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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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歐洲殖民全世界。
20世紀，美國領先全球。
21世紀，中國是否成為最大的掠奪者？
中國正在展開人類史上最大的掠奪戰。
2020年，儘管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嚴重影響下，中國仍是經濟增長表現最亮眼的大型經濟體。隨著拜登入主白宮，西方世界再次團結盟國，準備抵抗中國，但徒勞無功，中國即將成為領先世界的經濟強國。然而其獨特的發展模式，無論是在人權議題、民主政治、全球環境、科技發展與各種層面，都對當今與下一代的全球人類構成了重大影響。
現在的中國，不僅在經濟層面影響全球，更在環境、科技與資源方面，成為更全面的掠奪者。
本書作者董尼德，為法新社資深媒體人，長期關注中國、亞洲與國際時事。在《中美爭鋒》一書，剖析拜登時代與疫情時代下，中國與美國的角力將如何左右世界。而本書則細剖中國當局對人權的迫害，對民主的監控，也更進一步探討對全球影響更深遠的環境議題，當中國致力發展高科技時，不僅止於經濟擴張，而是攸關全體人類生存的資源競爭。中國正在一步一步地展開史上最大的掠奪戰。
作者簡介：
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
法國作家、新聞工作者。畢業於史特拉斯堡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在巴黎的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學習中文後，負笈臺灣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繼續進修中文。繼而在法新社致力長達37年的新聞志業，期間被派駐於北京、東京、華沙、尼克西亞、紐約聯合國總部，以及巴黎擔任全球新聞主編。著有：《中美爭鋒》（Le leadership mondialen question）。董尼德以他的亞洲旅行經歷寫了數本關於日本和西藏的著作；《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Vif）於1990年榮獲亞歷山德拉・大衛・尼爾獎（Alexandra David-Néel Prize）。他與著名的漫畫家卡布（Cabu）合作了三本圖畫書。於關心時局闡述世界局勢之同時，他配合老照片撰述了一系列關於他的故鄉奧佛涅區的小鎮、火山、溫泉和城堡種種。從新聞工作退休後，董尼德筆耕不輟。
譯者簡介：
蔡紫珊
法國高等口譯暨筆譯學校口譯組肄業（ESIT, 1987-1988）；法國執牌博物館導覽員（1987- 2019）。著作：《巴黎文明之城》（1989）、《台灣偶戲走向世界舞台：班任旅東遊記》（合著，2009）。譯作：《奧塞美術館油畫》。
謝珮琪
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士與巴黎第一大學政治系碩士，曾任法文系講師多年，目前旅居巴黎，為自由寫手與譯者，傾力鑽營異鄉人於文化夾縫中的視野。譯有《我的威士忌生活提案》、《我的啤酒生活提案2》、《法國佬，幹得好！走透巴黎的法式生活完美指南》、《 典藏葡萄酒世界地圖》、《歡場女孩：慾望、歡愉與性苦悶，近代法國性產業的形式與管制》。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序言──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
法國漢學家，當代華人世界的法律和制度專家，尤其是關於台灣的研究。他是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主任。2007年起任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及系主任。也是亞洲研究中心（Asia Centre- Centre d'étudesAsie）的副研究員。
這是一本重要而且非常有用的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董尼德先生對當前中國政權及其國內外政策做出了令人震驚和憂慮的總結。至於為什麼有用，則是因為現在正是我們歐洲，包含法國，必須檢討對中關係的時候，無論是在外交戰略、經濟、或人文方面。本書的書名──中國大掠奪──靈感，顯然來自海斯堡最近出版的《大掠奪的時代》（Le Temps des Predateurs, Odile Jacob, 2020）。董尼德對中國的關注其來有自，不僅因為他研究中國已逾四十載，能說流利的中文，而且也因為當前中共政權「正在挑戰全球」，正如本書的副標題所示。
我想進一步說明：中國政權──也就是中國共產黨，而非中國社會──這個擁有約9千多萬黨員，由60萬精英領導階層以鐵腕手段和完全不透明的方式所操控的龐大國家機器，是全世界的首要威脅。
