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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火

後來曉晴再見到智洋已經是十月。期中考最後一天，人潮湧出學院，曉晴在停車場裡尋到自己的單車，轉身一瞥，居然見到智洋在吸煙區抽煙。

智洋不高，戴眼鏡，頭髮削短，上掛一個殘破帆布袋，全身上下質樸無華。他倚坐在吸煙區的鐵椅上，左手搭上褪色的扶手，右手輕輕夾著剩下一半的香煙，擱在生鏽的鐵桌邊緣。桌子正中央是煙灰缸，已盛滿灰燼。香煙燒到盡頭，智洋目視星火散落，曲起指頭把煙頭彈入缸中，手勢俐落。

第一次見證那場面，曉晴愣住一下。

真想不到他會抽煙，她想，那麽乾瘦、無趣的一個男生。

然後她垂下眼眉，把背包塞進菜籃，轉身面向台灣同學，一邊跨上單車，一邊用流利的普通話談笑—從小看大陸綜藝學來的。

來台兩個月，作為港生的曉晴絲毫不認為跟台灣人之間會有任何溝通困難。對她來說，國語和普通話分別只在前者語氣溫柔，後者多捲舌音，僅此而已。她輕鬆融入環境，足跡遍布縱谷許許多多的什麽步道什麽湖什麽潭，她有自信自己去過的景點比得過本地人。所以，這次她們想去更遠的地方，慶祝順利熬過考試，要去瑞穗？玉里？要不往更南闖，台東三日兩夜？好啊，不然去墾丁，享受陽光海灘？

她夜裡躺在宿舍狹窄的單人床墊上，開始策畫一趟墾丁之旅，滑動手機查看海岸邊緣的民宿指南。

但智洋輕輕吐出的煙霧彷彿留在眼角，似有若無。

曉晴跟智洋兩個人，一個讀大學部，一個是研究生，幾近沒有相接之處。之所以認識，是因為疫情肆虐，初來乍到，每個人在機場都得先買一張電話預付卡，方便政府追蹤防疫，唯獨未滿十八歲的曉晴不能買，推拉折騰好一陣，最終找到二十四歲的智洋代辦，兩人才在五十幾位新生裡相認。

十四日隔離結束，新生們從宿舍魚貫離開，那陣時單車已經一輛伴著一輛停在樓下，港澳會的學長姊在停車場邊守候，手裡提著塞滿紙鈔和硬幣的文件袋。

當初港澳會迎新LINE群裡，學長千叮萬囑一定要買單車，不會踩的馬上去學，不騙人—畢竟這間東部大學校園廣闊是出了名—並隨訊息附上一張捷安特產品目錄。新生們慌了，趕緊下單，由學長代為訂購，聽說有特別折扣，結果還是一輛四、五千台幣，群組裡還有人猜疑是不是有詐？但得不到任何回答。

現在終於摸到車子，曉晴拍拍座墊，跨坐上去，在隔離宿舍門前的迴旋處繞兩個圈，感覺不錯，才付錢付得心甘情願。

「同學，你的車呢？」學長朝著曉晴背後發問。

她轉身，發現是智洋—她不記得他的長相，卻認得一對黑框眼鏡，還有身上洗到發白的格紋襯衫—他搖頭，說：「沒買。」

兩人對上眼。已經不可能裝作不曾遇見，唯有尷尬地搭話。

曉晴勸他不如乾脆添置一輛車，一邊給他看看手上的淑女車。智洋雙手抱胸，望著她，嘴角歪歪斜斜向下垂。道路兩邊栽滿了兩人都不認識的樹，夏日陽光穿透枝葉，在智洋的窄臉上打出交錯的光影，其中一片落在他的右眼。他眨眨眼，一直搖頭，堅持走路。

