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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攀登才沒那麼多名堂

文／張元植

“Feeding the rat”是個流傳於歐美本格攀登者間的諺語，意為出發攀登，滿足內心的騷動與渴望。初次聽到這比喻覺得真是太傳神了，但一直不知這話的出處，更不明其內涵。

閱畢這本小品，掩卷深思。

許多攀登文學或傳記，或有意或無意，都在復刻某種「宏大探險」的敘事。裡頭的角色們普遍具備超人或英雄特質，而他們的經歷，就像在演好萊塢冒險電影。「攀登」，似乎是種展示不俗人生的舞台。

一九七七年，巴基斯坦，海拔七千多公尺令人望而生畏的食人魔峰上。當克里斯．鮑寧頓忍著斷裂肋骨刺進肺部的疼痛，咳著因感染而顏色詭異的濃痰，邊踉蹌垂降求生，尚且不忘這段經歷是回去寫書的絕佳素材。在一旁默默護送下撤的莫．安東尼，也就是《餵鼠》的主人翁，在家鄉媒體事後的報導中，只以「鮑寧頓的快樂夥伴」的形象隱名出現。

不過who cares？他的確就是「快樂夥伴」。

對他而言，攀登才沒那麼多名堂。既非啟迪人心的偉大追求，也不是為了什麼頭銜或紀錄。單純只是餵飽內心那隻騷動的小鼠，是生活中一個找樂子的消遣罷了。就跟每一個平凡人生沒什麼不同。 

正因如此，少了公眾目光凝視下的展演，少了名利的算計，攀登高峰，其實就跟「三五好友一同出遊」一樣簡單。人跟人之間也才得以回歸純然的夥伴關係，在惡劣環境中互相扶持。這正是極限攀登中，人性最可貴的品質。

《餵鼠》就是這麼一本關於「登山者心目中的登山者」（climber’s climber）的書。攀登一事，在這樣的攀登者身上，沒有那些冠冕堂皇的辭藻，它就是一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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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你墜落了，你辯證了，你澄明了……

文／詹偉雄

To snuff it without knowing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are capable of ......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sadder than that.

在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清楚自己能力極限在哪裡的時候就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我想不到還有什麼比這更悲哀的事情。

——莫．安東尼（Mo Anthoine，一九三九～一九八九），英國登山家，引自本書第二一〇頁

Though man lives by habit, what he lives for is thrills and excitement.

The only relief from habit's tediousness is periodical excitement.

雖然人類依賴習慣而活，但他們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刺激和興奮。唯一能緩解習慣帶來的乏味之方法，就是定期的興奮。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一八四二～一九一〇），美國十九世紀實用主義哲學家

Within a month of intense life in the mountains is going through so much, what used to be a period of several years; This is an occupancy for people greedy for life - human life is not enough.

在山中度過一個月的緊張生活，經歷的事情相當於以前幾年的時間；這是一種對生活貪婪的人所追求的體驗——人的一生是不夠的。

——亞捷．庫庫奇卡（Jerzy Kukuczka，一九四八～一九八九），波蘭登山家，世界第二位完登十四座八千巨峰者

每本山岳文學，都有一種本領——讓它的讀者徹頭徹尾地了解幾座山，即便這位仁兄或女士僅是躺在沙發上目不轉睛地閱讀而已。這種穿梭於兩者之間的神祕溝通技藝發端自身體，山岳作家的身體召喚他手上的筆，將肌肉與神經記住的遭遇說成故事，讀者的眼球讀了，以虛擬實境的想像力，讓神經與肌肉復原出一定程度的緊張和興奮，於是眼前就是斷崖，伸手就是冰晶，風強雪急，一個踉蹌，就是墜落；當然，讀者是死不了的，但他餘悸猶存，因而心生敬畏。

這本《餵鼠》的核心故事，一樣能讓你記住一座大山——「食人魔峰」（The Ogre），但它之得以成為英美山岳文學的經典之作，表示它的能耐卻又不限於此。確實，如果你把整本書都讀完，記憶中還會有某種難以描繪的倫理學命題的事物，像是金沙或銀粉在鉛字群裡暗暗發光，在此，容我們稱其為「老派登山家」（借用台灣登山思想家伍元和之語）的性靈風範，值得讀者細細思量。

