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約書亞． 奧本海默：「只要得知解開暗號的方法」

30年前，印尼發生一場名為「清洗共產黨」的大屠殺事件。美國紀錄片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發現這場悲劇並非過去式，它仍存於現在的此時此刻。導演在紀錄片中展開一場前所未有的實驗，他安排以殺人事蹟為榮的加害者，與每天恐懼被屠殺者包圍的受害者見面，讓彼此面對面接觸。奧本海默導演拍了兩部作品，帶給世人極大震撼。其中一部是讓過去參與大屠殺的兇手，再次詮釋自己的作品《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另一部是親哥哥遭到屠殺的弟弟，對加害者提出質問的作品《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奧本海默導演到底是如何拍攝出這兩部奇蹟般的作品呢？

●世界充滿各種暗號。接下來，只要得知解開暗號的方法就好

Q：聽說之所以想揭露這段大屠殺的歷史，來自於2004年在印尼蛇河沿岸採訪兩位加害者時所獲的靈感？

Joshua Oppenheimer（ 以下稱為JO）：這群當時參與大屠殺的人，誇耀往事的身影中，有一種令人無法言喻的毛骨悚然。我察覺到，他們並非單純想出名或瘋狂才願意站在鏡頭前，而是「社會本身」處於一種瘋狂狀態。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告訴世人事情的真相。2003 年開始，我與《沉默一瞬》的主角阿迪成為好朋友。最初透過他的親戚，我與兩位加害者見面，接著又認識其他加害者，陸陸續續展開拍攝工作。這群男人驕傲談論著大屠殺的點滴回憶，但是生活在他們的陰影下，是何其恐怖的一件事啊。拍攝他們的某個夜晚，我腦海中閃過了兩個念頭。其中一個念頭是，他們為何能如此自豪談論這些往事？每當他們驕傲地高談闊論時，總是有一個傾聽的對象。也就是說，他們正在對著某個人炫耀這些事情吧？他們期望對方怎麼看待他們？包括他們的兒女、兒孫女，還有我，以及世人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如何看待這樣的自己？假如讓他們試著詮釋本來的自己，就能以虛構的方式拍攝紀錄片了。我的疑問是，隱藏在他們背後的到底是什麼？他們是否曾想過贖罪的問題？我決定用一種方式去質問他們，那就是透過「重演」，讓他們思考這些事情的本質，最後才完成了這一部作品《殺人一舉》。另外，還有一個念頭，家人慘遭屠殺的遺族，數十年來卻與這群加害者生活在同一個地方，這到底又是什麼狀況呢？加害者依然擁有權力、威脅著人們，談起過去的罪行時，總認為是一種榮耀。然而存活下來的人，卻靜靜地生活在語言之外的沉默黑暗裡。這些沉默，在他們的家人、身體、記憶之中，產生了什麼作用？又留下了些什麼？這些疑問，全部都放在第二部作品《沉默一瞬》。