曉晴不服輸，糾纏好久。到最後，智洋才說：「我不會踩。」

她沒想到，忍不住笑：「我教你，當作報答之前辦的電話卡。」

智洋唯唯諾諾，隨便把話題帶過，那張嘴裡沒有流露出一絲鬆懈。

「好吧。」曉晴知道再講便是自討沒趣，於是隨意把話題了結，伸手一指：「那我差不多走了。去那邊。」

事實上「那邊」是哪一邊並不重要，純粹是擺脫對話的藉口°她跨上單車，疾馳而去。

智洋目送她離開，拿著學校派發的校園地圖，轉身走向宿舍。他得走很遠很遠的路才會抵達宿舍。

開學後，兩人就沒再見面。然而那十月的一瞥裡面，當煙霧飄過，在曉晴心中種下了歹念，慢慢地她竟想抽煙。一個人留學，難得擺脫了大人，就想自己當大人，可惜朋友裡沒一個像會抽的，她便不敢問。夜晚在四人宿舍，燈光滅了，曉晴躺在上層床，直到手機用盡電源，仍睡不著，她放空腦袋，想像什麽是吞雲吐霧。

受不了。

於是深夜一個人跑去旁邊的全家，硬著頭皮問：「我想買煙。七星，藍莓。」為了不出醜，還特地上網調查品牌。

大學裡的超商原來不賣煙。

曉晴隨手買了一支瓶裝茶，沿路走回宿舍。她不甘心。難得下了決心—決心像酒後的一瞬昏頭—儘管自己從未真正酒醉—就是這個晚上，她非抽上一根煙不可。她跳上淑女車，一路加快速度，從手把鬆開雙手，感受著輕盈的失重。快要踩到校門了，她在路口停下，左右回望有否機車轉出，這時候發現了一道身影。是智洋。

全是因為那種想像的酒醉，曉晴想，反正她踩過去攔在智洋身前。智洋一頓，猛地後退，狠瞪曉晴，神色警戒近乎凶狠。換曉晴嚇到了，連忙道歉。

「我只是想，嗯，跟你買一支煙。」曉晴說。

「買煙？」

「對，我想抽煙。」

智洋垂下手，尷尬地撥弄衣襬，沒有說話。

兩人陷入沉默，最終曉晴打圓場：「沒關係，我去外面買。」

「不用。」

智洋從格紋襯衫口袋掏出一包煙，抽了一根給曉晴，接著越過她，向校園走。格紋消失於幽深的樹影底下，他似乎還是低著頭，走自己的路。

曉晴拿著煙踩回宿舍，才想起自己沒有火。

那根煙不長也不幼，有一顆紫色的小球在吸嘴底端，煙紙寫著MЕVIUS。

她把煙含在嘴裡，嚐到薄荷的涼。這就是七星藍莓？她一直把玩，直到臨睡前才把煙收進襯衫口袋。卡其色半透明薄紗襯衣，防曬用，明天穿著出門。朋友說好下課帶她去七星潭看海。

隔天上課，要是有空檔，她就到吸煙區徘徊，想問煙友借火，卻又遲疑，昨天的膽色一下子全沒了。來回直到下午兩點才等到智洋，她一見那格紋就認出來，立即迎上去。智洋替她點火，手勢熟練。

曉晴終於抽到平生第一口煙，吸得輕輕淡淡，她聽說要是太用力的話，會頭暈。自問做好了所有防範措施，沒料到還是會暈眩—因為逆風，煙霧撲上她的眼睛，她用力瞇眼迴避，卻因而發昏。她閉上眼，聽見鴿子在上空迴旋，聽見枝葉搖動，聽見智洋輕笑時的鼻音。

這樣的一支煙她吸了很久，直至朋友來電，才出發去太平洋的海邊。

此後借火成為日常，她想像生活是電影《志明與春嬌》，一對男女在小巷交換一口煙，呼出了愛情°智洋不是她喜歡的類型，所以她心裡幻想的是一個高大台仔，會打扮，長著一張明星臉，在同樣的枝椏下突然出現。她其實沒看過那齣戲，和智洋相遇時也不曾談論過什麽愛情。他們會一起嫌棄學餐又貴又難吃，嘲笑花蓮市區某些自稱正宗的港式茶餐廳，討論最近上榜的香港流行音樂，間或由她哼出一句歌詞，等他和聲—他通常都會和聲，即使每次開始時都害羞而困惑，而且聲音永遠細得幾乎不被聽見。