董尼德在此用五個精闢的章節分析中國的現狀，尤其是中國共產黨蓄意透過宣傳和虛假訊息來一手遮天的事實。我在此就不贅述他的觀點：閱讀此書，您就會恍然大悟。事實上，北京政權扼殺自由的情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重，尤其2012年上台後的習近平主席更是箇中翹楚。利用現代化技術所建立的歐威爾式監視系統使之能大幅制敵機先，箝制任何可能威脅到他的力量。他接管香港之後，於2020年開始摧殘當地倖存的民主和政治自由。他對西藏進行嚴厲的鎮壓，對新疆更是如此，他懷疑所有為了爭取真正自治或只是尋求保護自身文化和宗教的穆斯林人（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都是「恐怖主義分子」。更有甚者，他比以前更殘酷地防微杜漸，戮力摧毀任何民主、甚至政治改革的渴望。正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日前所證實，習近平甚至公開表示要繼續執政，建立「千秋萬載」一黨獨大的政權。總之，中國政權和和主宰中國命運的「秘密社團」儼然已經成為民主的頭號敵人。為什麼是頭號敵人？首先，並不是因為中國比其他專制政府更反民主。而是普京轄下俄羅斯、緬甸最近的軍事政變、甚至華盛頓國會大廈被占領──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再再提醒我們獨裁主義多麼蔓延肆虐！從民主走向獨裁是多麼迅速又輕而易舉！民主政治又何其脆弱！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居世界第二大經濟和軍事強國之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十年之後很有可能超越美國。而中國也日益有能力挑戰美國及其盟友，特別是台灣海峽和南海等地區的國家。如果美國的全球領導權被中國霸權所取代，那麼我們民主國家的未來將會是如何？屆時，民主國家將無可避免的處於劣勢，而我們的民主價值將岌岌可危。
西方人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們民主國家接觸並受惠於「溫柔的貿易」交流之後，將會適應民主，但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董尼德先生很好意地引用了拙著，只是令人唏噓的是，拙著的悲觀結論在出版三年之後仍然適用現實情況。更重要的是，誠如《中國大掠奪》的作者董尼德先生所言，北京政府不再僅僅以批評所謂的「西方民主」來替共產黨辯護，並保障中共繼續專政。他們更利用經濟和金融實力推棋過河，企圖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意即獨裁與民主國家之間──的權力角逐推往有利於己的方向。中共一邊說不會輸出自已的「模式」，卻一邊譴責人權的普世性並大肆宣揚其治理體系的優勢。同時前所未有地向聯合國體系滲透，從而加強中共話術的思想灌輸，尤其是習近平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樹」……
北京政權的掠奪性表現在各個層面。中共曾在1979年決心放手讓中國社會拚經濟掙大錢，中國經濟才得以空前發展。但這前所未有的現代化也為環境帶來了嚴峻的挑戰。習近平政府雖然意識到這一點，但因其政治不透明，也無法完全融入國際社會，使問題雪上加霜，導致世界各國必須共同克服這些問題：在中國本身，電力製造業的減碳進程過於緩慢，還有大規模的水汙染；而在全球範圍內，則是過度砍伐熱帶地區森林以及有計畫性地濫捕海洋魚類。眾所周知，中國政權不惜一切代價從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巧取豪奪，以取得技術方面的主導地位。近年來，這場戰鬥愈演愈烈，也符合習近平在2020年提出的「雙循環」新經濟戰略，即中國必須刺激國內消費，同時繼續保持經濟全球化。實際上，該戰略的目標是讓中國減少對西方技術的依賴，發展自己的技術並制定自己的技術標準，然後盡可能地將這些技術與標準輸往更多的國家，尤其是最容易被收買的「南方國家」，然後再擴展到那些最依賴中國經濟的「北方國家」。換言之，中國政府的戰略正是要與西方經濟脫鉤。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會成功嗎？中國能成為未來科技的領導者嗎？我無法斷言。雖然中國在一些領域獲得卓越的成就，例如導彈、火箭、衛星、無人機、高鐵、行動支付，而在許多其他領域仍然遠遠落後：電子晶片、飛機引擎、奈米技術、醫學研究等等。
中國在國際上的野心無人不知：不惜一切代價統一台灣，取得其主張擁有主權的海域及所有相關領土，以中國自訂的國際規則加諸於世，進而重組世界經濟，使其不再以西方國家馬首是瞻，而是以中國經濟為首。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眼中，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將美國趕下全球霸主寶座。而那些拒絕認同習近平新絲綢之路戰略的國家都不懷好意。「一帶一路」（BRI）實際上倡議追求的是經濟目標：中國大型企業集團的國際化、征服新市場、確保原物料供應穩定。但是，越來越多南方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日益依賴中國，從而讓中國建立了一種可以說是附庸臣屬的不對等關係，形成新的霸權形式。近年來，在中國政府的堅持之下，很多國家支持中國在新疆或香港的政策，也證明中國霸權上升的事實。這是否意味著這些國家「愛中國」？當然不是；這只因他們被中國債務陷阱套牢而逼不得已的表態。
