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走遍了世界各國，尋找動盪不安之地。這就像是一種癮頭，教我難以抗拒。這個癮頭部分是發自內心的願望，即運用外科醫師的專業知識，幫助慘遭不幸的民眾；部分則源自一股興奮感，可以置身於險惡的環境、住在一般人沒去過也不想前往的夾縫地帶。

自古以來，人類時時發動戰爭，對象常是自己的鄰居。以往戰場上都是士兵承擔傷亡的風險，戰爭可以細分成一連串的會戰，地點通常離平民百姓很遠，唯有作戰人員在前線交火。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戰爭愈來愈專業化，這樣的情況開始轉變，傷亡的多半是無辜的民眾，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不僅受害人數不斷成長，造成傷亡的速度也一再提升。幸好，七十多年前日本的那場慘劇沒再度上演。當時破壞力驚人的兩顆原子彈先後落下，奪走數十萬條人命。可是，我們擁有愈來愈強大的火箭、飛彈、炸彈等各式投放系統，用意都是要對人體造成重創。而受到戰爭衝擊最大的人，往往最缺乏抵抗的能力，多為貧窮或弱勢，生活匱乏簡陋，無法享有西方國家習以為常的便利設施。戰爭只會讓本來就困苦的民眾更加生不如死。

世界各地有許多慈悲為懷的醫師與護理師—真要感謝上帝，想以醫療照護為畢生職志的人，一直都占了人口一定比例。但戰爭或天災等重大事件，在在挑戰著照護能力的極限。難民的傷勢愈來愈嚴重，黃金救援時間愈來愈短，資源愈來愈稀少，隨時可能用盡；醫療人員的壓力愈來愈大，而且往往自己也置身險境。即使在和平時期訓練有素的外科醫師，目睹了戰區景象依然會倍感震驚，我自己就是如此。外傷科醫師得花很多時間累積所需的能力與經驗，才能因應各式各樣的難題。

二十多年來，我花了大把時間自告奮勇前往危險的地帶（原因容我在後文詳述），幫助那些天災人禍波及的民眾。面對這些重大事件，他們往往束手無策。我多次冒險進入他人戰事之中，舉凡阿富汗、獅子山共和國、賴比瑞亞、查德、象牙海岸、剛果民主共和國、蘇丹、伊拉克、巴基斯坦、利比亞、加薩走廊、敘利亞等地都有我的足跡。有時，我可以在遠離戰火又設備完善的醫院進行醫療工作，有時則遷就於前線設備簡陋的野戰醫院，即我們所謂的「嚴峻環境」，無法仰賴X光機或電腦斷層掃瞄儀器等檢驗設備。

我為何要一再回到充滿苦難與心痛的地方呢？答案很簡單：幫助那些面臨人生重大危難的民眾，他們像你我一樣有權接受適當的照護。

假如有個小小孩因手指被門夾住而大哭，而我們是唯一在場的大人，通常會怎麼辦呢？我們會把可憐的孩子抱到懷裡，同理孩子感受到的疼痛，安慰他一切都會沒事的，展現愛與關懷—擁抱本身就傳遞了一種安全感，彷彿在說：「我在這裡陪你、保護你，幫助你好起來。」

現在把場景換成戰區，眼前是身負重傷的患者，就需要同樣的憐憫心。傷患希望得到安慰與照護，醫病關係建立之初即必須符合這個需求，同時要鞏固傷患的信心，相信醫師能予以協助、進行妥善醫療，減輕受傷的疼痛。

即使是太平盛世，醫院處處都可能牽動情緒；身處戰爭環境之中，一切感受更加放大，因此務必要給人自信又可靠的感覺。在這方面，我已經比以前嫻熟多了。然而，如今事態十分嚴峻，因為通常四周武器遍布、情勢更加緊張，而且槍治超越法治。我曾出入許多險境，能活到現在純屬僥倖。

日內瓦公約所要保護的不只是傷患，還包括戰時醫療人員。二○一六年，我在倫敦舉辦了一場示威遊行，反對無差別轟炸敘利亞與其他戰區的醫院。醫院必須受到保護與重視。炸毀醫院不僅道德上有罪，更反映了惡毒的心腸，因為主事者往往視其行為合理，因此故意為之。敘利亞衝突頭六年，各地醫院就遭到超過四百五十次攻擊，其中九成都是敘利亞和俄羅斯政府所主導。在衝突過程中，醫療設施有數個月幾乎每天都遭受砲火攻擊。這些行徑本身當然歹毒，否認其正在發生同樣可惡。

