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冊【二手徵求好處多】|窗外有棵相思(三版)|二手書交易資訊- TAAZE 讀冊生活

序：過客情懷

去年，一九九七的春節，在香港過的。前後在香港過了不少的年，數這次最冷清孤寂。吃罷年夜飯，妻在收拾桌子，我說出去走走，就拎著傘出門了。這次來港，借棲新亞書院會友樓的客舍。新亞書院在沙田馬料水的山上，會友樓在新亞書院的最高處，面向吐露港。吐露港是個寧靜的內海灣，即有風雨，也興不起多大的波濤，清晨初昇的旭日，將海面點染成一汪金黃，入夜綠熒熒的漁火，伴著一天的繁星。這景色我是熟悉的，我就在山下傍海的宿舍，居停過五六年。客舍一房一廳，整理得窗明几淨，廚灶俱全，非常方便。客舍原為過往著名學人準備的，如今天寒地凍，著名學者很少出外行走。我是新亞的舊人，剩這個空檔，租了一個月，準備在此過寒假。對於新亞書院，我有難以割捨的情份，前後在香港二十年，先是在新亞研究所過了五年青燈黃卷的日子，後來又在新亞書院教了十五年的書。雖然前後兩次來港，都有些偶然，卻皆緣錢賓四先生在顛沛流離中創辦的新亞書院。當年錄取新亞研究所，在臺灣幾經波折，最後終得成行。記得我當初搭四川輪去香港，一覺醒來，艙中悶熱難耐，於是爬上甲板透口氣。船正航行在黎明前的海峽中，一陣海風吹來，有點腥有點鹹、更有幾許的冷洌。突然聽到一位旅客的手提收音機，傳出甘迺迪被刺的消息。於是在甲板散步的旅客都圍了過來，默默聽完消息又默默散去。我默默走到船舷邊眺望著海洋，遠天已泛起魚肚白，黑色的海洋裡湧起叢叢白色的浪花。我茫然四顧，四顧茫然。上岸後買了剛出版的《時代週刊》，其中一則消息：當甘迺迪遇刺的消息，傳到不聞兵革之事久矣的瑞士，日內瓦一老嫗聞訊，當街號啕大哭，喊道：「這是個啥年頭」這是個啥年頭？是我過去從沒有想過的問題。當年倉皇渡臺，漸漸安定下來，有一個喘息的機會，生活雖清苦，日子過得倒平淡。而且生活的目標與目的，上面已交代得非常明白與堅決，我們祇要像磨道裡的驢，默默行走就行了。但到了香港，才發現同樣蔚藍的天空裡，還飄揚著另一面旗幟，而且不時也聽到另一種喊萬歲的聲音。因此，就不得不想想這是個啥年頭了。是的，我們生活在一個似是平靜，卻是個動盪的年頭。不過，後來發現香港對這種動盪，卻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兩岸高樓上巨幅廣告霓虹燈的光芒，倒映在海峽起伏的波濤裡，將這海峽點綴得多彩多姿。各種不同顏色的光芒，從海峽兩岸不同角落照射過來，起初落在海水擊拍的岸邊，色彩是非常鮮明的。然後，沉浮在波濤裡，匯集成不同色彩的光柱，從不同的兩岸向海峽深處延伸，色彩也隨著轉弱。最後，在海峽中間難以渡越的黑暗處，摻雜在一起，使人再難辨識是什麼顏色。祇有往來海峽兩岸的渡輪，載著一個浮動的光圈，在那裡緩緩移動著。也許這就是當年我認識的香港，是歷史也是現實的。因為不東不西，既東又西的香港，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卻一直扮演著文化驛站的角色。每逢中國大陸動盪之際，就有一批知識分子北雁南飛，來此暫避風雨。但等不及風雨停歇，就準備展翼歸巢了，再不回首。他們走了，了無紅豆南國的相思與依戀，因為他們祇是過客。但這種情形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完全不同了。中國大陸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斬斷了南來知識分子的歸途，使他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因而興起花果飄零的嘆喟。花果飄零，悲愴又淒涼。如今歸程既斷，歸期更難卜，何妨蓬萊小住，於是又有了落地生根的吶喊。不過，落地生根，祇是苟全於亂世而已，也是非常無奈的。我就是在當口來香港的。最初到香港，也無法確定自己是過客還是異鄉人。過客和異鄉人是不同的，過客祇是在此暫歇腳，然後還有茫茫的天涯路。異鄉人祇有飄泊，似池中無根浮萍的飄泊。最初幾年的生活，確有幾分異鄉人飄泊的蕭瑟。因為人地生疏無處去，也無處可去。祇有日夜窩在研究室，當時的研究室在大廈的五樓，我成為五樓孤獨的守護者。常常在黃昏時分，兀坐街旁的椅子上，低頭點數著路人匆忙歸家的腳步，任暮色在身旁升起。即使在除夕的夜裡，聽著滿城的爆竹，孤燈獨坐，翻書到天明，真的是「今夜不眠非守歲，祇恐有夢到鄉關」了。離開後十一年後，從無謂的喧囂中拔出泥足，那幾年自己似乎已陷身江湖，四下奔波、風塵僕僕、美其名曰天下己任。但這句話不知迷惑了古今多少書生，祇為了那個鏡花水月的浮名，逗得多少人在那裡喋喋不休，累得多少人盡折腰。當時，我自己也迷失其中。不過，我還想再尋回失去的寧靜，於是便去請教我的業師沈剛伯先生。