值得慶幸的是「一帶一路」正在失去動力，不只因為這些簽署國越來越難償還積欠中國銀行的債務；還因北京需要更多融資去支援國內的經濟增長、基礎建設或先進技術的研發。但這個演變也不能改變中國在外交上日益粗魯的形象。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現在的歐盟國家因為膽敢制裁一些在新疆犯下令人髮指人權侵害罪刑的中共高官，正在為此付出代價。北京對台灣的威脅越來越大，加劇各界對軍事危機甚至武裝衝突的擔憂，這將使中國和美國直接陷入不可避免的衝突，甚至可能迅速引發核戰。而這一切在無止境的新冠疫情下進展，除了中國和美國兩國經濟恢復且持續增長（2021年在6%到8% 之間）外，歐洲經濟環境仍然處於疲軟狀態，更甚者，在歐洲民主國家內部的民粹主義和種種不容忍現象也相繼抬頭。
董尼德先生精準地列出了令人憂心忡忡的總結，有鑑於此，我們該如何自處？我認為必須先從地緣戰略對抗、經濟與意識形態競爭等方面來衡量。世界正進入新的冷戰期，這絕非我們所願，但是中國共產黨利用言論、政策和行動，把局勢往此推進。我完全理解可能有些讀者不同意我的判斷，因為當前的情勢和上世紀的冷戰具有明顯的差異。我還記得1974年第一次訪問柏林的查理檢查哨以及1977年第一次去蘇聯，當時布里茲涅夫剛剛修改了國家憲法，使他可以在獲得蘇共總書記的頭銜之外，還能成為共和國的總統。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中國也隸屬其中，但中國卻恰恰沒有完全融入其中。它肆無忌憚地藐視我們所信仰的普世價值，而且不尊重世界貿易組織的標準、海洋法規以及外交關係上最起碼的禮貌和禮節。中共強盛後更竭盡所能，無處不挑戰普世價值觀和規範。
一些接受北京論點的歐洲人會告訴我，我們與中國沒有戰略衝突。事實上，我們離亞太地區很遠，我們在戰術上關切的範圍僅止於自家門口：伊斯蘭恐怖主義、薩赫勒（Sahel）地區、俄羅斯、中東；我們沒有辦法在遠東進行軍事干預，只能象徵性地提醒航行自由的原則，尤其是在南海地區。如果中美在台海發生衝突，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採取什麼政策？作為北約成員國，大多數歐洲國家會不會被迫支持他們的美國盟友，對中國實行封鎖，大幅降低甚至凍結我們與中國的經濟和人文關係？我們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但我們必須小心提防，千萬不要接受北京的《慕尼克協定》，也不可屈服於中國的意志。中共夢想支配台灣，不讓台灣決定自己的命運；也妄想逐步控制南海或東海那些屬於其他國家的島嶼。歐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尤其在科技的競爭上已有更加充分的準備。然而，我認為當務之急是把最具戰略意義的產業遷回國內，並且將其他產業轉移到那些不會威脅我們或促使我們耽於依賴的國家，以盡可能減少我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這樣做當然會讓我們面臨失去中國市場的風險。但這幾年來外國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不也是被中國政府有計畫地邊緣化了嗎？中國難道不是只有在確定自己的企業在某經濟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情況下，才會向國外企業開放該經濟領域？
最後，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堅定捍衛民主及其價值。因為如果我們自己不做，就沒有人會為我們做這件事。關於這一點，我想分享一些比較樂觀的情況。我在香港一所大學講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已經十四年了。當我2007年到香港時，我的學生普遍不關心政治，對這個城市的政治也不太感興趣。然後情勢開始有了變化，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他們如飛蛾撲火奮不顧身，然後在2019年繼續抗議中國頒布的引渡送中條例和土地收歸國有政策。我們都看到了後來發生的事情。我的學生顯然變得更加謹慎，但是我們繼續關注所有關心政治的人都會關心的各種問題。他們當中有些來自中國大陸，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和思想獨立性是短短十年前的我所無法想像的。更普遍的現像是，我的學生對台灣民主經驗的興趣日益增長。這並非基於我的鞭策，雖然大家都知道我從不吝於讚美台灣島國的價值，並且對那些我在1970年底前往台灣留學時仍然被台灣人稱為「共匪」的人沒有太多好的評價。
