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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袂推薦

已證實的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地位、自我價值、政治或宗教信念受到威脅時，通常會產生防禦性的保守思維。如果我告訴你，愛因斯坦其實不是多麼偉大的物理學家，你的大腦可能會保持冷靜；你甚至可能相信我說的話，並改變原先的想法。然而，不只一項腦成像的實驗顯示出：如果我告訴你的事，與你對墮胎或槍械管制的看法產生矛盾，大腦中與恐懼、身分認同有關的區域就會像彈球機一般亮起來。你不太可能改變原先的想法。差別是什麼？你的身分認同和自我價值，與你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但你可能不會為了維護愛因斯坦的聲譽而擔憂。

前精神病學家、非營利組織「玩轉政治」（SMART Politics）創辦人卡琳‧塔梅里烏斯（Karin Tamerius）解釋說：「我們的政治態度和信念，與我們最基本的人類需求息息相關，例如對安全、歸屬感、身分認同、自尊、意向的需求。這些需求受到威脅時，我們在生物學上的反應如同置身於危險之中。」自我價值受到的任何挑戰，都會讓人有威脅感。挑戰性帶有蔑視的意味時，防衛心理會增強。人受到鄙視時，杏仁核（大腦的恐懼中心）會活躍起來，並發出戰鬥或逃跑的指令。就杏仁核而言，人的信念或地位受到威脅時，就好比一隻咆哮的老虎準備撲擊，有必要保護自我不受攻擊。

我們有戒心時，認知以及大腦中掌管同理心與理智的部分就會「當機」。我們變得太過專注在自我保護，以至於很難學習新東西。這就像一般老師都明白的道理：安全感是學習的先決條件。有時，被嘲笑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和沮喪，他們也希望壞事降臨到嘲笑者的身上。

賓夕法尼亞大學（簡稱賓大）的某項實驗，刻意引發學生表現出輕蔑的態度，並評估學生的反應。研究人員向學生展示高科技鬧鐘，請他們判斷鬧鐘做為新產品的可行性。每位學生都有虛擬夥伴（事實上是研究小組的共事夥伴），可以根據學生的評價提供四種回饋的其中一種：輕蔑、憤怒、中立或失敗。失敗的回饋呈現較低的分數（例如「滿分十分，你只有四分」）。憤怒的回饋是「我超不爽你的表現」。輕蔑的回饋包括以下陳述：「算了吧。身為賓大學生，我對你那麼差的表現感到吃驚。」

收到輕蔑回饋的學生，比收到其他三種回饋的學生更容易做出口頭攻擊的反應。被瞧不起的學生通常會「以輕蔑還輕蔑」，說一些諸如「你錯了，你根本做不出什麼貢獻」的話。而其他沒有被輕視的學生則會道歉，例如說：「抱歉，請見諒。」

賓州的這項研究證實了許多研究的結果：羞愧感會損害人的自我價值，影響人的同理心，使人把責任歸於外因並抨擊無辜的代罪羔羊。也就是說，羞愧感會讓人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轉而責備和攻擊其他讓自己感到難受的人，但這種羞愧感會立即回到自己身上，並伴隨著一次又一次斥責別人的需求。一旦人感覺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這種互動關係在不平等、主導或被主導的社會支配傾向中尤為強烈。

下一章，我會提到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經歷著地位和榮譽感的明顯喪失。如果川普的支持者像賓大學生一樣，遭到蔑視後就有可能引起攻擊性或報復性的反應，例如穿上有「一堆可憐蟲中的自豪者」字樣的T恤衫，或叫你「奇葩」、「自由派傻蛋」。

二○一七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採訪奧克拉荷馬州的川普支持者時，他們表示對川普削減他們依靠的方案感到失望，但依然對川普忠心不二。為什麼呢？因為民主黨人嘲笑他們是愚蠢的種族主義者等等，使他們心懷怨恨。紀思道寫的文章引起自由派讀者的盛怒，因為他們認為紀思道有意將支持川普的怪物變得人性化。「我就直說了：我討厭這些人。他們遲鈍又自私。他奶奶的。我希望你們都失業，待在家裡等死。」一名讀者寫道。

保守派作家大衛‧布蘭肯霍恩（David Blankenhorn）表示，川普的支持者發起黨派的反對聲浪。二○一六年，許多人的態度很矛盾，但他們被嘲笑為種族主義者後，反應變得更加堅定。布蘭肯霍恩很擔心這種互動關係，於是他成立了高尚天使（Better Angels）組織，旨在促進跨越差異的對話。

