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如何夜行軍〉[節選]

一九八○年代中，我受三件事嚴重衝擊，跟彗星撞地球一樣，得耗上長長歲月，氣候生態方可再平衡。首先是我家南邊兩公里的山丘──獅形頂腳下出現奇景：一畦畦菊花頂著一排排日光燈管，夜夜通明。難道現在連作物都不得日落而息了嗎？我心中感到哀憐且不祥，隱約覺得某種異變正在蔓延，但又不明何以。每回傍晚經過，我不安地遠視山腳下那一片詭譎的光明，彷彿是一群藏著祕密動機的無聲軍隊在夜裡行軍，讓我聯想剛讀過的馬奎斯小說──《百年孤寂》。將來若能寫些什麼──小說、劇本、詩……都好，我想，標題一定叫作「菊花夜行軍」。

接著是在我甫被退學、當兵的一九八六年，剛考上輔仁大學的妹妹突然棄讀，跑去鹿港參加反杜邦運動。更奇怪的是父親不僅沒反對，居然還給她五千元盤纏。她從小跟我打鬧，高中時跟著我讀三○年代大陸文學、俄國文學，為何一上大學就激進？思想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我無法理解。父親當時是怎麼想的？為何不氣秀梅退學搞運動？我沒來得及當面問他。一九八七年夏秋之際，我退伍前半年，父親因長期吸入農藥，體內重金屬殘餘過量，爆病身故，得年五十又六。

杜邦事件同時，新一波的全球化風潮席捲國際，國民黨政府一步步踏入深水區。在烏拉圭展開的GATT第八回合談判，牽涉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智慧財產權與爭端解決等等，臺灣的農產品市場將被迫開放、農業將被犧牲的輿論甚囂塵上。反杜邦運動結束後，秀梅與她的社會主義同志全島串聯，辦農村講習，培訓青年，組織抗議行動等等，如火燎原。一九八八年初我退伍，驚覺秀梅已非兩年前的妹妹。

GATT扣關，菸酒市場首當其衝，而美濃是臺灣最大的菸草生產地，菸農驚惶，如風動竹梢。秀梅他們在美濃辦了幾場演講會，向農民解析GATT、全球化過程、國內外局勢發展，以及──最重要的，對美濃農業的影響。秀梅積極動員父親那一輩的農民，我不好意思不去。站著旁聽幾位講者的政治經濟與歷史分析，我逐漸抓到線索，理解危機是如何像烏雲層層加疊。但在現場，我內心更大的焦慮，實來自於巨大的疏離。那幾位中年講者之運使概念是如此精熟、語言形象是如此鮮活、眼神是如此放射意志，秀梅及她的幹部朋友與農民交談是如此暢達，在在提醒了我的歪奀（長不大）與頹廢。無論是運動者或農民，我皆離距遙遠。環顧茫然，直如常在搖滾樂出現的一句歌詞：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左右兩派農民運動競逐於一九八八年春夏的臺北街頭，先發的反全球化戰線被福利改良主義路線迅速趕超。接著，社會運動急轉直下，難逃政黨化、民族主義化的㓋流。那年冬天，秀梅幫忙組織「還我母語客家大遊行」，漸興回鄉念頭，我則插班淡江大學，繼續未竟的土木工程孽緣。隔年，出身屏東內埔、為運動貢獻論述與主張的中研院民族所所長徐正光欲以「小商品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計畫，學術返鄉，正好聘任運動中認識的秀梅為助理，負責六堆地區的農戶訪談，蒐集基本資料。聽到秀梅要進行大量農民訪談，我興奮南下，自願幫忙，號稱「研究助理的研究助理」。

九○年初我們回到出生地，父親遠行後的美濃在全球化中寂寞掙扎。為換取世界貿易組織的門票，一九八七年臺灣向美國開放菸酒市場，短短三年，在美濃種了半個多世紀的菸草，面積大幅萎縮，農民與農會不得不嘗試其他經濟作物。首先是菊花：花商透過農會找農民契作，丘陵周圍頓成花海。為延長光合作用，使花枝俊俏，夜晚燈火通明，星圖隱逝。收成時花商壓低價格，農民收多賠多，乾脆野放。一眼望去，敗花的農田上頹坐著一個個失歡的小丑。