所以，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變化，不熟悉中國的讀者不應該被北京的大外宣所矇騙。當然，套句韋伯的話說，中共政權仍然享有無可爭辯的「結果的正當性」。中國人多數是民族主義者：但很少有人「喜歡」中國共產黨並完全聽信共產黨的話。那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通常都是野心勃勃的機會主義者。很多中國大陸人，現在還有香港人，傾向於隱瞞自己的想法或只與親近的人分享。他們與政治保持距離並漠視官方說法。他們對於黨的宣傳心知肚明，知道只是在粉飾太平並掩飾一切有損黨形象的東西。他們尤其清楚黨凌駕於法律之上，而權力就是法則。最後，在精英階層中，習近平的權力也遭受質疑。在中國經常聽到批評他將權力獨裁化、實施威權主義、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出侵略性等等。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立於險境，雖然也有人大膽預測他將會在中南海政變後垮台。當然這也不代表中共政權陷入困境。不過這確實意味著中國社會正在變得更加自主、全球化，並且每天都有多元化的思想不斷湧現。中國人受的教育比以前更好，對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國家的瞭解也更多。中國人還渴望獲得更多自由，尤其是資訊和言論的自由，2020年春季的新冠疫情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也不要忘記，中國政府──這裡指的是所有中國政府普世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將繼續應付國內多重的挑戰：除了令人擔憂的環保問題，還有人口快速高齡化、耕地急遽減少、社會一半人口相對且持續的貧困（6億中國人每月收入不到120歐元）以及城市中產階級對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越來越高。換句話說，真實的中國並非像它所假裝的那樣強大。我在即將出版的著作中也提到，中國政府對於與美國展開武裝衝突的問題仍然猶豫不決，寧願在戰爭與和平兩者之間採取戰略家所謂的「灰色地帶」戰術以從中牟利，包括對台灣問題的態度也是如此。這些理由都足以讓我們避免屈服於中共政權的要求、威脅和恐嚇。我們已經被迫參與這塲角力，所以我們必須為此作好萬全準備。
但這並不妨礙我們與中國政府在互利的前提下合作，例如對抗全球暖化、管理疫情危機或是伊朗跟北韓的核武問題。無論如何，我們也不需自欺欺人：就結構而言，今天我們和中國的對抗仍然多於合作。
中國並不是唯一的掠奪者。另外還有一個俄羅斯，但因為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額跟義大利差不多，造成傷害的能力很有限。因此，這位我在三十多年前於北京相識的忠實朋友董尼德，他提醒我們關注中國正當其時。祝各位閲讀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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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中國，不僅在經濟層面影響全球，更在環境、科技與資源方面，成為更全面的掠奪者。
本書作者董尼德，為法新社資深媒體人，長期關注中國、亞洲與國際時事。在《中美爭鋒》一書，剖析拜登時代與疫情時代下，中國與美國的角力將如何左右世界。而本書則細剖中國當局對人權的迫害，對民主的監控，也更進一步探討對全球影響更深遠的環境議題，當中國致力發展高科技時，不僅止於經濟擴張，而是攸關全體人類生存的資源競爭。中國正在一步一步地展開史上最大的掠奪戰。
作者簡介：
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
法國作家、新聞工作者。畢業於史特拉斯堡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在巴黎的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學習中文後，負笈臺灣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繼續進修中文。繼而在法新社致力長達37年的新聞志業，期間被派駐於北京、東京、華沙、尼克西亞、紐約聯合國總部，以及巴黎擔任全球新聞主編。著有：《中美爭鋒》（Le leadership mondialen question）。董尼德以他的亞洲旅行經歷寫了數本關於日本和西藏的著作；《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Vif）於1990年榮獲亞歷山德拉・大衛・尼爾獎（Alexandra David-Néel Prize）。他與著名的漫畫家卡布（Cabu）合作了三本圖畫書。於關心時局闡述世界局勢之同時，他配合老照片撰述了一系列關於他的故鄉奧佛涅區的小鎮、火山、溫泉和城堡種種。從新聞工作退休後，董尼德筆耕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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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高等口譯暨筆譯學校口譯組肄業（ESIT, 1987-1988）；法國執牌博物館導覽員（1987- 2019）。