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堂課：魯迅論教育：兒童、性別、文字改革、通識與美學教育

　　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只知道“為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在，不想將來，“任兒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上海的兒童》，《魯迅全集》，第四卷，第581頁）

　　當魯迅寫《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時，獨生子海嬰還未出世，所以該文所抒發的顯然也是魯迅想像著自己從小嬰兒時如何被父母養育與教育的希望。此後，魯迅不斷以自身的成長經歷，以及成為人父的角色，從幼兒的玩具、兒童啟蒙讀物、青少年知識學習、語言教育、還有青年的人品與審美等等，提出種種改革建言，以培養可以與世界協同生長的子子孫孫。百年後來看，魯迅當時所提供的家庭、學校與社會改革方案，在當前資訊氾濫的時代中完全不落伍外，還有高度建設性。這一堂課中將帶領讀者閱讀幾篇經典文章，包括《連環圖畫辯護》（1932）、《朝花夕拾》（1926）、《盧梭和胃口》（1928）、《門外文談》（1934）等等，就會佩服在百年前魯迅所放出的各種教育改革的眼光有多遠大。首先，就拿當今熱火朝天的「讀圖時代」來說吧，如果魯迅還活著的話，也肯定會是一個「動漫迷」。

◆兒童教育：魯迅與讀圖時代

　　只要讀過魯迅收錄在《朝花夕拾》的《阿長與《山海經》》一文，就會知道魯迅從小最喜歡繪圖本的故事書，比如上面有許多圖的《花鏡》、《山海經》中畫著「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生著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魯迅回憶起小時候為了想得到一本《山海經》卻遍尋不著的渴望心情，最終竟然是不識字的奶媽替他買來了這本魯迅小時候最為心愛的寶書，魯迅從此對於不識字的勞動者「發生新的敬意了」。長媽雖然目不識丁，但是「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卻能夠做了。她確有偉大的神力。」（《魯迅全集》第二卷，第254-255頁）

　　此後，魯迅就開始了畢生搜集種種圖畫書的興趣，包括石印的《爾雅音圖》、《毛詩品物圖考》、《點石齋叢畫》、《詩畫舫》，版畫、漢拓、古碑─，當然還有《二十四孝圖》，也是魯迅童年的收藏之一。當時的私塾教育不准看圖畫書，魯迅回想：「只要略有圖畫的本子，就要就要被塾師，就是當時的“引導青年的前輩＂禁止，呵斥，甚而至於打手心。」（《魯迅全集》第二卷，第259頁）放在今天來看，魯迅就是十足的「漫畫迷」。時至今日，雖然已經不是科舉時代，但是學校和父母還是禁止學生看漫畫，普遍的看法是除非是「知識型漫畫」，大抵皆不入流，看多了無益於作文，還肯定妨礙考試成績。可是，在百年前，魯迅就在《連環圖畫辯護》（1932）一文中記載了他的學習經驗。

　　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小的經驗。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哄笑裡了。

　　自然，這話裡，是埋伏著許多問題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樣的電影，倘用美國式的發財結婚故事的影片，那當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卻的確另外聽過採用影片的細菌學講義，見過全部照相，只有幾句說明的植物學書。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學，就是歷史地理，也可以這樣辦。（《連環圖畫辯護》，《魯迅全集》，第四卷，第457頁）

　　魯迅留學日本時，曾在仙台醫專上過兩年學，期間上細菌學課時就是採用幻燈片方式，所以回國後也努力推廣圖文並茂的教育方式。魯迅的一席話自然是引起了滿堂的哄笑，因為民國初年，「連環畫」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婦孺之輩的通俗讀物，非正正經經的文人、學者與雅士所樂見，更不值得提倡。所以當魯迅提倡圖文並茂的圖書以利於「借圖畫以啟蒙」，「又因中國文字太難，只得用圖畫來濟文字之窮」（《連環畫瑣談》，（《魯迅全集》第六卷，第28頁），顯然在當時也是教育傳播的不入流之見，不學無術的膚淺之徒的異端。當眾人哄笑之餘，魯迅從中世紀東、西方壁畫、版畫與插圖來剖析圖畫的教育性與藝術性。魯迅從義大利的教皇宮說起：