港澳會的同學若然不在同一個系所裡，幾乎全都在開學不久即各散東西，曉晴的校園生活沒有多少講廣東話的機會—唯獨在這一呼一吸的時刻，她終於使用母語。當舌頭發出倔強的入聲，她感到非常懷念。

到了樹葉枯黃的季節，兩個人已是心照不宣地，總在同樣時間出現在吸煙區。所有事情都成為習慣，因此在這天陰的日子，他們在吸煙區聚頭，當智洋抽出一根煙給曉晴，她仔細看著他連番開合煙盒的食指，突然感受到他情緒的變化。

她把煙遞到唇邊，還沒點火，馬上就察覺到不同。太甜。她仔細看。這不是七星藍莓。應該說，是七星，但不是藍莓，末端的晶球不是紫色而是黃色。

「這是另一個口味？」她問。

「哈密瓜。」智洋呼一口煙。他的嘴裡也有甜味。

「咦，我沒抽過。味道如何？可以先借我試試嗎？」曉晴問。卻又感覺不好意思。轉念想，不過一口煙，為什麽要尷尬。

智洋安靜了一陣，搖搖頭：「我不想。」

「哦。是哦。也是。容易交叉感染。會沾到口水。疫情嘛。」

然而智洋又搖頭，喃喃說不對。

曉晴問：「為什麽你會買這個？你平時每次都是藍莓。」

「以前抽過一次，那時跟我分享的人說是哈密瓜。我一直惦記在心裡。」

「所以就是有跟人分過嘛，女朋友？」曉晴扯開嘴角在笑。

「分享同一支煙對我來說等於分享了生死。」

智洋回答時，眉目低垂。

曉晴笑著說她聽不懂，正想叫他少裝模作樣，但眼見智洋的手凝在半空，煙沉默地燒，幾乎纏纒上指節，她便不再說話了。停頓中，有枯葉飄落地上，在曉晴眼角邊緣。有人走過，踩中落葉，葉片碎開，聲音清脆。

智洋像是突然被挖開了話匣子似地—她以為他身上沒有這東西—滔滔不絕：

「十一月那時候，我在理工大學，每一條路都被封死了。我一個人坐在七仔附近，有個陌生的手足問我有沒有煙。那時學校的七仔所有物資已被搶光，連一包煙都沒有剩下來。我身上本來還有最後一根七星藍莓，但在一次突圍時弄丟了。其實抗爭之前我都沒有抽煙，全都是因為後來壓力太大了。我跟那個人站在七仔爆開的玻璃櫥窗前，都沒說話。這時候另一個手足經過，和我們站在一起，從口袋裡抽出了一根哈密瓜的七星，我們盯著他，他也回望過來。那是他最後的香煙，但他遞過來，我們三個人輪流交換著抽，抽得很慢很慢，直到最後只剩下濾嘴，它自己熄滅了。凌晨五點半，警察打進來，我們的人往學校正門拋出雜物和白電油。當時天空是紅色的。」

智洋無意識地抖了抖煙灰，問：「你有去嗎？抗爭。」「有去遊行。」

她確實有去過一兩場六月的和平遊行，由銅鑼灣出發步行去金鐘，和朋友一起，出門前精挑細選當日的衣著配搭，也不戴口罩。後來事情逐步演變成另一個模樣，此後她對抗爭的認知都來自新聞報導、社交媒體、朋輩分享，但沒有一個朋友會跟她說起在抗爭現場抽煙。

智洋不再說下去，所有的話語彷似頓時煞停，他把煙湊近唇瓣。他總是吞吐輕盈，像在品嚐什麽人間美味；曉晴卻相反，別人一根煙的時間足夠她完成兩根，因為喜歡用力吸，用力呼，吐出來的煙霧特別多，也特別美—她不怕暈眩。已經不怕了。