雖然當時剛伯先生談的是現代的世變，但彷彿澗水流過山間，將我帶進另一個寧靜的境界。望著他聳立的白髮，和深度鏡片後的恬靜眼神。突然，我想起他常說的「量才適性」來。他坐在那裡像座靜穆的山，看著他，我有難言的激動。最後終於吶吶說出，我想離開。他聽了，望著自己手中的酒杯想了一陣，然後，淡淡說了句：「也好。」於是，我再去香江。香港，石林矗立，紅塵滾滾，真不該是個為往聖繼絕學的地方。不過這次重臨，為的是寄跡於市井之中，自逐於紛紜之外，原不為讀書。記得多年前寫過一篇〈何處是桃源〉，那是因為陳寅恪先生的〈「桃花記」旁證〉，將陶淵明的桃花源固定在弘農或上洛間，我的老師勞榦先生曾去過那裡，認為那裡一片黃土，既無桃花，更無幽竹可看，很想往南移一移。有事弟子服其勞，於是我經過考證，將武陵人居住的桃花源，南移到當時的淮泗邊荒地帶。那裡不僅有桃花幽竹可看，而且居住在邊荒的荒人，不屬於南北政權，是可以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的。不過，我在這篇文章最後卻說，我們似乎不該將桃花源固定在某一個地方。這樣可以留給生活在亂世，又無山林可遁的人，一個遙望青山，仰觀白雲遐思的機會。是的，中國知識分子胸中，都隱藏著一個桃花源，自有青山白雲，何必又另覓山林呢。祇是沒有及早發現，才落得熙熙攘攘，惶惶慌慌。也許陳寅恪先生就沒有參透，才愁苦終生。再來香江，我的研究室在山上，窗外就是吐露港，有青山有綠水，在晴朗的日子裡，藍天浮著幾堆白雲，的確是一個可使人進入漁樵閒話的地方。祇是上次離開香江時，中國大陸一場歷史風暴將起，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次重臨，風雨乍歇。山腳下濱海的地方有條鐵路，隔不多久，就有列火車駛過。往來的火車載來許多過去想知卻無法知道的訊息。我所關心的還是中國讀書人的訊息，因為中國讀書人除了歡喜多說自以為是的話外，實在犯不了什麼大過。他們不該受這麼大的折磨、污辱和損害的。但事實他們不僅遭受了，而且是史無前例的。聽罷他們的吶喊和呻吟，我按捺不住又重入江湖，創辦了名曰《中國人》的雜誌。寫了〈中國，中國人的中國！〉的發刊詞，其中有「一個今天的中國人，即使是一個最普通的中國人，雖然微不足道，但卻都是由數千年文化孕育而成，不是任何外在力量所能改變的。因此，個人的尊嚴，自由的生活方式，獨立的思考與判斷，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利，是不容被忽視，被剝奪的。」徐復觀先生特別歡喜，認為落地有聲，一再囑咐，將來結集時，一定收入。不過，這個雜誌我祇編了十期，就和那個不爭氣的合夥人，翻了。於是，我拂袖，再也不管他的閒事了。是的，再也不管他的閒事了，此後了無牽掛，倒落得個清閒。閒來無事，常兩肩擔一口，港九通街走，漸漸地了解這個城市，並且歡喜上這個城市。走在繁華熱鬧的街上，擠在匆忙的人群裡漫步，沒有人問我來自何方，姓氏名誰，我是這個城市熟悉的陌生人，一個真正快樂的過客。回得家來將門關起，擁有自己獨立的天地，四壁雜書殘卷環繞、上下古今馳騁，窗外青山隱隱、碧波粼粼，我心中隱藏的那個桃花源也浮現了。所以，我有很多獨自思考與反省的時間，並且也獲得某些自我的肯定，成了個真正散旦的人，悠閒自在。最後，我還是回來了。因為這裡是我的故園。但我已習得風雨裡的沉靜，不再在意風雨的喧嘩，任其一夜空階滴到明。的確，這個城市使我真正體驗了喧囂裡的寧靜。所以，每年總抽空來此，住上幾天，無他，閒散而已。我拎傘出門，門外大雨滂沱。我撐傘在雨中行走，路旁的幾盞霧燈，被緊密的雨絲纏繞著，祇剩圈圈的暈黃。隔著雨簾下望，山腳下是我居停多年的宿舍。佇立在朦朧的雨霧裡，隱隱透著幾窗燈火，也許那燈火正在點燃團圓的歡樂。宿舍大廈的下面是條深圳來的鐵路，有輛載著沉重鄉心的火車，急駛而過。鐵路外是環繞海灣的高速公路，往日車輛在那排連綿的路燈下，匆忙地穿梭往來。現在冷清了，祇留下一串微弱的黃色路燈光芒，明滅在雨霧裡，伴著偶爾傳來聲歸家的急促剎車聲響。公路外的海上更是蒼蒼茫茫，這景色原來都是熟悉的，如今在雨中卻變得模糊不清了。轉過灣，就是我過去的研究室了。研究室在二樓，我曾在這研究室的窗前，兀坐多年，已看慣窗外的綠水青山，陰晴圓缺。看著窗前那棵相思樹的細苗，漸漸長成一窗濃蔭。於是，我走了過去撫摸沉默的樹幹，雨注順著樹幹淌下，落在我的手上涼涼的。最後，我走到新亞廣場，停在廣場中央，山風攜著驟雨四下聚來，我獨自站在除夕的風雨中，突然想起一位朋友的詩句，我是過客，不是歸人。

九八、五四前一日序於臺北糊塗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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