二○一六年十二月，自由派作家湯瑪斯‧法蘭克（Thomas Frank）與密蘇里州梅肯（Macon）獅子會一起吃早餐時也談到了同樣的互動關係。獅子會有許多成員對自由主義者在道德方面的傲慢態度很反感，因而不安地把票投給川普。這裡的「反感」是指，這些成員知道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笑柄，因此以惡意吹牛的報復形式反擊，猶如惡霸挫挫自由主義者的傲氣。我們讓川普輕易地滿足粉絲圈的需求，他們只須回應我們的輕蔑態度就行了。

川普當選後，《美國保守黨》（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雜誌有一篇評論探討關於回敬蔑視的其他個案研究。一位名叫安德魯（Andrew）的四十六歲白人，為該雜誌的自由派讀者撰寫以下評論：

我不相信自己是種族主義者，但你們就是要給我貼上這種標籤，那我也只能接受了……至於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你們回應我的觀點不外乎是「你是種族主義者！」（或說我是性別歧視者、恐同者、偏執者、對白人特權感到內疚──有完沒完啊）。我明白了。我的意見不值得受到重視，也沒必要納入考量。我是糟糕的人！要是我有受過教育就好了（但我確實受過教育）。要是我多長見識就好了……親愛的自由主義者、民主黨人、進步主義者、左派分子：你們使用的「種族主義者」這個詞不起作用了。我們明白了。你們很優秀。你們有見識，但我們沒見識……我們已經放棄勸阻你們隨便猜測，也放棄贏得你們的認同。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證實我們不是「那種」共和黨人。

如果一定要說川普做了什麼事，他增強了我們的骨氣，讓我們的心聲被聽見……我原本很不情願地投給川普。但現在，我十分自豪。

也許安德魯的過失在於聲稱白人男性是受害者，以此為自己的偏見辯護。同時，如果自由主義者依賴輕視別人來管理責任，那麼世界上有許多安德魯這類的人難免會反擊。事實上，就在安德魯發表評論的幾個月後，又有兩名白人附和，發表了類似又有自知之明的評論。

薩波羅（Zapollo）寫道：

我是白人，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很喜歡看小型藝術電影院放映的影片、去咖啡館、聽經典藍調……

但是，我發現另類右派的某些要素也對我產生了影響，即便我很聰明，也具備看穿這一切的見識。我之所以覺得另類右派很誘人，是因為我並不是擁有權力或特權的人。但我經常被迫應付各種訊息。這些訊息告訴我：我是弊端，我是問題，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屬於中下階級，不曾買過新車。為了省錢，我盡量自己修理房子。我也親自除草、洗碗、去沃爾瑪買衣服。我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退休。不過，老兄，聽媒體說，我只是沉浸在不應得的權力和特權中；等我最終倒下並往生時，美國將是更快樂、充滿愛、更和平的國家。

相信我：經過這一切之後，另類右派的某些要素感覺就像溫暖又令人寬心的洗滌。你也可以把這種感覺比喻成「安全的空間」。我不喜歡接近醜惡的部分，但有時遇到「嘿，白人其實還不錯，你知道的！為自己感到驕傲吧，白人！」的話語非常有說服力。我需要保持理智，才能抵擋這種誘惑……

讓我感到困惑的是，有許多左派分子不明白這點，也不了解該如何持續推動這些要素……

一位匿名的白人附和薩波羅：

左派分子不明白的是，他們的言行會把像我這麼溫和、相處融洽的人徹底變成保守的激進分子。我以前會鄙視某些見解，但現在我願意傾聽。我不認為自己是理性思考和自律的典範，但我顧慮的是，就算我樂於接受其中的某些見解（帶有批判性並慎重），那麼更急切地認同的人，或所處的情勢似乎別無選擇的人呢？……這一切帶來的結果並不是好兆頭。

部落客山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採訪過許多支持川普的人，他們一再抱怨自由主義者的不屑態度：「別再叫我們種族主義者，也別再叫我們白痴。我們才不是。我們試著告訴你們，為什麼我們不是這些標籤時，請洗耳恭聽。對了，也別再取笑我們。」

