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 記

說起魯迅與右翼文壇的關係，我們就會想起「對『現代評論派』的鬥爭」、「對『新月』派的鬥爭」、「對『民族主義文學』的鬥爭」等話題——在今天的語境下，我更願意用「論戰」替代「鬥爭」——這些論戰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現代文學史已經有詳盡的論述。其實呢，論戰是由人挑起的，比如，說到「對『現代評論派』的鬥爭」，就必然要提到魯迅與陳西瀅、章士釗、楊蔭榆這些人物的糾葛；說到「對『新月』派的鬥爭」，也離不開魯迅與梁實秋等的恩怨等。本書正是從「人」的角度，看魯迅與這些右翼文人的論戰甚至對罵的，盡量以客觀公正的態度，用歷史的眼光，重新審視這些筆墨官司。人物的糾紛，尤其是名人之間的糾紛，以及相關人物的命運，尤為讀者所關注。應該說，本書可以做為相關議題的補充，軟化了相關議題，多了可感性。

書名取《「新月邊的魯迅」——魯迅與右翼文人》，對所謂「右翼」要做一下說明。

首先要指出的是，雖然歷史上有左翼和右翼之分，正如毛澤東所言，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所謂「左翼」和「右翼」，在概念上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第一，這是模糊的概念。什麼是左，什麼是右，其解析的空間非常之大，其彈性也非常之大。在國民黨做為執政黨，共產黨做為在野黨的三、四○年代，與國民黨站在一起的，或是認可一黨獨裁的國民黨政權的，雖然他們對現政權也有所批判，但只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體制內運作的，肯定屬右翼分子，比如胡適、陳西瀅、徐志摩、梁實秋等；事實上，他們中有的人後來就成為國民政府的一員，比如胡適和陳西瀅。此外，那些不和一黨獨裁的國民黨政府合作的人，沒有在當時的體制內運作的人，但同時與共產黨沒有往來者，或者說，既不說共產黨好話，也不曾說過什麼過頭的話，比如邵洵美、章克標等人，似乎也應該屬於廣義的右翼，至少是中間偏右的人物。

第二，這是相對的概念。一是相對於左，這很容易理解，沒有左翼的傍襯無以顯示右翼，反之，也成立；二是相對於當時特定的歷史，以左翼而言，「左聯」時期的「左」的概念要嚴格許多，如胡喬木所言，「左聯」是半個黨，是黨的周邊組織。可是，到了「左聯」解散，「國防文學」提出，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左」的概念要相對寬泛一些。「左」的概念的寬泛，導致的直接結果便是「右」的概念的模糊。

第三，這是變化的概念。人是會變化的，魯迅生前就說過大意如此的話，極左是容易變成極右的，這樣的例子很多。反之，有的由相對的「右」走到「左」了，比如李四光，曾經在具體問題上與陳西瀅一夥站在一邊，討伐（至少是挖苦）魯迅，後來，卻成為紅色科學家。

楊蔭榆不僅在具體事件上，而且在教育理念上與魯迅迥異，但她後來卻死在日本人之手。

還要指出的是，做為文人的所謂左翼與右翼，雖然有程度不同的政治因素，但文人終究是文人，不是政治家，所以更多的是文化概念，主要是指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而不是政治上的左翼陣營與右翼陣營，不是政治概念。本書的「右翼」取的也正是文化的概念。

總之，希望讀者把本書的「右翼」 當作寬泛的概念，把本書看作是魯迅與右翼文人是是非非問題的文化讀本，而不要認為是對相關人物的政治評判。

除了此書中大多一目了然的右翼文人，還有若干不好下判斷者，或者說屬於中間人物吧，有的則是中間稍稍偏右，我將其做為「附錄一」收在書中。

有一些人物，與魯迅有一些小糾葛，展開來寫，沒有太多內容，但如果不涉及，又顯得不夠「齊全」，比如魯迅與蔡元培、吳稚暉等，我選擇簡單介紹，文字雖少，像是讀書小品，畢竟留下一鱗半爪，也有可讀性，做為「附錄二」。

此外，本書所設議題，都是多多少少與魯迅有過論戰或糾葛的，其他的右翼文人，與魯迅或有交往，但無衝突，本書不再涉及。



「主將」與「楷模」

——魯迅與胡適

一

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原名胡洪騂，字適之，安徽績溪人。學者。一九一○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從學於杜威，深受其實驗主義哲學的影響。一九七一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九一七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並發表論文《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出版新詩集《嘗試集》，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很有影響的人物。一九一九年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一九二○年離開《新青年》，後創辦《努力週報》。一九二三年與徐志摩等組織新月社。一九二四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週刊。一九三二年與蔣廷黻、丁文江創辦《獨立評論》。一九三八年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一九四六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九四八年離開北平，後轉赴美國。一九五八年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長」。胡適一生在哲學、文學、史學、古典文學考證諸方面都有成就，並有一定的代表性。著有《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胡適文存》、《白話文學史》、《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等。