菊花失敗未久，另一批農民又被苗商拐騙，花大錢買了號稱從巴西坐飛機來臺的咖啡樹苗，咖啡結果後苗商閃人，沒照約定收購，導致帶頭的農民走投無路，羞憤自殺。新自由主義當道，過去被政府看管、組織並保證價格收購的菸農，這下得獨力而弱勢地面對市場的殘酷。以前作物與農民一同作息，現在農民被打散，趕入自由市場，作物也不得自然，果如菊花挑燈，夜夜行軍。

太想知道不同世代、專業、性別、區域、條件的農民對農業前景的看法，我們的訪談數量，遠遠超出計畫要求。同時我們與留鄉的知識青年合作，開辦調查營隊，組織大學社團學生下鄉探究三農問題，討論行動的可能。自國中畢業、離鄉以來我心內形成的現代主義式虛無開始縮小；仍可聽搖滾、讀現代文學，但多了勞動者觀點。訪談農民的收穫是多面向的：既是政治經濟學，又是人類學。總而言之，是對語言的社會文化整體性，多了想像的能力。耳朵也發生了變化，山歌八音聽成當代音樂。眼睛彷彿長出立體透視能力；從魅於農民語言的魔力，到領略箇中節奏、情緒、隱喻等技法構造，才是父親教我駕牛車以來，真正地向農民學習。

一九九八年秋，我與剛回鄉的生祥籌組八音班，請出年輕一輩的八音頭手（頭手，既是八音團團長，音樂上亦扮演領導性樂器的角色）林作長當指導老師。作長哥五專時期學國樂，在高雄工作之餘主持電臺、介紹傳統音樂，後來敵不過長子的責任感，十年前決定回來照顧老人家。回鄉後他轉了兩個大彎，一是改行養雞，二是組八音團。他的雞舍在美濃南邊的溪埔寮，地處偏僻，近靠荖濃溪。雞舍旁搭了間鐵皮屋，貯放工具、飼料、藥品，兼作客廳及八音練團室； 作長哥戲稱「雞寮工作室」。我們常去向他請教從嗩吶吹嘴到八音曲式的疑難雜症，免不了吹打一番。八音聲響尖刺，我好奇地問他，不會害雞隻不敢下蛋、進食嗎？他說只有我們這種新手上陣，他的雞才會覺得吵，又說現在人如能有牠們的品味，八音早有救了。

他的八音團可是有本事賺食的，作長哥朗聲笑道，不像我們這些後生仔淨搞趣妙。他的笑聲混和著嘲諷與肯認，常見於家鄉長輩對後輩表達疼惜之意。回鄉不到十年，作長哥即得以傳統音樂嵌入鄉民社會的儀式文化，且把自己浸透，令我嘆服。雞寮工作室的書架上有幾本客家俗諺、童謠與文獻資料，我猜想他仍保有些許研究者的抽離，自覺身處田野。其中我看到馮輝岳先生的《客家童謠大家唸》（武陵出版社，一九九一），發現其中蒐羅的童謠類型非常豐富。作長哥瞧我看得專注，叫我拿回去，從此開啟了我對客家謠諺的研究與再創作。

馮輝岳收錄的童謠中，以「月光華華」開頭者最多，廣泛分布於南北客家地區，足資證明他在序言所指出的，童謠會「翻山過嶺」的現象。我小時玩耍也唱過月光華華；美濃流傳的版本是這樣：