塔夫茨大學的教授貝里和索比耶拉指出，保守主義者害怕被視為種族主義者，而這種油然而生的恐懼有兩大後果：他們避免與自由主義者談論政治，也從右派的憤慨媒體尋求慰藉。此問題甚至超出保守派的範疇：多達八○％的美國人把「政治正確」當成問題。我認為，主因與自由主義者說了什麼話無關，而是與我們如何表達有關──先入為主的「叫囂文化」使一些左派分子感到厭倦。

在我參與的紅州與藍州對話中，有四名白人透露自己曾經是自由主義者，但厭倦了被人說教和責罵。他們都不喜歡川普，但他們發現川普對自由主義者比手畫腳的敵意很有魅力。其中一人說，他討厭川普，但每次左派攻擊川普的支持者時，他就沒那麼討厭川普了：「也許他是傻瓜，但他只是我們眼中的傻瓜。」

強烈抵制並不局限於男性。阿肯色州的失業婦女辛蒂‧基瑟（Cindy Kiser）曾投票支持歐巴馬，後來又有所保留地投給川普。她說自己已經對四處拋出的標籤感到麻木和疏遠，例如厭女症、伊斯蘭恐懼症。民主黨人給辛蒂的感受是：「我們根本不想和妳處在同一個民主國家，因為妳做了糟糕的決定。」路易斯安那州（以下簡稱路州）的共和黨人瑪丹娜‧梅西（Madonna Massey）也表示自己喜歡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因為他會為像她這樣的人辯護，對付那些羞辱他們是胖子、種族主義者、無知輸家的自由主義者。另外，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學生瑪姬‧霍澤姆帕（Maggie Horzempa）也表示，被自由派學生叫「潑婦」以及「女性受到的恥辱」加強了她對保守主義的忠誠度。

以上是一般保守主義者的心聲，而不是右派間諜的心聲。他們向我們傳遞非常緊迫的訊息：無論我們將他們貼上偏執狂的標籤，還是詆毀他們的生活方式、宗教或智力，自由派的輕蔑態度會促使醞釀已久的文化戰爭升溫，並進一步將保守主義者推向川普的懷中。這是奇怪的諷刺，而且這種防禦性的本能反應使人更欣然接受被譴責認同的人事物。後果既有害又不光彩，卻是現實的寫照。

《瘋狂》（Cracked）雜誌專欄作家克莉絲蒂娜（Christina H.），是在思想偏狹的環境中成長的潛在自由主義者。她寫了一篇關於自我意識形態轉變的搞笑文章，說明一旦自由主義者認同她發自內心的信念，這種轉變就能暢通無阻：「如果大家知道這是一場平凡無奇又輕鬆的旅程，那麼這趟旅程應該會更有吸引力。這可不像大膽的伊夫‧尼韋爾（Evel Knievel）躍過目前只有一人倖存的峽谷，然後下場是只能依靠吸管進食。」克莉絲蒂娜希望自由主義者明白，潛在的開明保守主義者靜靜地潛伏在社群媒體；如果他們藉由與宗教信仰相互矛盾的價值觀來傳達不滿時，沒有人罵他們是道貌岸然的笨蛋，他們就能慢慢地朝著進步主義的方向前進。

她敦促自由主義者承認，保守主義者真誠地堅守自己的信念：「我知道很難相信，國家的優勢種族或宗教的成員竟然堅信自己是被圍困的弱勢群體，但人真的會相信這一點。這並不是欺騙外界觀察者的假策略……其實人很容易相信自己所處的小鎮或當地的宗教社群，在享樂主義、自由主義的圈子中屬於『明智』的邊緣群體。」

沒有人願意把自己想成是壞人或愚蠢的人，因此沒有任何保守主義者會說這種話：「你們是對的，我的觀念既無知、自私又帶有種族歧視的色彩，我在此否定這些觀念。謝謝你們指出我的錯誤。我現在才知道自由主義者多麼了不起，我也想加入。」



反擊式蔑視

右派媒體很清楚如何激怒保守主義者。福斯新聞的蜜雪兒‧馬爾金（Michelle Malkin）、蘿拉‧英格拉漢姆（Laura Ingraham）以及陶德‧斯塔內斯（Todd Starnes）以整本書探討「自由派菁英」嘲笑美國中產階級的智力和生活方式（英格拉漢姆想出貼切的章節標題，例如〈權力歸花，沖個水花〉﹝Flower Power Take a Shower﹞）。他們觀察到一定程度的疏離感，並且盡力加強這種感覺，甚至將其當作武器。

