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本校創辦人聖嚴法師（1931-2009）為提供中華佛學研究所之各種研究成果以及各種獎助或補助的佛學相關著作，給學術界與社會大眾參考使用，精選出版《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Series of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簡稱SCIBS），希望能達到出版優良學術作品之目的外，更能鼓勵佛教研究風氣，希望由作者、讀者的互動中能培養更多有志於佛教學術研究的人才。同時，也藉由國際各佛學研究機構的出版品相互交流，進而提高國內佛教研究的國際學術地位。

因此，本校創立之後，也延續創辦人聖嚴法師的願望，將與本校相關之各種學術研究與實踐修行成果、或學術研討會議論文集與研修論壇等，經過相關審查程序，依照不同性質或版型，分為《法鼓佛教學院論叢》（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Research Series，簡稱DDBC-RS）以出版佛學或漢傳佛教的研究成果為主；《法鼓佛教學院譯叢》（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Translation Series，簡稱DDBC-TS）包含漢文佛典或專書之英譯本以及歐文、日文等佛學專書之中譯本；《法鼓佛教學院特叢》（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Special Series，簡稱DDBC-SS）則發行佛學特別專題或特殊版型著作，以促進學術與研修之各種層面的交流。

未來因應Web 2.0時代，如何繼續結合網際網路（Internet）與資訊數位化出版趨勢，經由網誌（Blog）、分享書籤（Sharing Tagging）、維基（Wiki）、和社群網絡（Social Network）等新功能，讓上述成果能更快分享（share）與互動（interactive），讓資訊內容可因使用者的參與（participation）而隨時產生，發展為更具互動性與分享性之開放性學術研究環境（或許可稱為Science 2.0），進而產生更豐富的數位佛學資源，則是我們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

釋惠敏

法鼓佛教學院校長

2010年2月5日序於法鼓佛教學院

1994年，本校創辦人聖嚴法師（1931-2009）為提供中華佛學研究所之各種研究成果以及各種獎助或補助的佛學相關著作，給學術界與社會大眾參考使用，精選出版《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Series of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簡稱SCIBS），希望能達到出版優良學術作品之目的外，更能鼓勵佛教研究風氣，希望由作者、讀者的互動中能培養更多有志於佛教學術研究的人才。同時，也藉由國際各佛學研究機構的出版品相互交流，進而提高國內佛教研究的國際學術地位。

因此，本校創立之後，也延續創辦人聖嚴法師的願望，將與本校相關之...

筆者衷心感謝劉宇光博士在翻譯拙著過程中所付出的心力，同時也為拙著從此可供漢語學界的同仁與學友使用而深感榮幸與高興。

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密切關係的章嘉．若白多傑（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1717-1786）是拙著的主要典據之一，所以拙著如今得以與中文學界交流，使筆者尤感雀躍。章嘉出生於今屬青海省境的安多西蓮花區，在他九歲時，被派到北京學習漢、蒙、滿等文字，還與稍後登基的乾隆皇私誼深厚。若章嘉得悉他的著作在借道美國後，又回歸他感同故里的土地上，無疑定會欣喜萬分。

拙著所探討的那些作品，是開啓繁浩佛典的關鍵鑰匙。章嘉及發揮陳那、法稱要旨的其他疏釋家們都認為：在漸次成就慧觀的宗教修道上，理智擔任關鍵要角。對於那些認為宗教性的哲學多少有點落伍或有乖理性的人來說，上述的觀點也許頗見陌生，故此對於抱持這種聲音的人來說，拙著便應顯得有其重大意義了。

大部分的經（sūtra）教傳統，包括尤其像格魯派在内，皆主張理性是現證解脱慧的坦途大道，並依此立教。而拙著也是對這種立場的基本構思進行綜合性的闡釋。宗喀巴的大部分著作，當中包括使他聞名於世的「道次第」（lam rim）論著在内，皆堅持相同的設想。而在過去五百多年以來，以宗喀巴為最高領袖的整個格魯派也緊守此一原則。

