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不同的民族或國家，各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價值；不同的歷史文化價值，將各自形成不同的國際體系；不同的國際體系，各有不同的國際秩序原理，用以規範其天下(國際)秩序，詮釋其天下(國際)行為。截至近代，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嚴密而言，傳統中華世界稱天下，西伐利亞條約體制下的歐美世界則稱為國際，頗有不同。

東西方之間的天下關係與國際關係，其最大差異點在於組成體不同，扼要言之，西方是由nation state＝民族國家之間所形成的各種關係，東方則是由天下與國家間所形成的種種關係。西方稱為國際關係，東方稱為事大交鄰關係，亦稱天下國家關係。因此，以西方民族國家間的國際關係來定義、詮釋以及規範東方間傳統的天下國家關係是錯誤的，因為它不但犯下了時空倒置的錯誤，而且也犯下了西洋價值中心主義的偏頗。因此本書在研究上所設定的問題意識，在於重新認識東方的「天下國家關係」，進而還其本來面目與樣態。那麼，東方間之傳統天下國家關係(西方稱為國際關係)的原貌是什麼? 對此，本書擬透過各朝各代的第一手史料，以還原其史實真相，進而找出其規範華夷間之天下國家關係的秩序原理，稱之為「天下秩序原理」或「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然後透過「天下秩序原理」或《中華世界秩序原理》重新詮釋「華夷世界」的秩序運作，除用以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論述外，並用以還原東方天下國家之中華世界秩序的真正面目。

自古以來，中國即是由「多民族所構成的天下國家」；然西方自羅馬帝國崩解以降，就演變為「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民族國家」。多民族國家與單一民族國家，組成的民族元素各有不同，故其所各自構成的國際體系當然也就有所不同，而規範各該天下體系或國際體系及其天下關係或國際關係的天下或國際之秩序原理，當然也會有所不同。以儒家文化、文明所構成的天下體系或天下秩序原理稱之為《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或《天下秩序原理》，因而稱其天下邦國關係或國際關係為「五倫天下關係」，故又稱其規範天下對邦國關係的原理為〈五倫天下關係論〉。相對的，本文稱規範以基督教文明為中心之西方國際秩序為國際關係，並稱規範近代西方國際關係的原理為《萬國公法》或統稱為《國際法》。又，規範東方之天下關係(或稱天下國家關係、天下邦際關係)的〈五倫天下關係論〉是涵蓋「五倫」之「倫理典範」的天下秩序原理；相對的，規範西方以基督教文明為中心的「國際關係典範」則是以「國家利益」為主的國際秩序原理。前者，追求「共善」，是具有倫理價值判斷的天下階層邦際關係體制；後者，雖然追求主權對等，但卻純以自身利益為考量之「獨善」理性判斷的國際關係體制。二者之主要差別，在於包容性，此猶如「多神教」對「一神教」所延伸的「共善觀」對「獨善觀」。

惟自歐美工業革命爆發以降，近代科技日新月異，其資本主義的發展達於高峰，旋即轉換成為「獨善其身」進而「以鄰為壑」的帝國主義，透過科技武力的提升而殖民全球，西方《國際法》隨著西力擴張遍及全球。東方由於西力東漸，西方遂挾其堅船利炮之霸道外交，乃開始挑戰強調「義利之辨」的東方王道政治。清朝因屢戰屢敗而屈居劣勢，遂在西方近代《萬國公法》的宰制下，一而再，再而三的簽訂城下之盟，從此規範中華天下之東方國際體系的天下秩序原理，自此消聲匿跡。由此可知，中華天下體系之所以敗於西歐國際體系，其實並非其國際秩序原理劣於西方國際法所致，而是中國未曾參與歐美工業革命使然。是故，當科學與科技正迎頭趕上之際，東方如何找回強調「義利之辨」的王道政治，重新建構此一規範東方天下秩序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尤以重構具有倫理典範的〈五倫天下關係論〉為先，進而運用《中華世界秩序原理》詮釋天下秩序之發展，深入挖掘演繹「中華歷史文化價值」，此乃本書之研究宗旨。