著作：《巴黎文明之城》（1989）、《台灣偶戲走向世界舞台：班任旅東遊記》（合著，2009）。譯作：《奧塞美術館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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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漢學家，當代華人世界的法律和制度專家，尤其是關於台灣的研究。他是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主任。2007年起任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及系主任。也是亞洲研究中心（Asia Centre- Centre d'étudesAsie）的副研究員。
這是一本重要而且非常有用的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董尼德先生對當前中國政權及其國內外政策做出了令人震驚和憂慮的總結。至於為什麼有用，則是因為現在正是我們歐洲，包含法國，必須檢討對中關係的時候，無論是在外交戰略、經濟、或人文方面。本書的書名──中國大掠奪──靈感，顯然來自海斯堡最近出版的《大掠奪的時代》（Le Temps des Predateurs, Odile Jacob, 2020）。董尼德對中國的關注其來有自，不僅因為他研究中國已逾四十載，能說流利的中文，而且也因為當前中共政權「正在挑戰全球」，正如本書的副標題所示。
我想進一步說明：中國政權──也就是中國共產黨，而非中國社會──這個擁有約9千多萬黨員，由60萬精英領導階層以鐵腕手段和完全不透明的方式所操控的龐大國家機器，是全世界的首要威脅。
董尼德在此用五個精闢的章節分析中國的現狀，尤其是中國共產黨蓄意透過宣傳和虛假訊息來一手遮天的事實。我在此就不贅述他的觀點：閱讀此書，您就會恍然大悟。事實上，北京政權扼殺自由的情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重，尤其2012年上台後的習近平主席更是箇中翹楚。利用現代化技術所建立的歐威爾式監視系統使之能大幅制敵機先，箝制任何可能威脅到他的力量。他接管香港之後，於2020年開始摧殘當地倖存的民主和政治自由。他對西藏進行嚴厲的鎮壓，對新疆更是如此，他懷疑所有為了爭取真正自治或只是尋求保護自身文化和宗教的穆斯林人（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都是「恐怖主義分子」。更有甚者，他比以前更殘酷地防微杜漸，戮力摧毀任何民主、甚至政治改革的渴望。正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日前所證實，習近平甚至公開表示要繼續執政，建立「千秋萬載」一黨獨大的政權。總之，中國政權和和主宰中國命運的「秘密社團」儼然已經成為民主的頭號敵人。為什麼是頭號敵人？首先，並不是因為中國比其他專制政府更反民主。而是普京轄下俄羅斯、緬甸最近的軍事政變、甚至華盛頓國會大廈被占領──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再再提醒我們獨裁主義多麼蔓延肆虐！從民主走向獨裁是多麼迅速又輕而易舉！民主政治又何其脆弱！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居世界第二大經濟和軍事強國之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十年之後很有可能超越美國。而中國也日益有能力挑戰美國及其盟友，特別是台灣海峽和南海等地區的國家。如果美國的全球領導權被中國霸權所取代，那麼我們民主國家的未來將會是如何？屆時，民主國家將無可避免的處於劣勢，而我們的民主價值將岌岌可危。
西方人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們民主國家接觸並受惠於「溫柔的貿易」交流之後，將會適應民主，但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董尼德先生很好意地引用了拙著，只是令人唏噓的是，拙著的悲觀結論在出版三年之後仍然適用現實情況。更重要的是，誠如《中國大掠奪》的作者董尼德先生所言，北京政府不再僅僅以批評所謂的「西方民主」來替共產黨辯護，並保障中共繼續專政。他們更利用經濟和金融實力推棋過河，企圖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意即獨裁與民主國家之間──的權力角逐推往有利於己的方向。中共一邊說不會輸出自已的「模式」，卻一邊譴責人權的普世性並大肆宣揚其治理體系的優勢。同時前所未有地向聯合國體系滲透，從而加強中共話術的思想灌輸，尤其是習近平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樹」……
