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的目擊者【摘錄自第一章】

奧圖．阿爾伯特對於政治的興趣始於一九二○年代尾聲，在他十四或十五歲之際。到了那個時候，威瑪共和的經濟、社會與政治面貌已出現迅速變化。他對政治議題之所以愈來愈感興趣，原因是他初步閱讀了馬克思、列寧、考茨基、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與奧托．鮑爾（Otto Bauer）的著作。鮑爾在一九三○至三一年冬季舉行於柏林體育宮的一場政治集會上尤其令赫緒曼留下難忘的印象。在那場集會上，鮑爾以長期經濟循環的角度解釋西方經濟體遭遇的危機，為瀰漫於威瑪共和的社會動盪與政治極端主義背後的經濟根源提出一項富有說服力的詮釋。赫緒曼因此首度發現政治經濟學是一項強而有力的分析工具。「如果說有哪一項單一事件說服了他研究經濟學，」阿德爾曼寫道：「那麼就是在體育宮的那一晚；過了五十年後，赫緒曼還是能夠閉上眼睛重述鮑爾那晚的表現。」

這樣的廣泛閱讀是很重要的成長經歷，因為赫緒曼藉由這些閱讀而能夠自由探索許多不同的文化領域。套用阿德爾曼所言：「德語雖是他的母語（Muttersprache），卻不是他的家（Heimat）。」另一方面，形塑自身教育的「Bildung」這種德國傳統，則一直都是赫緒曼抱持的核心態度。

威瑪共和不但深陷經濟與政治動盪，而且制度不穩，政府又孱弱。一次大戰後那些年的政治動盪與經濟危機，最後導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間的惡性物價膨脹。當時的一名目擊者回憶指出，眾人「一片茫然又深受物價膨脹震撼，根本不曉得那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他們喪失了自信，不再覺得能夠掌握自己的人生……也喪失了道德、倫理、正直等這類過往的價值觀」。

政治上，威瑪共和仍是一項未實現的承諾，就算一九二○年代的後半是一段經濟繁榮與文化狂熱的時期，那樣的復甦也是立足在非常脆弱的基礎上。德國的工業家比較感興趣的經常是併購，而不是能夠增加產量的新投資。此外，資金主要來自國外，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大量流入。紐約證券交易所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底崩盤之後，對德國造成的影響極為巨大。美國的銀行開始回收資金，促使德國銀行取消工業部門的短期貸款。工業生產開始下滑，到了一九三二年已減少到一九二九年水準的六一％。在歐洲，只有波蘭的狀況比德國更糟。

失業率大幅飆升。到了一九三二年，工作人口當中差不多每三人就有一人登記為失業。就絕對數字而言，一九三○年底有五百萬名工作人口失業，一年後又進一步增至六百萬人。一九三二年，失業人數以及仰賴他們撫養的家屬已占德國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遭受衝擊的對象不只是工業勞工，還有白領工作者、政府員工、各式各樣的中產階級職業，以及小型家庭企業。社會安全網遠遠不足，尤其是因為這場危機整整持續了三年才開始逐漸消退。馬佐爾（Mark Mazower）指出，經濟衰退的時間極長，幅度也極大，工作機會的欠缺又令人深感絕望，以致社會生活的步調都開始改變。「對於男性而言，把一天劃分成一個個小時的做法在許久以前就已經失去意義，」針對馬利恩塔（Marienthal）這座小城市的失業狀況所寫的一份報告指出：「起床、吃午餐與上床睡覺已是一天生活中唯一剩下的幾個基準點。在這三項活動之間的時間，沒有人真的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窮困與絕望廣為普及，「空氣中總是瀰漫著可能迸發暴力與犯罪的氣息」。