毛澤東是胡適的同時代人。在不同時期，對他有過不同的評論。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在陝北跟美國記者斯諾會見時，承認五四時期「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並承認胡適和陳獨秀取代梁啟超和康有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當時，毛澤東曾寫信給他，希望借重他的聲望振興湖南的教育，胡適也讚揚毛澤東的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澤東「感念舊好」，曾託傅斯年轉達對他的問候。一九五四年秋，毛澤東發動百萬知識份子對胡適政治、哲學、文學、歷史、教育等領域的思想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批判。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澤東在頤年堂講話時，又指出「不能全抹煞」胡適，因為「他對中國的啟蒙起了作用」，又說現在不必恢復他的名譽，「到二十一世紀再來研究這個問題吧」。同年三月十日，毛澤東跟朱穆之、舒新城、金仲華、王芸生等新聞出版界人士談話，指出美國人妄圖利用他這種「更加親美的人」來孤立蔣介石、取代蔣介石，而如果胡適這樣的人上臺，「那更不好」。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戴河跟龔育之、吳江等哲學工作者談話，認為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從而對「新紅學派」的歷史貢獻，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魯迅與胡適的交往，從魯迅的日記看，是始於一九一八年，而來往較多的是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四年以前，他們從相識到友好，是朋友；一九二四年以後，他們政治觀點上有所不同，又因為胡適的「高升」，日見疏遠，關係日趨惡化。此後，魯迅時不時或直接或間接地批評胡適，在魯迅生前，胡適則一律採取「老僧不見不聞」的態度，從不公開應戰。

二

在五四運動興起之前，胡適在《新青年》二卷五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魯迅與胡適有著比較一致的思想觀點與共同的主張，即：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此外，他們在文學、學術實踐上也有很多共同點和互補之處，他們的步調是一致的。在反對舊文化，宣導新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密切配合，互相呼應：或是胡適首先發難，魯迅緊緊跟上，並做進一步的闡發；或是兩人同時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某一問題做深入的論述。

關於宣導文學革命，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成為新文學運動的發難信號。此後，

他陸續又寫做了《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易卜生主義》、《什麼是文學》等等文章，在否定的舊文學的基礎上，形成了系統的革命文學論。魯迅關於革命文學的意見，在總體上沒有超出胡適，但在創作新文學的實踐方面，卻有自己的獨特的貢獻。魯迅在《〈自選集〉自序》⑴一文中說，「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魯迅認為，這些提倡「文學革命」的「戰士」「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吧。首先，就是為此」。魯迅認為，「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絕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很明顯，魯迅所遵的是提倡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的命，這當然包括了胡適。魯迅的「遵命」之作，切實地顯示了革命文學的「實績」，也彌補了胡適所自以為的「提倡有心，創作無力」的缺憾。

到了一九二七年，魯迅在《無聲的中國》⑵一文中，仍然對胡適的功績給予實事求是的歷史評價：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蹟」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

命」這兩個字，在這裡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吧，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作，也能用白話作。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

這裡，魯迅把「文學革命」，看作宗教上的「奇蹟」一樣，無異於讓死掉的人活過來。

這也不是危言聳聽，新文學運動實際上是對死的封建文學的革命。當然，魯迅也指出，只有文學革命是不夠的，還要有思想的革命。

胡適在理論上提倡革命文學的同時，決心以實驗主義的方法來實驗白話作詩的可能性。他努力去嘗試，終於將零星寫成的近七十首新詩結集為《嘗試集》，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胡適孤軍奮戰時，魯迅給予他極大的支持和配合。魯迅說：「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敲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齣現，就洗手不做了。」⑶魯迅做新詩實在是為了給胡適助威，給對新詩持懷疑態度的人一個有力的回擊。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他以唐俟的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夢》、《愛之神》和《桃花》三首白話詩，以後又發表過三首。

當胡適遭到學衡派與甲寅派的圍攻時，魯迅挺身而出，撰寫《估學衡》與《答KS 君》等名文，給予胡先驌、章士釗等人以有力的回擊。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我在魯迅與章士釗等章節中有介紹，此不贅述。

在學術研究方面，魯迅與胡適之間，曾經過從甚密，相互切磋。從《魯迅日記》中我們知道，《中國小說史略》出書前後，魯迅曾反覆徵求過胡適的意見。胡適在寫作《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的過程中，也多次向魯迅請教。他們在討論學術問題時，凡是認為正確的便欣然表示同意；錯誤的便明言直說，從不含糊其詞，拐彎抹角；有疑問的，也不苟同，提出商榷意見。這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與胡適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裡，都有明確的記載。

