場域中，密集感受到「族群性」的人群分類與認識論上的心理基模，當然，群體性也有可能不會發生，或無法具體呈現。上述之「情境式的族群性」，反映出以下幾個特性：（1）沉澱於歷史過程的心理基模，（2）族群政治之結構性力量的引導，（3）社會互動的差異區分（有時具有文化內容物，有時則無）。從社會互動的角度進行研究，可以避免僵固的群體主義與社會分類，而是將族群視為一種觀看世界的方法，而且這種方法在不同社會領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有效性會有程度上的差異。

換言之，族群性的知識基礎，是在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差異，進而產生族群與文化邊界，南北兩地客家和原住民的自我定義、經濟生產模式、社會制度的設計等，既與歷史過程息息相關，也受到民族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的影響。更大的歷史框架還包括近代國家形成、資本主義擴張、殖民統治的人群分類。整體而言，「客家帶」或是「地域社會」研究，主要由「國家」與「環境」兩個形塑地域社會的內在機制出發，透過地緣的經濟、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等領域，進行過去到當代發展的地域社會的結構與空間機制的詮釋。這種社會史的詮釋中，主要是從當代的族群關係為出發點，說明漢人與平埔族、原住民間的族群關係的性質。進一步，建構臺灣社會多族群社會（multi-ethnic societies）的基礎，以便回應當代多元文化社會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建構族群關係不同類型，一方面也以「公共利益」為基礎，嘗試提出適合的族群主流化政策建議，用行動改善人群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