●重現屠殺的場景，喚醒罪惡的記憶

Q：你如何讓這些屠殺者重演當年的屠殺場面？

JO：《殺人一舉》的主角安華．剛果，是我在2005年拍攝的第41名加害者。2004年1月，我在蛇河採訪完最初的兩名加害者後，想儘量找到更多加害者。然而這些加害者全都如出一轍，談起自己手染鮮血的殺戮事蹟，個個引以為傲。我想要了解他們是否在乎其他人眼光，於是提議：「你們參與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事件。為了社會與你們自己，你們願意讓大家看見你們真實呈現的自我嗎？」因此，我請他們帶我回到實際發生大屠殺的現場，希望他們重現當年的殺人經過。接著，我又再度向他們提議：「請這樣繼續下去。請告訴我，你們用什麼方法讓雙手沾滿鮮血呢？希望你們透過戲劇的方式重演一次，讓我拍下這些過程。同時，我也會把你們『想給大家看什麼、不想給大家看什麼』的討論拍下來收錄在影片裡。」然而仔細想想，我並不清楚他們為什麼連「不想給大家看什麼的討論過程」也都同意我拍下來。所以，除了他們提出想要刪掉某段情節的發言可以拍，甚至連拍下他們討論這些事情的經過也沒關係。他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對此感到疑慮。我向他們說明，我會把他們重現殺人現場的戲劇情節，與他們討論如何詮釋的過程，穿插組合在一起，這將會誕生一部前所未見的新電影；透過這部紀錄片，他們或社會的疑問，相信一定能夠找到答案。首先，我向主角安華提出想法。安華與我之前拍過的40個人截然不同，他無法隱藏內心的痛苦。我們見面的第一天，他帶我去一棟屠殺現場的大樓屋頂，當場示範如何用鐵絲把對方的脖子勒斃，講完之後卻突然跳起恰恰舞步。紀錄片中，有一個片段是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刻。我去他家拜訪，徵詢他拍紀錄片的意願，雖然很有可能遭到拒絕，但我還是按照自己的習慣，扛著攝影機前往拜訪。到了之後，安華說：「聊聊天無所謂，但是我的太太目前有訪客。」於是帶著我轉往頂樓去。接著我察覺到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已經40年沒爬樓梯的安華，一到了屋頂，立刻發出痛苦般的「嘆息」。原來這個地方喚醒了他曾經在頂樓殺人的痛苦回憶，不經意地將內心「感受」顯露出來。「或許我想了太多以前殺人的事情。為了不讓自己瘋掉，我盡情地活在酒精、嗑藥與跳舞的生活時光。你看，我的舞跳得還不賴吧。」這一定是為了忘掉痛苦才跳的舞，我拍下這一幕，內心暗忖，一定要將他的真實內心告訴世人。就像映照出自己的鏡子一樣，希望安華也能夠好好檢視自己。但同時我也擔心，在電影院分享這些拍攝過程的相關風險。畢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嘗試過這樣的挑戰，大家都認為它過於危險。「怎麼把我拍成這個樣子，簡直太過分了！我要立刻退出演出。」我想安華說出這些話的可能性相當高。因為第一次看《殺人一舉》，安華在確認自己的表現時，就曾說過：「衣服不對，簡直像要去野餐一樣！」如果他又看到影片中自己困惑的神情時，會不會說：「夠了！怎麼把我的臉拍得這麼糟？我才不想拍這種鬼東西！」隨即叫警察或（準軍事組織）班查西拉青年團的人傷害我們。在這過程中，我捏了好幾把冷汗。我甚至事前安排好攝影團隊去機場待命，要是有個萬一，隨時可以逃往國外。假如我的手機沒送出「沒問題」的訊息暗號，就等於終止拍攝。雖然安華覺得這一場戲不太對勁，但卻一直以「服裝不對」之類的理由，掩蓋自己殺人行為的「錯誤」。這是因為他不斷說服自己，從1965 年開始到結束那一刻，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正確的；但對他來說，看到影片中的自己，卻是初次體驗，所以他在當下選擇欺騙自己，以及拍攝這一切的我。我認為他之所以感到「不對勁」，正是因為他的良心發出了「這裡很奇怪喔！」的聲音。然而安華又說：「把劇本重寫一遍，讓我換上另一套衣服。還有，演員和場地都換掉，這樣才能繼續拍下去。」我們表示同意，接著進行下一場拍攝。但接下來是更殘暴的場景，他分別扮演拷問共產黨員以及被拷問者的角色。然而每一場戲在拍攝進行時，他都感到罪惡而痛苦不已。為了揮去自己心中產生的疑惑，他多次要求暫停拍攝，改拍其他不同場景的戲。事實上，我們的拍攝方式，包括所有的場景、劇情，全都交由安華自行設計安排，因此在不知不覺中，這部電影就成為一部極具分量的作品了。

Q：最後安華有如此大的轉變，是因為與導演的對話而產生改變嗎？

JO：不只是和我對話，由於安華也扮演被拷問的犧牲者，所以心境上才會出現轉變。事實上，從我們第一次見面開始，我就發現他時常會扮演犧牲者。好比在跳恰恰舞的大樓屋頂上，他向我示範遭到屠殺的受害者如何被鐵絲勒死，然而他卻感覺罪惡痛苦，內心充滿矛盾糾結，才隱藏了那一瞬間的真實自己。他為每一個加害者所犯下的罪行感到痛苦，為了想將自己的行為正當化，這些加害者不斷地向人們誇耀自己的能力，彷彿自己才是正確歷史的勝利者。他們自豪地告訴我們曾經喝下了受害者的血，以及如何將敵人開膛剖肚，所有作為都是英雄義舉，只為剷除共產主義的威脅。安華最後出現改變，或許真的是來自於我們的對話，但事實上，從安華到產生疑惑、行為上出現抗拒，我們一起度過了5年的拍攝時光。我拍攝2 至4 個月後回丹麥一趟，過3至6個月後再回印尼繼續拍攝工作，如此周而復始。

Q：導演在電影拍攝中會說印尼吧？

JO：對。印尼話並不是太難學的語言，我覺得日語比較困難吧。目前正在拍攝的電影需要使用格陵蘭島方語，我也覺得非常困難。雖然我與20年前邂逅的日本伴侶生活在一起，但現在仍然不會說日語。我希望有一天能在日本邊拍電影邊學日語，這才是我的最佳學習方法。終結不了的暴力與深植內心的恐懼壓迫。