「那另外兩個人，現在在哪裡？」曉晴問。

智洋還是搖頭，安靜眺望遠山。

搖頭算什麽？曉晴生起悶氣，兩個人之間落得如此尷尬，還不是因為他，是他硬要挑起這種無法輕鬆接下去的話題，挑起了又無以為繼，說一半又不說一半，像把她當成是局外人。

然而，難道她不是嗎？

曉晴沒有辦法輕率回答這個問題。

她坐到鐵椅上，問：「為什麽要來這裡唸書？我在港澳會的學長口中聽過，每年都有香港新生耐不住寂寞，決定退學，不然往北部轉學。台灣這麽大，選擇這麽多。」

兩人一同望山。除了山之外，沒有別的。

曉晴自問在奇莱山下活得很好。她不是那種會因為生活不便就放棄的人。

她已經適應濕潤的空氣，當把書本從架上拿下、發現手指摸著霉菌時，不會再感到驚訝；她清楚鄉郊地方交通不便，下定決心半年後考機車，請台灣人朋友教學，並且習慣了高速中猛風刮面的疼痛。她終於愛上這個地方——

「因為容易考上。」智洋戳穿真相。

見曉晴不答話，他苦笑：「好吧，你就當作是因為我不想再待在石屎森林，那種大城市，那種高牆。我想在花蓮看大山大海。我也喜歡散步。」

「你用走的未免太沒效率了吧，例如，如果你要買煙，由宿舍走到校外的超商要四十分鐘。」

「第一個跟我要煙的手足，說要走下水道逃亡，他彎著身向下爬，誰都不知道他有沒有成功。」

曉晴用力吸手上的七星哈密瓜。澄澈天色下，中央山脈清晰可見，彷彿永恆屹立。是它眺望我們──曉晴有種錯覺。智洋的側臉在霧裡頭隱隱約約，配合著落葉，有種少年憂鬱。曉晴突然覺得世上的一切溫和而善良，儘管這種想法如此不合時宜。她幻想著自己的大學，這一間花蓮風光明媚的大學，在夜裡著了火，焚燃出焦紅色的天空。

但是，在台灣，會有這種事嗎？她無法想像。這裡大概沒有什麼殘破的七

仔，只有好山好水。

她沒頭沒尾拋出一句：「你去過七星潭嗎？」

「沒有。」

「去過哪個名勝景點嗎？」

智洋沉默，最後搖頭。

曉晴笑他：「來這麼久什麼地方都沒去過，還說什麼想看大山大海，根本

騙人。」

然而話一出口，她就見到智洋的臉色頽靡下來，有如受傷。

曉晴心裡慌了，脫口而出：「不然我們一起去看好了。」為了加強說服力，還拉著智洋動身往校內的公車站出發。沒想到他真的任由了她。

兩人走到圖書館外，查看公車時刻表，好不容易等到一班，對司機一問才發現根本到不了七星潭，終點在花蓮火車站，必須抵步後再轉乘另一號公車，一路上風塵僕僕。智洋小聲嘀咕，不如別去了，卻被曉晴瞪回去，四十分鐘又四十分鐘的車程和等待，彼此默然無語，一個看風景轉眼流逝，一個合眼小憩。

抵達七星潭已經是五點，兩人下了車，望出去，偌大的風景園區裡大部分攤販都蓋上了帆布，也就是說，打烊了，沒有服務。車站只有他們倆。曉晴暗自反省，果真是太衝動了吧？還有回程的班次嗎？反而是智洋望向海，邁步前行，走到一半回身揚手召曉晴過去，似乎沒有了最初的慌亂。不安的人換成曉晴，但她又能怎樣呢，不就只能去看那日落時分的海了嗎。

十二月初，天氣說不上冷，只是天色反覆，剛才在學校還是好好的，到了海邊卻是烏雲一片，雲層低壓似欺身─花蓮一貫景觀─實在說不上什麼好天氣。然而智洋似乎非常滿意眼前陰翳的七星潭，他坐下來，伸長雙腿，兩隻手壓在鵝卵石上，支撐身體，呼出一口嘆息。曉晴猶豫兩、三，最終也跟著

