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三十多年前，大概在史華慈教授《嚴復與西方》一書剛剛問世的時候（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Harvard Unlversity Press,1964），我曾和他談到嚴復研究的問題。因為史先生原書封面上有一行副題—「在中國背景下的西方思想」（“Western Thought in Chinese Perspective”），我建議他繼續發展下去，再寫一部關於嚴復思想和中國古典文化的專書。這樣兩面觀察，嚴復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位置便完全清楚了。史先生當時對我的建議似乎感到興趣，但他作了一個反建議，要我去作這一嘗試。這種事他也許早已忘記了，然而卻留在我的意識深處。這次承辜公亮文教基金會邀約，在「嚴復學術研討會」作一次專題報告，三十多年前的一次談話忽然浮現出來了。所以我選擇了這個題目。我過去僅僅讀過兩三種嚴譯，對他在譯者按語中提到的中國觀念很感興趣。我也讀過他身後在《學衡》上發表的七十多件〈與熊純如手札〉；一九五○年代則在香港讀到曾克耑先生影印的《莊子評點》。我過去對嚴復的認識僅止於此。由於我的專業不是近、現代史，我從來沒有打算以嚴復為研究的對象。幾個月前收到基金會寄贈的二十冊《嚴復合集》，真是大飽眼福，頗費了一些時間把他的詩文和書札全部讀過一遍，我對他的認識比以前真切多了。但這絕不能算是研究嚴復，因為我並沒時間作系統筆記。下面我準備根據閱讀的直覺印象寫一個講詞綱要。所以我這篇急就章無法採取嚴格的學術論著方式，這是必須請大家原諒的。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由於西方勢力入侵一天比一天嚴重，士大夫的危機意識因此也不斷在深化中。在此危機意識中埋藏著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便是怎樣去認識西方—當時稱之為「外夷」。清廷中無論是滿人貴族或漢人士大夫，都對「外夷」及其背景完全摸不著頭腦。他們搜索中國的歷史，祇能找到「以夷制夷」這種不著邊際的原則。後來進步了一點，有人（如魏源）便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是因為他們心目中的「外夷」祇是「船堅炮利」四個大字。其實這也不過是賈誼對付匈奴之策的修訂版而已。至於實際奉命和夷人辦交涉的官員，則祇會運用中國官場上和社會上套交情、拉私人關係的一套手段，希望對方礙於情面，在訂和約或執行政策一類的公事上面，不為已甚。費正清研究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四年間的中國沿海貿易與外交，便曾指出清廷代表耆英怎樣籠絡英國代表樸鼎喳（Sir Henry Pottinger），結果則是一敗塗地。這也不能責怪耆英，因為他對於英國人的政策取向、意圖以及外交方式都一無所知。當時有關西方世界的中文資料書也少之又少，魏源的《海國圖志》（一八四四）和徐繼畬的《瀛環志略》（一八五○）是最早而享有盛名的兩部，也不過是西洋各國的地理介紹罷了。但是曾國藩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在兩江總督任上籌備與外國換條約事宜，從十月初到十一月初，他細讀了兩遍《瀛環志略》，因為恰好在上一年（一八六六）總理衙門重印了此書。曾氏在《日記》中說：「近閱通商房公牘，各外洋國名茫不能知，故復一涉覽耳。」（同治六年十月初五日條）試想曾國藩是當時最具通識的士大夫領袖，又身負辦洋務的重任，而昧於西方如此，這情形有多麼嚴重。咸豐、同治時期首先強調西方學術的是馮桂芬；他在咸豐末年（一八六一）寫了一部《校邠廬抗議》，其中一篇題為〈采西學議〉。他是學過西法算學的，所以知道數學在西方科學中的中心地位。但他所謂「西學」仍然僅指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與技術，他稱之為「諸國富強之術」。他主張這些「富強之術」是應該用來輔助「中國倫常名教」之「原本」的。馮桂芬可以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著名公式的創建人，不過未直接用「體」、「用」的名詞而已。我們都知道，這個公式被張之洞宣揚之後，成為晚清知識界的主導觀念，而嚴復則是第一個起來對它進行反駁的人。上面這一段簡要的背景敘述，是為了說明嚴復在晚清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咸豐、同治以下，中國士大夫迫切需要認識西方，而其時無論中國學人的論著或西籍的漢譯都不能滿足這一需要。直到嚴復開始譯《天演論》，這個學術思想上大空白才填補上了。王國維在一九○四年所寫〈論近年之學術界〉一文是當時人的第一手資料，讓我引其中一段在下面：
遠在三十多年前，大概在史華慈教授《嚴復與西方》一書剛剛問世的時候（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Harvard Unlversity Press,1964），我曾和他談到嚴復研究的問題。因為史先生原書封面上有一行副題—「在中國背景下的西方思想」（“Western Thought in Chinese Perspective”），我建議他繼續發展下去，再寫一部關於嚴復思想和中國古典文化的專書。這樣兩面觀察，嚴復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位置便完全清楚了。史先生當時對我的建議似乎感到興趣，但他作了一...