北京政權的掠奪性表現在各個層面。中共曾在1979年決心放手讓中國社會拚經濟掙大錢，中國經濟才得以空前發展。但這前所未有的現代化也為環境帶來了嚴峻的挑戰。習近平政府雖然意識到這一點，但因其政治不透明，也無法完全融入國際社會，使問題雪上加霜，導致世界各國必須共同克服這些問題：在中國本身，電力製造業的減碳進程過於緩慢，還有大規模的水汙染；而在全球範圍內，則是過度砍伐熱帶地區森林以及有計畫性地濫捕海洋魚類。眾所周知，中國政權不惜一切代價從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巧取豪奪，以取得技術方面的主導地位。近年來，這場戰鬥愈演愈烈，也符合習近平在2020年提出的「雙循環」新經濟戰略，即中國必須刺激國內消費，同時繼續保持經濟全球化。實際上，該戰略的目標是讓中國減少對西方技術的依賴，發展自己的技術並制定自己的技術標準，然後盡可能地將這些技術與標準輸往更多的國家，尤其是最容易被收買的「南方國家」，然後再擴展到那些最依賴中國經濟的「北方國家」。換言之，中國政府的戰略正是要與西方經濟脫鉤。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會成功嗎？中國能成為未來科技的領導者嗎？我無法斷言。雖然中國在一些領域獲得卓越的成就，例如導彈、火箭、衛星、無人機、高鐵、行動支付，而在許多其他領域仍然遠遠落後：電子晶片、飛機引擎、奈米技術、醫學研究等等。
中國在國際上的野心無人不知：不惜一切代價統一台灣，取得其主張擁有主權的海域及所有相關領土，以中國自訂的國際規則加諸於世，進而重組世界經濟，使其不再以西方國家馬首是瞻，而是以中國經濟為首。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眼中，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將美國趕下全球霸主寶座。而那些拒絕認同習近平新絲綢之路戰略的國家都不懷好意。「一帶一路」（BRI）實際上倡議追求的是經濟目標：中國大型企業集團的國際化、征服新市場、確保原物料供應穩定。但是，越來越多南方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日益依賴中國，從而讓中國建立了一種可以說是附庸臣屬的不對等關係，形成新的霸權形式。近年來，在中國政府的堅持之下，很多國家支持中國在新疆或香港的政策，也證明中國霸權上升的事實。這是否意味著這些國家「愛中國」？當然不是；這只因他們被中國債務陷阱套牢而逼不得已的表態。
值得慶幸的是「一帶一路」正在失去動力，不只因為這些簽署國越來越難償還積欠中國銀行的債務；還因北京需要更多融資去支援國內的經濟增長、基礎建設或先進技術的研發。但這個演變也不能改變中國在外交上日益粗魯的形象。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現在的歐盟國家因為膽敢制裁一些在新疆犯下令人髮指人權侵害罪刑的中共高官，正在為此付出代價。北京對台灣的威脅越來越大，加劇各界對軍事危機甚至武裝衝突的擔憂，這將使中國和美國直接陷入不可避免的衝突，甚至可能迅速引發核戰。而這一切在無止境的新冠疫情下進展，除了中國和美國兩國經濟恢復且持續增長（2021年在6%到8% 之間）外，歐洲經濟環境仍然處於疲軟狀態，更甚者，在歐洲民主國家內部的民粹主義和種種不容忍現象也相繼抬頭。
董尼德先生精準地列出了令人憂心忡忡的總結，有鑑於此，我們該如何自處？我認為必須先從地緣戰略對抗、經濟與意識形態競爭等方面來衡量。世界正進入新的冷戰期，這絕非我們所願，但是中國共產黨利用言論、政策和行動，把局勢往此推進。我完全理解可能有些讀者不同意我的判斷，因為當前的情勢和上世紀的冷戰具有明顯的差異。我還記得1974年第一次訪問柏林的查理檢查哨以及1977年第一次去蘇聯，當時布里茲涅夫剛剛修改了國家憲法，使他可以在獲得蘇共總書記的頭銜之外，還能成為共和國的總統。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中國也隸屬其中，但中國卻恰恰沒有完全融入其中。它肆無忌憚地藐視我們所信仰的普世價值，而且不尊重世界貿易組織的標準、海洋法規以及外交關係上最起碼的禮貌和禮節。中共強盛後更竭盡所能，無處不挑戰普世價值觀和規範。
一些接受北京論點的歐洲人會告訴我，我們與中國沒有戰略衝突。事實上，我們離亞太地區很遠，我們在戰術上關切的範圍僅止於自家門口：伊斯蘭恐怖主義、薩赫勒（Sahel）地區、俄羅斯、中東；我們沒有辦法在遠東進行軍事干預，只能象徵性地提醒航行自由的原則，尤其是在南海地區。如果中美在台海發生衝突，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採取什麼政策？作為北約成員國，大多數歐洲國家會不會被迫支持他們的美國盟友，對中國實行封鎖，大幅降低甚至凍結我們與中國的經濟和人文關係？我們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但我們必須小心提防，千萬不要接受北京的《慕尼克協定》，也不可屈服於中國的意志。中共夢想支配台灣，不讓台灣決定自己的命運；也妄想逐步控制南海或東海那些屬於其他國家的島嶼。歐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尤其在科技的競爭上已有更加充分的準備。然而，我認為當務之急是把最具戰略意義的產業遷回國內，並且將其他產業轉移到那些不會威脅我們或促使我們耽於依賴的國家，以盡可能減少我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這樣做當然會讓我們面臨失去中國市場的風險。但這幾年來外國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不也是被中國政府有計畫地邊緣化了嗎？中國難道不是只有在確定自己的企業在某經濟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情況下，才會向國外企業開放該經濟領域？