首先，「食人魔峰」在哪裡？

盤踞於中亞和巴基斯坦境內的喀喇崑崙（Karakoram）是世界最高聳的山脈，在它綿延三百英里的範圍裡，平均海拔達到兩萬英尺（六千一百公尺），其中兩萬三千英尺（七千公尺）的山頭超過六十座，而在K2（世界第二高峰，八六六一公尺）的周遭，更是地表兩萬六千英尺（七千九百公尺）以上山峰最密集的區域，比尼泊爾的喜馬拉雅山群更極端。在人類活動史裡，它因地理位置的荒遠而最晚受到探險者的青睞，隨著人類世科技發明、資本累積、冒險技藝的增進，這塊由黑色針尖山頭（在中亞突厥語中，「Kara」是「黑色」之意，而「kurum」是「石頭」的日常用語）織錦的神祕區域，也在二十世紀逐一揭開面紗。但即便高海拔登山的探照燈投向了這裡，許多最高的山峰（例如K2與加舒布魯一號至四號峰［Gasherbrum I～IV］）一一地踏上了人類的足印，喀喇崑崙仍有著無數的處女未登峰、大岩壁和新路線，吸引著全世界獨孤求勝的登山者，來此冒險一搏。

一九七七年，《餵鼠》這本傳記書的主人公莫．安東尼（Mo Anthoine）便加入了由道格．史考特（Doug Scott）和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發起的一支遠征隊，他們的目標是喀喇崑崙中堅地帶、比亞福（Biafo）冰川的最高點「食人魔峰」，當地語稱拜塔布拉克峰（Baintha Brakk）。魔峰的海拔不是頂尖，只有兩萬四千英尺（七二八五公尺），但它的山體十分陡峭，由南壁直下底部冰河的垂直落差有九千八百英尺（三千公尺），它的山巔與幾座副峰交織，構成一副猙獰的面貌，因而被一八九二年首度來比亞福冰川探勘的馬丁．康威（Martin Conway）男爵命名為「食人魔峰」（後續發現證實康威的發現為冰川旁的第一峰，真正的山系最高峰在其身後，因而此一標高六四二二公尺的山峰被稱為「康威的食人魔峰」［Conway’s Ogre］）。在一九七七年之前，有三支隊伍曾對它發起突擊，但都鎩羽而歸。史考特和鮑寧頓在該年的七月首度登上了魔峰峰頂，最後一百米是近乎垂直的岩壁攀登，但他們在下山的過程中遇上了大麻煩，先是史考特在第一段垂降時失足墜落，繩索將他拉住後重重地甩向一道岩溝，兩腳的腳踝都骨折而無法行走，接著是鮑寧頓在另一段下降時重擊摔傷，折斷了兩根肋骨，而且咳出大量黃色的痰，隱約有肺水腫的不妙徵兆。

這一趟遠征眼看著將以不幸告終——有兩名行動出問題的隊員，距離山下的基地營還有三千公尺的高差，要橫渡好幾面的岩壁，又要跋涉長距離的雪原，而且眼前風暴不止，糧食耗盡。但最終的結局能以喜劇收場，多虧的是隊伍中的兩名放棄攻頂的同伴——莫．安東尼和克里夫．羅蘭茲（Clive Rowlands）。他們在前隊攻頂時埋伏在主峰下的雪洞裡，伺機而上，但在聽到史考特失足的慘叫後，便明瞭眼前的任務已完全改變，在接下來的八天時間裡，兩人在激烈的暴風雪中引路前行，從低地營挖出一盎司的甜糖，照顧兩位受傷隊友回到基地營，史考特因無法走路，穿上三條長褲跪著爬行，抵達底部冰川上時雙膝都已血肉模糊。原本在營地留守的隊員以爲他們都已經遇難，先行撤退，莫．安東尼接著走了兩天兩夜的冰河石磧路到達最接近的村落，招集挑夫前往營地，解除了兩名隊友的死亡警報。

當遠征隊回到了英國，首登魔峰的紀錄加上一週史詩般的下山故事，吸引了所有媒體的注意，一時之間道格與克里斯成了風雲人物，但援助他們也失去攻頂機會的安東尼和羅蘭茲卻完全在新聞中占不到一席之地，兩人都不以為意，安東尼甚而更偏愛這種光環之外的自在，但身為好友的本書作者艾爾．艾佛瑞茲（Al Alvarez，一九二九～二〇一九）則不以為然，他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十日出刊的《紐約客》雜誌寫就一篇傳記體長文〈餵鼠〉（Feeding the Rat）——亦即本書（同年出版）的濃縮結晶——試著為老友扳回一些公道，那時莫．安東尼腦瘤復發，年長十歲的艾佛瑞茲顯然想為他留下一些紀錄，讓世人認識這位不在光環內的另類英雄故事。