　　但若走進義大利的教皇宮─我沒有遊歷義大利的幸福，所走進的自然只是紙上的教皇宮―去，就能看見凡有偉大的壁畫，幾乎都是《舊約》，《耶穌傳》，《聖者傳》的連環圖畫，藝術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書上，題之曰《亞當的創造》，《最後之晚餐》，讀者就不覺得這是下等，這在宣傳了，然而那原畫，卻明明是宣傳的連環圖畫。在東方也一樣。印度的阿強陀石窟，經英國人摹印了壁畫以後，在藝術史上發光了；中國的《孔子聖跡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這兩樣，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蹟，明明是連環圖畫，而且是宣傳。（《連環圖畫辯護》，《魯迅全集》，第四卷，第457-458頁）

　　緊接著，魯迅剖析圖畫的教育意義，「書籍的插畫，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種宣傳畫。」（《魯迅全集》，第四卷，第458頁）所以，魯迅放開長遠的教育眼光，呼籲青年從中國舊書上的銹像和畫本取材來進行新的創作，以圖文並茂的方式讓大眾可以閱讀，並且深信「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魯迅全集》，第四卷，第460-461頁）

　　近百年後，陳平原（2018：217-253）循著魯迅「為連環圖畫辯護」的吶喊中，從晚清至民國時期的各式畫報（如點石齋畫報（1884-1898），啟蒙畫報）等被歸類為是婦孺與女流的通俗刊物，反而起到平實的「低調啟蒙」的開啟民智、傳播新知、邁向新時代的作用。可見，當陳平原（2018：1-57）從高調啟蒙與低調啟蒙來劃分晚清至民國時期的政論刊物（如民報、申報）與圖文並茂的畫報，繼而評論前者（改良派與改革派們）是社會菁英們「指點江山」的放言高論，反而是圖像「在傳遞知識與表達立場時，更為直觀、生動、表現，淺俗」，也是側面來稱頌魯迅在民國初年就能擺開社會菁英們「指點江山」的放言高論，看到圖文並茂的通俗畫報的啟蒙作用。

　　魯迅在百年前的眼光，提倡連環圖畫的啟蒙與教育功效，在資訊時代終於大放異彩，現下各級學校的所有教科書都如魯迅預言般圖文並茂，生動活潑。雖然「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是魯迅留日時的課堂經驗，並非獨創，但是百年前留學歐美日的學生何其之多，唯有魯迅準確的看到了推行大眾教育的必備設施，還準確的預言了當今的資訊化傳輸在教育上的傳播，尤其是新時代中各種印刷精美、圖文並茂的天文、地理，生物，歷史的兒童教材，都是魯迅在上海時想為獨生子海嬰找童書的標準，當時遍尋不著，魯迅當時已經放眼的是中國現在才起步的專為兒童發行的精美讀物。魯迅說：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所以給兒童看的圖書就必須十分慎重，做起來也十分煩難。即如《看圖識字》這兩本小書，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無所不有。其實是，倘不是對於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都有些切實的知識的畫家，決難勝任的。（《看圖識字》，《魯迅全集》，第六卷，第37頁）

　　魯迅對於《看圖識字》中上天下地的內容與粗劣插畫，深感不滿，認為是把孩子看成是蠢才，以隨便應付兒童的心態來實施教育，「也以為只要付給蠢材去教就足夠。於是他們長大起來，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們一樣了。」（《看圖識字》，《魯迅全集》，第六卷，第37頁）

▌第三堂課：魯迅論教育：兒童、性別、文字改革、通識與美學教育

　　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只知道“為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在，不想將來，“任兒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上海的兒童》，《魯迅全集》，第四卷，第581頁）

　　當魯迅寫《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時，獨生子海嬰還未出世，所以該文所抒發的顯然也是魯迅想像著自己從小嬰兒時如何被父母...