並肩而坐。石灘凹凸不平，久坐，屁股開始痛，她將包包墊在地上。眼前水花翻來覆去。岸邊，每隔一段路就有一小撮一小撮的人，全都捲起褲管，穿著人字拖鞋，水來時驚呼，水退了又回到原來的位置，踩踏在被海水吞吐過的砂石上。在智洋和曉晴右方，有一對情侶帶了單眼相機和腳架，三根支架插在石頭的隙縫中，他們校正倒數計時，連續自拍十張。每個人都裝備充足，毛巾、遮陽傘、風衣、手套樣樣不缺；唯獨智洋和曉晴手上空空如也，沒水沒雨傘，什麼也沒有。

最多有一包，或者兩包，七星。和打火機。

七星潭的海分成三種顏色：花白的浪，近接的碧藍，到遠方的深藍。也許更遠的地方還會有其他顏色吧，曉晴記得上一次來—便是抽那第一口煙的日子，她乘坐在台灣同學的機車後座，天空沒有半片雲，一切明媚如許，他們大笑，拔足狂奔，撿拾起散發熱氣的石頭往水面擲出—她問過同學，為什麽海會有不同顏色？她從沒見過被分割的海水。同學也許回答了，也許沒有，她沒記住。海水翻起的時候，連綿成一道壯麗的牆，後面的浪會吃掉前面的浪，最終融為一體，直撲到岸上。她維持安全的距離看潮進潮退，並且為之著迷：所有的浪都如此相似，所有的浪都不會相同。

好幾次，浪越來越急進，曉晴甚至相信大水會馬上席捲而至，自己將會和前方倒插在沙地上的一個啤酒瓶有相同下場：當海水湧近，它會顫抖，卻不被帶走—她會被全身上下沖成濕透，但仍在這裡停留。

然而每一次，泡沫頂多只會湧到她的腳趾前沿，便立即爆開，退去。水從未撲上她的肌膚，哪怕一吋半吋。

智洋撿起一塊圓石，起身往海裡拋。石頭沒入浪中，無聲無息。他再來一次。曉晴過一陣子才猜出來，那是彆扭的打水漂。

「你那樣不行的啦。」她說：「擲出去的時候要彎身，腰要扭轉。石頭要旋轉。」 她挑了一片扁平的礫石，在遠離水邊的地方示範動作。

智洋回頭看她。逆光使她無法辨識他的表情。智洋再次抛出石頭，仍然連一次彈跳都沒有發生。他彎腰，挑剔地揀選，撿拾。

天空逐漸邁入澄黃，不過也許是因為天陰，他們沒有遇上期望中的渾圓夕陽。但海仍然美，泛著火一般的光澤，燦爛到刺眼。若是平常時候，曉晴會抓緊短暫的日落時光，拿手機拍照，換好幾個角度，發給朋友家人，但此刻她只是凝望智洋不屈不撓地拋擲的身影。每一顆石子都噗通跌入海中，一切都毫無起息，卻無礙他的興致，假如那稱得上是一種興致的話。

（未完待續……）

打火

後來曉晴再見到智洋已經是十月。期中考最後一天，人潮湧出學院，曉晴在停車場裡尋到自己的單車，轉身一瞥，居然見到智洋在吸煙區抽煙。

智洋不高，戴眼鏡，頭髮削短，上掛一個殘破帆布袋，全身上下質樸無華。他倚坐在吸煙區的鐵椅上，左手搭上褪色的扶手，右手輕輕夾著剩下一半的香煙，擱在生鏽的鐵桌邊緣。桌子正中央是煙灰缸，已盛滿灰燼。香煙燒到盡頭，智洋目視星火散落，曲起指頭把煙頭彈入缸中，手勢俐落。

第一次見證那場面，曉晴愣住一下。

真想不到他會抽煙，她想，那麽乾瘦、無趣的一個男生。

然後她垂下眼眉，把背包塞...