胡適對魯迅也多有讚譽之詞，仰慕之情。

魯迅發表了《狂人日記》以後，胡適便給予熱烈的讚賞與高度的評價，稱譽魯迅是「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胡適在一九二二年所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回顧了五四運動前後的小說創作情況時指出：「這一年多（一九二一年以後）的小說月報已成了一個提倡『創作』的小說的重要機關，內中也曾有幾篇很好的創作。但成績最大的卻是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Ｑ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胡適在日記中還寫道：「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鑑力與創作力，而啟明的賞鑑力雖佳，創作較少。」胡適是最早認識魯迅小說的價值的人之一。不言而喻，胡適對魯迅小說的推崇，不僅肯定了魯迅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對推動當時的白話文學的創作，起到了不可忽視的良好作用。

對於魯迅前期雜文，特別是在《新青年》發表的《隨感錄》，胡適對其中有些篇章，表示了極大的讚賞。如《隨感錄·四十一》關於「學學大海」、「擺脫冷氣」、「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段寓意深刻的話，胡適說，看了這段文字，感動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⑷。

對於魯迅的翻譯成就，胡適曾以《域外小說集》為例，與嚴復、林紓的翻譯文章相比較，認為魯迅既有很高的古文功夫，又能直接瞭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實是高得多」。胡適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次演講中，仍然肯定魯迅的成就：「《域外小說集》翻得實在比林琴南的小說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說中最了不得的好。」⑸

我們從胡適在一九一九年二月致錢玄同的信中知道，胡適原先「曾經擬過幾條辦法」，「很想做一部《中國小說史》」。據胡適說，「可惜沒有試辦的工夫」，終於未能遂願。事隔三年，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出版了，胡適對此不是心懷嫉妒，而是報以熱情的誇獎，認為「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⑹。

五四落潮以後，魯迅與胡適的關係開始有了小裂痕。一九二六年前後，「現代評論派」陳西瀅與魯迅發生激烈論戰。胡適與陳西瀅同是「現代評論派」的，以胡適的思想傾向來說，當然是更親近陳西瀅。即使如此，胡適並沒有介入這一爭論，更沒有對魯迅進行任何公開的指責，反而於同年五月自天津寫了致魯迅、周作人和陳西瀅的信，居中調解，他說：

你們三位都是我很敬愛的朋友，所以我感覺你們三位這八、九個月的深仇也似的筆戰

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們三位都自信這回打的是一場正義之戰；所以我不願意追溯這戰爭的原因與歷史，更不願評論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當日各本良心的爭論之中，不免都夾雜著一點對於對方動機上的猜疑；由這一點動機上的猜疑，發生了不少筆鋒上的情感；由這些筆鋒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層層猜疑，層層誤解。猜疑愈深，誤解更甚。結果便是友誼上的破裂，而當日各本良心之主張就漸漸變成了對罵的筆戰。……親愛的朋友們，讓我們從今以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頭睬那傷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頭來自相踐踏。我們的公敵是在我們的前面；我們進步的方向是朝上走。⑺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胡適是持息事寧人的態度，而不是支持陳西瀅繼續攻擊魯迅。胡適對魯迅還是比較尊重的。

三

魯迅與胡適分歧的第一次具體表現，是對《新青年》「雙簧信」的不同看法。我在魯迅與錢玄同一文中已有介紹，當時，《新青年》同人「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劉半農語），他們從鬥爭策略著眼導演了一齣「雙簧戲」，激怒了封建衛道者，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與封建主義守舊派短兵相接的鬥爭由是展開。胡適做為《新青年》的編輯之一，對「雙簧信」的內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為然，視之為「輕薄」之舉，並以為「憑空閉產造出一個王敬軒」並不值得辯論。但魯迅的態度則相反，魯迅認為此舉無可非議，因為「矯枉不忌過正；只要能打倒敵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他們的分歧並沒有公開化，也沒有發生衝突，屬於各說各話。其實，這也只是鬥爭方法問題的爭論，並不影響他們在反對封建文化方面的一致性。

一九二○年前後，魯迅與胡適在關於《新青年》的編輯方針的討論中出現了不同意見。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從一九二○年春天開始，陳獨秀有把《新青年》變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之意，因而在同年四月二十六日自上海致函在北京的李大釗、胡適等十三位主要撰稿人，其中問到「編輯人問題」：「（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在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繼續）擔任？」⑻北京的主要撰稿人如何回答，不得而知。不過，最後採用了協力廠商案，從一九二○年九月起，《新青年》成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由陳獨秀在上海主編。《新青年》改刊後，編輯方針即有相應改變，更多地宣傳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說。起先，胡適對此也不怎麼在意，還繼續為《新青年》寫一些詩文。到同年十二月中旬，情況有了變化。由於上海國民黨當局下令郵局停寄《新青年》，而此時陳獨秀又將赴廣州，於是即致函在京的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通報說：「此間編輯事務已請陳望道先生辦理，另外新加入編輯者，為沈雁冰、李達、李漢俊三人。」⑼十二月十六日，陳獨秀離滬赴粵的那一天，又專門致函胡適等人，謂：「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⑽胡適收到此信後，於本月二十七日夜回信陳獨秀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兄言『近亦不以為然』，但此是已成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絕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現在想來，只有三個辦法」，即：