Q：你是如何得知1965年發生的印尼大屠殺事件呢？

JO：2001年，我接受邀請前往印尼一處種植園的村落，進行電影製作研習營。當年我27歲。這座村落正是《沉默一瞬》主角阿迪的故鄉。過去一直嚴禁成立工會的蘇哈托獨裁政權瓦解過後3年，村民為成立工會紛爭不斷，因此我主要目的是拍攝他們。儘管蘇哈托獨裁政權瓦解，實際上成立工會依然困難重重，經常會上演各種鎮壓與暴力事件，因此有人提議，何不拍攝一部「為成立工會而奮戰到底的電影」。當時，由於他們沒有製作電影長片的經驗，所以這項計畫就在大家邊學邊拍之下進行。大家每天拍攝結束後，會聚集在庭院中播放，如此周而復始。當我到這裡後，得知他們非常擔心一個問題，許多女性勞工罹患肝臟疾病，很多人在45歲之後死亡。主要原因是殺蟲劑含有劇毒，每個人在工作時並沒有穿戴面罩與防護衣物。因此，工會最初的訴求，就是要求提供保護身體的防護衣物。他們的雇主是一間比利時的企業，雖然知道工會訴求，卻完全置之不理，還聘僱參與大屠殺而惡名昭彰的班查西拉青年團成員，以暴力行為讓工會成員閉嘴，結果這些勞工最後取消了要求。我實在無法理解其中原因，於是問：「沒有防護衣物這件事攸關性命，為什麼不繼續爭取？」他們回答：「1965年發生的大屠殺事件，班查西拉青年團在當時殺了很多人。我們的家人根本不是共產黨員，只是因為工會成員身分就慘遭殺害。」如今這些加害者手上仍然握有大權，大家害怕同樣的事情會再度降臨到自己身上。進一步了解的過程中，我發現大家擔心失去性命，不只是因為女性勞工受到殺蟲劑毒害，還有活在威權下的「恐懼」。當時只要一提到1965年的大屠殺，大家就會害怕，沒有人敢碰觸這個話題。後來過了一段時間，因為他們的期望，也為了再拍一部與他們有關的電影，我又再度回到印尼。

●紀錄片帶來了

Q：改變我感受到你的作品影像美得如詩如畫，其中傳遞出的訊息更是出色。

JO：人只要看著影像、聆聽聲音，就能夠產生某種特別的感覺。只要連結這些感覺，就能夠創造某些事物。我正是以這種心境開始製作影像。雖然我不是記者，也不曾受過紀錄片的專業訓練，但我非常努力製作紀錄片，希望觀眾能夠沉浸其中。因此，我嘗試尋找其中的動人旋律。《古蘭經》中有一章節記載：「世界充滿各種暗號。接下來，只要得知解開暗號的方法就好。」拍攝過程我總會想到這一句話。特別是執行紀錄片時，我經常會試著解開藏在影像中某些意義深遠的暗號。比方說，一道光線、蟋蟀的叫聲⋯⋯等； 到了夜晚，彷彿亡者之靈出現般的氣息、穿著女性粉紅禮服的赫爾曼，以及巨大魚類的物體。這些影像中，隱藏著整個故事的寓意，它能抓住觀眾的情緒。透過電影中傳達的真實，往往能使觀眾茅塞頓開。因此，我身為影像創作者，最喜歡的一件事情就是拍攝製作電影。

Q：你的第一部電影長片為什麼會選擇以紀錄片的方式拍攝呢？

JO： 首先，所有偉大的紀錄片作品，一定都具有「產生改變」的力量。有許多人到現在仍然誤解，以為紀錄片就是紀錄世界的影片。如果我們去看優秀的紀錄片作品，就會發現許多作品都是紀錄片導演與拍攝對象的合作關係。他們介入世界，找出各種可能發生的狀況，打造出過去不曾發現的新狀況。讓大家看見原本看不見的事物，把所有人的視野引領到新的地平線，即便那不是一個會讓所有人感到舒適愉快的地方。就某種意義來說，它或許與治療有些相似。好比你在一間安全的房間裡安穩地坐著，只有感覺朝向不安全的場域擴散。拍一部紀錄片也是同樣的道理，它能夠創造出全新的真實感覺。但並非記錄「真實」，而是創造「全新的真實」。這種真實感覺並不是只有你個人才能擁有，它是與其他人共同擁有的真實感覺。它與「演戲」是完全不同的。所謂演技，只能按照寫好的劇本詮釋，在劇本的指示下創造情境。但紀錄片不同，紀錄片在被攝者發生變化時，也會促使觀眾產生變化，同時也會為世界帶來改變。或許紀錄片與虛構創作有相似之處，但紀錄片的素材本身隱藏著祕密，它必然會產生不同於虛構創作的共鳴。好比觀眾透過紀錄片可以得知「此刻眼前的這些人正處於變化的情況當中」。拍成紀錄片之後，這些沒有受到正視的事實，以及伴隨著痛苦的真相，將會透過紀錄片被大家清楚看見。因此，製作一部紀錄片作品，有時候會充滿美麗，有時候卻也充滿危險。

