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歐文登從2014年開始擔任博德利圖書館館長——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最資深的管理職位。在這之前,他曾在多間圖書館任職:杜倫大學圖書館(Durham University Library)、上議院圖書館、蘇格蘭國家圖書館和愛丁堡大學圖書館。2003年,理查.歐文登轉職博德利圖書館,擔任特殊館藏組的主管,並在2011年升任副館長。他曾在杜倫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接受教育,目前是牛津大學貝利歐學院的教授級研究員。他是古文物專家協會的研究員,皇家藝術學會會員和美國哲學會的成員。2019年,他在英女王壽辰中被授予官佐勛章(OBE)。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柏林的林登大道(Unter den Linden)升起一堆篝火。這裡是德國首都最重要的通衢大道,也是個引發許多共鳴,充滿象徵意義的地點:對面就是大學,附近則有聖黑德維希主教座堂(St Hedwig’s Cathedral)、柏林國立歌劇院(Berlin State Opera House)、皇宮與漂亮的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戰爭紀念碑。聚集在篝火周圍的群眾將近四萬人;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一群學生抬著瑪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的半身像,彷彿執行儀式般地走向篝火。赫希菲爾德是個猶太裔知識分子,創建了著名的性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Sexual Sciences)。學生們誦念一連串「火咒」(Feuersprüche),然後把赫希菲爾德的半身像丟入火裡,扔在一堆焚燒中的書本上。在火堆之中燃燒的,除了數千本從性學研究所圖書館丟出來的書外,還有許多其他從各處書店或圖書館搜刮出來的書,全都是猶太裔作家以及其他「非德意志」作者(例如同志和共產主義者)的著作。一排排穿著納粹制服的年輕人圍著火堆敬禮,一面高呼「希特勒萬歲」。當時的學生很樂於討好新政府,而這次的焚書活動亦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宣傳噱頭。在柏林,希特勒新任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發表了一場傳播全球、激動人心的演說:
古代的圖書館員和檔案專業人員的角色多重,往往會身兼其他任務,例如神職人員或行政官員;這種情況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比較明顯可見,因為比起其他城市,希臘和羅馬更常見到公共圖書館。再者,這個信念——能夠取得知識是社會健康的基本元素——也慢慢開始成形。曾在西元前三至二世紀擔任亞歷山卓圖書館(Great Library of Alexandria)館長的人員名單至今仍在,名單上面的許多人也同時是當時引領風騷的學者,例如羅德島的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us of Rhodes)和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前者所寫的傑森與金羊毛的史詩故事,在後世成為《伊尼特》(Aeneid)的靈感泉源;而後者是標點符號最早的發明者之一。
打從人類社會一開始發展,知識之儲存就一直是中心要務。雖然各種創造知識的科技和存儲的技術現在已經產生重大改變,但是儲存知識的核心功能卻不曾改變多少,這實在令人覺得驚異。首先,圖書館和檔案館收集、整理和保管知識。透過餽贈、轉讓和購買,圖書館和檔案館至今已經累積了許多泥板、卷軸、書籍、雜誌、手稿、照片和許多其他用以記錄文明的物件。在今日,前述這些紀錄形式透過數位媒體得以大量擴增,包括從文書處理的檔案到電郵、網頁和社交媒體皆是。在古典時期和中古時代,管理圖書館這項工作具有神聖的隱含意義,例如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那些古代帝國的檔案館通常都設在神殿裡,而法國的路易.奧古斯特王(King Philippe Auguste,又名腓力二世[Philip II])建立了「憲章寶庫」(Trésor des Chartes);起初,這是一個「可移動」的檔案收藏處,但是到了一二五四年,這個檔案收藏處被移到巴黎聖禮拜教堂(Sainte-Chapelle),並在這個神聖的空間裡,特別設置幾個專用的房間來存儲檔案。
檔案館的任務與圖書館不同。圖書館負責累積知識,而且通常都會帶著濃厚的策略意味,一次一本地把知識慢慢累積起來。檔案館則直接記錄機構和行政機關——甚至包括政府機關——的各種行動和決策過程。圖書館有時也會收藏這類檔案資料,例如印刷成書的《下議院刊物》(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即是。但是就其本質而論,檔案館理當充滿資料,而且這些資料通常都很乏味,也並不打算讓廣大的讀者閱讀。圖書館處理思想、野心、發現和想像,檔案館則詳細記錄日常生活中種種重要的例行事務,例如土地權狀、進口和出口、各種機關的會議紀錄、各種稅務。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特色是清單,包含人口普查紀錄的人民清單,或搭船而來的移民清單等等。各種檔案是歷史的核心,記錄各種觀念之推行,還有那些有可能會被某本書採用的想法。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柏林的林登大道(Unter den Linden)升起一堆篝火。這裡是德國首都最重要的通衢大道,也是個引發許多共鳴,充滿象徵意義的地點:對面就是大學,附近則有聖黑德維希主教座堂(St Hedwig’s Cathedral)、柏林國立歌劇院(Berlin State Opera House)、皇宮與漂亮的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戰爭紀念碑。聚集在篝火周圍的群眾將近四萬人;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一群學生抬著瑪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的半身像,彷彿執行儀式般地走向篝火。赫希菲爾德是個猶太裔知識分子...