遠在三十多年前，大概在史華慈教授《嚴復與西方》一書剛剛問世的時候（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Harvard Unlversity Press,1964），我曾和他談到嚴復研究的問題。因為史先生原書封面上有一行副題—「在中國背景下的西方思想」（“Western Thought in Chinese Perspective”），我建議他繼續發展下去，再寫一部關於嚴復思想和中國古典文化的專書。這樣兩面觀察，嚴復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位置便完全清楚了。史先生當時對我的建議似乎感到興趣，但他作了一個反建議，要我去作這一嘗試。這種事他也許早已忘記了，然而卻留在我的意識深處。這次承辜公亮文教基金會邀約，在「嚴復學術研討會」作一次專題報告，三十多年前的一次談話忽然浮現出來了。所以我選擇了這個題目。我過去僅僅讀過兩三種嚴譯，對他在譯者按語中提到的中國觀念很感興趣。我也讀過他身後在《學衡》上發表的七十多件〈與熊純如手札〉；一九五○年代則在香港讀到曾克耑先生影印的《莊子評點》。我過去對嚴復的認識僅止於此。由於我的專業不是近、現代史，我從來沒有打算以嚴復為研究的對象。幾個月前收到基金會寄贈的二十冊《嚴復合集》，真是大飽眼福，頗費了一些時間把他的詩文和書札全部讀過一遍，我對他的認識比以前真切多了。但這絕不能算是研究嚴復，因為我並沒時間作系統筆記。下面我準備根據閱讀的直覺印象寫一個講詞綱要。所以我這篇急就章無法採取嚴格的學術論著方式，這是必須請大家原諒的。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由於西方勢力入侵一天比一天嚴重，士大夫的危機意識因此也不斷在深化中。在此危機意識中埋藏著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便是怎樣去認識西方—當時稱之為「外夷」。清廷中無論是滿人貴族或漢人士大夫，都對「外夷」及其背景完全摸不著頭腦。他們搜索中國的歷史，祇能找到「以夷制夷」這種不著邊際的原則。後來進步了一點，有人（如魏源）便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是因為他們心目中的「外夷」祇是「船堅炮利」四個大字。其實這也不過是賈誼對付匈奴之策的修訂版而已。至於實際奉命和夷人辦交涉的官員，則祇會運用中國官場上和社會上套交情、拉私人關係的一套手段，希望對方礙於情面，在訂和約或執行政策一類的公事上面，不為已甚。費正清研究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四年間的中國沿海貿易與外交，便曾指出清廷代表耆英怎樣籠絡英國代表樸鼎喳（Sir Henry Pottinger），結果則是一敗塗地。這也不能責怪耆英，因為他對於英國人的政策取向、意圖以及外交方式都一無所知。當時有關西方世界的中文資料書也少之又少，魏源的《海國圖志》（一八四四）和徐繼畬的《瀛環志略》（一八五○）是最早而享有盛名的兩部，也不過是西洋各國的地理介紹罷了。但是曾國藩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在兩江總督任上籌備與外國換條約事宜，從十月初到十一月初，他細讀了兩遍《瀛環志略》，因為恰好在上一年（一八六六）總理衙門重印了此書。曾氏在《日記》中說：「近閱通商房公牘，各外洋國名茫不能知，故復一涉覽耳。」（同治六年十月初五日條）試想曾國藩是當時最具通識的士大夫領袖，又身負辦洋務的重任，而昧於西方如此，這情形有多麼嚴重。咸豐、同治時期首先強調西方學術的是馮桂芬；他在咸豐末年（一八六一）寫了一部《校邠廬抗議》，其中一篇題為〈采西學議〉。他是學過西法算學的，所以知道數學在西方科學中的中心地位。但他所謂「西學」仍然僅指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與技術，他稱之為「諸國富強之術」。他主張這些「富強之術」是應該用來輔助「中國倫常名教」之「原本」的。馮桂芬可以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著名公式的創建人，不過未直接用「體」、「用」的名詞而已。我們都知道，這個公式被張之洞宣揚之後，成為晚清知識界的主導觀念，而嚴復則是第一個起來對它進行反駁的人。上面這一段簡要的背景敘述，是為了說明嚴復在晚清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咸豐、同治以下，中國士大夫迫切需要認識西方，而其時無論中國學人的論著或西籍的漢譯都不能滿足這一需要。直到嚴復開始譯《天演論》，這個學術思想上大空白才填補上了。王國維在一九○四年所寫〈論近年之學術界〉一文是當時人的第一手資料，讓我引其中一段在下面：
遠在三十多年前，大概在史華慈教授《嚴復與西方》一書剛剛問世的時候（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Harvard Unlversity Press,1964），我曾和他談到嚴復研究的問題。因為史先生原書封面上有一行副題—「在中國背景下的西方思想」（“Western Thought in Chinese Perspective”），我建議他繼續發展下去，再寫一部關於嚴復思想和中國古典文化的專書。這樣兩面觀察，嚴復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位置便完全清楚了。史先生當時對我的建議似乎感到興趣，但他作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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