1．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文學的雜誌，篇幅不求多，而資料必求精。我秋間久有此意……２．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但此時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著，兄似更不便，因為不願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張趁兄離滬的機會，將《新青年》編輯的事，自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來。由北京同人於九卷一號內發表一個新宣言，略根據七卷一號的宣言，而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

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停辦，此是第三辦法。但此法與《新青

年》社的營業似有妨礙，故不如前兩法。

總之，此問題現在確有解決之必要……

信末，胡適又特別註明：「此信一涵、慰慈見過。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內容。他們對於前兩條辦法，都贊成，以為都可行。」⑾

據胡適說，陳獨秀收閱此信後「頗多誤解」，於是胡適在次年的一月二十二日又給在京的李大釗和魯迅等人寫信，信中解釋說：他原先對《新青年》編輯方針的基本意見是主張移回北京，聲明不談政治，或另辦一個「專關學術藝文的雜誌」，因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 的漢譯本」，但為了避免陳獨秀的誤解，現在只「盼望《新青年》『稍改變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獨秀函中語）。我為了這個希望，現在提出一條辦法：就是和獨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編輯」。

對於胡適這一最後的意見，李大釗等人贊同，魯迅和周作人認為，可以讓《新青年》分裂為京、滬兩家，甚至不必爭《新青年》的「名目」或「金門招牌」。魯迅一九二一年一月日致函胡適又進一步表示：在《新青年》移回北京後，「至於發表新宣言，說明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這固然小半在『不願示人以弱』，其實則凡《新青年》同仁所做的作品，無論如何宣言，官場總是頭痛，不會優容的。此後只要學術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我所知道的幾個讀者極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對於這一段往事，有論者臆造了魯迅和胡適的所謂「衝突」，說胡適「蓄謀已久」，「挑起爭論」，「妄圖使《新青年》編輯部遠離當時中國共產黨籌建活動的中心地——上海。他以為，一旦遷到北京，他就可以糾集黨羽，為所欲為，篡改《新青年》的方向，控制《新青年》雜誌」，「它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右翼跳出來分裂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是爭奪新文化運動的陣地和領導權」云云。可是，以上史料顯示，這場討論是陳獨秀挑起的，而不是胡適；對於《新青年》八卷一號「色彩過於鮮明」的看法，並主張「稍改變內容」，也是陳獨秀首先提出的，胡適、李大釗和魯迅均表示了某種程度的同感，胡適建議把《新青年》移回北京辦，也為李大釗、魯迅等人所同意，並不是胡適要搞分裂。他們都贊成「學術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他們的小分歧僅僅在於：如果《新青年》雜誌移回北京或另辦一個類似的雜誌，有無必要發表一個「不談政治」的聲明？應該說，這絕構不成所謂的「衝突」。

這裡，我想發一些感想的是，我們的一些研究者，往往不是從史料出發，從事實出發，從而得出科學的結論。他們往往從先入為主的觀念出發，從政治的偏見出發，隨意下結論。他們下結論的方式有兩種，一種虛構法，把不存在的衝突，加油添醋地虛構成了衝突；一種是歸類法，張冠李戴，只要把這個人定為對立面，那麼，一切壞的東西都往他頭上扣，反之，也成立。以上事實，都是證明。

當然，《新青年》時期，魯迅對胡適的認識也有模糊不清的感覺，我們看看下面的這段文字：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

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吧，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到底有沒有武器呢？有什麼武器呢？心存疑慮。在魯迅的眼裡，胡適的透明度是不高的，雖然「佩服」，卻親近不起來了。

題 記

說起魯迅與右翼文壇的關係，我們就會想起「對『現代評論派』的鬥爭」、「對『新月』派的鬥爭」、「對『民族主義文學』的鬥爭」等話題——在今天的語境下，我更願意用「論戰」替代「鬥爭」——這些論戰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現代文學史已經有詳盡的論述。其實呢，論戰是由人挑起的，比如，說到「對『現代評論派』的鬥爭」，就必然要提到魯迅與陳西瀅、章士釗、楊蔭榆這些人物的糾葛；說到「對『新月』派的鬥爭」，也離不開魯迅與梁實秋等的恩怨等。本書正是從「人」的角度，看魯迅與這些右翼文人的論戰甚至對罵的，盡量以客觀公正...

序 何滿子

到明年，魯迅棄世將整整六十年了。對於由他的乳汁哺養大的我們這一代，魯迅比無數活著的人更活著。對於那些敵視魯迅，或因為魯迅巨大的存在而對他們有所妨礙的人們，魯迅也仍然是他們驅趕不去的心病。魯迅去世以後，對魯迅的詆毀、中傷、曲解和居心叵測的陽尊而陰貶，即使不比他在世時更多，至少在手法上更為深曲，更所謂「皮裡陽秋」。比起那些直斥魯迅作品為「魯貨」的妄人來也更有蠱惑力，因而也更為陰毒。