一九九○年代初期，我只是一名年輕的醫師，根本無法想到自己居然會舉辦示威遊行、接受電視專訪呼籲設置人道走廊，或成立基金會以便傳播外傷醫學知識。過去的我絕對認不出有這番作為的自己，但我還是我，無論是過去或現在的自己，都是來自威爾斯的成長經驗，加上數不清形塑了我如今性格的因素。

我現在力推的倡議與教學，都是過去一切經歷的產物，而近年來我在敘利亞的經驗尤其重要。二○一二年以來，我總計造訪了敘利亞三次，還有幾趟是前往邊界地帶，那段時期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我開始認真整理多年來習得的知識，分享給其他醫師，尤其是國家正逢戰亂的那些醫師。我也開始對世界強權感到無比憤怒，這些大國居然眼睜睜讓醫院淪為戰略目標，醫療人員不過想拯救人命罷了。最神奇的是，我居然認真開始跟一位女性交往，真心想跟她共度餘生，後來也順利娶她為妻，共組家庭。

二○一二年以來，雖然我也去過其他地方，但敘利亞貫穿了我人生中最不可思議的時期，也是我一再造訪的國家。每趟旅程都充滿了意想不到的收穫、挫敗與危險。

―1―炸彈工廠

我十分小心地先用手指夾住，隨後把它拉出傷口，拿起來端詳一番；身旁的敘利亞助手看了一眼，臉色瞬間慘白，顯然知道這是何物，脫口說出：「Mufajir!」隨即轉身逃離房間。

我和麻醉醫師兩人面面相覷。我手上的東西該不會是炸彈吧？

自願放無薪假的戰地醫生

二○一二年，倫敦夏季奧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英國隊奪下的獎牌數量打破以往紀錄。國家選手的表現優異，加上賽事辦得十分成功，讓英國上下沉浸在榮光之中。難以想像的是，搭機僅僅數小時的路程之外，有個國家正陷入動盪的無政府狀態。

當時，我的正職是替英國國家健保局工作。整年下來，我主要在倫敦三家醫院服務。在聖瑪莉醫院，我是血管暨外傷科主治醫師；在皇家馬斯登醫院，我則協助一般外科、泌尿科、顎面外科與婦科等不同專業的腫瘤外科醫師，完整切除大型腫瘤，再進行血管重建手術；在雀兒喜暨西敏醫院，我擔任腹腔鏡（俗稱鑰匙孔）暨一般外科主治醫師。但除了這些工作之外，我從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幾乎每年都會前往戰區待上數週，專門進行外傷手術。我時常緊盯著電視新聞，留意即將掀起戰亂的熱點，心想不久後就會有援助機構請我前去幫忙。

我只要接到這類電話，心跳便會瘋狂加速，同時升起一股衝動，想剷除眼前任何可能的阻礙。我當下的回應永遠都是：「等我兩小時左右，我會回電給你。」這類電話打來的同時，我可能在動手術、幫同事的忙，或看例行門診。無論我人在哪裡或在做什麼，想去的欲望永遠都很強烈，簡直難以抗拒，但有時不得不拒絕。每個月，我平均會接到兩次不同機構的洽詢，想成為全職醫療志工並非難事，但我也不得不維持生計。的確，一個月的戰地醫療服務可以得到約三百英鎊的酬勞，但多半都會花在日常開銷上頭。

由於雀兒喜暨西敏醫院已與我簽訂合約，因此在口頭答應對方前，我都會打電話給該院外科主任，說明哪個地方發生人道危機、哪個單位請我前往支援，然後立即向外科主任請無薪假。主任往往不會反對—「你只要安排好自己的門診、手術與待命時段就沒問題。」我目前還沒被拒絕過。自願放無薪假又做好份內工作，果然有助減輕健保局的疑慮！

因此，二○一二年「無國界醫生」巴黎總部來了通電話，詢問我是否願意到他們在敘利亞成立的醫院工作。我一如往常在家打點大小事、收拾好醫療用品箱，就搭機前往土耳其了。

我跟大多數人一樣，知道敘利亞是一個中東國家，過去一直未能避免捲入許多鄰國的軍事衝突—包括伊拉克、黎巴嫩和以色列在內，鮮少見到寧靜之日。就我過去的印象所及，敘利亞是個封閉、略帶神祕但整體和平的國家，當地民眾熱情好客，不時會見到愛探險的歐美遊客前往度假。