推薦序

或為灰燼或燎原：讀《觀火》黃宗潔（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曉晴突然覺得世上的一切溫和而善良，儘管這種想法如此不合時宜。她幻想著自己的大學，這一間花蓮的風光明媚的大學，在夜裡著了火，焚燃出焦紅色的天空。但是，在台灣，會有這種事嗎？她無法想像。

重讀朗欣置於全書篇首的《打火》，心情是複雜的。她筆下那間風光明媚的大學，因為二〇二四年四月一場強震引發的大火，已焚燃了一夜焦黑色的天空。看著怵目驚心的新聞畫面時，朗欣是否想起這段文字，或是想起了曾經的，另一場校園裡的火光？無法想像的事成了真實，「不合時宜」的想法彷彿更加不合時宜了？但無論是書名「觀火」二字，抑或這篇帶有若干自身色彩的〈打火〉，隱約流露出的，對於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自己與世界相對位置的不確定感，始終是朗欣創作時，某種猶疑的起點，此種猶疑，卻帶來了深刻的可能—「不合時宜」的文字背後，是創作者持續思考的證明，也唯有文學，得以保留各種不合時宜。

對於像朗欣這樣一個仍然非常年輕，並且持續在這條道路上前進的創作者，用任何概括式的判斷，將其至今為止的作品化約為某些標籤和特色，顯然並不公平也不可能準確。但「火」與「水」的力量，毫無疑問在朗欣的小說中具有重要意義。《觀火》之前，是《水葬》。《水葬》當中的兩位重要角色，各自有一場「觀火」的生命經驗—

因圍村丁權政策擁有大片土地的「公子」柳志豪，童年時與母親寄人籬下，貧困的他最大的渴望就是一張張的鈔票，某日真讓他等到了，一個狂奔的男人口袋跌出一張又一張的鈔票，竟無人前去爭奪。與眾人逆向拚命撿拾的他抬頭一看，才發覺「大火已在眼前燃燒。火不是紅色黃色的，事後他說，火是黑色的。黑煙籠罩了你的視野，燻得你瞎了，瞎了之後皮膚變得敏感無比，灼熱的空氣從毛孔滲入內臟，你就死定了·····」

即使死定了也不曾放手的公子，成年後娶了原本是游泳健將的「夫人」。婚後的夫人慢慢變成一個絕望的女人，在這絕望的婚姻絕望到連丈夫都死去之後，她在廚房裡看著蒸魚的火：

她還特地挪好木櫈，坐在灶頭前等待。沒有人會在廚房裡等一條魚的，········但她選擇留在廚房，等待室內逐漸變暖。········她只是看著，任火猛烈燃燒，當空氣歪曲傾斜，她終於提起鑊蓋，蒸氣一擁而上，黏附在牆壁、器皿、玻璃窗上，霎時四周模糊成一面陳年的鏡子，夫人的臉上也一樣地濕。」

濕氣像是泳池的水，也像是墜落的淚。「總的來說，那就是一生了。」

火的意義是什麼呢？人類學有人類學的解法，精神分析有精神分析的象徵。但在讀朗欣的小說時，我想起的是多年前，美內鈴惠的經典漫畫《玻璃假面》—在我閱讀的那個年代，台版的翻譯還叫做《千面女郎》，女主角北島麻雅和姬川亞弓，則被翻成「譚寶蓮」和「白莎莉」。在這個以兩位少女競争成為夢幻舞台「紅天女」唯一表演繼承人為主線的故事中，她們最終的考核項目之一，就是「風」、「火」、「水」、「土」。演藝世家的「天才少女」莎莉，以舞蹈表現出火的韻律和動作，燃燒的火、成為灰燼的火；擁有天賦與直覺的寶蓮，則演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江戶時代蔬菜商女兒阿七的故事。阿七因火災到佛寺中避難，愛上住持的侍童吉三，為了再見吉三一面，不惜犯下縱火死罪，那是狂亂的愛戀之火，絕望而難以撲滅的心之火。