這場危機對赫緒曼一家人造成嚴重影響。卡爾雖然保住了工作，但家中的存款一掃而空。海德薇的娘家馬庫色家族也深受打擊，使得海德薇的母親不得不與赫緒曼一家人同住。除此之外，對卡爾而言，職場的情形也開始走下坡。在這個身分政治突然快速成長的階段裡，猶太教與基督教醫院開始各自偏好僱用信奉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醫生。卡爾雖然深受敬重，卻發現自己的職涯發展陷入停滯，只見高階職務一再與他擦身而過，紛紛落入宗教資歷「無可挑剔」的年輕候選人手裡。當初的同化選擇反倒變成了一項不利的條件。

政治情勢迅速出現崩潰。社會民主黨雖是最大的政黨，氣勢卻不斷下滑。他們在一九二
八至一九三○年初主導的大聯合政府施政成效不佳，而他們猶豫不決又短視近利的政治立場也令愈來愈多的選民深感幻滅。在左側，共產黨日益壯大，也愈來愈偏激。納粹黨則是針對許多互相對立的不同選民族群以及利益團體量身打造政治訊息，而因此在眾多群體當中贏得支持，包括保守人士、民族主義者、反猶太人士、小資產階級與中資產階級，以及鄉下地區的居民：史學家伊文思（Richard J. Evans）稱之為「一個無所不包的社會抗爭政黨」。相對之下，傳統的保守派與中間派政黨則是大量流失共識，結果一九三○年九月的選舉對它們施以一記決定性的重擊。在一九二八年得票率只有二．六％的納粹黨，到了一九三○年已成為第二大黨，囊括一八．二％的選票。威瑪共和的民主制度愈來愈趨脆弱。街頭暴力以及互相對立的準軍事團體之間的衝突大幅增加，每年發生數百起政治暴動，造成數十人死亡。納粹黨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的選舉成為國會最大黨，獲得三七．三％的選票，得票率比排名第二的政黨高出一五％以上（社會民主黨的得票率為二一．六％）。

一九三○年的選舉是奧圖．阿爾伯特密切關注的第一場選舉。他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埋首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引導他的，是他在法蘭西文理中學結識的一名年紀較大的朋友艾爾曼（Heinrich Ehrmann）。如同阿德爾曼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為赫緒曼與他的同學提供了一把新鑰匙……讓他們能夠理解發生於自身周遭的那些衝突。」不過，最令赫緒曼著迷的不是馬克思身為革命家或者經濟學家的面向，而是身為史學家的面向（例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這部著作）：「他的歷史書遠遠沒有他的經濟著作那麼遵循正統。」

赫緒曼也開始閱讀列寧的作品。列寧的政治分析強調歷史當中無可預測的轉折，全然展現了他對於不可違犯的歷史定律所抱持的強烈懷疑態度，令奧圖．阿爾伯特深感著迷。赫緒曼對於歷史進展以及決策過程的觀點，都受到馬克思與列寧的長久影響。他在六十年後回憶指出，列寧的影響「可以見於我著作當中的某些部分，例如我在《邁向進步之旅》（Journeys Toward Progress）當中談到如何在拉丁美洲推行改革。『兜售改革』的概念在某方面而言可以追溯到我早期對列寧的閱讀」。

奧圖．阿爾伯特與烏蘇拉在一九三一年於社會民主黨的青年組織當中開始涉入政治運動，而社會民主黨不但遭受納粹黨的攻擊，也備受共產黨的鄙夷；共產黨員習於把社會民主黨人稱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者」。這「絕對是任何人對於自己的敵人所能夠說出最難聽的話」，赫緒曼表示。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願景和態度雖然嚴重分歧，他卻認定威瑪共和唯一的希望就是由這兩黨合作組成一道共同陣線對抗納粹。

一九三二年，奧圖．阿爾伯特從法蘭西文理中學畢業，決定註冊就讀法學院，因為當時經濟學的課歸在法學院當中。他閱讀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部分著作（並針對亞當．斯密與李嘉圖﹝David Ricardo﹞寫過短篇論文），但當時的整體情勢實在不利於求學。政治衝突、民族主義以及反猶太主義猖獗不已，右翼極端主義學生更在一九三三年五月攻占圖書館，把數以萬計的書本丟進火堆裡。赫緒曼於是把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投注於政治鬥爭當中。

