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惡魔的女兒

倫敦2022／巴黎1946

1

如果每個人因為自己沒做的善事而有罪，有如伏爾泰提議的，那麼我這輩子都在想辦法說服自己，說起所有的惡行，我都是無辜的。這一直是個方便門，讓我得以承受幾十年來遠離過往的自我放逐，視自己為歷史失憶的受害者，卸除共犯的罪名，並且免於受到責難。

不過，我最終的故事始於也終於開箱刀這個微不足道的小東西。我的開箱刀幾天前壞掉了，我發現廚房抽屜非得放一把這種實用的工具不可，於是前往當地的五金行買把新的。我回來的時候，仲介留了封信給我，冬市苑的每個住戶都收到了類似的信件，客客氣氣通知我們每個人，我樓下的公寓即將出售。前任居民李察森先生住在一號公寓三十年之久，但聖誕節以前不久過世了，住處於是騰了出來。他女兒是語言治療師，住在紐約，就我所知，她並不打算回倫敦。於是我只好接受不久之後就會被迫在大廳跟陌生人互動，甚至必須假裝對對方的生活有興趣，或是不得不吐露一點關於自己的小細節。

我和李察森先生向來維持著完美的鄰居關係，因為我們從二○○八年起就不曾交換過隻字片語，他入住的早年歲月，我們一度關係友好，他偶爾會上樓來跟我先夫艾德格下盤棋，但我跟他素來只是相敬如賓。他總是稱呼我為「芬斯比太太」，我則稱他為「李察森先生」。我最後一次踏進他的公寓，是在艾德格過世四個月之後，他邀請我共進晚餐，我接受了邀約，然後婉拒了對方發動的愛情攻勢。他對我的拒絕反應激烈，後來我們幾乎形同陌路，成了兩個同住一棟樓房的陌生人。

我位於梅費爾區的住處登記為公寓，但這有點類似將溫莎城堡形容為女王週末的避居處。我們這棟樓房的每戶公寓──總共有五戶，一戶在地面樓層，上面兩層則各有兩戶──占地一千五百平方英尺，在倫敦地產的黃金地段，每戶都有三間臥房、兩間半浴室，加上海德公園的景色，按照可靠的資訊來源，每戶價值介於兩百至三百萬英鎊之間。艾德格在我們婚後幾年拿到了一筆豐厚的財產，是終身未婚的姑姑所遺贈，他更想搬到倫敦市中心外更寧靜的地方，但我事先做了點研究，打定主意不只要住在梅費爾區，如果有可能的話，更要住進這棟建築。財務上來說，原本看似毫無可能，但是有一天，彷彿有如神助，柏琳達姑姑過世了，一切都改變了。我一直計畫要向艾德格解釋，我這麼急著住進這裡的原因，可是從來不曾說過，我現在還滿後悔的。

我丈夫非常喜歡孩子，但我只同意生養一個，並在一九六一年生下我們的兒子卡登。近年來房地產增值，卡登鼓勵我賣掉這戶公寓，在城裡房價較低的地區買個坪數小點的單位，但我想那是因為他擔心我可能會活到一百歲，急著趁年輕還能享受的時候，拿到他的那份遺產。他結婚過三次，現在第四次訂婚；我已經放棄認識他生命中的女性。我發現每每才認識她們，她們就被送走，然後新的款式就會進駐，我還得花時間學習她們的特性，就像新型洗衣機或電視機。孩提時代，他就用類似的無情方式對待朋友。我們經常通電話，他每兩週就會過來吃一次晚飯，不過我們的關係複雜，部分因為我在他九歲時從他生活中缺席整整一年。事實是，我跟小孩相處就是不自在，而我發現小男孩特別難相處。

我對新鄰居的顧慮不是他或她可能發出不必要的噪音──這些公寓隔音效果很好，即使在這裡那裡有幾個瑕疵，經年以來，我已經習慣透過李察森先生天花板傳上來的各種奇特聲響──但我痛恨自己井井有條的世界可能會被顛覆。我希望進駐的人不會有興趣認識住樓上的婦人。也許來個病弱殘疾的老人家，鮮少離開家門，每天早上有家務幫手來探訪。或者是年輕專業人士，星期五下午消失，返回自己週末的家，然後星期天深夜才回來，其餘的時間都在辦公室或健身房。有個謠言傳遍了這棟樓，說有個事業在一九八○年代到達顛峰的知名流行樂手考慮把那戶當成退休以後的住家，但令人高興的是，這件事並無下文。