你的作品帶給世界極大震撼，在

Q：籌備期間時，曾想過它會產生如此驚人的現象嗎？

JO： 我沒有想過會造成熱烈的迴響。當我參加首映會與頒獎典禮，表達內心感動時，仍有一種無法置信的感覺。那是無法令人忘記的重要時刻，同時我也由衷感激電影中許多匿名參加的協助者。我並沒有將這些作品視為「紀錄片」，因為「紀錄片」的定義範圍實在太狹隘。或許這句話聽起來有些傲慢，但我並沒有貶低它的意思。如果與佛雷德里克．懷斯曼（ Frederick Wiseman）等優秀的前輩比較，我的作品數量根本無法與其匹敵。儘管如此，我仍然嘗試了新的表現手法，包括以虛構創作以及紀錄片等形式。雖然這兩部作品的製作方式完全不同，但它們就像鏡子的表與裡一樣，兩部作品是同一個世界，它們有各自互補的地方。

Q：過去你曾說過「並不想創造英雄」，不過《沉默一瞬》中，阿迪的表現確實相當勇敢。

JO： 我也是這麼認為，這意味著阿迪值得「讚賞」。因為我極力排除感傷主義。為什麼阿迪在紀錄片中要如此頑強地探究下去？我在開拍之前，經常問他的家人：「這樣拍下去確定沒問題嗎？」儘管家人反對，阿迪仍然持續前進，沒有任何一點遲疑。沒有人是完美的，加害者的後代或許以後也會成為加害者。但相對的，他們也有可能成為受害者，就像被安華或他的同夥處決掉的家人後代一樣。多數紀錄片就像電影《星際大戰》清楚地描繪出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但是我認為這並不正確。安華以加害者的身分自豪地高談闊論，在他的每一句話中，我們都能感覺到罪惡意識。他們之所以感到罪惡，正是因為其中有道德的存在。

Q：我們可以在紀錄片中看到加害者自稱為Preman

JO：印尼語「Preman」（流氓、自由人）的語源來自英語中的「FreeMan」，代表自由人。但非常諷刺的是，這起發生於印尼的大屠殺事件，事實上有西方國家撐腰，甚至還有人作證，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也運用私人資金，提供這群殺手集團班查西拉青年團。日本舉行的首映會上，我也從印尼前總統蘇卡諾（Soakarno) 的遺孀黛薇夫人（Dewi Sukarno）的口中證實了這一點。西方國家與日本以「自由民主」之名，竟然金援殺人機器，成為大屠殺事件的幫兇。我原本要把紀錄片的標題命名為「Free Man」，但在韋納．荷索（ Werner Herzog）的建議下，最後才變更為《The Act of Killing》。若你問我為何會想取名Free Man，是因為出色的電影名稱能挑起觀眾的想像力。對看過紀錄片的人來說，Free Man 的命名或許感覺也不錯，但我認為《The Act of Killing》更能激起觀影的興趣。

Q：我非常喜歡電影中片尾這首〈生而自由〉（Born free）曲子

JO： 安華也很喜歡這首歌曲，這首曲子總能把他的思緒帶往「自由」境地。藉由安華主張他們這群人的自由，才能承認自己犯下的罪惡。儘管沒有其他選項，他們仍堅持自己是「自由的」。這裡產生了一個關於人類自由的哲學提問。這首曲子原本是電影《獅子與我》（ Born free）的主題曲，我們絕對不能忽視這項事實。我原本想諷刺美國文化造成的影響，然而卻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它拋出了更深一層的問題。一整排動物標本的畫面搭配〈生而自由〉這首歌，加害者一起通過動物標本下方的門，彷彿讓人窺見參與屠殺的司令官生活。在最後犧牲者向屠殺者致謝的場景中，這首〈生而自由〉聽起來就像西方文化的國歌一樣，我們瞥見了安華渴求自由的神情。

Q：紀錄片中使用了好幾次「Sadism」這個字吧？

JO： 我用這個字並不是要他們向自己的罪行道歉，而是要讓他們正視自己受到良心苛責所隱藏的痛苦。我一直讓安華重複觀看影片中的自己，他的情緒越來越難受，我在這時使用這個字則有「你的樣子真狼狽啊」的意思。在印尼，這個字簡稱為「Sadi」，它具有雙關語義； 其中一義是「帥、酷」，另一義則是「暴力」。過去，印尼的恐怖電影經常會使用「Sadi」這個字。