《觀火》之中的每個角色，也都有著他們各自的心之火，有些已成灰燼，有些卻仍熾熱，那是火的不同樣態，也是觀者的不同距離使然。而朗欣藉著文字隱微提醒我們的，或許也在於那些看似冷然的面孔底下，未必沒有他們熾熱的曾經。例如〈旺角賓館〉裡的健與玲，在日常的磨損中，對彼此的期待與失望已瑣碎細微到，以「能否發現家裡熱可可的品牌由雀巢換成了好時」作為判斷指標°但這對看似淡漠冷然一如櫻木紫乃筆下北國男女的情侶，卻是相識於佔領金鐘的活動。不過，朗欣並未停留在「他們也曾有過熱情與理想」這扁平的對照層次，相反地，當兩人從同樣平淡的日常爭執中和好，走在黑夜底下的旺角街頭時，小說是這樣形容的：

他們都知道彼此正在回憶，但默不作聲—一個人在想自己的眼睛遭受到胡椒噴霧，另一個人在想自己看見了別人遭受到胡椒噴霧而飲泣的時刻。他們想動用語言去描述那一瞬間，卻隨即發現自己早就忘記當時的感覺，到底是憤怒、恐懼、無力還是錯愕。

記憶固然不可靠，但連感覺，也是會遺忘的。一如他們連當時承載激情、承諾未來的旅館房間，究竟是四柱床的格局，還是貼滿鏡子？都無法取得回憶的共識。集體與個人的激情，如何安放回仍在繼續、仍要繼續的日常之中？如何看待放回去之後，那些變了樣貌的理想與情感？放不回去的話，又該如何面對歧路的未來？這不只是玲與健的課題，也是《觀火》裡不同年齡、身分的角色，共同的課題。〈十三歲〉裡的明謙體會到的是：「他十三歲，已經很清楚沒有什麽是可以重來。」〈離場〉裡的阿群說服自己：「人到五十好幾，生活本來就是這樣子，行行企企。」〈靈魂通信〉裡仍是少女的「我」，則說出了看似厭世實則早熟的話語：「歷史不也像這樣子的一坑骨灰，不明不白，隨時間過去，終究被壓縮，像堆填區要出口垃圾時不也要先將固體廢物擠壓成一顆立方嗎？」但就算只是一顆堆填區的立方，她也想去看看。「沒有原因。就是想做某件事。必須那樣做，才能安心。」就像〈蒜泥白肉〉裡被嘲笑為「黃絲阿媽」的陳師奶，在事件發生前和發生後，一樣堅持守護著兒子的飲食，要為不自由的他送上一碟蒜泥白肉。

這些掙扎、奮鬥、抵抗，有意義嗎？可能有，可能沒有。關乎我們對意義的定義。但就算沒有，「生活本身多的是沒有意義的片段」。沒有意義，但依然去做，必須去做。無非為了安頓躁動的心。

讀朗欣的文字時，總覺得有著超乎她年齡的蒼涼，當初《十三歲＞的初稿讓我有點猶疑，裡面角色的話語和思想實在太不像十三歲了。但後來我慢慢發現，那是看似安靜寡言的朗欣，以她同樣超乎年齡的動盪經歷，沉澱而來的深刻感受。儘管那寡言的形象，同樣可能來自於語言隔閡帶來的錯認°記得討論＜靈魂通信＞時已近畢業，她略吃力地組織著當時尚未非常成形的，用這篇

文字來思考「未來將如何看待此刻的運動」之想法。我說，不如你用廣東話講吧。瞬間語速快轉不止四倍，那個當下再度提醒了我，我所有觀看的印象，同樣帶著位移造成的偏誤。因此，不要妄下斷語。

不要妄下斷語，或許也是朗欣對自己小說的期許。她在畢業作品的摘要裡寫下：「身在台灣書寫香港，可以是作壁上觀、事不關己，卻也可以是保持距離，重新透澈地思考、想像、觀察運動的本質。」正因為退了一步來看，才看得到火的更多形態。或為灰燼或燎原，各有因緣與苦衷。看似同路人，可能純屬巧合；形同陌路的，卻未必不曾擁有同樣的想望。她下筆慎重，有時慎重到帶點疏離，但那是因為她深知「不論個人的絕望對世界而言如何不必要，它都是非常真實，不可忽視的，它是扎在體內的一根刺，細得無法拔除，又隱隱作痛」（《水葬》）。《水葬》也好，《觀火》也好，她處理的，其實一直是關於疼痛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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