以傳統中國為中心的〈五倫天下關係論〉，曾規範東方國際秩序長達二千年以上。以其天下秩序原理＝《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中華天下邦際法」之〈事大交鄰論〉為主體所建構的天下邦際關係，必然和西方以近代《國際法》為主體所建構之主權對等的國際關係，截然不同。在《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事大交鄰論〉下，事大關係建立君臣體制而形成天下對邦國的上下階層關係，此即君臣之邦；交鄰關係則建立在階層性天下體制的前提下，因邦國與邦國間相互往來而建立具相對之對等關係，稱之為兄弟之邦。同時，天下間也因「和親」關係之故，建立天下與邦國間的姻親關係，因而形成階層性天下邦國秩序體制。總之，天下關係體制，因屬透過五倫的「倫理典範」，來規範其邦際關係，建構其天下秩序，因此形成「君臣之邦、父子之邦、夫婦之邦、兄弟之邦、朋友之邦」的天下體制與秩序。又，因〈事大交鄰論〉故在中華世界秩序體制中具有「天下」與「邦國」並存的「天下國家關係」。「天下＋邦國」的「天下關係」，其最大的特徵就是天下共主居於頂點，透過家族倫理的「五倫」序列，將「天下一家」的概念加以「階層化」，用以統轄華夷四裔，進而規範其轄下之天下邦國階層秩序，故稱之為天下階層秩序體制。

以傳統觀念而言，此即規範「事大交鄰」的秩序體制，而規範其天下秩序體制的原理就是〈五倫天下關係論〉。因此在〈五倫天下關係論〉中，五倫所屬之邦(國)際關係，各有其規範性的倫理典範。其中，「君臣倫」規範「君臣之邦」；「父子倫」規範「父子之邦」；「夫婦倫」規範「夫婦之邦」；「兄弟倫」規範「兄弟之邦；「朋友倫」則規範「朋友之邦」。最後，因〈五倫天下關係論〉結合了〈封貢體制論〉，故在政治與倫理兩相結合之後，開始以五倫的「家族倫理秩序」來規範天下的「政治倫理秩序」，而規範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五倫之邦」政治秩序的共同公約數就是「倫理」，因其規範天下秩序即「宗藩秩序與藩藩秩序」的倫理計有五種，故合而稱為〈五倫天下關係論〉。

一般而言，規範天下秩序體制者，或可稱之為天下邦際關係，而規範西方民族國家間之國際秩序者則稱之為國際關係。由於「國際關係」一詞，早已隨著西方學界定義民族國家間主權對等的概念，並已成為普及全球學界的用語。相對的，在傳統的中華世界中，並無西方式的民族國家，也無西方主權對等的概念。因此，歐美的「國際關係」、「國際法」，並無法對近代以前之東方「天下關係」、「天下秩序原理」進行正確而合宜的詮釋，因為天下及其秩序原理乃是充滿倫理價值與階層秩序的概念與規範。

基於東西國際秩序原理的形成具有根本上的差異，為了便於理解，也為了調和東方與西方學界、溝通人文與社會科學間之概念與見解上的歧異起見，尤其是因社會科學界掌握了普及全球的「國際關係」概念，而人文學界則堅守「天下關係」概念，日益形成楚河漢界的鴻溝。因此，既不需要也無須勉強調和雙方在概念上的衝突，但是必須對雙方之歷史文化價值迥異的用語，基於史實做客觀的表達，讓東方、西方學界與人文方、社會科學方對其所見所體會之歷史文化價值與史實真相都能客觀的呈現。因此，我們必須容忍異見，早日挖掘經學史的歷史文化價值，透過客觀史料重建史實，並進一步詮釋中華世界「天下體系」的原理原則，此即本文的研究宗旨所在。

五倫之中，華夷雙方透過天下或邦國的「統治者」＝「皇室」或「王室」相互之間的和親關係，所建構遵循的天下關係，是為「夫婦倫」的天下關係及其天下秩序。 所以「夫婦倫」天下關係，原植基於華夷間基於和親所形成之天下國家間的倫理秩序。以此類推，華夷雙方透過天下或邦國的「統治者」＝「皇室」或「王室」相互之間的君臣關係、父子關係、夫婦關係、兄弟關係、敵體關係，所建構遵循的天下關係，是為基於「和親關係」所形成的「夫婦倫」，進而衍生出「君臣倫」、「父子倫」、「兄弟倫」、「朋友倫」的天下關係及其天下秩序。又，如何建構「夫婦倫」、「君臣倫」、「父子倫」、「兄弟倫」、「朋友倫」之「天下關係」的政治性華夷倫理秩序，包括進行理論建構，歷史事例的驗證，及其概念與論述的發揮，就是本書的問題意識以及行文建構《天下秩序原理》之〈五倫天下關係論〉的內涵。