這種見解所以引人側目，乃在於它認為：對我們來說，早已熟能生巧的常態理智，隱然與另一類完全不同的理解能力相同。然而，難道這種觀點毫無可疑之處嗎？難道我們也許亦有意成就的這種智性認知，真的毫無局限嗎？

在撰述拙著的過程中，研究把筆者引導去探討另一種重要而複雜的相反立場，其最極致的型態是藏傳的大圓滿法（rdzogs chen）。我們發現它略近似於某些禪宗，他們從根本上質詢概念思維的能力與正當性，尤其質疑概念思維作為正確認知（「量」，tshad ma）實相之根據的有效性。一方充分肯定思維的有效，另一方卻否定之，這些見解之間的張力支配著大部分佛教哲學的論述。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立場相互之間的深刻對話貫穿整個亞洲佛教史，由半傳說的桑耶「論諍」開始，到述之於《壇經》内，發生於禪宗成形歷程中的著名頓漸對諍，都是一脈相承的。儒、道二家為著理清彼此的所有分歧，以認真的態度互相質詢對方，並深入彼此的義理。同樣地，我們在此也見到佛教内部論辯的雙方，都在悉力豐富一己對對方意義的欣賞，它確實是佛教慧解深處的一個重要議題。故此，筆者熱切期望劉宇光博士能在漢語學界的同仁中，結合志同道合者，並肩成就中譯宏偉浩瀚的藏傳佛學之宏願。

我們皆以研究佛教思想為志業，期待能從漢語學界對如斯豐碩的藏傳文獻所作的研究與剖析中互得學益。

安妮‧克萊因

2006年7月25日

於德克薩斯州 候斯頓市

謝辭

筆者是在一九七六年隨拉諦（音譯：Lati）教授師研讀與拙作密切相關的材料，當時他即將被委任為南印度蒙戈德（Mundgod）甘丹學問寺夏孜（音譯：Shardzay）札倉的堪布。他在一九二三年出生於藏東康（Kham）區，並在拉薩附近的甘丹寺受教育。在這位才華橫溢而嚴謹的學者指導下，筆者研習普覺強巴（PHur bu lcog, 1825-1901）的《攝類學》（bsDus grva），作為我在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部分訓練，而當時拉諦教授師是該校宗教系的訪問講師。在一九七七年的系列個別導修中，我隨拉諦教授師閱讀章嘉《宗義書》（Grub mtha’i rnam bzhag）的〈經量部章〉，並稍後在一九七八年跟隨時任維吉尼亞訪問講師的丹瑪洛卓（音譯：Denma Locho）教授師再作研讀。洛卓教授師在一九二七年生於康區的玉樹（Chik undo），並在拉薩外哲蚌學問寺洛色林（音譯：Loseling）札倉受教育，他為丹達拉讓巴（bsTan dar lha rams pa）的《自相法與共相法講解》（Rang mtshan spyi mtshan gyi rnam gzhag） 作註。在一九七九年上半年，筆者隨已故格西．更敦洛卓（音譯：Geshe Gedun Lodro）閱讀及討論嘉木樣（’Jam dbyangs bzhad pa, 1648-1721）《宗義廣釋》（Grub mtha ’chen mo）的〈經量部章〉，那是格魯派對經量部的最詳盡分析。他在哲蚌學問寺的郭莽（音譯：Gomang）札倉受教育，曾任漢堡大學（University of Hamburg）副教授。這位異常博學的聰穎學者在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以五十五歲的壯年早逝，這是佛學界的莫大損失。

隨這些學者學習的寶貴收獲，是使我能夠通盤理解格魯派所闡述之經量部（中譯按：以下一律簡稱「格魯派經量部」）﹔依據這幅心中的哲學地圖，我才能抽出個別課題作詳細探討。所以我誠心感激的並不只限於剛才提到的學者，還包括委任他們的維吉尼亞大學南亞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 Asian Studies）。