月光華華，點火餵豬嬤；

豬嬤毋食汁，臂銃打禾鷝；

禾鷝尾噹噹，臂銃打先生；

先生跳過河，臂銃打鷂婆；

鷂婆尾吊吊，臂銃打烏鷯……

隔了幾十年如今再看，訝異於為便利兒童記憶及跳動需要，竟能演展出巧妙的頭尾相咬及短韻構造，想以後定要用在創作上。

打完立法院的水庫預算表決大戰，一九九九年底我離開美濃，受邀於高雄縣政府擔任縣長室幕僚，負責治水工程及水資源政策。同時間，我開始鋪寫《菊花夜行軍》專輯。世紀之交，在高雄市以東的縣城鳳山早已越過繁榮期，絕大多數衛星城鎮特有的雜亂與邊緣感，此時像是水退陸化的沼澤，對異鄉的凝視者發出強烈的質問。八○年代末的泡沫經濟所激催的資本外移，幾乎搬空鳳山的製造業。傍晚散步縣府周邊的老社區，看到電線桿上的三十幾坪一百萬的急售廣告，不禁納悶：這是兒時年初二回鄉如王子公主般抵臨的表弟妹們居住的城市嗎？在沒落的衛星城市書寫被全球化煎熬的菸草美濃，我感到一種詭異的「恰恰好」。但我抗拒宿命論調；無論是我訪問過的李秀豐，或生祥後來介紹認識的菊花農同窗，他們從未放棄掙扎出路，儘管深刻領教時代的敵意、市場的殘酷。

設想標題曲〈菊花夜行軍〉的主人翁時，記憶裡竄出王童導演的代表作《香蕉天堂》：張世飾演的外省老兵李得勝在一條農路上醉酒踉蹌，以濃重的鄉音唱著打共匪的軍歌。對！我心裡大叫，菊花夜行軍正是要這種踉蹌。劇中，被栽贓為匪諜的得勝亡命南臺灣，被一戶蕉農收留。電影場景搭在我家東邊，一個叫竹仔門的小庄。那年夏天，我與堂弟騎摩托車三貼去六龜的荖濃溪游泳，爬上竹仔門著名的伯公坡，望向左下邊的山坳，劇組用竹子與甘蔗葉搭建的茅寮，就坐落在香蕉園中。張世拿下一九八九年的金馬獎最佳男配角，演技靈現不在話下。但得勝唱軍歌那幕之咬我勾我，還在於那條農路正是我小學放學時最常走岔去採野果、游泳的小徑。一九七二年，華視閩南語連續劇《西螺七劍》稱霸三臺收視率，我跟隔壁夥房的陣黨（夥伴）每天下午，就在那條路上引吭齊唱主題曲，從頭崁雙龍取水，唱到七崁關公拖刀。

如今，張世在地化為阿成，中年轉業，孤注一擲。有天晚上他不勝酒力，又不肯上床就範，執意月夜巡田。迷濛中阿成恍惚領軍夜行；月光華華，他踉蹌田埂，自封為總司令。想起農業前世今生，阿成悲憤獨白，而對眾菊花宣讀檄文：

〈菊花夜行軍〉

月光華華，點火程菊花

菊花緊綻芽，累死我自家

自家三十八，老矣學吹笛

吹笛天毋搭，儦尿照自家

月光華華，心肝濃膠膠

WTO，菸仔豬仔全屌到

起債二十萬，種花五分半

夜半思量起，緊起雞母皮

日光燈暈暈，菊花夜行軍

囓掣市場路，囓牙踢正步

口白：

晚點名！

大黃！(有！)

舞風車！(有！)

金風車！(有！)

乒乓！(有！)

木瓜黃！(有！)

英國紅！(有！)

德國紅！(有！)

大黃汝最有價，你來做將軍

阿姆喲，是，長官！

今我山寮下伯公背人阿成

統帶菊花六萬六千零支

請命天神

望雨水少日頭足

花枝挷相花型嬈斗

以利市場

望本錢撿得歸

大黃一打五十

小菊一打二十就好

萬萬不可賤到當豬菜剁

等一下夜行軍

姊妹兄弟樣勢要趜分佢出來

這下聽我總司令阿成口令

全部都有！跑步走！

菊花夜行軍

答數：1234

奏樂！

廣播：

同胞們，以農業培養工業

以工業發展農業

是我中華民國現階段

經濟建設的基本策略

〈菊花如何夜行軍〉[節選]