只要房仲把車停在外面，護送客戶參觀那戶公寓，我的窗簾就會跟著掀動：我針對每個潛在的鄰居都做了點筆記。有個前景看好七十出頭的夫婦，說話輕聲細語，手牽手，問這棟樓能否養寵物──我在樓梯井上側聽──被告知不行時，似乎相當失望。一對三十幾歲的同志伴侶，從他們刻意仿舊的服飾、帶有凌亂感的外觀看來，口袋肯定頗深，但他們說這個「場域」對他們來說可能有點小，覺得自己不大能跟它的「敘事」起共鳴。一個長相不起眼的年輕女子說，有個叫史提芬的人會很愛這裡的挑高天花板，除此之外並未洩漏自己的意願。想也知道，我希望是同志──他們很適合當鄰居，而且不大有機會生兒育女──但他們似乎興趣最低。

然後，幾個星期過後，仲介不再帶人來參觀，待售訊息從網路上消失了，我猜交易已經談定。不管我喜不喜歡，總有一天醒過來就會發現搬家貨車停在外頭，有個人或幾個人正把鑰匙插進前門，住進我樓下。

噢，我真害怕！

2

我和母親在一九四六年初期逃離德國，當時戰爭結束才幾個月，我們從殘破的柏林搭火車前往殘破的巴黎。我當年十五歲，對人生所知不多，但還是逐漸接受了軸心國被打敗的事實。父親曾經充滿信心說著我們種族在基因上多麼優越，以及元首身為軍事策略家有無以倫比的技巧，勝利指日可待。但是我們卻戰敗了。

橫越大陸將近七百英里的行程，不大能讓人對未來懷抱樂觀。我們行經的城市呈現近年來飽受摧殘的模樣，而我在車站和車廂裡看到的人臉並不因為戰爭結束而開心，而是因為戰爭的影響而受創。到處都彌漫著筋疲力竭的感覺；眾人逐漸領悟到，歐洲無法回到一九三八年的模樣，而必須整個重建，居民的心靈也是。

我出生的城市現在幾乎整個夷為平地，征服我們的四個勢力瓜分了戰利品。有少數堅定信徒的屋舍從戰火倖存下來，我們為了得到庇護，在取得偽造文件、確保可以安全離開德國以前，一直躲在他們家的地下室裡。現在，我們護照上的姓氏是蓋馬爾。為了確定聽起來很逼真，我反覆練習發音，母親現在要改名為娜塔莉──我祖母的名字──我則維持原名葛蕾朵。

關於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每天都有新的細節曝光，父親的名字成了天理不容罪行的代名詞。雖然沒人暗示我們跟他一樣有罪，但母親相信，要是我們向當局揭露自己的身分，肯定會招來災禍。我有同感，因為我跟她一樣害怕，雖然想到有人會認為我是暴行的共犯，震撼了我。確實，從我十歲生日以來，我一直是「少女聯盟」的成員，但德國的每個年輕女生都是，畢竟那是強制的，就像十歲男孩非得加入「德意志少年團」不可。可是，比起黨的意識形態，我更有興趣的是跟朋友參加定期的運動賽事。我們到了另一地方時，我只越過那道圍籬一次，當時父親帶我進營區觀察他的工作實況。我試圖告訴自己，我只是旁觀者，如此而已，告訴自己我的良心清白，但我已經開始質疑自己參與了我目睹的事件。

不過，我們的火車駛入法國時，我擔心口音會洩漏我們的身分。當然了，我推想，最近解放的巴黎公民因為一九四○年的立即投降感到羞愧，對於講話方式跟我們一樣的人都很不客氣。我的憂慮證實是對的，儘管強調我們身上帶的錢要長期住宿綽綽有餘，卻一連遭到五家民宿的拒絕。最後凡登廣場那裡有個婦人同情我們，給我們附近一家民宿的地址，說那個女房東不會多問，我們才找到落腳的地方。要不是因為她，我們可能會成為有錢卻浪跡街頭的可憐人。

我們租用的房間在西堤島東側，早先那些日子，我只在住處附近活動，將步行距離限制在從蘇利橋到新橋，然後再回來，永無止盡的迴圈，如果要過橋進入陌生區域就會備感焦慮。有時候我會想起弟弟，他一直渴望成為探險家，如果能夠辨識這些陌生街道，他該有多高興，但在這樣的時刻裡，我總是快快揮開對他的記憶。

