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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體經驗如何形塑主體認同

◎林芳玫

一

當代著名政治哲學與女性主義學者楊（Iris Marion Young）於二○○六年八月因食道癌與世長辭。莫非天嫉英才？楊逝世時才五十七歲，生前是芝加哥大學廣受同事與學生敬愛的政治哲學教授。她於一九九○年出版《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此書奠定她在當代認同政治這個研究領域的崇高地位，數年後又出版了《涵容與民主》（Inclusion and Democracy），也造成深遠的影響。

歐美自六○年代反越戰興起學運，同時婦運、黑人民權運動亦風起雲湧，這些社會運動強調的是身分認同的次文化被承認，有別於傳統工會勞工運動以階級團結力量從事勞動條件的談判。自此以後當代社會學、政治學等學者建構起以承認差異（recognition of difference）為重點的社會運動理論。楊過去二十餘年的研究奠定這個領域的里程碑。

商周出版的這本《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以肉身化理論探討女性身體經驗如何形塑主體認同，並且與政治社會資源分配的方式息息相關。書寫風格包含學術論述的嚴謹，又帶入個人成長背景的回顧與身體經驗的敘述，知性感性兼具。

二

此書導論以清晰簡明方式系統性介紹女性主義性別理論經歷過的四個階段。首先是對生理決定論的批判解構；再來是以性別（gender）的社會性角色來取代生理基礎的性（sex）；第三階段則以具體化、活生生的肉身存在（embodiment and the lived body），分析看似自然的身體如何受到文化的銘刻；最後，作者為了彌補肉身存在理論過度個人化的缺陷，強調肉身存在於社會結構。導論本身將這四個階段歸類為性／別區分（sex/gender）以及活生生的身體（lived body）兩大類。

上述這幾個階段分享了一些共同點，都企圖處理二元對立與階層化問題。男／女、陽／陰、生理／心理、自然／文化、異性戀／同性戀、正常／異常，這一系列二元對立一方面簡化複雜的歷史演變過程，同時也非單純的二元區隔，而是包含了高下優劣的判斷並形成資源

分配的不平等。

在性／別區分的初期，性別概念足以挑戰長期以來的生物決定論，這就足以令女性主義者振奮。雖然女人不能改變自己的生理特質，卻能在工作與興趣上和男人一較長短，巾幗不讓鬚眉，雌雄同體的雙重氣質是某些女性主義者的理想。這種理想到現在仍十分吸引人。不過，就理論深度與婦女運動的能量而言，仍有所不足。性別這個後天社會學習的概念用久了失之僵化，很諷刺地和生物的性產生對應關係：生理上的女人對應社會角色的女人，又進而對應異性戀女人以及結婚生育的女人，缺乏這種層層對應關係的女性就會被視為有所缺憾或是異常。早先具有批判解放力量的性／別區分，後來反而強化既有的男女區隔與不平等。

七○年代後期以來美國學界注意到傅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權力論述，亦即統治並非只是思想的控制，而是一套藉由醫療、衛生、社交禮儀等多重方式建立對身體的規訓，身體開始成為研究的主題。但是將身體理論化，而不單單作為研究主題，則是一群女性主義學者集體的努力，從精神分析、到性／別扮裝與酷兒理論，「肉身化」的研究取徑鬆動長期以來的二元對立。身體本身具有某些先天的性器官，而一舉手一投足，肌肉骨骼如何運用，動作開展的幅度大小，這些一方面受到性別角色、階級與族群文化形塑，又展現個人的差

異。如果再加上穿衣服，個體對衣料材質的觸感、如何期待別人觀看的眼神、如何實際觀看別人的衣著，這些議題都顯示出肉身在地理空間與人際關係空間移動而產出的主體認同。

莫伊（Toril Moi）甚至主張以肉身化的理論或「活生生的身體」來取代性別。楊採用肉身化的理論，但仍然維持性別與社會結構在分析概念上的重要性。作者這種堅持，反映出女性主義理論長久以來的兩種互相拉扯的張力：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正因為父權制度與理性思想建立了抽象的宏大論述（特別是關於國家與民族），某些女性主義強調女性個人與具體經驗感受的重要性—包括莫伊等人的肉身化理論—但是結構與制度面的性別不平等若被忽略，「女性」也好、「同性戀」也好，這樣的分類法也就完全消失，只剩下無限碎裂切割的個體差異。有高血壓的中年男人和中年女人，其生活處境的相同處可能大於熟女與少女。性別概念不但被鬆動，甚至無止境的解構，而社會改革行動與公領域的介入也變得不可能，結果是諷刺地維持了既定的性別分工與不平等。楊這方面可說是煞費苦心，既要呈現當代理論的前衛—從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到酷兒理論與身體扮裝理論—又要避免「思想新潮、行動無能」的陷阱。

此書可說是在個人經驗層次與結構分析層次小心地維持平衡。書中主題包含乳房、懷孕、月經、身體與衣服、身體與住屋，從有形可見的身體外觀，到身體內部的感知，再到身體與物質的接觸（衣服、醫療器材、房屋建築等），作者極力描寫細微的身體變化，再連結到社會結構面以及政策面。

作者對社會結構的定義是，「制度規則與互動慣例的輻湊總和、資源的動員及物理的結構，上述這些構成了與個體行動相關的歷史給定，也相對地穩固」。結構也意含較廣泛的社會結果，往往不留下任何個人或群體的意向痕跡。換言之，結構讓眾人進入「未必共謀、確定共果」的情境。以產科醫療對孕婦的介入而言，孕婦本人最清楚她的身體感知，但這感知主體卻無法成為發言主體，反而成為超音波胎兒攝影與各項侵入性手術的客體。這非關個別醫師對懷孕女性的輕忽（雖然醫師也的確因為太忙碌而不夠注意孕婦狀況），而是整體西方

醫學霸權建立後，將孕婦視為「病人」，結果就是孕婦自己的經驗不重要，醫生的「專業」判斷以及健保給付項目決定了醫生要對孕婦做什麼、不做什麼。而這醫療化的結果，正是作者批判對象。

三

過去二十年來身體扮裝、酷兒理論等研究觀點的興起，可視為整體後現代文化風貌的一環，也引起強調社會政治改革左派理論家「後社會主義」的焦慮。也同樣是女性主義政治哲學領域的弗雷哲（Nancy Fraser）就曾經在《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和楊有過精彩交鋒。弗雷哲認為差異認同政治忽視了現實裡仍然存在且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好像女性、窮人、少數族裔只要獲得承認、被正眼相待如此就可以了。吉特林（Todd Gitlin）也在《異議》（Dissent）雜誌針對楊指出，強調差異會造成政治聯盟行動的難以開展，楊也做出回應。到底要異中求同以促成政治大團結呢？還是尊重差異以免被團結口號綁架了？這又是關心實踐行動的學者持續的論辯。

楊肉身已逝，她與眾學者的對話，依舊迴盪在我們的心靈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