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成為德國總理之後，才短短幾週威瑪共和即告瓦解。納粹突擊隊的政治暴力爆發於全國各地，襲擊工會、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辦公室，還有著名左翼人士的住宅。反猶太活動也極為猖獗。二月二十七日，德國國會大廈遭到一名社會邊緣人縱火。希特勒隨即利用這個機會發布命令，禁止表達自由、新聞自由與集會自由。這項命令也允許警方在沒有法院裁定的情況下無限期拘押民眾。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舉行的選舉，由於事前與事後都有大量的威嚇與暴力行動，納粹黨因此囊括了四三．九％的選票。選舉結束後不久，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就宣布奧拉寧堡（Oranienburg）將設置一座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三月二十三日，國會通過所謂的《授權法》，賦予總理自行發布命令進行統治的權力，不需經過國會與總統同意，違背威瑪憲法的原則。原本是一項臨時性的緊急立法，卻成了「永久消除公民權利與民主自由的法律或偽法律基礎」。希特勒就此成為德國的獨裁者。

隨著政治與個人自由迅速縮減，政治運動因此變得愈來愈危險。在沒有新聞自由而且禁止公開集會的情況下，奧圖．阿爾伯特、烏蘇拉與他們那個團體決定油印傳單挨家挨戶發放，藉此傳播政治理念。他們的複印機裝設在科洛尼（Eugenio Colorni）的房間裡：他是來自義大利的哲學家，也是烏蘇拉的朋友，當時在德國跟隨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研讀，正在撰寫以萊布尼茲為主題的論文。赫緒曼後來回憶道，科洛尼的旅館房間「成了反法西斯活動與出版品的神經中樞」。在此同時，奧圖．阿爾伯特的朋友彼得．法朗克遭到逮捕，他手上那些列有同志姓名的文件也遭到沒收。赫緒曼因此陷入直接的危險。

災難的目擊者【摘錄自第一章】

奧圖．阿爾伯特對於政治的興趣始於一九二○年代尾聲，在他十四或十五歲之際。到了那個時候，威瑪共和的經濟、社會與政治面貌已出現迅速變化。他對政治議題之所以愈來愈感興趣，原因是他初步閱讀了馬克思、列寧、考茨基、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與奧托．鮑爾（Otto Bauer）的著作。鮑爾在一九三○至三一年冬季舉行於柏林體育宮的一場政治集會上尤其令赫緒曼留下難忘的印象。在那場集會上，鮑爾以長期經濟循環的角度解釋西方經濟體遭遇的危機，為瀰漫於威瑪共和的社會動盪與政治極端主義背後的經濟根源提...

序

不必然是這樣。

──喬治與艾拉．蓋希文（George and Ira Gershwin），《波吉與貝絲》（Porgy and Bess）

不論就什麼標準而言，阿爾伯特．赫緒曼都不是典型的學者。出生為德國人的他，到了三十歲已參與過兩次世界大戰，也在三座不同大陸的七個國家居住過。他能夠以五種語言交談書寫，使用過多個筆名，而且能夠假扮成土生土長的法國人而不被發現。他從不曾獲得高級學位，卻任職於十幾所菁英機構。乍看之下，他的學術產出可能像是各種主題和方法論的大雜燴。然而，他卻是二十世紀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家之一。

在他漫長的人生裡，赫緒曼於數十年間不斷對經濟學與社會科學做出開創性的貢獻。他的貢獻絕非一系列毫無道理的探索，而是共同呈現出一條智識發展路徑，帶有驚人的想像力與深刻的一致性。他的視野極為寬廣，能夠把所有的社會科學涵蓋在一套總體的學科範圍當中，從而改變那些學問本身的界限，因此他總是偏好談論一個單一的詮釋性社會科學。到了學術生涯尾聲，赫緒曼已是當時在世的思想家當中最受仰慕的一位，也是最難以模仿的一位。