理查.歐文登從2014年開始擔任博德利圖書館館長——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最資深的管理職位。在這之前,他曾在多間圖書館任職:杜倫大學圖書館(Durham University Library)、上議院圖書館、蘇格蘭國家圖書館和愛丁堡大學圖書館。2003年,理查.歐文登轉職博德利圖書館,擔任特殊館藏組的主管,並在2011年升任副館長。他曾在杜倫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接受教育,目前是牛津大學貝利歐學院的教授級研究員。他是古文物專家協會的研究員,皇家藝術學會會員和美國哲學會的成員。2019年,他在英女王壽辰中被授予官佐勛章(OBE)。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柏林的林登大道(Unter den Linden)升起一堆篝火。這裡是德國首都最重要的通衢大道,也是個引發許多共鳴,充滿象徵意義的地點:對面就是大學,附近則有聖黑德維希主教座堂(St Hedwig’s Cathedral)、柏林國立歌劇院(Berlin State Opera House)、皇宮與漂亮的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戰爭紀念碑。聚集在篝火周圍的群眾將近四萬人;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一群學生抬著瑪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的半身像,彷彿執行儀式般地走向篝火。赫希菲爾德是個猶太裔知識分子,創建了著名的性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Sexual Sciences)。學生們誦念一連串「火咒」(Feuersprüche),然後把赫希菲爾德的半身像丟入火裡,扔在一堆焚燒中的書本上。在火堆之中燃燒的,除了數千本從性學研究所圖書館丟出來的書外,還有許多其他從各處書店或圖書館搜刮出來的書,全都是猶太裔作家以及其他「非德意志」作者(例如同志和共產主義者)的著作。一排排穿著納粹制服的年輕人圍著火堆敬禮,一面高呼「希特勒萬歲」。當時的學生很樂於討好新政府,而這次的焚書活動亦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宣傳噱頭。在柏林,希特勒新任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發表了一場傳播全球、激動人心的演說:
古代的圖書館員和檔案專業人員的角色多重,往往會身兼其他任務,例如神職人員或行政官員;這種情況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比較明顯可見,因為比起其他城市,希臘和羅馬更常見到公共圖書館。再者,這個信念——能夠取得知識是社會健康的基本元素——也慢慢開始成形。曾在西元前三至二世紀擔任亞歷山卓圖書館(Great Library of Alexandria)館長的人員名單至今仍在,名單上面的許多人也同時是當時引領風騷的學者,例如羅德島的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us of Rhodes)和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前者所寫的傑森與金羊毛的史詩故事,在後世成為《伊尼特》(Aeneid)的靈感泉源;而後者是標點符號最早的發明者之一。
打從人類社會一開始發展,知識之儲存就一直是中心要務。雖然各種創造知識的科技和存儲的技術現在已經產生重大改變,但是儲存知識的核心功能卻不曾改變多少,這實在令人覺得驚異。首先,圖書館和檔案館收集、整理和保管知識。透過餽贈、轉讓和購買,圖書館和檔案館至今已經累積了許多泥板、卷軸、書籍、雜誌、手稿、照片和許多其他用以記錄文明的物件。在今日,前述這些紀錄形式透過數位媒體得以大量擴增,包括從文書處理的檔案到電郵、網頁和社交媒體皆是。在古典時期和中古時代,管理圖書館這項工作具有神聖的隱含意義,例如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那些古代帝國的檔案館通常都設在神殿裡,而法國的路易.奧古斯特王(King Philippe Auguste,又名腓力二世[Philip II])建立了「憲章寶庫」(Trésor des Chartes);起初,這是一個「可移動」的檔案收藏處,但是到了一二五四年,這個檔案收藏處被移到巴黎聖禮拜教堂(Sainte-Chapelle),並在這個神聖的空間裡,特別設置幾個專用的房間來存儲檔案。
檔案館的任務與圖書館不同。圖書館負責累積知識,而且通常都會帶著濃厚的策略意味,一次一本地把知識慢慢累積起來。檔案館則直接記錄機構和行政機關——甚至包括政府機關——的各種行動和決策過程。圖書館有時也會收藏這類檔案資料,例如印刷成書的《下議院刊物》(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即是。但是就其本質而論,檔案館理當充滿資料,而且這些資料通常都很乏味,也並不打算讓廣大的讀者閱讀。圖書館處理思想、野心、發現和想像,檔案館則詳細記錄日常生活中種種重要的例行事務,例如土地權狀、進口和出口、各種機關的會議紀錄、各種稅務。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特色是清單,包含人口普查紀錄的人民清單,或搭船而來的移民清單等等。各種檔案是歷史的核心,記錄各種觀念之推行,還有那些有可能會被某本書採用的想法。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柏林的林登大道(Unter den Linden)升起一堆篝火。這裡是德國首都最重要的通衢大道,也是個引發許多共鳴,充滿象徵意義的地點:對面就是大學,附近則有聖黑德維希主教座堂(St Hedwig’s Cathedral)、柏林國立歌劇院(Berlin State Opera House)、皇宮與漂亮的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戰爭紀念碑。聚集在篝火周圍的群眾將近四萬人;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一群學生抬著瑪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的半身像,彷彿執行儀式般地走向篝火。赫希菲爾德是個猶太裔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