事實上，艾佛瑞茲的故事一樣有趣，他也是一位登山攀岩的愛好者，如果莫．安東尼的能力是A級——不僅是魔山，還包括川口塔峰（六一八五公尺）首登、加舒布魯四號峰的閃亮大岩壁以及聖母峰無人走過的東北脊（兩者皆功敗垂成），那麼艾佛瑞茲也有C+，足以在英國的文藝中年登山行伍裡鶴立雞群。安東尼靠著開設戶外用品公司、販賣自己開發的岩盔和攀登器材來籌措遠征經費與營生，而牛津大學畢業的艾佛瑞茲則是斜槓型的多工者，他是「英語」研究的權威，曾經到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教書，後來被《觀察者報》（Observer）延攬為詩歌編輯。他是土生土長的倫敦人，但因為父母親是西班牙血緣的猶太人，因此終身不見容於牛津／劍橋的正港英式學術圈，當然，他也常對學院語多挑釁，嘴中和筆下都不留情面。和窮光蛋身世、好幾年浪跡天涯的莫不同，艾佛瑞茲經營產業的父母為他留下豐厚遺產，一直到他去世（二〇一九年）之前，他的豪宅中始終完備著一整套的僕役與管家，以及無數的藝術收藏。最常造訪他家的晚年摯交是間諜小說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而被他寫入暢銷書《冒險事業：書籍、撲克、消遣、人物》（ Risky Business: Books, Poker, Pastimes, People）之中的極限挑戰者之一是他的鄰居：奧地利鋼琴家阿爾弗雷德．布蘭德爾（Alfred Brendel）。

莫．安東尼與艾爾．艾佛瑞茲都自認自己是「局外人」（outsider），但他們心裡頭應該都清楚，就自身所鍾愛的事物而言，他們的創作應該比絕大多數「局內人」（insider）都高上一大截。莫可以縱情生命於山水，但艾爾是廣義的文化人，他雖然不愛社交，但卻具備強大的鬥性。他創作力驚人，一生寫了二十本書，其中有虛構小說、文化研究和嚴肅的文學批評，讓他聲名鵲起的評論幾乎都是攻擊性的，以證明自己對英國文學的影響力超越高談闊論的圈內人。譬如他於一九六一年編撰的英詩全集《新詩》（The New Poetry, 1962），在導言中，艾佛瑞茲是這麼開場：「倫敦老男孩圈子可以是愚蠢的、寄生的和自負的」（The London old boys’ circuit can be stupid, parasitic and conceited），「這本書為我招來更多敵人，但這是我故意的，這是一種對他們的不屑一顧（it was a kind of fuck them）」。身為編輯者，艾爾心裡可是有一套牢固的倫理學標竿的，於他而言，藝術不是十九世紀古典詩人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那般平靜的作品，而是痛苦、憤怒和自我毀滅的白熱化產物，因而在這本詩選集裡，他貶抑當時主流的田園風哈代學派，反倒頌揚泰德．休斯（Ted Hughes）這位冷門詩人，最後甚至捲入了休斯與美籍女詩人妻子西爾維亞 ．普拉斯（Sylvia Plath）的痛苦婚姻關係之中。

莫．安東尼與艾爾．艾佛瑞茲的另一個生命共同點，是他們都認為生命的依據並不是先驗的、追尋的，而是遭遇的、生成的（being as becoming），在人還沒有起身去過生命之前，人生其實是不存在的，因此，冒險就成了兩人生命史裡面共同的主旋律，成為不可或缺的心靈深戲（deep play）。兩人的首度相識，發生在一九六四年兩人相偕攀登義大利北方阿爾卑斯多洛米蒂山區，受風雪襲擊受困在一個高處懸岩上，必須度過寒冷的一晚（本書第二章），當時感受到寒氣刺入骨髓的艾爾以為自己死定了，而小他十歲的莫卻老神在在，帶著作者跨過人生邊界；讓艾爾刻骨銘心的另一趟，則是讓莫帶他重新去爬一處艱難的岩場「霍伊島的老人」（The Old Man of Hoy）（本書第十章），這時艾佛瑞茲已經五十六歲，準備高掛登山鞋了，沒想到這一趟攀登，作者心中的那隻老鼠胃口又被養大了，他看著年紀小他十歲的莫如此輕鬆寫意，內心百感交集，沒想到不過四年，莫便撒手人寰了。

艾佛瑞茲的一生都在跟「意義感」這個概念搏鬥，他在年輕時非常崇拜小說家勞倫斯（D. H. Lawrence），以至於在二十七歲時與宗師的遺孀弗雷妲．勞倫斯（ Frieda Lawrence）之孫女烏蘇拉．巴爾（Ursula Barr）結婚，一心以為如此便與小說家建立了隱性的師徒關係，沒想到這場婚姻是場悲劇，艾爾數度想自殺，五年後以離婚收場。一九六三年，好友女詩人普拉斯因憂鬱症自殺，艾佛瑞茲將她的故事與自身經歷寫成《野蠻的上帝》（The Savage God, 1971）一書，是研究現代自殺行為的先驅之作。而他總結自身失敗的婚姻，也寫出另一本暢銷書《婚姻之後》（Life After Marriage, 1982）。他也寫撲克牌賭博而成另一本經典的拉斯維加斯研究《城中最大遊戲》（The Biggest Game in Town, 1983），能寫出這報導文學的背景，當然也因他真的是一位箇中好手。當他在一九八八年出版《餵鼠》之時，艾爾已經是有名望的大作家，《紐約客》也前所未有的給了他二十六頁篇幅，讓莫．安東尼獲得了隆重的注目禮，他確實做到了他做為文化圈反骨的自我期許：成為一位讓菁英、大眾與自己都備感意外、又深深期待的艾爾．艾佛瑞茲。