赫緒曼在他的學術生涯裡雖然也不乏遭受批評，但他的著作受到的評價通常強調其原創性，甚至是其精妙之處，而淡化其中比較引人疑慮的面向。身為傳記作者，我承認自己不是完全客觀中立；但儘管如此，我在呈現自己的分析之時，還是盡量不迴避赫緒曼的著作裡所存在的問題。赫緒曼曾經把自己對於任何一項分析的思考方式形容為「不必然是這樣」。我也以自己的方式試圖採取赫緒曼的這種「不必然是這樣」的態度，效法他看待世界的觀點，而以不帶成見的方式看待他。我尤其試圖評估赫緒曼對於同時代文獻的貢獻：他的觀念如何受到同僚與決策人士的討論、採用，或是拒卻；他的觀念是否禁得起時間考驗；以及他與機構的關係如何演變。由於赫緒曼是一位深富原創性的思想家，因此我們很容易忍不住強調他的獨特性，而在無意間把他奉為偶像。我在本書裡著重的一大要點，就是把赫緒曼放在適切的背景脈絡當中，從他與自己的智識及政治同僚持續不斷的對話當中看待他。不是把他視為一個獨特的學者（儘管他確實極為獨特），而是他那個時代的智識與政治辯論當中的一個參與者。

由於本書是一部思想傳記，因此一大部分的內容都投注於探討赫緒曼的學術生涯。二○一三年出版的《入世哲學家：赫緒曼的奧德賽之旅》（Wor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是一部極為優美又更加詳細的傳記，作者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史學家，也是赫緒曼夫婦阿爾伯特與莎拉的好友。只要是對赫緒曼的生平與著作感興趣的人，阿德爾曼的那部傳記絕對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參考書。不過，阿德爾曼的那本書「不是赫緒曼著作的故事，而是那些著作背後的故事……是他一生思想的背景傳記故事」。相對之下，本書則比較是關於那些著作本身，關於那些著作所引發的辯論，以及那些著作試圖探究的問題；因此，阿德爾曼的那本書和我的這本書與其說是互相替代，不如說是彼此互補。我們雖然在許多面向有所重疊，卻也在若干地方強調不同元素。同樣的說法也可套用於其他作品，包括一群拉丁美洲的同僚與朋友在近期所進行的分析（他們對於赫緒曼與拉丁美洲的關係特別感興趣），以及若干在赫緒曼去世之後針對他的著作提出的讚譽。

面對一個像赫緒曼這樣的思想家，如果要瞭解他的著作，尤其必須對他的人生採取全面性的觀點。歷史事件，特別是發生於赫緒曼人生前半段的歷史事件，在形塑他的世界觀當中占有主導地位。赫緒曼的人生無法劃分為早期的「行動生活」階段（vita activa）以及後期的「沉思生活」階段（vita contemplativa），儘管他自己提議過類似的劃分方式，在介紹他最新出版的論文集之時提及「我人生中的冒險性與沉思性面向」。赫緒曼的著作向來都與現實世界具有深刻連結，而他的學術產出也總是由特定問題引發，因為他希望能夠提出有用的想法，對問題的解決有所貢獻。赫緒曼絕非象牙塔學者，而是極為腳踏實地。

實際上，赫緒曼人生的前半段大體上漂泊不定，思想經常是透過行動而成形，像是他參與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或是在走訪哥倫比亞各地之時與農民以及市鎮首長談話。他總是非常關注歷史，因為歷史深深影響了他的思想、價值觀，以及他在自己所屬那個時代當中的生活方式。赫緒曼在他的職業生涯裡經常四處旅行，許多文章都是在世界各地受邀參加討論會而寫成的結果。這些文章也體現了赫緒曼的思考與行動之間的關聯，但比較屬於經常存在於學者人生中的這兩個領域之間的正常連結；至於利用帶有夾層的手提箱偷運宣傳小冊，則是另一回事。本書的第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仔細記述了赫緒曼的著作以及生活；至於他四十五歲以後的人生，則是比較專門聚焦於他的著作。