　　無論是在中國與台灣，幾乎沒有不認識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也還算熟悉阿Q「兒子打老子」的「精神式勝利法」（《狂人日記》）。可是，我也認為在台灣的絕大多數人，即便高中時都曾讀過魯迅的《孔乙己》，大抵都會懵懵懂懂，一知半解，囫圇吞棗。進入大學後，走理工與醫學的大多扔開國語課本，就此分道揚鑣，老死不相往來。即便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對於魯迅的認識僅止於是民國時期的文學家，而且透過陳西瀅、梁實秋、蘇雪林作品中所呈現的魯迅形象還是高度負面。魯迅被斥之為刻毒不寬容、陰險尖刻的紹興師爺外，還「不尊重底層人民，而是抱著一種藐視的心理來訓斥」（顧曉軍2015：11）。魯迅的心理人格「心胸過於仄隘，把自己世界縮小得無以復加，竟致弄得有無處可去之苦」（蘇雪林1979）。更甚者，在《李敖有話說》的談話性節目中，李敖言之鑿鑿地指出魯迅對提拔他的陳獨秀（創辦中國共產黨），在其政治受難時不僅不能夠如胡適努力營救，還要撰文諷刺將其比喻為吃了滿嘴馬糞的焦大（紅樓夢），儼然是「過河拆橋，落井下石」，李敖帶風向的問道：「大家不覺得魯迅這個人的所謂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這個風骨，有點問題嗎？」（房向東2014：3-4）。

　　陳芳明（1992）在《魯迅在台灣》一文中（中島利郎編2000），深刻的剖析了為何魯迅在台灣人文學界長期缺席的三個因素，第一、1947年的228事件，使台灣知識分子從此保持沉默。第二、1948年許壽棠在台北遭到暗殺，使得介紹魯迅作品的最大力量從此斷絕（臺靜農、黎烈文分別留在台大中文系、外文系執教、終身不談魯迅）。第三、1949年國民黨逃到台灣，展開積極的反共政策，從此出現長達了40年的反魯迅傳統（國民黨官方的三位御用文人：陳西瀅、梁實秋、蘇雪林；還有台灣反共的另一批打手：鄭學稼與劉心皇）。所以，即使陳芳明的研究結論之一是「從台灣文學發展的實施來看，魯迅對台灣作家的影響是否有那麼巨大，誠令人懷疑。」但是陳芳明對於未來台灣的魯迅研究抱持高度的期待，他在文末中寫道：

　　相對於中共文藝政策下魯迅的神話，國民黨顯然是過於貶低魯迅的文化地位。身為台灣的作家，如果要正確認識魯迅作品，就必須有能力擺脫國、共兩黨文藝政策的影響。國共兩黨為魯迅附加上去的面具，使後人很難看見魯迅的真貌。魯迅的文學成就，並沒有像中共學者所說的那樣高超，也沒有像國民黨學者所說那樣低俗。魯迅文學，是非常具有人性的；而人性有其堅強的一面，也有其軟弱的一面，這才是台灣作家接觸魯迅作品時所應探討的課題。（陳芳明《魯迅在台灣》，引自中島利郎編（2000）《台灣新文學與魯迅》，第31頁）

　　這篇文章出版近三十年後，台灣各界大抵仍然不待見魯迅的作品與思想。房向東（2014：1）點名了台灣有「魯迅遺風，是魯迅的傳人」的「幾個男女」（牧惠、柏楊、龍應台、李敖），不說是少的屈指可數（五個指頭以內），「幾個男女」中的李敖還違反歷史事實地惡意曲解魯迅。再反觀中國大陸，2007年大陸在民間與官方都致力於「去魯迅化」，但是理由全然不同，民間想將魯迅拉下「神壇」，因為大陸在文革期間只能讀兩種著作，一是毛語錄，二是魯迅選集，前者給後者戴上了九頂高帽子，分別是：「旗手、主將、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骨頭最硬、民族英雄、馬克思主義者、唯物論者」（顧曉軍2015：103），還是睚眥必報，「一個都不寬恕」的「刀筆吏」與「紹興師爺」；另一頭，中共官方也想「忘卻」魯迅在百年前的《吶喊》，並致力於「一直在試探儒家取代馬克思主義，成為新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可能性」（陳純2020：17）。在民間與官方的「不謀而合」下，魯迅的文章也因其已經不符合時代需求，必須走出大陸的小學、中學與高中的語文課本。所以，當代在魯迅研究上，兩岸終於不謀而合的給他冷處理，走出眾人的視野。