二○一八年，全球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首席執行長韋恩‧拉皮埃爾（Wayne LaPierre）在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把矛頭指向自由派民主黨人，對他們大聲吼叫。他認為這些民主黨人要快速把美國推向社會主義者的極權主義。由於缺乏社會主義者構成威脅的證據，他轉而仰賴「知識菁英」這種可靠說法。「這些菁英覺得自己比我們更聰明，也比我們更優秀。他們真的這麼想，大家都清楚這一點。」他說。

拉皮埃爾提醒聽眾，他們應該要提防這些菁英，因為他們揶揄和不尊重美國的核心價值觀，而且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消滅憲法賦予的權利和自由，並建立社會主義的反烏托邦。「這就是為什麼第二修正案那麼重要。」

請注意拉皮埃爾的修辭變化：菁英認為自己很優秀，因此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糟蹋你們的權利，同時強加他們的意願。正因為如此，你們需要槍械來保護自己免於他們的專橫行為。像拉皮埃爾這類的右派宣揚者，將自由主義者蔑視的暗示當作武器，效果顯著。每當我們說狂妄或諷刺的話，就不知不覺地執行他們的劇本。拉皮埃爾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用於爭辯的論據。

川普在妖魔化自由主義菁英構成威脅的方面，有獨特的作風。他利用媒體作為代理人，因為他明白，自己的支持者幾十年來已習慣將媒體視為自由派菁英主義的堡壘。川普不參加白宮記者協會的晚宴，不單單是因為他臉皮薄，也是因為冷落媒體能強化其「全民公敵」狀態。他沒有參加這場華麗的社交活動，而是在搖擺州舉行集會。期間，他抨擊新聞界，還告訴大眾：「媒體對你們恨之入骨。」後來，他在推特發布分格的圖片，顯示戴著黑領帶的晚宴嘉賓，以及他親自參觀器械廠。

二○一七年，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集會上，川普告訴大眾：「我常常聽到別人談到菁英。你們一定知道我指的是誰。他們是菁英？我讀的學校比他們高等。我也是比他們更優秀的學生。我住在更寬敞、更漂亮的公寓，也住在白宮，過得真的很不錯。你們知道嗎？我認為，我們才是菁英。他們稱不上菁英。」他向群眾保證，他們是「聰明人」，然後繼續批評美國人民的公敵：「媒體可以攻擊我。但我絕不允許媒體攻擊你們，因為他們攻擊的是正派支持者。」

川普站出來反對刻薄的「自由派傻蛋」。他們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麼聰明，要不然為何入主白宮的人是川普，而非他們？走下坡的《紐約時報》以及所有相信該報內容的人都是輸家。川普是贏家，由此推斷，他的忠實追隨者也是贏家。這些追隨者願意忽視眼前所謂的民粹主義億萬富翁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他說出的話沒有審判、侮辱或批評的意味。

鐵腕人物與追隨者的聯合，是蠱惑人心的宣傳主題。當自由主義者的言行很像川普為他們編排的角色時，他們其實加強了川普的掌控權。我猜，川普會很高興看到反示威者在MAGA集會上揶揄白人不懂「霸權」的含義，也「沒有文化」。西維吉尼亞州（以下簡稱西維州）的川普選民解釋：「針對川普的負面報導不斷出現，許多人都認為媒體不公正地傷害川普。也許我們很同情他，因為我們也是被權勢集團排斥的邊緣人，所以我們了解他的感受。」這位選民表達的是關於人類行為的深刻真理──我們通常與受到同一群人攻擊的受害者建立密切的關係。

如果你是偏向保守派的美國人，要在使你為自己「政治立場不正確」的觀點和單純生活方式感到羞愧的人，以及維護你自由思考和感受權利的人之間做出選擇，你會選擇誰？

已證實的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地位、自我價值、政治或宗教信念受到威脅時，通常會產生防禦性的保守思維。如果我告訴你，愛因斯坦其實不是多麼偉大的物理學家，你的大腦可能會保持冷靜；你甚至可能相信我說的話，並改變原先的想法。然而，不只一項腦成像的實驗顯示出：如果我告訴你的事，與你對墮胎或槍械管制的看法產生矛盾，大腦中與恐懼、身分認同有關的區域就會像彈球機一般亮起來。你不太可能改變原先的想法。差別是什麼？你的身分認同和自我價值，與你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但你可能不會為了維護愛因斯坦的聲譽而擔憂。

前精神病...