如我們所熟知，在建國後的最初階段，蹧蹋魯迅主要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如在製造胡風、馮雪峰等人的冤案時，說什麼「魯迅看錯了人」，「魯迅被壞人所包圍」之類的讕言成為「一律」的輿論。接著是「四人幫」時期的把魯迅塑造成偶像，其目的，一面是將魯迅給真正的造神運動陪綁，把魯迅歪曲成造反英雄的守護神；一面將魯迅劈削成棍子，用以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武器。但不論前者和後者，都沒有能使魯迅和蹧蹋他的人一樣聲名狼藉。雖然如此，但從「左」的一面敗壞魯迅聲名的歷時頗久的活動仍然若干地給魯迅造成了損害。那主要的損害是，壞貨們在不明真相的群眾中造成了一個虛假的印象，即魯迅似乎和這些壞貨是同夥。

人們厭惡透了極「左」的那一套，同時人們也要求對歷史，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文化運動進行反思；於是也要求重新認識過去那些與「左」的思潮沒有瓜葛的人物，乃至站在敵對方面的人物，重新評價。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歷史的反撥，為了嫌惡「左」，人們在感情上希望在極「左」思潮之外找尋抗衡人物，哪怕中間人物也好。這種逆反心理使林語堂、梁實秋、胡適，甚至漢奸周作人也成了研究的熱門人物。本來，對歷史人物進行再評價，對人物的功過是非重新做出理智的客觀的歷史估量，未嘗不是好事。五四以來文化上的著名人物大抵與魯迅有過關係；事實上，當時活躍在文化學術界人物也不可能不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將魯迅有正面或負面、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研究他們時必須提到魯迅。尤其必須注意的是，由於以後成為極「左」路線的一些代表人物，是由當年與人民共命運的文化主流中的一翼蛻變而成的，魯迅當時正置身於主流之中；魯迅雖然也和本陣營的「左」的萌芽勢力相抗衡，做了許多艱苦的抵制（最具體地表現在《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順便說說，此文是瞭解魯迅思想人格和瞭解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人必須反覆認真閱讀的文獻）；但是，為了民族和人民解放運動的利益，魯迅不得不維護雖然夾有不純成份的但大方面一致的主流。為此，他必須譴責、批評，有時是規勸對主流起干擾作用的異己勢力，這在當時的形勢下是無可非議的。近年來的論客們卻常常在這些論戰上做文章，尋覓魯迅的「陰暗」面。事實上，這些曾被魯迅撻伐、諷刺或規誡過的人物，不論在以後的生涯中升沉如何，發生了何等樣的變化，在當時的情勢中，在魯迅所針對的問題上，都是該被指責和批判的，正義在魯迅的一方。只要是尊重歷史，不錯置時空，不懷偏見的人，都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而不是其他。

可是，由於挾著對「左」的一套的厭恨，當今有不少論客帶著一種逆反心理，一種給過去主流以外的人物「平反」的心態，對他們重新評價時，往往無視或故意抹煞時空和條件，佯作客觀超脫狀，在提到這些人物和魯迅的關係時，對他們當時所起的負面作用或置之不論，或曲予辯解，巧辭洗雪；甚至拿魯迅墊背以托高這些人物。這是近年來的一個新動向，是新一輪的對魯迅的貶抑和曲解。——其實，即使不論及魯迅，將魯迅的論敵抬高，就是假此形彼貶低魯迅。

論客們貶抑魯迅的動機當然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純然是自私的目的。比如，孤桐先生章士釗，舊民主革命時期和章太炎來往過，傾向大概不算壞；建國前夕是識時務之俊傑，且又和國家領導人有私誼，成了著名的上層統戰對象，晚節頗為光彩。但是在二○年代初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當過總長，人稱「老虎總長」。不論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是十足加一的反動人物。由於他鎮壓女師大，對站在正義一方的魯迅萬分嫉妒，又兼魯迅戳穿了他們一夥的「國粹」假古董，便假權濟私撤去了魯迅的職務，作惡非止一端，都有歷史可按，醜跡昭著，人誰不知？可是孤桐先生的後人為了把尊人打扮成一貫正確，通體漂亮，竟撰文栽誣魯迅當年和他的鬥爭是「偏見」，說什麼章士釗主張「一生要與人為善，切莫加害他人」云云。那麼，錯誤竟全在魯迅，簡直滑稽之至。即使「三 ·一八慘案」的罪責可以推諉，難道鎮壓女師大，撤魯迅的職也叫「與人為善」？也叫「不加害他人」嗎？可笑！當然，這類曲解太幼稚了，沒有多少市場。