「餵鼠」這個詞彙則是莫．安東尼的發明，艾爾用這個生動的意象做為莫．安東尼傳記的標題，顯然他也是折服的。莫不像艾爾讀過大小文學經典，但他是一個直面生活真相的人，他感覺到自己身體內有一個分身，三不五時地對理性的大腦呼喊：找一些危險來餵我吧！對莫而言，「餵鼠」是一種給自己的年度健康檢查，生命過得有沒有意義，不是完成了多少社會與大眾期待你的任務，而是自己有沒有來到生死界線，魂魄有無放大，內心的那頭老鼠或蠻人，有沒有得到滿足。

光從字面上看來，讀者很容易就會認為莫．安東尼是一個極其魯莽之人，但細讀這本書你卻會發現實情正好相反：為了餵飽心中那頭老鼠，冒險者要為冒險做好各種準備，而且在過程中嚴守紀律，「那就像是在下西洋棋，棋盤對面坐著你的肉體」。在他短暫的五十載人生中，與莫．安東尼一齊爬山、冒險的隊友從沒發生過致命事故，而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絕口不吹噓自己的事功，這在上世紀八○年代開啟的大山競逐紀元年代裡，無疑地是老派得不能再老派的一種風範。

反倒是——在朋友眼中——艾爾．艾佛瑞茲的武勇之心，比起莫來莽撞許多。除了登山之外，他喜歡打撲克、開快車，在六○年代他帶隊攀岩之時，一位老隊友麥克諾特．戴維斯（Ian MacNaught-Davis）說這位隊長很喜歡「墜落」（falling），讓自己被繩子拉住後彈起來嚇隊友們一跳。艾爾也超愛面對挑戰，大學時著迷拳擊和橄欖球，看過他照片的人都難忘記他的面容，有一顆高聳的額頭和山脊轉彎的鼻子，那便是在一場青年拳賽中挨上一記重拳的結果。他曾經對後來撰寫他訃聞的作者說過：攀登是另一種形而上的拳擊（pugilism），一場面對面的決鬥（a duel）。當然，你也可以說，艾爾面對的山和岩壁，比莫所面對的小兒科太多了，相對安穩的生活足以支持他這種激進的生活態度，但如果我們站在艾爾的角度設想，他的主要人生場域是唇槍舌劍、冷嘲熱諷的文化圈與文學界，如果沒有一點點粗野和狂放，他如何安頓抑鬱不安的靈魂？對他來說，攀登何嘗不是一種對社會的小規模、玩世不恭的反叛，所以當他遇見無政府、反文化、原始赤裸的莫．安東尼之時，會如此地一見如故。莫在年輕歲月作過環遊世界的大夢，為了待在澳洲，他進了一家石棉工廠打工，為了爬巴基斯坦大山，他走私綠松石籌措旅費，在艾爾的眼中，莫的人生知識不是從書本而來，是從人與萬物的交往而來，當讀者讀完這本《餵鼠》甚至會有一種感受：夙有「博學作者」稱號的艾爾真心地認為——莫才是他心中道地的博學者。

《餵鼠》出版迄今已經三十六年，主角和作者都已不在人世，除了山脈和巨峰仍然屹立在地圖的那些角落，世界登山社群的價值倫理也經過天翻地覆的熱議：收集未登峰、處女航跡、競逐年度金冰斧獎，到底是對自己有意義，還是透過「對別人證明」自己更有意義？攀登山岳開著網路直播，經營網紅社群聚攏人氣，與十九世紀初來乍到喀喇崑崙探勘者的純淨心思相比，收穫了多少又失去了多少？

透過兩位登山者的忘年交誼，莫與艾爾不約而同地揭櫫了他們心中的倫理學面向——生活裡，那些是善，而這些是惡；這些道德判斷交織在《餵鼠》的攀登故事中，不止牽動他們的運動行止，而且構建了他們有況味的人生。在這失去準繩的年代裡，這本書提供的是一種有冷冽、清新空氣的閱讀，足以讓海島的腦袋與思維澄明——我是這麼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