我和母親住在島上兩個月之後，我才鼓起勇氣前往盧森堡公園，那裡綠意盎然，讓我覺得彷彿無意間遇見了天堂。我們初初抵達另一地方時，迎面就是光禿荒蕪的自然景象，跟這裡的對比起來好強烈，我想。在這裡，可以吸進生命的芬芳；在那裡，會因死亡的臭氣而嗆噎。我從盧森堡宮遊蕩到梅迪奇噴泉，彷彿陷入恍惚狀態，然後從那裡走往水池，看到一群小男孩將木船放進水裡，輕風將他們的小船帶到另一側的玩伴那裡，我便轉身離開。我無聲地苦惱著──這成了我日漸熟悉的情緒──苦思不解，為何一片大陸可以同時容納如此極端的美麗與醜陋，而他們的笑聲和興奮的對話提供了令人難受的背景音樂。

某天下午，我在滾球場附近的板凳上躲避陽光，發現自己被悲慟和內疚吞噬，淚水簌簌淌下我的臉。有個俊美的男孩，也許比我大兩歲，一臉擔憂走過來問我怎麼了。我抬起頭，湧上一絲慾望，渴望他能攬住我，或是讓我將頭靠在他肩上。但當我一開口，就落入了舊有的說話模式，德國口音壓過了我的法文，他往後退開一步瞪著我，神情不掩輕蔑，然後召喚起他對我族類所感到的怒火，當著我的面暴烈地啐了一口，然後大步走開。怪的是，他的舉止並未削減我對他撫觸的慾望，反倒增加了。我抹乾臉頰，追了過去並揪住他的手臂，邀請他帶我進樹林裡，並且告訴他，在隱密的空間裡他可以對我為所欲為。

「如果想要，你可以傷害我。」我輕聲說，閉起眼睛，心想他可能會用力摑我耳光，用拳頭揍我肚子，打斷我的鼻梁。

「妳為什麼想要那樣？」他問我，語氣洩漏出天真，與他的俊美互為牴觸。

「這樣我就會知道自己還活著。」

他似乎起了性慾同時又覺得反感，環顧四周看看是否有人旁觀，然後望向我指的小樹林。他舔舔嘴唇，觀察我起伏的胸脯，但是當我握住他的手，我的碰觸侮辱了他，他連忙將手抽開，用法文罵我妓女，然後拔腿就跑，消失在吉梅荷路上。

天氣好的時候，我從清晨開始在街頭遊蕩，回到租處時母親往往已經爛醉如泥，不會問我都怎麼打發時間。現在，她先前生活的雅致漸漸消散無蹤，但她依然是個外貌姣好的女子，我忖度她會不會再找個丈夫，找個可以照顧我們的人，可是她似乎不想要陪伴或愛情，寧可與自己的思緒獨處，在酒吧跟酒吧之間遊走。她買醉的時候很安靜，會坐在幽暗的角落裡慢慢啜飲一瓶瓶的酒，在木頭桌面上刮著隱形的刻痕，絕對不會鬧事，免得被趕到街上。有一次，太陽消失在布洛涅森林上方時，我們湊巧碰上了，母親搖搖晃晃走過來，勾住我的手臂，問我幾點了。她似乎不知道講話的對象是自己的女兒。我回答之後，她露出如釋重負的笑容──天色越來越暗，但酒吧還會營業好幾個小時──她持續朝著西堤島上燦亮誘人的點點燈火走去。我納悶，如果我完全消失，她是不是會忘記我曾經存在過？

我們共睡一張床，我很討厭在母親身邊醒來，吸進毒化她呼吸、注滿睡意的酒精臭氣。她睜開眼睛的時候，會困惑地坐起身，然後回憶就會一股腦兒湧回來，她便會合起雙眼，試圖回到不省人事的狀態。當她終於接受日光的無禮攪擾，勉強將自己從被單底下拖出來，就會到水槽那裡做基本的清洗，然後換上洋裝走到外頭去，高高興興重複昨天的時時刻刻，前天的，以及大前天的。