前言

我讀大一時，參與過核凍結（Nuclear Freeze）運動。某天晚上，我辛苦工作到凌晨，用模板印製令人咋舌的手工小海報，上面寫著：「我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同性戀……我們只是想阻止核子武器大屠殺。」

不知怎麼回事，這張海報吸引了幾十名學生參加會議。會後，一名研究生私下把我叫到一旁，評論海報上有關恐同症和政治迫害的詞句。我本來不懂這兩個概念，但我不久就了解其中的傷害。那位研究生的說法直截了當，一派輕鬆──不羞辱，不說教，也沒有流露自以為是的憤慨。

假如她讓我感到沒面子，也許我會羞愧地離開，或找守舊的校園團體來撫平「政治正確」警方造成的創傷。但多虧她善用技巧指導我，又不會讓我存有戒心，我才能夠領悟並接受教訓。

我真希望經過此事之後，我能以她為榜樣，在美國各地播撒智慧的種子，最終發展成進步的民粹主義革命運動。但事實不盡然。

就在我大學畢業後的夏季，某天在游泳池邊，我朋友的男友得知我要搬到舊金山後，他表示絕對不會想住在有那麼多「同性戀」的地方。我回答：「如果男人對自己的男子氣概有信心，就不成問題。」若按照一九八○年代的「性別二元論」標準來看，我的回答有十足的把握，對可悲的恐同者而言，無疑是討厭的回擊。我向他表達「沒什麼大不了」的概念，但我實際上傳達了什麼嗎？該怎麼對言詞尖銳的自由主義者表達憤恨？

我繼續以類似的格調過日子。直到二○一六年大選，我根據自己的需求收聽喬恩‧史都華（Jon Stewart）的節目，以便提醒自己：像我這種受過教育的人，圈子內多半是支持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白人，我們是多麼聰明、多麼優秀啊。接著，噩夢來襲了。支持虛無主義的煽動家奪走了我們僅存的民主思想，並改造成非常糟糕、粗魯又危險的真人秀。

十一月九日，天還沒亮時，我的輕蔑態度漸漸變本加厲，不只是針對川普，也是針對他的支持者。那時，我沉迷在文章、部落格及臉書的筆戰中，不屑程度達到了極點。這些人是誰？就是一群瘋狂、支持種族主義、歧視女性並持槍的蠢蛋，他們把選票投給了自吹自擂、說話冷淡又易怒的有錢騙子。這種騙子顯然會趁著他們坐在電視機前，一邊大口喝著非精釀啤酒，一邊接受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洗腦時，冷不防地放暗箭？

其實我完全不認識這些人。但我認為自己只需要知道：他們是很容易被洗腦的愚鈍鄉巴佬，情願袒胸露背也不願穿上套裝；比起史蒂芬‧荷伯（Stephen Colbert）的諷刺才華，他們偏好安‧庫爾特（Ann Coulter）的惡毒種族主義；愛吃肉的鄉下人並不是為了遵循原始人飲食法。他們都該帶著重大的錯誤沉入海底。

在我最需要喬恩‧史都華時，他在哪裡？我還記得，他上次感謝川普從喜劇天堂搭金色電扶梯下來，以虛榮候選人的身份參選時，他正在模擬性高潮。

我們斥責和嘲笑了一半的人口，但誰又能責怪我們呢？我們怎麼可能不奚落他們？畢竟，我們的敵人早就因為出生地質疑主義、班加西（Benghazi）聽證會、槍械，以及怒斥歐巴馬健保（Obamacare）和跨性別者廁所，而變成不折不扣的瘋子了。他們太愚蠢，又有認知障礙，真可悲。講真的，假如他們不是一群可憐蟲，我們大可同情他們就罷。

還記得小布希連「核」（nuclear）的發音都不會嗎？還記得我們怎麼不小心低估他嗎？兩次吧？然後我們又低估茶黨（Tea Party）怪咖。接著，我們又低估了川普。我們確實該承認自己的狂妄，但我們更該理直氣壯──因為「紅州」土包子的愚蠢再度摧殘美國。

川普當選，使許多人感到難過、憤怒又害怕。我們每天從震驚和畏怯的情緒回過神來，盡量保護自己不受他的歹毒手段影響。通常，我們的防衛心理是以鄙視的形式呈現，融合著怒氣、憎惡及優越感。

人們面對日益寡頭政治化，並結合著軍事、監控、監獄、金融、產業的心理負擔，而共和黨與民主黨政府的更迭並不會產生多大的變化，因此百姓經常需要對當權者說出真話，以及談論關於權力的真相。然而，我們常常以文學評論家提姆‧帕克斯（Tim Parks）所說的「無效諷刺法」道出事實：