●當影像成為鏡子一定能夠傳達新的訊息

Q：你認為紀錄片與藝術能夠改變世界嗎？

JO： 我認為可以，因為高明的藝術形同一面鏡子。現實上，將尚未發掘的震撼故事傳達給大眾是新聞界的工作，它就像一道光束照向黑暗，為大眾開啟一扇看見未知的窗。而藝術或紀錄片發揮「鏡子」作用時，能使人產生強烈感受，進而接收全新訊息。「鏡子」能反映出我們自身，強迫我們凝視難以忍受的真實樣貌，儘管其中存在著難以認同的事物。但我們若能正視它，就能解決未知或棘手的問題，進而出現改變。我認為《殺人一舉》與《沉默一瞬》這兩部作品是強烈反映印尼社會的一扇「窗」，同時也是映照出我們自身的一面「鏡子」。倘若這兩部作品能夠為印尼帶來改變，我認為正是因為它成為了印尼社會的一面「鏡子」。如今，已有數千萬以上的印尼人看過我的作品。接著，他們開始對國家產生新的體認，思考該如何面對過去發生的歷史。除了過去與現在，包括目前的政府，軍隊擁有的權力、不義與腐敗，大家已開始去思考這些問題。讓他們改變的主要原因，並不是作品拍出他們不曾看過的印尼，而是作品成為了一面「鏡子」。就像童話繪本《國王的新衣》中，小男孩發揮了改變的力量。小男孩毫不猶豫地說：「為什麼國王沒有穿衣服呢？」人民才驚覺國王裸體，而人民太過恐懼，沒有人敢開口指出這項事實。然而，小男孩卻以無法否定的方式直接講出來，人民因此感到羞愧、不知所措，懊惱受到恐懼束縛而無能為力的自己。在那過後，人民下定決心，誓言絕對不再屈服內心的恐懼。一定要開口說出國王裸體的事實，就像開口說出印尼曾經發生的大屠殺事件，是一項極為深重的罪惡。然而，何時拿出「鏡子」？選擇適當的時機則相當重要。前面曾問到「在籌備拍紀錄片時，有想過它會受到讚譽嗎？」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沒有」。我花了非常長的時間投入這部電影，實際上花了11 年到12 年左右。剛開始到村落時，我還沒有行動電話。但經過幾年後，村民人手一支手機，甚至還有臉書帳號。「既然印尼都轉變了，我還要繼續在原地打轉嗎？」我決心完成這部作品。當這部紀錄片在世界各地上映，印尼新世代的孩子已長大成人，參與屠殺的人也從軍隊第一線退了下來。正確而言，由於時光流逝，過去的加害者看了紀錄片，終於能去談論這段往事。這代表強而有力的藝術作品，對過去無法動彈的人們，發揮了改變的作用。儘管，就算再怎麼優異的作品，也未必能帶來政治上的轉變。韋納．荷索在看過我的紀錄片後卻說：「藝術無法改變什麼。但是這一部作品卻產生了改變。」

●感同身受的心

Q：拍完這兩部紀錄片，你本身出現了什麼改變？

JO：我變得更有自信了，因為過去我沒有製作過電影長片的經驗。這些存活的受害者希望我拍一部加害者犯下屠殺罪行的電影，起初我還以為會遇到什麼可怕的怪物。然而，實際上我見到的都是「人」，所以心裡鬆了一口氣。我開始思考，既然大家都是「人」，就一定能找出一條路，避免再犯下相同過錯。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化學家普里莫．萊維（ Primo Levi）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上雖然有怪物，真正的危險卻幾乎不存在。相較之下，更危險的地方，是人民毫不懷疑的盲目行為。」我內心一直牢記這句話。我從小就是個心思細膩、感受性強的孩子。還記得有一次，我在山上抓到一隻青蛙，很想要把牠帶回家，但心中不禁思考：「還是放回原地好了，不然牠一定會迷路的。回去吧！」接著就轉身往回走了。至今我依然無法打死蚊子，捕捉之後會往室外放。或許有人會覺得奇怪，但我對自己有一顆「感同身受的心」極具自信。我與參與屠殺的安華等人變得要好，不少朋友對此擔憂。然而，無論做過多麼過分的事情，我們對他們必須敞開胸懷，其中也必然包括了忍耐。