她將我們的錢和貴重物品收在衣櫥後方的一個小舊背包裡，我看著我們那筆小小的財富開始漸漸縮水。相對來說，我們過得還算舒適──堅定的信徒確保了這點──但母親拒絕投資更多在我們的住所上，只要我提議到城裡更便宜的區域租個小公寓，她就搖頭拒絕。看來她對自己的生活只有個簡單的規劃，就是藉酒驅逐夢魘，只要有床可睡、有瓶酒可飲盡，其他一概無關痛癢。跟過去簡直有著天壤之別，我曾在這女人的懷抱裡度過早年歲月，她曾經是個舉止神態有如電影明星，風情萬種的名媛嬌妻，頂著最新潮的髮型、身穿最細緻的禮服。

這兩個女人天差地別，肯定會互相鄙視。

第一部

惡魔的女兒

倫敦2022／巴黎1946

1

如果每個人因為自己沒做的善事而有罪，有如伏爾泰提議的，那麼我這輩子都在想辦法說服自己，說起所有的惡行，我都是無辜的。這一直是個方便門，讓我得以承受幾十年來遠離過往的自我放逐，視自己為歷史失憶的受害者，卸除共犯的罪名，並且免於受到責難。

不過，我最終的故事始於也終於開箱刀這個微不足道的小東西。我的開箱刀幾天前壞掉了，我發現廚房抽屜非得放一把這種實用的工具不可，於是前往當地的五金行買把新的。我回來的時候，仲介留了封信給我，冬市苑的每個住戶都收到了類似的信件，...

凝視殘忍

作家　鄧九雲



七宗罪裡排序第一的是「傲慢」（pride）。如果把這個形容詞套在希特勒身上是毫無違和，但似乎有種隔靴搔癢的失準度。那麼試試「殘忍」（cruel）呢？我認為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在語感上都更逼近那段大屠殺的歷史之殤。

有足夠勇氣的人們能承認自己驕傲、嫉妒、憤怒、懶惰、貪婪甚至是好色，但有多少人能說出自己是殘忍的？更或許，殘忍的複雜性其實是難以覺察。可是我深信，每一個人或多或少肯定都有殘忍的經驗，只是可能還沒機會為那些行為命名，就已埋藏在記憶深處罷了。

閱讀完《那些破碎的地方》，我開始翻攪記憶，為自己的殘忍命名。

第一個稱之為殘忍的記憶，是凝視殺雞。印象中早期傳統市場的雞肉攤，後面會關著一整籠探頭探腦的雞。小時候跟長輩去市場採買的記憶，全都是自己傻傻站在那，看著肉販如何把雞從籠子裡一把抓出來，在脖子上快速劃下一刀放血，然後丟進熱水裡涮燙擠下去毛——後面的畫面我就不記得了，連雞是何時斷氣的我都說不出來。不到五歲的我，綁著兩根稀疏的沖天炮，就那樣張著嘴巴看呆了。後來的我每次回想這段記憶，總是好奇為什麼面對如此血腥暴力的畫面我沒有別過頭去，反而眼睛像鎖住了一般。我甚至不記得有感到害怕或不舒服，嚴格來說那感覺中心回想起來是「空的」。

麻煩再重看一次我的敘述——每當我回想凝視殺雞，腦中出現的畫面是小小的「我」與被殺的「雞」。不單只有雞，我的身影也在那敘事中。我像是進入某種解離的第三隻眼，正在觀看專心凝視殘忍的自己。我凝視的存在，成了殘忍的共犯。

第二個稱之殘忍的記憶稍長許多，是得知曾熟識的人痛苦自殘。中學讀女校時被一位學妹親睞，她發生什麼事都想跟我分享，每天下課鐘聲一打，她就會衝到我班上的走廊叫我。當時才十歲出頭的我們，沒有人能明白那份渴望見到對方幾乎佔據一切的感覺究竟是什麼。我們當然都知道愛情的存在，但狹隘的社會與環境讓我們以為那只會／能存在於異性之間。

有一天，我實在受不了學妹每節下課的打擾，以及那些我想像出的流言蜚語。於是我非常嚴正地告訴她，請再也不要來找我。剩下共校的兩年裡，我都把她當透明人一般，卻沒有告訴任何人每次彼此擦身而過時，我的心臟都不知為何瘋狂地在跳。幾年後來得知她曾在那段時間數度自殘自己，無論去追究那是否單純因為我的拒絕，或是我需不需要為另一個人的行為負起責任，我都心知肚明經歷家庭破碎與身份探索的她，曾把我當成傾訴一切的對象。我接受她的依賴，卻又在毫無邏輯與警示之下截斷那傾靠。她會倒，是否也在我預料之中？我將那段記憶命名為殘忍，並拒絕用任何「不懂、無知」當成藉口為自己解套。