一九八○年代中，我受三件事嚴重衝擊，跟彗星撞地球一樣，得耗上長長歲月，氣候生態方可再平衡。首先是我家南邊兩公里的山丘──獅形頂腳下出現奇景：一畦畦菊花頂著一排排日光燈管，夜夜通明。難道現在連作物都不得日落而息了嗎？我心中感到哀憐且不祥，隱約覺得某種異變正在蔓延，但又不明何以。每回傍晚經過，我不安地遠視山腳下那一片詭譎的光明，彷彿是一群藏著祕密動機的無聲軍隊在夜裡行軍，讓我聯想剛讀過的馬奎斯小說──《百年孤寂》。將來若能寫些什麼──小說、劇本、詩……都好，我想，標題一定叫...

上個世紀結束前的十幾年是我的大聽話時期。彷彿久被夯實的旱地翻土後喜逢甘霖，在那個解禁轉型的大運動年代，時代性的人物紛紛冒出頭，逐漸生態化了我孤僻貧乏的內在風景：聖雄與乩童同時上身的煽動者、串聯能力高強的組織者、熟諳批判理論的文藝工作者、語言滑溜如單口相聲的末代農民、表情木訥但眼神深邃的道上兄弟、總能正當化自我的基層政治人物，以及暴起暴落、狂傲且夜夜狂歡的房產掮客……。

比起免不了自我英雄化的事蹟，我更好奇他們的說話能力、思覺特徵、行事作風、世界觀與人生路徑如何形成。我像個影迷，逮到機會，就向他們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他們被哪本書打到？受誰啟蒙？什麼樣的挫敗讓他們產生否定的否定？他們的人生哲學為何？他們的語言表演輕易超越傳達的內容，總令我目瞪口呆。我張望著，差不多把他們當成時代劇場上的典型人物。我的社會化程度窄又薄，常不知該如何適切表示敬意，只好沿用軍中禮儀：椅面坐三分之一，上半身挺直。

彼時，菸草經濟褪消、家族社會解離、勞動青年返鄉、幾年內數百位東南亞女性嫁進美濃、中央政府計劃在平原頂端建一座大水庫；它們似乎來自某些相互關聯的動力，但我明白以前胡亂抓讀的文學不足以幫助我理解這一切。我們幾位回鄉青年成立工作隊、訪談家戶，並以農民、農村、農業為題，組織讀書會、籌辦營隊，邀請人類學者、社會學家、政治經濟學者分享研究心得。我們乃逐漸形成認識身世與處境的方法。

詩，不會再有用了吧？它們寫在筆記本，多半是同一位作者與讀者間的對話；登載副刊，頂多保鮮八小時。不知如何帶去新的現場，只好留它們在書房幫忙寫傳單、海報，替夥伴修改田野報告。但有時，在深夜，我不禁揣想，如果詩要能走到事件與運動的現場，方法會是什麼呀？

直到一九九八年，生祥答應與我合作一張以反美濃水庫的運動過程為主題的民謠／搖滾樂專輯，我才有機會具體思量方法的問題。在一九九九年自費出版的《我等就來唱山歌》專輯的內頁上，我這樣回答：一，內容上扣結運動綱領與運動的社會條件與心理現實；二，形式上呼應運動人民的音樂語言與傳統；三，美學上能與各種主流音樂形式抗衡；四，生產過程中帶出社會意義及有機、辯證的運動集體機制。延伸出的企圖是「運動的音樂」與「音樂的運動」；前者服務於我們的運動，後者乃為生祥的音樂生涯設想。

我對自己要求：不能辜負人家啊！這麼有音樂才華的年輕人。更且，他已下定決心回鄉。默契在形成，並相互激盪創作的想法，我們接著邁向第二張專輯──《菊花夜行軍》。這樣的詞曲合作，既前前瞻，更回顧。我得以回顧自己那怪異地浸在美國流行音樂的童年、搖滾樂與文學的青年時期，再慢慢地抬起頭，用灌滿敬意的仰角，凝視美濃的山歌與八音傳統，以及陳達的恆春民謠。