關注赫緒曼的個人生活，也表示我決定尊重他多次的改名換姓。在柏林出生時被命名為奧圖．阿爾伯特．赫緒曼（Otto Albert Hirschmann）的他，在一九四○年有幾個月的時間改名為阿爾伯特．赫曼特（Albert Hermant），一九四一年之後則是改為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他還有另外一個筆名，稍後就會在第一章談到，我不想提前爆雷。）阿德爾曼當初也決定採取同樣的做法，而我實在找不到比他傳達這一點更貼切的言詞：「以一般人最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常舉動體現二十世紀的種種轉折，那項舉動就是我們受到稱呼的姓名。」

既然本書是一部思想傳記，所以對赫緒曼的家庭生活也就幾乎毫不關注。這點就赫緒曼的太太莎拉．夏皮洛．赫緒曼（Sarah Chapiro Hirschman）而言尤其問題重重。莎拉不只是他終生的伴侶，而且如同赫緒曼在《反動的修辭》的題獻詞所寫的，也是他的「第一位讀者，同時又是五十年來的評論者」。此外，在構成赫緒曼著作基礎的許多旅程當中，她也扮演了共同研究者的角色，書寫實體筆記並且主動參與討論與訪談。她是赫緒曼最重要的智識對話夥伴，為赫緒曼引介了一套龐大的新文獻，例如人類學家的著作，而赫緒曼也持續不斷在他的寫作當中使用這些文獻。

不過，莎拉不只是一名盡心盡責的研究者以及富有同理心的伴侶，她同樣也生活在現實世界裡。她為了支持低收入成年西班牙語使用者的閱讀活動，而創立了「人與故事」計畫（People & Stories/Gente y Cuentos）。這項計畫非常成功，不但廣為擴展，也衍生出其他語言和形式的版本，以便造福不同的弱勢群體。這是草根社運的絕佳案例，赫緒曼本身也從中學到不少東西。如同阿德爾曼指出的，赫緒曼在一九八四年寫作《集體向前進》（Getting Ahead Collectively）的時候，莎拉的草根活動以及她「銜接識字與口語能力」的努力所造成的「深刻印記」，即可見於赫緒曼的實地研究做法以及寫作風格當中。

他的女兒卡蒂亞（Katia）與麗莎（Lisa）所扮演的角色，在本書裡也不得不受到犧牲。書中唯一提到她們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是一封他在一九六五年寫給她們的信件，引用於第四章。赫緒曼在信中仔細解說了他為自己正在寫作的書所得出的若干最奇特的結論。不過，這封信只可讓我們稍微窺見一項充滿深情與智識交流的父女關係，而此一父女關係也再度顯示了赫緒曼如何以活力把他的學術生活與個人生活交織在一起。

[……]

序

不必然是這樣。

──喬治與艾拉．蓋希文（George and Ira Gershwin），《波吉與貝絲》（Porgy and Bess）

不論就什麼標準而言，阿爾伯特．赫緒曼都不是典型的學者。出生為德國人的他，到了三十歲已參與過兩次世界大戰，也在三座不同大陸的七個國家居住過。他能夠以五種語言交談書寫，使用過多個筆名，而且能夠假扮成土生土長的法國人而不被發現。他從不曾獲得高級學位，卻任職於十幾所菁英機構。乍看之下，他的學術產出可能像是各種主題和方法論的大雜燴。然而，他卻是二十世紀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家之一。

在他漫長的人生...

序

第一章一位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的形成
第二章權力政治
第三章發展的先驅
第四章重塑發展經濟學
第五章一門跨學科的社會科學
第六章市場社會的歷史與理論
第七章民主的運作
第八章赫緒曼對後世的影響

注釋
縮寫詞語
書目

序

第一章一位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的形成
第二章權力政治
第三章發展的先驅
第四章重塑發展經濟學
第五章一門跨學科的社會科學
第六章市場社會的歷史與理論
第七章民主的運作
第八章赫緒曼對後世的影響

注釋
縮寫詞語
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