最後，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堅定捍衛民主及其價值。因為如果我們自己不做，就沒有人會為我們做這件事。關於這一點，我想分享一些比較樂觀的情況。我在香港一所大學講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已經十四年了。當我2007年到香港時，我的學生普遍不關心政治，對這個城市的政治也不太感興趣。然後情勢開始有了變化，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他們如飛蛾撲火奮不顧身，然後在2019年繼續抗議中國頒布的引渡送中條例和土地收歸國有政策。我們都看到了後來發生的事情。我的學生顯然變得更加謹慎，但是我們繼續關注所有關心政治的人都會關心的各種問題。他們當中有些來自中國大陸，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和思想獨立性是短短十年前的我所無法想像的。更普遍的現像是，我的學生對台灣民主經驗的興趣日益增長。這並非基於我的鞭策，雖然大家都知道我從不吝於讚美台灣島國的價值，並且對那些我在1970年底前往台灣留學時仍然被台灣人稱為「共匪」的人沒有太多好的評價。
所以，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變化，不熟悉中國的讀者不應該被北京的大外宣所矇騙。當然，套句韋伯的話說，中共政權仍然享有無可爭辯的「結果的正當性」。中國人多數是民族主義者：但很少有人「喜歡」中國共產黨並完全聽信共產黨的話。那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通常都是野心勃勃的機會主義者。很多中國大陸人，現在還有香港人，傾向於隱瞞自己的想法或只與親近的人分享。他們與政治保持距離並漠視官方說法。他們對於黨的宣傳心知肚明，知道只是在粉飾太平並掩飾一切有損黨形象的東西。他們尤其清楚黨凌駕於法律之上，而權力就是法則。最後，在精英階層中，習近平的權力也遭受質疑。在中國經常聽到批評他將權力獨裁化、實施威權主義、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出侵略性等等。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立於險境，雖然也有人大膽預測他將會在中南海政變後垮台。當然這也不代表中共政權陷入困境。不過這確實意味著中國社會正在變得更加自主、全球化，並且每天都有多元化的思想不斷湧現。中國人受的教育比以前更好，對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國家的瞭解也更多。中國人還渴望獲得更多自由，尤其是資訊和言論的自由，2020年春季的新冠疫情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也不要忘記，中國政府──這裡指的是所有中國政府普世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將繼續應付國內多重的挑戰：除了令人擔憂的環保問題，還有人口快速高齡化、耕地急遽減少、社會一半人口相對且持續的貧困（6億中國人每月收入不到120歐元）以及城市中產階級對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越來越高。換句話說，真實的中國並非像它所假裝的那樣強大。我在即將出版的著作中也提到，中國政府對於與美國展開武裝衝突的問題仍然猶豫不決，寧願在戰爭與和平兩者之間採取戰略家所謂的「灰色地帶」戰術以從中牟利，包括對台灣問題的態度也是如此。這些理由都足以讓我們避免屈服於中共政權的要求、威脅和恐嚇。我們已經被迫參與這塲角力，所以我們必須為此作好萬全準備。
但這並不妨礙我們與中國政府在互利的前提下合作，例如對抗全球暖化、管理疫情危機或是伊朗跟北韓的核武問題。無論如何，我們也不需自欺欺人：就結構而言，今天我們和中國的對抗仍然多於合作。
中國並不是唯一的掠奪者。另外還有一個俄羅斯，但因為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額跟義大利差不多，造成傷害的能力很有限。因此，這位我在三十多年前於北京相識的忠實朋友董尼德，他提醒我們關注中國正當其時。祝各位閲讀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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