因此，本文擬依歷史發展過程，先行建構〈五倫天下關係論〉的理論論述，進而以兩漢、隋、唐、五代以及宋遼與周邊民族或國家間，因敵體建立朋友之邦、兄弟之邦；因和親而建立夫婦之邦、君臣之邦；因大一統而建立君臣之邦、父子之邦；因王朝崩解而建立君臣之邦、父子之邦、兄弟之邦，甚至夫婦之邦；又，因天下分裂，南北對立且勢均力敵而建立兄弟之邦，最後因敵體抗禮而演變成為敵體的朋友之邦等五倫天下關係的變化史例；進而以此做為事例，並進一步驗證「君臣倫」、「父子倫」、「夫婦倫」、「兄弟倫」、「朋友倫」等「五倫典範」對天下關係、對天下秩序之穩定與維持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均已明白。至此，基於「五倫」的政治倫理所建構之〈五倫天下關係論〉皆已一一呈現。理論建構既已告完成，研究目的也就達成階段性的任務與目的。

總之，〈五倫天下關係論〉源於儒家規範人倫的五倫＝(1)君臣倫、(2)父子倫、(3)兄弟倫、(4)夫婦倫、(5)朋友倫。其後，透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推論過程，遂由倫理轉為實學，由個人修身擴大為氏族齊家、經封建治國而終於平天下，具有上下尊卑與長幼有序的差異。規範「一家」需要「夫婦倫、父子倫、兄弟倫」，規範「天下」需要「君臣倫」，規範「社會」需要敵體抗禮的「朋友倫」，因而有了君臣之邦、父子之邦、夫婦之邦、兄弟之邦、朋友之邦。其中，五倫各有倫理典範以規範其倫理秩序，是為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國將其歷朝歷代所積累的歷史文化價值結晶，透過《十三經》與歷朝歷代史料，將家族、社會、國家以至於天下之「倫理典範」的運作，所形成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正因為有此《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的運作，乃得一窺〈五倫天下關係論〉對維護天下倫理關係，追求天下共善，邁向天下和平的運行特色。

緒論



不同的民族或國家，各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價值；不同的歷史文化價值，將各自形成不同的國際體系；不同的國際體系，各有不同的國際秩序原理，用以規範其天下(國際)秩序，詮釋其天下(國際)行為。截至近代，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嚴密而言，傳統中華世界稱天下，西伐利亞條約體制下的歐美世界則稱為國際，頗有不同。

東西方之間的天下關係與國際關係，其最大差異點在於組成體不同，扼要言之，西方是由nation state＝民族國家之間所形成的各種關係，東方則是由天下與國家間所形成的種種關係。西方稱為國際關係，東方稱為事大交鄰關係，亦...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曾於同治三年（1864年）將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原理)學說譯為《萬國公法》，並由京師同文館公刊出版。在此之前，《萬國公法》只是規範西方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秩序原理，其道理在於各國際體系因其歷史文化價值各有不同所致，故其國際秩序原理也就各有不同。

因此，英國曾於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出使中華，於朝見乾隆皇帝時，中國依〈天朝定制論〉往例以貢使待之，因而爆發「天朝上國」對「大英王國」的衝突。此即東方依「天下階層體制」與西方循「主權對等體制」之「天下秩序原理」與「國際法秩序原理」間的衝突。

然自工業革命後，西方國力急速上昇，英國在國富兵強後，於清末先挾其「船堅炮利」的武威擊敗清朝，再以《萬國公法》的文攻強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以束縛中國，進而將鴉片合法化以麻醉中國。從此，清朝由《天下秩序原理》規範的天下，淪落成為《萬國公法》規範下的老弱國家。從此，隨著清朝中國的式微，《天下秩序原理》＝《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從此就消失不見了。