一九九九年底，經過四、五個月的遊說、動員與抗議行動，終於使立法院刪除美濃水庫的主體工程預算。之後我受邀進高雄縣政府，為縣長余政憲負責水資源政策與文教方面的幕僚工作。原本只為還人情並鞏固地方政府對在地運動的支持，縣長任期結束後便回轉民間。隔年政黨輪替，總統陳水扁實現選舉承諾，停建美濃水庫，縣長要求我接掌水利局，處理與中央政府水資源部門間的政策對話。但水利局的工作主要是水患整治與河川管理，前者因工業區開發與沿海地下水超抽而複雜，後者因砂石盜採者橫行、河川常被偷倒廢棄物而艱難。在這些工作之上，還得面對朝小野大的縣議會。幕僚變主管，每日有挑戰，新且尖銳。

新的工作對創作形成三個挑戰。

首先是左右腦的切換障礙；下班回到宿舍，我發現要升轉至寫作境界，異常困難。靠大量菸酒，勉強在十點後過渡到另一個精神狀況。但前一晚寫得愈順，早上回返工作狀態，愈是波折。公職日長，接著面臨寫作想像與對話的疏離；官僚系統終究會改變我與社會基層的接觸與認知方式。不禁聯想，名盛利豐之後的Bruce Springsteen、Bob Dylan如何維持社會想像的縱深與鮮活？

《我等就來唱山歌》與《菊花夜行軍》兩專輯的創作畢竟受益於高密度的社會接觸、情感經驗與思辨，創作時的心神狀態彷彿自流井。但到了第三張專輯《臨暗》，面對美濃以外的都市勞工議題與就業環境變化，我明白自己欠缺僱傭勞動的身體經驗，得靠創作方法的引導。借用社會學研究方法，我閱讀相關的文獻與論文，訪談服務業員工，參觀他們的職場。新的感受泌出，連帶對美濃的俗諺與臺灣工業化初期的流行音樂產生不同的理解。但創作關係的質變，是另一重挑戰。初開始設想的是互為主體的合作，但前兩張專輯的運動性質使我在創作關係上居於前鋒式的領導地位，使生祥產生對立性的情緒。我想詞與概念的角色應該退後，更讓位於音樂。

每一種創作關係與方法，皆有質量產出的最大限制。《臨暗》之後，連續兩張專輯──《種樹》（二○○六）、《野生》（二○○九）的詞作完成度偏低，我意識到關鍵乃在於長期公職身分對於社會敏感度的抑制作用，便於二○○九年底離開任職六年半的嘉義縣政府文化處。我們音樂的追蹤者與研究者──廣州《南方都市報》的記者宁二獲悉我閒空，邀我以出書為前提寫專欄，使我有機會回顧自己的文學、音樂與運動之路。他離開都市報前，轉介兩位主編──上海《東方早報》的胡遠行及北京《旅行家雜誌》的程婉邀我繼續寫稿，乃終有《我等就來唱山歌》（二○一五，上海文藝出版社）及《重游我庄──踢著影子去旅行》（二○一七，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的出版。

有了寬鬆的時間，我得以進行主題性的閱讀、行旅、訪談與書寫。一個願念起興：我想回顧一九五○年代以來的臺灣現代化及工業化歷程，以理解一個內山農村的本我，以及各種自我的形成。同時期，生祥也努力爬出迴盪的低谷狀態。二○○六年夏，他去日本沖繩隨平安隆學習三線及吉他，返臺後改造月琴、嘗試非和弦的編曲思考。回到基本，他重新起建自己的音樂方法。面對受眾的不足，他幾近挨家挨戶地舉辦校園巡迴講座，從小學培養知音。