●未來展望

Q：你打算繼續拍攝印尼的後續發展嗎？

JO：我這兩部作品是我以印尼為主題的完結作品。我再也無法回到印尼，因為印尼政府限制我不得入境，目前形同從軍隊的威脅下逃出來一樣。前陣子，9月30日紀念大屠殺的這一天，軍隊最高長官向軍隊下令，警告不得讓《殺人一舉》公開上映。因此，我現在應該也無法安然回到印尼吧。與我共同完成作品的朋友就像家人一樣，一想到再也無法回到印尼就悲從中來。如果能回去，或許就能再繼續拍攝下去。同時我也思考，第1 部作品完成的使命，就是讓印尼人明白，1965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它把腐敗、恐怖與不義的恐怖連鎖完全攤在陽光下；第2部作品則成為輔助角色，它告訴大家明白真相後，必須從正義走向和解，這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接下來的電影續集不該由我來製作，應該由全體印尼人民一同撰寫下去； 大家接續的「未來」正是第3章。我也許無法馬上作答，不過我目前正在拍攝一部名為《The End》的電影。這部電影描寫生活優渥的一個美國家庭，故事的時空背景是世界末日過後的20年，一家人與3 名管家一起生活，即使世界毁滅、地球走向殞落，他們仍然保持樂觀，活在過去的榮耀、社會地位，以及堅信人性未泯的妄想執著。目前在籌備階段，我打算2020 年開始拍攝。順帶一提，虛構電影最大的優點，就是攝影工作不需要花5 年的時間

（笑）。

（2018年9月，Skype採訪）

約書亞．奧本海默　Joshua Oppenheimer

出生於德國系猶太人的家庭。雙親在其年幼時因納粹展開猶太人大屠殺失去家人， 拚命

從德國逃往美國。在哈佛大學與倫敦藝術大學學習電影製作。2012 年， 發表首部長片

紀錄片電影作品《殺人一舉》， 透過加害者的觀點， 描述印尼發生軍事政變的大屠殺事

件， 並入圍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獎。2014 年， 再度以前作中的事件為主題，

發表以受害者觀點來敘事的續篇作品《沉默一瞬》， 並榮獲第71 屆威尼斯國際影展評審

團大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 FIPRESCI Prize）獎。

1-2 約書亞． 奧本海默：「只要得知解開暗號的方法」

30年前，印尼發生一場名為「清洗共產黨」的大屠殺事件。美國紀錄片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發現這場悲劇並非過去式，它仍存於現在的此時此刻。導演在紀錄片中展開一場前所未有的實驗，他安排以殺人事蹟為榮的加害者，與每天恐懼被屠殺者包圍的受害者見面，讓彼此面對面接觸。奧本海默導演拍了兩部作品，帶給世人極大震撼。其中一部是讓過去參與大屠殺的兇手，再次詮釋自己的作品《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另一部是親哥哥遭到屠殺的弟弟，對加害者提出質問的作品《沉默一瞬》（...

【自序】

給臺灣讀者的話

大家好，由衷地感謝大家閱讀《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一書。

2018 年，本書在企畫階段時，我們最初選定的採訪地點，正是臺灣──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當時，我們採訪了陪伴抗爭居民一同奮戰、拍攝《柬埔寨之春》的紀錄片導演克里斯．凱利（ Chris Kelly）；以及為了接觸少數民族文化，勇敢挺進高山地區，完成《上阿甲》的紀錄片導演晉江。我們很榮幸有機會在臺灣採訪這兩位傑出的紀錄片導演。這次，能將本書呈獻給我們採訪旅程中的「第一站：臺灣」，或許正是紀錄片產生的化學效應。

本書出版3 年過後的現在，COVID-19 無情地肆虐全球，人類在各方面遭逢過去不曾經歷過的漫長停滯期。在世界各地，包括紀錄片在內的電影環境，同樣出現了巨大的轉變。在日本政府呼籲民眾自律，盡量避免外出群聚的情況下，不少電影院紛紛受到影響而暫時歇業。目前雖然尚有各種限制，但還是有許多電影院，為了公開上映而持續努力。

儘管面臨嚴峻的考驗，紀錄片工作者們也絕不喪志，他們持續關注著在逆境中必須正視的真實故事。本書介紹的日本紀錄片導演河合宏樹、日向史有、太田信吾，他們在疫情下的艱困處境中，依然努力不懈地工作，希望能夠透過影像，將每一個「聲音」傳達給公眾。最後，他們的作品終於在電影院順利上映。此外，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 播出由導演松井至、內山直樹、久保田徹拍攝製作的紀錄片《東京微弱歌聲》（ 東京リトルネロ），記錄生活在東京社會角落的人，在疫情下的內心糾葛、掙扎，以及真實的聲音。而另一部播出的紀錄片，則是內山直樹追蹤一群無家可歸的街友，受到東京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影響，被迫失去容身之處的紀錄短片。這群導演及其作品，正逐漸地受到世界的矚目。

除此之外，我們有緣接下原一男導演《令和一揆》（ れいわ一揆）的拍攝工作、日本Green Image 國際環境映像祭（ Green Image Film Festival）的評審工作，以及東京紀錄片影展（ TDFF）的評審與營運工作。另外，晉江導演也以新作品《一天》參加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我想，這些都是GAME-CHANGING 產生的連鎖效應，而且仍然持續不斷地發酵中。