魯迅與舊禮教的衛道士「國粹派」之流戰，與北洋軍閥刺刀庇蔭下的「正人君子」陳源之輩戰，與誘勸學生進入研究室莫問國事的胡適之流戰，與國民黨御用文人如民族主義文學派戰，凡此種種，即使論客們想從雞蛋裡挑骨頭也沒有什麼文章可做。與創造社、太陽社以及三○年代「左」的暗流戰，也就是魯迅所說的要防備「同一陣營放來的冷箭」，迫使他在對敵作戰時也必須「橫著站」的那檔子事，也因為毛澤東說過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定了調，下面心懷嫌隙的諸君也只好限於在私下裡嘀嘀咕咕，或用旁敲側擊的小動作損害魯迅；而其對魯迅洩怨的方法，則是遷怒於與魯迅生前關係密切的戰友，如胡風、馮雪峰等人都被往死裡整。連累而及，如丁玲、聶紺弩、彭柏山等一批人也沒有好果子吃。這種對魯迅的怨恨在檯面上是擺不出來的，除了「實際解決」以外，不好在文字上做手腳，頂多只能拐彎抹角地嘁嘁喳喳一下，做不成正面文章。

事到如今，剩下的就是在海外的林語堂、梁實秋等人了。稍明事理的人都能判斷在當時的形勢和條件下，魯迅在和他們的論戰中居於正確的一方是不容置疑的；林、梁等人後來所走的道路，也證明他們與人民共和國不是同心同德。於是專就他們文學和學術上的若干成就做文章。以他們的成就證明魯迅當年在某些問題上對他們的不容為「偏狹」，使不熟悉歷史的新一代人在他們的誤導下難以辨明是非。這種以此形彼的手法有時是能若干地得售的。與之相類的是，近年來對漢奸周作人的近於狂熱的美化。研究周作人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怪的是，沒有一位論客肯正視這樣的重要事實：即自從由於周作人的挑釁而導致兄弟反目（這件事的本身就是周作人蓄意用捕風捉影的暖味來損害魯迅，以達到其背信棄義的卑劣目的的。說穿了十分卑瑣可笑，無非是他的日本女人想趕走魯迅，佔下魯迅購置的房產，並將贍養老太太的責任推給魯迅獨自承當，而這壞女人可以成為家庭主宰，自行其是，如此而已）。以後，周作人的文章，基本上是以傷害魯迅做為他的「終極關懷」的。周作人一貫處處標榜和魯迅走兩條路，對革命文學明諷暗嘲，他之最後終於當了漢奸，可謂事有必至。只是他會做文章，言偽而辯，說怪話也說得含蓄而有文采罷了。直到解放以後，所寫的《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即在靠賣魯迅吃飯時，仍在損害魯迅，惡毒地將現實主義的魯迅拉下來變成自然主義的魯迅。所有這些，聰明的論客們在宣揚周作人如何這好那好的「客觀」研究文字中，何嘗點明過一個字？善於抉發「文心」的評論家們對周作人「文心」的核心部分一點不感興趣，只是黏嘴抹舌地嘆賞他的智慧和境界，以此為「真賞」，真不知其玄機所在。

至於魯迅的文心，那真是清楚不過的。他一生都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戰鬥。為此，他必然要不妥協地站在殘民媚外的國民黨反動勢力及其幫兇幫閒們的對立面。如上所言，當時表人民力量的主流並非是一塵不染，無可訾議的。在文藝方面，既有前蘇聯「拉普」的壞影響，又有當時史達林在政治上主張的「中間勢力最危險」的「左」的指導思想的危害，這種危害侵入文藝領域，由瞿秋白、馮雪峰等黨的代表播送和影響魯迅。按當時的理論水準，在當時的鬥爭形勢下，即使兩害相權取其輕，魯迅也只能選擇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力量的一方，維護其權威。直到「兩個口號」之爭，宗派主義的猖狂實在使魯迅不能容忍時，才有《致徐懋庸》那封有名的信所表示的和錯誤傾向不妥協的態度，堅持其獨立思考的勇邁精神。這是魯迅的深沉的痛苦，也顯示了他的發光的良心。而在這以前的一段時間裡，如對「第三種人」的爭論，都是為維護「左聯」的權威，即某種意義上的「遵命文學」。今天看來似乎不無可議之處，或可視為帶有宗派關門主義的偏頗。但這主要是由瞿秋白、馮雪峰等人為代表的當時成問題的路線影響所導致的。解放後馮雪峰曾著《黨給魯迅以力量》一書，如以當時的某些鬥爭來說，以瞿、馮為代表的影響實在是損害了魯迅的。當然，責任也不在瞿、馮，這是那時「國際」和上面的路線。在當時複雜的很不明朗的鬥爭環境中，魯迅也如他所說的看人要看其大節一樣，只能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勢力一方，配合其戰鬥，別無選擇。何況，「第三種人」確實也對進步文藝陣營進行干擾，對「左聯」冷嘲熱諷，態度並不友好；其中一些成員的社會性行動和文學傾向也確實有毛病，這些都在魯迅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再說，魯迅就他們的文學傾向進行批評，在正常的文學批評中也是應該的，只是人們習慣於將當時的文學論戰都當作政治鬥爭來看，問題的性質就沉重起來了。縱然如此，認真讀一下魯迅批評「第三種人」的文章，也可以發現和他對待國民黨御用文人的誅伐有所區別，並不採取勢不兩立的敵對態度，魯迅是掌握分寸的。至於文筆的辛辣，乃是其一貫的風格使然，魯迅批評同一陣營的戰友亦復如此。對老朋友，如數度分合，最後也並未徹底決裂的林語堂，魯迅的批評也是很不鬆和的，收於《且介亭雜文二集》中的《「題未定」草（二、三）》，反覆用以其人之文反治其人的辛辣尖刻可以為證，但究竟只是看問題的見解之爭，和對敵人的誅伐究竟不同。