評定諷刺的標準相當簡單：只要不是朝著積極改變的目標，或無法鼓勵人更開明地思考，便是失敗的做法。但這不代表諷刺的方式不有趣、觀察力不夠敏銳或不滑稽，因為詼諧地嘲弄政敵可以達到既滑稽又令人滿足的效果，也可以強化我們的道德優越感。不過，若說到諷刺，的確不起作用。最糟糕的情況是，諷刺會使心理狀態受到更大的損害，使偏見兩極化，並激起原本譴責的行為。

帕克斯批判法國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對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的嘲諷方式很荒唐，但他也可能是指美國的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及政治人物如何培養道德與知識方面的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已引起保守美國人的反感。

我們這些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不只是強烈反對他們的信仰，也對軍國主義、社團主義、父權制、白人至上主義的殘暴大為光火。我們靠著自以為是的高傲態度表達反對，試圖證明他們的論點有誤，質疑他們的智力，並輕視他們視為神聖的價值觀──秩序、穩定、宗教、忠誠、個人主義。

凡是得罪到我們的事，我們也希望其他美國人都覺得被冒犯。假如他們沒有同樣的感受，我們不會表示認同，反而枉費心機地羞辱他們，想說服他們認同我們的觀點。但從我觀察到的事，以及從社會科學反映的情況來看，朝著左派與右派的分歧猛力投擲尖酸刻薄的「實話炸彈」，只會使分歧更加嚴重。

喬蒂‧肖克法（Jodie Shokraifard）是支持歐巴馬的勞工階級選民，她沒有參與二○一六年的大選。她講述自己在臉書看到「迷因」 將移民大隊與都市犯罪做對照，令她感到困惑的經歷。當她請臉書朋友解釋迷因時，他們譴責她是「川普腦粉」。沒人願意向她說明迷因的意涵。一個人也沒有。「回答我的疑問，比說我是種族主義者或白目還困難嗎？」喬蒂問。確實如此。這則故事告訴我們，一名女子虛心請教，只可惜傲慢的「朋友」自以為了不起。這種態度很常見，導致無數學習與成長的機會溜走。喬蒂被自由派朋友排擠後，她該請教誰呢？

有一名年輕人告訴我──暫且叫他陶德（Todd）──他向來很尊敬的阿姨得知他是偏向右派的無黨派者後，就開始在臉書攻擊他。她發布長篇大論抨擊共和主義，找他的臉書朋友吵架，並要求他回應是否支持歐巴馬。他表示不支持歐巴馬，原因在於他對醫療保健及其他議題的立場，但阿姨堅持認為他的理由站不住腳，想必是個種族主義者。於是他們的關係變得疏遠，再也無法挽回，這個轉折讓他非常傷心。

美國的政治文化變得愈來愈分裂、惡毒、粗魯、殘忍又可恨。「主流媒體，」柏克萊新聞研究所的所長愛德華‧瓦瑟曼（Edward Wasserman）說：「從誤導大眾溝通的方式，賺了不少錢。」政治對話成了盲目偏袒、刻薄的嗜血娛樂，對媒體界極為有利，卻對社會極為不利。

左派分子並不是殘酷和仇恨的主要傳播者，但我們在貶低政治對話文化的價值方面是同謀者。我不認為以下這兩者在道德層面同等：（一）針對弱勢群體的可憎言論與行動。（二）針對助長或默許偏見者的粗鄙、狂妄或有惡意的言辭。然而，我認為前者盛行並不能證明後者盛行的合理性，尤其對象是美國夢在沉睡中化為泡影的低收入白人。

即使是參與左派，也會讓人覺得像參與循環砲轟隊。在二○一六年的初選期間，有些憤怒的希拉蕊支持者譏笑「伯尼兄」，而有些惱火的伯尼支持者譴責希拉蕊是「民主黨內的共用蕩婦」。

或許進步主義者認為挖苦人和沒耐心合乎情理，畢竟我們失守和平與社會正義的速度，就像大冰原質量減少一樣快。我們的對手怎麼會不明白川普與共和黨（以及某些人認定的新自由主義民主黨人）要逼我們跳下懸崖？