撰寫這篇序文的同時，此刻我正以線上觀影的方式，參加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本屆榮獲競賽首獎的作品《理大圍城》，忠實記錄示威群眾反對香港《國家安全法》，在香港理工大學展開一場名為「校園攻城戰役」的抗爭運動。導演是一群「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在獲獎後表示：「今後，我們仍然會繼續發起行動，繼續拍攝工作。」我認為，我們也不能停下腳步，除了關注紀錄片中的故事，也應扮演好傳承者的角色，將紀錄片中的每一個真實聲音，盡可能地傳遞出去。

謹此祝福臺灣的朋友和平、健康

SOMEONE'S GARDEN　津留崎麻子2021.10

前言：何謂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

2016 年，一位多年的老友，同時也是紀錄片工作者的竹岡寬俊傳來訊息：「有一群紀錄片的導演夥伴，大家討論想展開一項新計畫，希望你們能一起加入幫忙。」我們當作半開玩笑去聽他怎麼說，結果看到一張空白的東京地圖上，以潦草字跡滿滿寫上「LGBT、前黑道大哥、移民問題⋯⋯」這類新聞播報時罕見的字眼。嗯⋯⋯莫非你打算搞一個像LOFT／PLUS ONE的地方，舉辦現場實況對談活動嗎？我們本做此設想，表達意願想更進一步瞭解計畫內容──若是籌辦活動，筆者西村過去從事《TOKION》編輯工作時期，有主辦談話講座的經驗；而津留崎則參與過EUROSPACE 與UPLINK 這兩間電影公司的電影發行、宣傳工作，我們應該能夠幫得上忙。然而，這群紀錄片導演們聚集在一起，究竟要做什麼事情呢？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們決定去見他們一面。一星期過後，在蕭瑟秋風中，我們前往北品川新馬場車站附近的咖啡館KAIDO books & coffee，參加「BUG」的祕密結社會議。包括松井至與內山直樹為代表的新生代紀錄片導演們齊聚一堂，正熱情地高喊著「紀錄片本應是社會企業家的工作」、「再這樣下去，紀錄片肯定會完蛋」、「真正足以傳達理念的場域根本不夠」的交談聲此起彼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日本居然還存在著如此充滿傻勁而有趣的一群人⋯⋯」這是我們見到他們後的第一印象。

於是，在認識這群人之後，我們經常見面，討論紀錄片的想法，時間長達半年以上。我們一起製作了一部以旅人為主題的NHK 紀錄片《旅旅叨擾》（ 旅旅しつれいします），拍攝賭上人生而踏上旅途的人物故事。歷經許多迂迴曲折的過程後，我們更打造出全新型態的紀錄片祭典活動「Docu Memento」。另一方面，每當與從事紀錄片工作的他們認真探討紀錄片時，總會有一些疑問湧上心頭。比方說「究其根源，到底什麼是『紀錄片』？」「只是乏味無趣的影像紀錄嗎？」「拍攝一個人死命大口吃著麥當勞？還是手持GoPro 追著鳥類拍攝？或節目片尾出現鯨魚徜徉大海的感動畫面？」「網路影片也算紀錄片嗎？」「導演偶爾在畫面中露臉，這類很有真實感的作品如何？」「安排演員入鏡也算紀錄片嗎？」等各種想法。

接著我們想到了兩件事：

一、到底是什麼原因，推動著這群充滿人情味的紀錄片導演們？

二、「努力記錄眼前現實情況的紀錄片，其中必然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的假設是否為真？

於是，我們以極具企圖心的「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概念作為書的核心，啟動《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出版計畫之旅，採訪了30 位以上的紀錄片導演與相關工作人士。

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是我們自行創造的詞彙。以企業大膽祭出策略時，經常使用的「Game-changing」這個詞做形容，另外我們結合紀錄片近百年歷史中，只出現過數次的「Documentarism」這個字，嘗試能否再次定義紀錄片，從中捕捉全新意義。然而，幾乎每天出現在電視上，令人習以為常的紀錄片，我們為什麼要以全新的語言再次定義它呢？因為我們深信，紀錄片中暗藏著Game-changing 的可能性。此時此刻，假新聞滿天飛，有許多人認為，每過一秒，世界就距離毁滅更近一步。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了解紀錄片中每一個觀點建構的真實，它能震撼觀看者的心靈，為人們與社會帶來「改變」，相信從這群紀錄片導演展現出的態度，我們能學習到更多重要的事物。

本書中，我們將詳細介紹這些特別挑選出的人物與作品。這個時代，由於網路收看與自媒體的普及，紀錄片的發展越來越蓬勃，越來越趨向多元化。本書將從各個角度介紹紀錄片產業，期盼讀者能夠了解紀錄片的「改變力量」以及重要精神，這是我們最大的心願。