魯迅熱烈地愛，也熱烈地恨，對於有害的事物，對國民性的痼疾，鞭韃固然不留情面；對於某些不良傾向，並非構成大患的，他也常義憤溢於言表，或因愛深而責重，如嚴父師之責子弟，其實出於對人生的愛心，但很多人以為未免太「偏激」。凡對陳腐的中國社會的死樣活氣的習俗有痛切感受的人，卻會覺得他「偏激」得可愛，覺得中國文化多麼需要魯迅式的反中庸、反鄉願的「偏激」呀！魯迅是人，當然也有缺點，如要吹毛求疵，有的是碴可找，但「偏激」絕非缺點，正是他的生命的華彩部分。

魯迅的「偏激」是對事不對人的。要傷著人，那是因事而傷人。比如，最近還有人因他批評梅蘭芳一事而嘖有煩言，呶呶不休。魯迅與梅蘭芳何怨何尤？他是評現象而及人。魯迅諷刺「男人扮女人的藝術」難道錯了嗎？這種扭曲人性的醜陋的傳統寶貝有什麼值得肯定？最近讀六月十七日的《光明日報》，刊有瀋陽市取締男扮女裝的模特兒表演的消息，試問這類惡劣的表演也取締錯了嗎？我們是否還應該稱頌男子留辮女子纏足呢？那些玩意兒以前不也是被當時人嘖嘖稱美的嗎？這裡所涉及的是一個社會問題，美學問題，當然也是「國民性」的問題，豈僅是批判一個具體的對象而已！

當然，習慣於欣賞「男子扮女子的藝術」的人們是不喜歡這些逆耳之言的，他們習慣於這種「永恆的藝術」之美妙，不自覺自己的精神之被扭曲。天真地喊出皇帝是光屁股的孩子是討人嫌的，魯迅不也正是以人性之本然提示了這種「藝術」之扭曲人性嗎？而且，魯迅還不知趣地揭了底，揭出這種藝術「男人眼裡扮女人，女人眼裡男人扮」的欣賞者的心裡的隱祕呢！當然是無可饒恕的「偏激」、「不識相」和「可惡」了。

魯迅從來就為衛道的君子們所敵視，為屠伯們所痛恨，為「死的說教者」所嫉忿，為形形色色的幫兇幫閒們所疾首，為「蒙大旗做虎皮」的幫朋派友們所忌憚，也為講究「中庸之道」的「中正和平」的人們所不滿。而且正如魯迅所自陳，他的「壞處，是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偽自由書 ·前記》）分明是抨擊某一現象，因為所取的是標本，便被疑為專對私人，各就自己的瘡疤與圖像對號入座。不少讀者也往往只注意魯迅「罵」了某人，而不察魯迅指摘時弊的秉持公心。由於時間的距離，情況的隔閡，新一代的讀者更難以就彼時彼地彼事的具體情況判明是非，連就事論事也難以辦到；何況還有對魯迅的重重曲解，在給讀者以誤導呢？

誠然，有《魯迅全集》在，不存偏見的認真的讀者可以從中認識魯迅；從事魯迅和現代文學、現代中國研究的人，也有巨帙的《魯迅研究學術資料彙編》，搜集著與魯迅論戰過的幾乎全部文字，可供參比，藉這些文獻判明魯迅和論戰對手們的曲直所在。可是，這畢竟不是一般讀者所能細讀和泛覽的。房向東先生積數年之力，勾稽了魯迅和曾與之有過干涉的人物的資料，並廣採研究者的有關評論，寫成《魯迅與他「罵」過的人》一書，對當年的一場場公案做了集中的描述，分人成篇，頗似傳統的「學案」體的格式，扼述這些與魯迅有干涉過的人物的簡況和他們與魯迅的關係史，未曾與魯迅直接交往過的人也扼敘了對象的基本性狀，提供了魯迅之所以要「罵」的背景資料。對幾起重要的論戰，則扼要引錄了雙方論旨的原文。對論戰雙方的是非或做出自己的評價，或援引了研究者的見解。即使直敘事象，作者本人的傾向也鮮明地流露在客觀的敘述之中。對於理解魯迅，理解現代文學和文化史乃至理解現代中國，我想本書都是很有用的。

不管作者在書中對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是否得當，乃至我自己也未必完全同意他的有些見解，但這些意見都是作者獨立做出，沒有懷著別的不光彩的目的去解讀魯迅，這一誠實的態度就值得肯定。作者盛情約我作序，故就平時對魯迅的一點想法寫出如上。魯迅至今還活著，並將隨著歷史永遠活下去，研究魯迅的工作也將永遠做下去。凡是認真而又誠實的研究者，必將獲得讀者的感佩，我相信本書及作者也是。