二○一三年，新的詞曲想法與樂團編組結晶為《我庄》專輯，以「仙人」及孩童的眼光審視我庄的異化與孤寂如何生發於現代化過程。但任何一個人的「我庄」不可能獨立圓滿，尤其是眾多既是農業生產基地又被各種高汙染工業包圍的臺灣西南部農村。受到法國小說家卡繆、波蘭詩人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 1924-1998）及巴勒斯坦詩人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1941-2008）有關圍城主題的作品啟發，《圍庄》專輯的敘事構架因而產生。但西南沿海的農漁村以閩南語為主，因此寫作上我們嘗試把客語當作通行語，並以北管作為音樂基底，實驗龐克、搖滾樂及爵士樂的可能。

同時間，母親的食物記憶招引我重返童年。我沿著來時路回鄉，途中與拚進都市海產攤的野蓮相遇。野蓮原產於美濃中圳埤，現在它改名為水蓮，竟與我小時最害怕但母親最私密的食物──對面烏，閩南語所稱的破布子，炒在一起！就著啤酒，在食物旅行的其中一站，當對面烏的苦轉甘味在舌根暈開，我腦裡浮起母親的獨行身影，而野蓮則令我納悶，不明白它們何以出庄。持續關注十幾年後，才會知道它們訴說的，其實是全球化、氣候變遷與移工相牽連的故事。食物的記憶在開展中流動；它們在旅程中定著、相遇又重新出發，不正如村庄的本我與自我？我因以寫作《野蓮出庄》專輯。

專輯完成之際，受春山出版社莊瑞琳的持續鼓勵，我開始以寫作方法的發展歷程為經緯，修整美濃運動時期的田野書寫、二○○九至二○一四年無業期間發表的論述，以及《我庄》三部曲期間寫就的幾篇文章，並決定把書名定為《菊花如何夜行軍》。寫作中有時抬起頭，閉目，我即刻回到一九八○年代初的美濃荖濃溪畔，在一望無際的菸田邊那幾塊臨暗打燈的菊花田，以及當時我的驚悚。

上個世紀結束前的十幾年是我的大聽話時期。彷彿久被夯實的旱地翻土後喜逢甘霖，在那個解禁轉型的大運動年代，時代性的人物紛紛冒出頭，逐漸生態化了我孤僻貧乏的內在風景：聖雄與乩童同時上身的煽動者、串聯能力高強的組織者、熟諳批判理論的文藝工作者、語言滑溜如單口相聲的末代農民、表情木訥但眼神深邃的道上兄弟、總能正當化自我的基層政治人物，以及暴起暴落、狂傲且夜夜狂歡的房產掮客……。

比起免不了自我英雄化的事蹟，我更好奇他們的說話能力、思覺特徵、行事作風、世界觀與人生路徑如何形成。我像個影迷，逮到機會，就向他們...

序

第一部我庄
重遊我庄
紅毛泥的辯證史
縣道一八四之歌
失敗者歸鄉
我的卡哨
粄與芋

第二部音樂與詩
我的後殖民童年
我的搖滾樂旅行
許國隆先生
野狼一二五、Bruce Springsteen與荖濃溪的夏天
寫首詩給父親

第三部民謠的世界史
民謠之路
行旅Bob Dylan
Leonard Cohen的i

第四部運動中的音樂
菊花如何夜行軍
李秀豐勞動編年
歌手林生祥

第五部人生臨暗
種樹
大水柴
都市開基祖的臨暗

尾聲 轉妹家

附錄永遠的菊花田：交工樂隊、臺灣民謠搖滾與黑膠形式∕Andrew F. Jones作

序

第一部我庄
重遊我庄
紅毛泥的辯證史
縣道一八四之歌
失敗者歸鄉
我的卡哨
粄與芋

第二部音樂與詩
我的後殖民童年
我的搖滾樂旅行
許國隆先生
野狼一二五、Bruce Springsteen與荖濃溪的夏天
寫首詩給父親

第三部民謠的世界史
民謠之路
行旅Bob Dylan
Leonard Cohen的i

第四部運動中的音樂
菊花如何夜行軍
李秀豐勞動編年
歌手林生祥

第五部人生臨暗
種樹
大水柴
都市開基祖的臨暗

尾聲 轉妹家

附錄永遠的菊花田：交工樂隊、臺灣民謠搖滾與黑膠形式∕Andrew F. Jones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