這兩份自白，能否能讓你意識到，殘忍其實離我們很近很近。在神話與童話裡，總是充滿了各種殘忍的劇情與懲罰。或許因為從口耳相傳的文化故事裡過於熟悉殘忍的各種面向，彷彿被神允許的殘忍是如此深重，於是我們很難毫不猶豫地將殘忍視為一種罪。更別說去辨認出那間接、旁觀的視角，並將之承認為一種共犯存在。

這也呼應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邪惡的平庸」——解釋一個普通人如何成為極權主義體系的演員，上演著殘酷的劇碼而樂此不彼。美國政治理論家Judith N. Shklar在《平常的惡》（Ordinary Vices）裡提出，殘忍是有別於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變態的獸性」。老練的人會告訴我們不要細談惡，因為論惡最終都會走入「厭世」的絕境。一旦厭世，抽離就是對社會的一種毀滅——產生消除厭惡之人，留下強壯沒美好的部分的慾望——最終成為一位政治暴君。

然而戲劇與歷史註定得凝視殘忍。古典悲劇踩在「肉體殘忍」，而喜劇則是仰賴「道德殘忍」。本書作者約翰波恩說了，「每個死於屠殺的人的故事都值得述說。」當然也包括那些活下來的，倖存者們，以及所謂的「共犯」。

《那些破碎的地方》是《穿條紋衣的男孩》的續篇。後者以這家族的弟弟為視角，前者是姊姊，在大戰八十年後的現在，以九十二歲的高齡回望過去。那些留著罪人血液的後代，是如何背負著另一種創傷活過來的？如果你像我一樣沒有讀過《穿條紋衣的男孩》的故事就開展這本書，那絕對會是加成享受的閱讀經驗。享受這用詞恐怕不恰當，因為這是充滿歷史硬殤的故事。他們必須不斷被說，直到其中那種複雜的人性與情緒真相能更精準地被逼近。我佩服作者顧慮到像我這樣首次的閱讀者，用高明的敘事手法，同時推進過去與現在，不但補齊了《穿條紋衣的男孩》裡的空白，也更深刻探索那些「一生無法消化的痛苦」。為了不讓自己爆雷，原諒我用如此私密的經驗自白切入。

最後我想提一下《那些破碎的地方》裡現在敘事線中，作者用家暴人物象徵暴君的原型。他的身份是一位電影製作人，而他的老婆是一位貌美卻不能再演戲的演員。作者這樣的設定讓人玩味。他提出另一個重要的悲劇元素，就是「階級」。製作人大於演員，男人大於女人。我非常關心作者試圖靠近的那個殘暴最後的「出口」為何？我們很難否認法國哲學家蒙田所說的：以殘忍的方式厭惡殘忍，是有效的方式。

關於這「出口」，我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我想分享曾經在進行「家族排列」的治療活動時，家排師說過一件事——家族裡若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家人，代表那家族裡，有人直接或間接殺過人。而因為我們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還不到百年，要追溯到完全無關的機會幾乎是微乎其微，這也說明了集體意識的現象。用另一個角度來說，那是我們的共業。那些沒有辦法消化的苦痛就是「創傷」，世世代代存於我們的血脈之中。唯有透過不斷不斷地講述，每說出一個故事，那箝制業的枷鎖，終究能夠一點點鬆開吧。

凝視殘忍

作家　鄧九雲



七宗罪裡排序第一的是「傲慢」（pride）。如果把這個形容詞套在希特勒身上是毫無違和，但似乎有種隔靴搔癢的失準度。那麼試試「殘忍」（cruel）呢？我認為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在語感上都更逼近那段大屠殺的歷史之殤。

有足夠勇氣的人們能承認自己驕傲、嫉妒、憤怒、懶惰、貪婪甚至是好色，但有多少人能說出自己是殘忍的？更或許，殘忍的複雜性其實是難以覺察。可是我深信，每一個人或多或少肯定都有殘忍的經驗，只是可能還沒機會為那些行為命名，就已埋藏在記憶深處罷了。

閱讀完《那些破碎的地方》，我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