規範東亞國際體系的的國際秩序原理，本書稱之為《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或《天下秩序原理》。然而，何謂《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或《天下秩序原理》? 於今，其內涵卻無人真正知曉，蓋其非成文法所致。二戰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組織編纂之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一書來看，這是天下秩序中關於「朝貢體制」的「現象研究」，而非針對天下秩序的「原理研究」。此外，戰後以日本東京大學西島定生為主體之東洋史研究則提出「東亞世界與冊封體制」的研究。前者，開啟了朝貢體制的研究。後者，則開啟了冊封體制研究，可謂東西相互輝映。二位大師因之開創了戰後「朝貢體制」與「冊封體制」的「冊封朝貢體制」研究熱潮，乃有今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將現象結合理論的〈封貢體制論〉研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甚至擴大其研究的廣度與深度而有進一步拓展建構成為《天下秩序原理》＝《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趨勢。

《中國傳統「國際關係」之論述¬─¬─〈五倫天下關係論〉的規範性理論建構》一書，即是一本企圖將傳統中國之「天下關係」與西方之「國際關係」進行切割，進而建構中國之〈五倫天下關係論〉的嘗試性作品。按國際關係一詞乃源自西方，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各式各樣關係。眾所皆知，西方的「國家」是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理論上為「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政治實體，實質上在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案例，比如，較單純的英國尚有英格蘭、蘇格蘭以及愛爾蘭等民族，美國也有原住民印地安民族，西班牙則有加泰隆尼亞民族，日本也有蝦夷民族。那麼，中國的「國際關係」與民族組成又如何?中國因自古以來，即為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天下國家」，故它與西方民族國家的觀念截然不同，相互之間所運作的聘交關係，不是西方式的國際關係，而是基於「天下國家」概念所進行之「天下與邦國」間的「事大關係」和邦國與邦國間的「交鄰關係」，因此合稱之為〈事大交鄰論〉。但是天下的共主則由「天下國家」之中，不但最具活力，且最強大的邦國或民族，透過《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爭天下論〉，進行朝代更迭，雖以漢族為主體，但非任何一個民族或某一邦國所得以永久把持或掌控。其中，有華對華的「異姓革命」，也有夷對華的「夷狄入主中國」，因此中國有二十五史記載華夷融合的朝代盛衰興亡。

在「中華世界帝國」的天下概念下，諸民族在〈封貢體制論〉之下，各自組成邦國，一面向天朝貢獻，一面接受天朝的冊封，故天下之中既有稱可汗的汗國，也有稱國王的王國。相對於汗國、王國，天下之中更有稱皇帝的帝國，統轄汗國與王國，因為它是由多民族所共同組成的「天下國家體系」，乃屬「階層型」且具「倫理價值」的天下關係，本文稱之為「五倫天下關係」，乃是完全異於西方民族國家之間所組成的「國際關係」。

中國自近代爆發鴉片戰爭以降迅即成為西方的侵略藉口，理由是中國並非「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西方式民族國家或近代國家。此外，中國對轄下諸多民族，基於歷史文化價值的〈以不治治之論〉，採消極性之「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俗制宜、因教制宜」之治，也是積極的「民族自治、汗國自治、王國自治」等先進的地方自治。「天下國家」之「皇帝天可汗」，對於其轄下「自治汗國、自治王國」的「可汗、國王」，一般而言，都視為「客臣」，故都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且採「不治之治」尊崇待之。惟時值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時代，列強遂假〈實效管轄領有論〉為其藉口，先稱「民族自治、汗國自治、王國自治」為「不治」的無主地，優禮待之反而成為罪名，然後西方又赤裸裸的挾其近代「工業革命」的「船堅炮利」，既以武力決勝負，也以武論斷非西方民族國家的興亡榮辱。就文化摩擦(cultural conflict)的角度而言，這何止是帶刺的文化摩擦，更是赤裸裸的武力侵略。

清朝在前近代因錯過工業革命，故其國家雖大卻弱，多民族組成的「天下國家」因不符西方「民族國家」的定義，不被承認為「近代國家」遂淪為帝國主義的待宰肥羊，在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下，屢屢簽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至此清朝奄奄待斃。革命志士為了拯救天下國家於既倒，更為了圖謀西方國家承認中國做為「民族國家」的資格，乃模仿西方，創造了「中華民族」一詞，試圖詮釋現代中國乃由「一個中華民族組成一個中華民國」的國家，企求列強的承認。其後先賢仍站在同樣的愛國救國情操下，詮釋中國乃是「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觀開始由多元走向一體，一體之中有多元，多元之中有一體，於是將「中華民族」建構成為「命運共同體」，並融於一爐，用以形成嶄新的中華民族觀念與國族思想。