治療比戰鬥更危險

我前往的國家中，許多都在威權統治政權遭反抗後陷入動亂，這已是老生常談，後文會再討論。真空也許不見容於自然界，但權力真空正中戰爭販子下懷。以敘利亞為例， 威權政府的背後是阿薩德家族，一九七○年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發動政變奪權後便統治至今。二○○○年哈菲茲過世後，兒子巴夏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贏得百分之九十九點七的選票，確定攬下大權，成為敘利亞現任總統。阿薩德家族是伊斯蘭什葉派少數分支阿拉維派（Alawite）的領頭羊，而敘利亞人口有四分之三都是遜尼派教徒。阿薩德家族儼然也是許多人崇拜的偶像，不少辦公室和商店都看得到哈菲茲和巴夏爾的畫像。阿薩德父子先後掌權，統治敘利亞數十年，還有作風殘暴的祕密警察撐腰。這些警察往往戴著墨鏡、身穿皮革夾克，模樣格外顯眼。

我與敘利亞的緣分很早就開始了。一九七○年代，我父親曾指導過一位名叫布洛克的敘利亞醫師，還稱讚布洛克是他合作過最優秀的專科醫師。另外，早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我就認識了年輕的巴夏爾．阿薩德，他當時在倫敦西區眼科醫院擔任住院醫師。猶記得，我們討論著某位患者頸動脈的血塊何以導致眼疾。他為人親切又有禮—萬萬沒想到，多年後我們會再度相遇。

二○一○年，敘利亞的局勢已開始轉變。當時，突尼西亞的民眾走上街頭，展開大規模示威遊行，宣洩對現況的不滿，抗議政府貪汙、失業率攀升與缺乏言論自由。那年元旦，長年掌權的突尼西亞總統遭到罷黜，引起北非與中東一帶國家的關注，這些國家也面臨類似的政府腐敗問題。二○一一年初，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蘇丹街頭一再出現抗議活動，這股浪潮又蔓延到伊拉克、黎巴嫩、約旦和科威特等地，而後在利比亞、埃及、葉門、巴林和敘利亞五國形成所謂的「阿拉伯之春」，陸續引發嚴重暴動、政權垮台乃至全面內戰。目前，唯有突尼西亞成功脫離動亂，推動民主改革，其他國家的局勢可說是每下愈況。

在敘利亞，所有要求阿薩德總統下台的抗議活動，都遭到格外血腥的鎮壓。我認為，假如當初敘國政府以較為溫和的方式回應，內戰根本可以避免或快速趨緩。二○一一年三月，幾個孩子在南部城市達拉亞牆上噴了反政府的塗鴉。阿薩德居然派出維安部隊拘留這些孩子，還加以嚴刑拷打，引發數千位民眾上街抗議。三月二十二日，阿薩德部隊闖入達拉亞市的醫院占領整棟大樓，還安排狙擊手在屋頂上待命。隨著抗議示威愈演愈烈，狙擊手開始朝群眾掃射。一位名叫阿里．瑪哈米德的外科醫師在替傷患治療時遭到擊斃，而當天傍晚有數千位民眾出席他的喪禮致哀，也遭到掃射。狙擊手在屋頂上駐守長達兩年之久，朝著單純想到醫院治療的病人與傷患開火。

隨著抗議聲浪延燒至敘利亞全境，分歧的勢力撕裂著社會，深受其害的卻是該國醫療系統。反抗敘利亞政府的人士多半屬於遜尼派，敘利亞自由軍即是從中崛起。他們很快發覺，戰鬥負傷後尋求治療的危險，居然不亞於戰鬥本身。

前言

我走遍了世界各國，尋找動盪不安之地。這就像是一種癮頭，教我難以抗拒。這個癮頭部分是發自內心的願望，即運用外科醫師的專業知識，幫助慘遭不幸的民眾；部分則源自一股興奮感，可以置身於險惡的環境、住在一般人沒去過也不想前往的夾縫地帶。

自古以來，人類時時發動戰爭，對象常是自己的鄰居。以往戰場上都是士兵承擔傷亡的風險，戰爭可以細分成一連串的會戰，地點通常離平民百姓很遠，唯有作戰人員在前線交火。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戰爭愈來愈專業化，這樣的情況開始轉變，傷亡的多半是無辜的民眾，時至今日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