SOMEONE'S GARDEN

津留崎麻子、西村大助

【自序】

給臺灣讀者的話

大家好，由衷地感謝大家閱讀《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一書。

2018 年，本書在企畫階段時，我們最初選定的採訪地點，正是臺灣──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當時，我們採訪了陪伴抗爭居民一同奮戰、拍攝《柬埔寨之春》的紀錄片導演克里斯．凱利（ Chris Kelly）；以及為了接觸少數民族文化，勇敢挺進高山地區，完成《上阿甲》的紀錄片導演晉江。我們很榮幸有機會在臺灣採訪這兩位傑出的紀錄片導演。這次，能將本書呈獻給我們採訪旅程中的「第一站：臺灣」，或許正是紀錄片產生的化學效應。

本書出版3 年過...

給臺灣讀者的話
前言　何謂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
克里斯． 凱利：「渴望改變的信念， 不會輕易被擊潰」
第一章：
　1-1 「主義」把世界淹沒那日
　1-2 約書亞． 奧本海默：「只要得知解開暗號的方法」
　1-3 卡勒． 拉森：「透過自由表現對抗消費社會」
　1-4 鄭潤錫：「噪音無法傳達的語言， 便透過影像翻譯」
　1-5 約翰． 伊克曼：「合理使用是深究民主主義本質的證明」
　1-6 無國界醫生組織：「提供見證與醫療的前線奮戰」
　1-7 紀錄片紀錄片主義的解剖學
　　 -《希望你在這裡》松井至 　
　　 -《巡警生涯》傑特．雷伊可
　　 -《歌的序章》河合宏樹
　　 -《關於我的自由～SEALDs 2015 ～》西原孝至
第二章：
　2-1 將世界連接的命運之船
　2-2 原一男：「保持理想， 渴望自由」
　2-3 Blackbox Film & Media：「不讓歷史重蹈覆轍，我們有監督之責」
　2-4 亞雷希奧． 馬莫：「紀實攝影師是時代的目擊者」
　2-5 晉江：「紀錄片是一個愛的過程」
　2-6 紀錄片主義的解剖學
　　 -《剛果摔角》內山直樹
　　 -《一個人的福島》中村真夕
　　 -《輪迴情》康世偉
第三章：
　3-1 將真實編織成故事，為即將消失的聲音代言
　3-2 拉夫．迪亞茲：「我的職責就是製作電影」
　3-3 佩德羅．科斯塔：「若無法完整在電影裡呈現他們的故事，等於背叛」
　3-4 高山明：「劇場創作不會只有單一類型」
　3-5 潔米．米勒：「為遍體麟傷、失去珍惜之物的人帶來勇氣」
　3-6 紀錄片主義的解剖學
　　 -《李老師與三十個孩子》米本直樹
　　 -《拉達克：每一個故事》奧間勝也
　　 -《我眼裡的中國》關強
第四章：
　4-1 紀錄片改變了什麼？
　4-2 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解放觀眾知覺，看見真實與現實的脆弱」
　4-3 日本的紀錄片論壇與影展
　　 -Tokyo Docs／天城靱彥
　　 -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藤岡朝子
　4-4 世界紀錄片論壇與影展
　　 -Hot Docs／西恩．史密斯（ 加拿大）
　　 -IDFA DocLab／卡斯帕．松內（ 荷蘭）
　　 - 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林木材（ 臺灣）
　4-5 紀錄片祭典新實驗： Docu Memento／BUG
　4-6 文化雜誌《neoneo》與東京紀錄片影展／金子遊
　4-7 SUNNY FILM（ 電影發行商）／有田浩介
　4-8 紀錄片主義的解剖學
　　 -《Mothers of Change／恐怖分子的母親》竹岡寬俊
　　 -《特許時間的終了》太田信吾
　　 -《東京庫德人》日向史有
茱蒂思．奧斯頓：「多音交響的未來」
結語　紀錄片的夢想仍將持續

給臺灣讀者的話
前言　何謂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
克里斯． 凱利：「渴望改變的信念， 不會輕易被擊潰」
第一章：
　1-1 「主義」把世界淹沒那日
　1-2 約書亞． 奧本海默：「只要得知解開暗號的方法」
　1-3 卡勒． 拉森：「透過自由表現對抗消費社會」
　1-4 鄭潤錫：「噪音無法傳達的語言， 便透過影像翻譯」
　1-5 約翰． 伊克曼：「合理使用是深究民主主義本質的證明」
　1-6 無國界醫生組織：「提供見證與醫療的前線奮戰」
　1-7 紀錄片紀錄片主義的解剖學
　　 -《希望你在這裡》松井至 　
　　 -《巡警生涯》傑特．雷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