一九九五年六月於上海

（這是何滿子先生為本書初版做的序。本書原名《魯迅與他「罵」過的人》，經過修訂，新增二十萬字，現分為二書，分別是《「新月邊的魯迅」——魯迅與右翼文人》、《「太陽下的魯迅」——魯迅與左翼文人》，二書同時續用何序。）

序 何滿子

到明年，魯迅棄世將整整六十年了。對於由他的乳汁哺養大的我們這一代，魯迅比無數活著的人更活著。對於那些敵視魯迅，或因為魯迅巨大的存在而對他們有所妨礙的人們，魯迅也仍然是他們驅趕不去的心病。魯迅去世以後，對魯迅的詆毀、中傷、曲解和居心叵測的陽尊而陰貶，即使不比他在世時更多，至少在手法上更為深曲，更所謂「皮裡陽秋」。比起那些直斥魯迅作品為「魯貨」的妄人來也更有蠱惑力，因而也更為陰毒。

如我們所熟知，在建國後的最初階段，蹧蹋魯迅主要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如在製造胡風、馮雪峰等人的冤案時...

目 錄
序（何滿子） ................................................................2
目 錄 ................................................................12
題 記 ................................................................16
「主將」與「楷模」——魯迅與胡適 ..........................................19
各自東西——魯迅與周作人.....................................................64
相得復疏離，仍是老朋友——魯迅與林語堂.....................................101
「女師大風潮」與「寡婦主義」——魯迅與楊蔭榆.............................119
從「女師大風潮」到「三·一八慘案」——魯迅與陳西瀅......................132
復古與學潮——魯迅與章士釗...................................................170
氣質和氣質之外的衝突——魯迅與徐志摩.......................................184
「乏走狗」與「乏牛」——魯迅與梁實秋.......................................192
讓魯迅不爽快的「優生學」——魯迅與潘光旦..................................234
讀古書·「洋場惡少」·被踢了一腳——魯迅與施蟄存.........................238
惡癖·坦克車·隨筆家——魯迅與張若谷.......................................259
似相左而實相近——魯迅與張競生..............................................269
「盛家贅婿」的「這般東西」與「軍事裁判」——魯迅與邵洵美...............283
因「歧誤」而留下的「怨忿」——魯迅與章克標................................303
附錄一
憂患於時事，退隱於書齋——魯迅與錢玄同.....................................322
「兼差」引出的「無故受累」——魯迅與李四光................................342
「假洋鬼子」：信奉孔子的基督徒——魯迅與林文慶...........................350
「留粵聽審」及「禹是一條蟲」——魯迅與顧頡剛............................. 363
反抗無聊——魯迅與馬寅初.....................................................377
京海之爭、罵人與任性——魯迅與沈從文.......................................382
摘句、靜穆及顧及全篇與全人——魯迅與朱光潛................................393
附錄二
「慚惶煞人」的「《學衡》派」——關於吳宓..................................407
誇大可笑的廣告——關於邵飄萍................................................410
「可惡之研究」及其他——關於蔡元培.........................................412
替陳西瀅受罵——關於高一涵...................................................416
無聊與無恥——關於戴季陶.....................................................419
「天乳運動」及其他——關於朱家驊...........................................421
因「親共」而逃避——關於傅斯年..............................................422
「我看他是要闊的」——關於梁漱溟...........................................424
「破落戶」與「暴發戶」——關於蔣夢麟.......................................425
「孤哀子」——關於湯爾和.....................................................426
「告發於前……」——關於王平陵..............................................427
「民族主義文學」問題——關於黃震遐.........................................428
「神妙極了」的政府——關於羅隆基...........................................429
「擺出公正臉孔」——關於常燕生..............................................430
「做打油詩，弄爛古文」——關於劉半農.......................................432
自我吹捧軼事——關於曾今可...................................................434
「狂吠」——關於邵冠華.......................................................437
頹廢·回憶·小己——關於錢基博..............................................439
「漸入頹唐」——關於章太炎...................................................441
「吳稚老的筆和舌……」——關於吳稚暉.......................................443
給外國人看的書——關於江亢虎................................................445
「實在是壞貨一枚」——關於李季谷...........................................446
奴隸與奴才——關於張露薇.....................................................447
「文化城」問題——關於江瀚..................................................448
「奇殺人哉」——關於羅家倫...................................................449
曲解之後，做了搭題——關於邱韻鐸...........................................450
戲弄魯迅的真誠——關於史濟行................................................451

目 錄
序（何滿子） ................................................................2
目 錄 ................................................................12
題 記 ................................................................16
「主將」與「楷模」——魯迅與胡適 ..........................................19
各自東西——魯迅與周作人.....................................................64
相得復疏離，仍是老朋友——魯迅與林語堂.....................................101
「女師大風潮」與「寡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