　　這兩年來仔細詳讀《魯迅全集》（2005）後，我發現魯迅既非尼采式「張個性、揚精神」的超人，更非「心胸過於仄隘，把自己世界縮小得無以復加，竟致弄得有無處可去之苦」（蘇雪林1979）。從《魯迅全集》的小說、雜文、書信與日記中，處處可見希望拆毀封建社會的鐵屋子，檢視愛情、婚姻、兩性平等、語言改革、教育改革、尤其是兒童教育，要救救孩子。顯然是為了要「救救孩子」的急切之情與對於舊社會的惡習慣的滿腔憤懣，所以魯迅總是愛罵人。雖然我不是畫家陳丹青（2011），實無法從畫像上大先生的八字鬍中看出美來；可是從長期研究的關懷倫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中放開眼看，《魯迅全集》（2005）中竟然充斥著滿滿的愛與關懷的悲憫與同理心，從中我看到的不只是文學家魯迅，而是有方法與行動的思想家魯迅。就如同《非攻》中摩頂放踵地墨子般（《魯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編》），魯迅幾度大病之餘，浮起的就是「要趕快做」。臨死前仍然忙碌奔走、收集並出版《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1936），因為魯迅從凱綏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 1867-1945）的作品中，深切感受「伊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被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鬥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飢餓，流離，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扎，聯合和奮起。」（《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魯迅全集》第六卷，第487-488頁）

　　所以，此專書將名為「魯迅與關懷倫理學十六堂課」，比照一學期上課16週，規劃為十六堂課，梳理出為何筆者會主張民國時期文人魯迅竟然會與西方關懷倫學扯上關係，兩方是如何跨越約半世紀的差距而前後呼應，同聲一氣。說起來，百年前魯迅所提倡的愛情與婚姻觀與西方極端個人主義，並不雷同。反觀西方自1980年代以降，女性主義內部也開始反省個人主義所倡導的價值的片面性，從而拉開了女性主義的另一波思想風潮，也是關懷倫理學的時代背景。從關懷倫理學的發展來看，魯迅對於如何在新社會中發展愛情、婚姻與教育的關切，也正是關懷倫理學者所關切的重估家庭價值與教育的重要議題。兩方都察覺西方講究個人主義的偏頗，也紛紛以「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架勢，抵抗想要「復古」的父權傳統與舊社會保守封閉的群體主義。同時在魯迅與關懷倫理學「無情未必真豪傑」的有情中，兩方都強調從最切身的差等之愛起手，魯迅要「以幼兒為本位發展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擺脫中國人以家長為尊的「差序格局」與其「宗法制度」，才能免於被「擠」出世界的大恐懼，更要能和世界上的種種人民「協同生長」。西方關懷倫理學者更進一步發揚照顧者思考中的實踐，本於孕育近身關係的「差等之愛」來建構渾然不同於父權傳統下的倫理學，並且憑著關懷倫理學的「不同的聲音」，橫眉冷對傳統法政哲學中所強調的不涉及人身利益的一視同仁的原則性、抽象性與普遍性。

　　在時空穿越中，魯迅與西方關懷倫理學之所以能夠遙相呼應，起到關鍵橋樑作用的是被卡繆譽為「我們時代中唯一偉大的精神」─西蒙韋伊（Simone Weil）（1909-1943）。雖然魯迅與韋伊互不相識，卻有著高度的雷同性：兩人在性格上都反對「名人效應」外，對知識名流的種種勢利態度相當反感並且敬而遠之；兩人都看到勞苦大眾眼中的茫然與麻木，從而對這些被欺壓與受損害的廣大群眾懷有深刻的同情外，還更願意身體力行地成為其中的一員（韋伊積極參與工人罷工運動、進工廠、去農場、赴西班牙參軍）。同時，兩人都以積極的方法來推動改革社會種種積弊，堪為二戰期間，東、西輝映的「骨頭最硬」的「這樣的一種戰士」。