《紐約客》諷刺作家安迪‧鮑洛維茲（Andy Borowitz）指出自鳴得意的自由主義者懶得再啟發無知的人：

最近的民意調查表明，許多美國人厭倦了為傻瓜釋疑解惑，尤其是談論的問題不言而喻時……根據這項由明尼蘇達大學民意研究所進行的調查，當數百萬人因無法向傻瓜解釋清楚非常基本的資訊，而傷腦筋一段時間時，引起的挫折感已達到了極限。

有許多顯而易見的事，體現出人們不願意再試著與蠢人溝通，例如氣候變遷會導致棲息地嚴重破壞及駭人的滅絕事實尤為明顯。多數人表示不想再跟笨蛋浪費口舌。

我想，鮑洛維茲是在嘲笑自由主義者的優越感，但我不信我們是他譏諷的對象。川普宣布參選的一週後，這篇文章發表於網路，鮑洛維茲與史都華一樣都乘機利用川普送給諷刺作家的禮物。不過，就像帕克斯批判《查理週刊》的無效嘲諷內容，此文也煽動了原本譴責的行為。

羞辱對手是很危險的事。即使羞辱的方式既巧妙又令人滿意，卻不夠明智。蒙羞的感受參雜著羞愧和憤怒。德國社會心理學家伊芙林‧琳德納（Evelin Lindner）形容蒙羞是「情感的核彈」。剝奪別人的尊嚴後，羞辱引起的極大傷害，會使受辱者認為有必要對欺侮者施加更大的痛苦。琳德納指出在德國、索馬利亞、盧安達、塞爾維亞的種族滅絕史中，可怕的蒙羞問題不斷加劇。她學到了索馬利亞諺語：「羞辱比死亡更糟糕；在戰爭時期，言語暴力比子彈更傷人。」

大多數川普支持者的觀點與自由主義者格格不入。當我們進一步將觀點轉化成羞辱、詆毀及排斥別人時，麻煩就出現了。這些「可憐蟲」不僅蒙受可鄙的信念體系，也承受著差勁的品味、低智商及輕信。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就像對待呆板又俗氣的典型偏執狂，或被洗腦的福音派教徒──他們沒有抱怨的正當理由。

我們否認川普支持者發牢騷的合理性，是因為我們忽略了信奉民族主義的白人妖言惑眾，強行控制上述的不滿問題。然而，琳德納警告：「為了我們自己著想，也考量到安全，我們一定要認真研究並關注所有的屈辱感受，因為即使造成的傷害是想像出來的，報復行為卻是血淋淋的事實。」我們剝奪別人的人性時，其實也是在鼓勵別人激發我們的獸性。惡性循環開始運轉時，離心力足以拋棄支撐整個社會的利他主義推動力。

川普堪稱「蔑視之王」。他對國家缺乏積極的願景，經常藉著侮辱敵人來填補內心的空虛。左派沒有持續專注在創造與傳達有效的進步議題，反而利用刻薄的推文和YouTube上的攻訐反擊，以期實現自由派英雄「徹底摧毀」或「擁有」保守政黨。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在二○一八年的國情咨文，嘲諷地回擊川普時，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因此被封為「傲慢女王」。此事發生在美墨邊境牆的資金問題形成對峙時，川普的「男子氣概」遭到質疑，並被比喻成臭鼬之後。

無論川普有多麼粗魯無禮，我們還是可以選擇自己的表達風格，也就是選擇通往的途徑──作家查爾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稱之為「內心深處更美好的境界」。每當我們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妨考慮這幾個問題：尖刻的反擊能減輕我的傷痛和恐懼嗎？效果能持續多久？這樣做可以觸動別人的心，或喚起別人的痛苦，然後把我當成同胞看待？

有些人認為務必採取以牙還牙的方式，把重視禮貌的溝通呼籲當作一種保護壓迫者的語氣管制形式，而這種形式令人反感。其他呼籲行動，包括夢想部隊（Dream Corps）的「愛軍」（#LoveArmy）計畫、革命之愛專案（Revolutionary Love Project）、威廉‧巴伯（William Barber）牧師的裂痕修復運動（Repairers of the Breach），皆主張團結以及尊重所有人的人性是延續社會正義的先決條件。「愛軍」的使命是在不使分歧加劇的情況下獲勝。該計畫要求成員致力於引導一些原則，例如「互相幫助，互不指責」、「團結起來，互不使喚」、「修補分歧」。