近代西方國家號稱民族國家，故其民族國家間的關係稱為「國際關係」，那麼傳統的「天下國家」內，其各式各樣族國關係的稱謂又是什麼?由上可知，它絕非「民族國家」的主權對等國際關係，而是「天下國家」內部間具有階層性的「天下關係」。扼要來說，就是「皇帝天可汗」之天下與「可汗」統治的汗國加上「國王」統治的王國之間的事大交鄰關係，乃《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下〈五倫天下關係論〉與〈事大交鄰論〉之「倫理典範」所規範的「天下關係」與「倫理秩序」。所以，採用「天下關係」才是正確的中華學術用語。雖然東方學術用語洋化已久，但是為避免讀者望文生義與理解起見，本書擬斷然採用東方式〈五倫天下關係論〉，而非〈五倫國際關係論〉的用語，合先敘明。

此外，西方的國際關係因源於「主權對等」的國際法，此其優點；但因其民族國家觀念源於西伐利亞條約體制(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允許為了國家利益，對外可「強凌弱，眾暴寡」，故唯利是圖，此為其根本缺點。相對的，東方的「天下關係」因源於「五倫」的倫理擴大，故恆以倫理秩序來制止侵略行為，此其優點，但天下對汗國與王國的關係屬於階層體制，或其缺憾。雖然各有優缺點，但是智者樂山，仁者樂水，各取所需以濟世，其要在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天下太平而已。

總之，東西方最大的不同，在於西方崇尚權力，東方尊崇倫理。西方雖然在名義上主張主權對等，但是在實際上因國家有強弱有別，故主權絕非對等，此西方列強動輒假借人權之名，而行干涉他國內政之實，並未真正實行主權對等。俾斯麥說：一車的國際法，不如一箱的子彈。此即西方國際關係之源頭的西伐利亞條約體制所遺留的重大缺陷，允許西歐國家為了生存發展而可以向外擴張侵略，遂造成歐美國家在近代以降將全球夷為殖民地，此乃迄今弱小國家仍陷哀鴻遍野，中東戰亂不止的主因。

相對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因形成「天下共同體」，皇帝是最高政治中心，下轄諸汗國、諸王國，實行〈以不治治之論〉＝「內政不干涉原則」，故對其沿海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王國自治」，對其內陸沿邊的少數民族則實行「汗國自治」。「王國自治」與「汗國自治」皆屬「天下共同體」下的「民族自治」與「地方自治」，因在歷史上一脈相傳，直到清代，始將「自治王國」劃歸禮部管轄，「自治汗國」劃歸理藩院管轄。

近代以後，清朝中國為了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屢戰屢敗。但屢戰屢敗的真正原因，並非中華歷史文化價值所創造之《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不如西方，而是清朝錯失了工業革命的機遇。此由1980年代的中國在無外患侵略之下，參與了「現代化」的新工業革命以來，台灣雖小但迅即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大陸自「和平崛起」後，迅速成為「世界工廠」，進而快速轉型成為「世界市場」。尤其是在其展望未來之餘，又進而規劃出「中國製造2025」，企圖邁向先進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國家，力圖仿造人的智能、智慧，讓機器能如人般的思考、工作、表達，甚至以超越人腦的極速運作，產生超越人腦的智能與智慧，以服務人類社會。如今，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政策規劃下，也轉型成為舉世G2大國，更應當以天下為己任，迅速找回已經消失不見的歷史文化價值＝《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應超越獨樂而邁向眾樂的世界，善待四鄰，服務全球，傳播「天下為公」理想，讓全球邦國建構有如宋遼般成為「兄弟之邦」，將歷經百餘年而無戰事的歷史經驗，攜手全球，以共同邁向「大同世界」，既可完成中國人夢想，也可建構世界成為「天下共同體」。