　　筆者以為：既然關懷倫理學的精神豐碑源自於西蒙韋伊，那麼在精神氣質上如此相近的魯迅，也會是關懷倫理學的重要思想資源，成為協力抵抗父權傳統中根深蒂固的男性支配的推手與助力。所以，比起眼觀三世的遠庖廚者以恩義為尚、由親而疏的「差等」（partiality），魯迅與關懷倫理學都是以自然之愛為本，要盡義務的「差等之愛」。雖然兩者同樣使用「差等」語詞，其實概念已經經歷「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產生質變，不可共量。所以，如同魯迅所言，父母們學著應該怎麼愛孩子，照顧朋友，體貼人類，如果還有時間與力量，就為世界的協同生長盡一點點力量，以上都不僅僅是好聽的「無物之陣」的空話，而是要走出「象牙之塔」，要去實行，從自己最切身的人開始，對於孩子「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41頁）。

　　無論是在中國與台灣，幾乎沒有不認識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也還算熟悉阿Q「兒子打老子」的「精神式勝利法」（《狂人日記》）。可是，我也認為在台灣的絕大多數人，即便高中時都曾讀過魯迅的《孔乙己》，大抵都會懵懵懂懂，一知半解，囫圇吞棗。進入大學後，走理工與醫學的大多扔開國語課本，就此分道揚鑣，老死不相往來。即便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對於魯迅的認識僅止於是民國時期的文學家，而且透過陳西瀅、梁實秋、蘇雪林作品中所呈現的魯迅形象還是高度負面。魯迅被斥之為刻毒不寬容、陰險尖刻的紹興師爺外，還「不尊重底層人民，而是...

引言
第一堂課：魯迅論性平等、愛情與婚姻
第二堂課：魯迅論家庭改革：愛的三部曲
第三堂課：魯迅論教育：兒童、性別、文字改革、通識與美學教育
第四堂課：母育行思：諾迪克（Sara Ruddick 1935-2011）
第五堂課： 關懷倫理學的精神根源：西蒙‧韋伊（Simone Weil 1909-1943）
第六堂課：精神戰士的開刀術：魯迅與韋伊
第七堂課： 不同的聲音：吉利根（Carol Gilligan 1936-）／也談魯迅論關懷的差等之愛
第八堂課： 關懷關係為本的教育大改造：諾丁斯（Nel Noddings 1929-）
第九堂課： 信賴道德觀（Morality of Trust）：貝爾（Annette Baier1929-2012）
第十堂課：關懷倫理學的規範性：黑爾德（Virginia Held 1929-）
第十一堂課：愛的勞動：基特（Eva Kittay 1946-）
第十二堂課： 與關懷倫理學共舞：艾利斯楊（Iris M. Young 1949-2006）
第十三堂課：古已有之：當代儒家關懷倫理學的群譜
第十四堂課：再論古已有之：對當代儒家關懷倫理學的駁詰
第十五堂課：三論當代儒家關懷倫理學：知識肯認策略的知識不正義
第十六堂課：關懷倫理學的制度改革篇：照顧正義
參考書目
附記：我的父親與母親

引言
第一堂課：魯迅論性平等、愛情與婚姻
第二堂課：魯迅論家庭改革：愛的三部曲
第三堂課：魯迅論教育：兒童、性別、文字改革、通識與美學教育
第四堂課：母育行思：諾迪克（Sara Ruddick 1935-2011）
第五堂課： 關懷倫理學的精神根源：西蒙‧韋伊（Simone Weil 1909-1943）
第六堂課：精神戰士的開刀術：魯迅與韋伊
第七堂課： 不同的聲音：吉利根（Carol Gilligan 1936-）／也談魯迅論關懷的差等之愛
第八堂課： 關懷關係為本的教育大改造：諾丁斯（Nel Noddings 1929-）
第九堂課： 信賴道德觀（Morality of Trust）：貝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