一九五九年，小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為反戰聯盟（War Resisters League）發表演講時，提到公民權利的奮鬥是為了對抗惡勢力，而非惡徒；最終目標是救贖、和解以及創造令人喜愛的社群。「憑著滿腔恨意和怨氣去報復，只會增強宇宙中的仇恨……人要有足夠的理智和道德觀，才能切斷憎恨的鏈條。」他說。

經過幾十年的回響，我在二○一九年的排外與歸屬大會（Othering & Belonging Conference）聽到同樣的觀點。牧師班‧麥布萊（Ben McBride）的停戰行動（Operation Ceasefire）計畫，使加州奧克蘭的謀殺率降低了四○％，並呼籲聽眾「嚴以治理，寬以待人」以及禁止排擠對手：「如果你在過程中成了暴君，抵達樂土又有什麼意義呢？」他成立的PICO加州（PICO California）組織致力於消除隔閡，而非決裂。

二○一七年，黑命關天（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共同創辦人艾莉西亞‧加爾薩（Alicia Garza），在底特律發表一場有影響力的演講，也引起了類似的共鳴。她省思不僅要壯大權力，還要改造權力的需求，並籌劃一些跨越不同界限的運動，避開復仇的欲望，以期召喚人們回歸人性。儘管她的演講主要與白人女性在社會正義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有關，我相信她闡述的原則也適用於保守主義者。

凡是抵制解放關係潛力的運動，注定會失敗。凡是認定不可能實現變革的運動，終究徒勞無功。即使有機會，也不是每個人都樂於追求變化。但許多人願意改變，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創造出比現狀更有吸引力的另類選擇。殖民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異性戀本位、父權制──這些體制都會毀壞人際關係的連結。我們發起的運動一定要有所不同：謀求建立許多不同類型的關係，抵制拆散我們的體制，遏制恐懼和仇恨，排斥凌駕一切的權力，支持權力共享……我們要研究如何創造嚮往的世界，同時廢除不嚮往的世界。

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偏激的包容理念。有些人認同理論，卻無法或不願意遵守。信念攸關網（Faith Matters Network）創辦人珍妮佛‧貝莉（Jennifer Bailey）牧師憐憫地解釋，有些人承受的痛苦太過沉重，以至於無法豪爽地參與消除鴻溝的行動。付出的過程多多少少需要「被討厭的勇氣」，而這一點對受到白人至上主義、異性戀父權制或階級歧視傷害的人而言，是不可能的任務。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代表我個人決定如何與那些我認為觀念有害、危險或不合理的人溝通。身為體格健全、財務穩健、順性別、異性戀、在本土出生的猶太裔白人女性，我不受川普引起的諸多威脅影響，也不想批評被壓迫者決定如何保護自己或表達悲傷、恐懼及憤怒。因此，我藉著這本書發出邀請，而不是開處方箋。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是為了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而寫。他們希望能夠與數千萬支持川普及其觀點的美國人交流。在這些人當中，也許有你的家人、朋友或鄰居，還有你在二○二○年夏季與秋季拜訪的選民，或觀看你的推文、部落格、臉書貼文、寫給編輯的信、競選廣告的人，以及聽你說話的人。如果你從二○一六年開始，一直在躲避川普的支持者，或帶著怒氣而受宿醉之苦，那麼你很適合讀這本書。

前言

我讀大一時，參與過核凍結（Nuclear Freeze）運動。某天晚上，我辛苦工作到凌晨，用模板印製令人咋舌的手工小海報，上面寫著：「我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同性戀……我們只是想阻止核子武器大屠殺。」

不知怎麼回事，這張海報吸引了幾十名學生參加會議。會後，一名研究生私下把我叫到一旁，評論海報上有關恐同症和政治迫害的詞句。我本來不懂這兩個概念，但我不久就了解其中的傷害。那位研究生的說法直截了當，一派輕鬆──不羞辱，不說教，也沒有流露自以為是的憤慨。

假如她讓我感到沒面子，也許我會羞愧地離開，或找守舊的校園...

目錄

謝辭
前言
第一章：輕蔑及引起不滿的原因
第二章：針對階級的輕蔑
第三章：為何不是人人加入自由派
第四章：好奇心：矯正輕蔑的解藥
第五章：和平共處
第六章：保持鎮定
結論：架橋或拆橋？

目錄

謝辭
前言
第一章：輕蔑及引起不滿的原因
第二章：針對階級的輕蔑
第三章：為何不是人人加入自由派
第四章：好奇心：矯正輕蔑的解藥
第五章：和平共處
第六章：保持鎮定
結論：架橋或拆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