何謂天下共同體? 天下共同體乃指將全球融合成為天下型的共同體。全球約可劃分為以儒家文化文明所形成的天下體系＋以基督教文明所形成的歐美國際體系＋以東正教文明所形成的國際體系＋以可蘭經教義所形成的國際體系＋以印度教教義所形成的國際體系＋非洲國際體系＋中南美國際體系＝天下共同體。又在「國際體系自治」的原則下，融合各國際體系的文明及其歷史文化價值，以形成新的天下文明與文化，建構共同夢想的天下秩序原理，以規範未來共同夢想的大同世界＝天下共同體，而高倡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一帶一路」的新絲路思維正是透過歷史經驗，既具有實施的著力點，且能連結各國際體系的最佳方法，以富含「倫理典範」的歷史文化價值共同建構「天下秩序原理」，以規範世界共同建構之「天下共同體」或「全球共同體」的秩序。

因此，未來需要有如唐朝般備受四鄰推戴為「皇帝天可汗」的文治武功，創造和平安祥的天下，高度的經濟發展，尖端的科學技術，領先的文明，高尚有品的社會，值得尊崇的文化。此外，在真實的天下中，或建構有如宋遼般的「兄弟倫」，以「兄友弟恭」、「長幼有序」或「兄前弟後」的「倫理典範」做為借鏡，以讓世界成為由「倫理典範」所規範的「兄弟之邦」，最後能走向長治久安之和平、幸福、安康的大同世界。此即，建構「天下共同體」之意義所在。是為序。

張 啟 雄 謹識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2021年10月4日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曾於同治三年（1864年）將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原理)學說譯為《萬國公法》，並由京師同文館公刊出版。在此之前，《萬國公法》只是規範西方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秩序原理，其道理在於各國際體系因其歷史文化價值各有不同所致，故其國際秩序原理也就各有不同。

因此，英國曾於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出使中華，於朝見乾隆皇帝時，中國依〈天朝定制論〉往例以貢使待之，因而爆發「天朝上國」對「大英王國」的衝突。此即東方依「天下階層體制」與西方循「...

序

緒論

第一章 〈五倫天下關係論〉的理論論述
第一節 〈五倫天下關係論〉的倫理概念架構
第二節 〈五倫天下關係論〉的倫理概念圖示

第二章 漢匈和親下「夫婦之邦」的倫理秩序解析
第一節、弱勢時代的前漢和親策略
第二節、強弱異勢的華夷和親策略

第三章 由弱轉強的後漢初年華夷和親
第一節 王莽篡漢後的天下情勢
第二節 光武中興後的天下政局
第三節 強弱異勢下的漢匈華夷和親
第四節 經略西域以制北匈奴
第五節 匈奴西遁路線轉為通歐絲路

第三章 強勢時代隋對突厥的和親策略
第一節 長孫晟獻對厥遠交近攻策
第二節 隋文帝建構的「聖人可汗型」夫婦之邦
第三節 隋文帝對外和親的建立
第四節 隋煬帝建構的「至尊可汗型」夫婦之邦

第四章 超強時代唐對胡的和親策略
第一節 高祖創唐前後華弱胡強的天下大勢
第二節 高祖策定遠交近攻的和親政策
第三節 唐太宗建構的「皇帝天可汗型」夫婦之邦
第四節 續天可汗時代的形勢起伏與天下震盪

第五章 五代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一節 後梁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二節 後唐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三節 後晉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四節 後漢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五節 後周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六章 宋遼「兄弟之邦」體制的創建
第一節 勢均力敵下的宋遼兄弟之邦體制
第二節 以名分秩序取代戰爭的百年和平

結論
第一節 論述
第二節 總結
第三節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呈現

參考文獻
索引

序

緒論

第一章 〈五倫天下關係論〉的理論論述
第一節 〈五倫天下關係論〉的倫理概念架構
第二節 〈五倫天下關係論〉的倫理概念圖示

第二章 漢匈和親下「夫婦之邦」的倫理秩序解析
第一節、弱勢時代的前漢和親策略
第二節、強弱異勢的華夷和親策略

第三章 由弱轉強的後漢初年華夷和親
第一節 王莽篡漢後的天下情勢
第二節 光武中興後的天下政局
第三節 強弱異勢下的漢匈華夷和親
第四節 經略西域以制北匈奴
第五節 匈奴西遁路線轉為通歐絲路

第三章 強勢時代隋對突厥的和親策略
第一節 長孫晟獻對厥遠交近攻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