筆者對拙著所討論的課題所作的第二階段探索是在一九八〇年。富布賴特（Fullbright）博士論文研究基金資助我到印度作一年的田野研究，並在德里大學（Delhi University）佛學系米塔（K.K. Mittal）教授的熱心指導下展開工作。

在印度的第一個月期間，我每天都與新德里西藏會館的圖書館館長班丹札巴（音譯：Palden Drakpa）碰頭，他是一位洛色林札倉的格西，我隨他第三次讀章嘉的篇章。利用這個時機，筆者不單釐清手邊的文本，且深入探討了由它所引發的系列廣泛議題。格西．班丹札巴如今已五十多歲，他不但為我澄清了許多疑問，同時也指點出很多困難的領域，並鼓勵我去拜訪在印度南部復校的多座藏傳學問寺。1980年2月，我南下來到位處卡納塔克邦（Karnataka State）的新哲蚌寺。隨後的四個半月，很榮幸每天都能拜訪哲蚌寺洛色林札倉的退任堪布，時六十七歲的堪蘇．益西土登（音譯：Kensur Yeshe Thupten），他擅長掌握最細緻或最複雜的課題綱領而聞名。在這期間，也與哲蚌寺郭莽札倉的優秀學者楚臣平措（音譯：Tsultrim Phuntsok）有過無數討論，闡明了章嘉著作中諸多議題的精彩論點，他後來成為漢堡大學的教授。

一九八一年上半年，我打道返回美國途中，又隨強巴桑培（音譯：Jambel Shenpen）閱讀郭莽札倉對成立法及遮法的闡釋，還讀了丹達拉讓巴著作的多個部分。當時六十二歲的他是續部密院的退任堪布，之前在甘丹寺的絳孜（Jangdzay）札倉修學。後來在一九八四年，受命出任「甘丹赤巴」（dgav ldan khri pa），即宗喀巴的第九十八任繼承者。他那充滿色彩的疏釋，生動活潑地展現了這些文本內的許多重要議題 。

在筆者與這些學者們的合作過程中，會請教他們對文本的疏解，並進行錄音，然後以此為起步點詳析關鍵課題，這種探索常引領我們擴及其他註釋家們甚或溯至印度源頭。接著我會細聽這些錄音，譯出内容，並做摘要。透過多位教內人士的耐心雅正，筆者逐漸熟悉深富脈絡意義的詳盡内容，而這都是單純透過文本分析所不可能得到的。

再者，我從維吉尼亞大學佛學研究的創始者與領導者傑弗里．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教授處獲益良多，他毫不吝惜地通讀拙著初稿多次。憑著他對藏文哲學論典的廣泛閱讀，他的討論引領我穿透無數篇章內的課題，並凝集其重要性。維吉尼亞奧爾德曼圖書館（Alderman Library）的藏文主管及南亞目錄編輯斯基普．馬丁（Skip Martin）提供了重要的文獻。我也很感謝在論文撰寫階段，維吉尼亞大學裡其他導師的慧見，他們是理查德．巴尼特（Richard Barnett）、保羅．格羅納（Paul Groner）及大衛．利特爾（David Little）三位教授。再者，在亞洲時，我與以下三位學者的交流與熱烈討論也讓我受益不淺，他們分別是近來取得格西學位的首位西方人桑傑桑珠法師（音譯：Sangyay Samdrup，中譯按：即喬治斯．德賴弗斯（Georges B. J. Dreyfus））、在印度的格魯派諸寺學習逾十年的前輩丹尼爾．科夫曼（Daniel Coffman）及在加德滿都尼泊爾研究中心（Nepal Research Center）的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博士。

筆者也要感謝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的永富正俊（Masatoshi Nagatomi）教授。當我以訪問學人的身分於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Harvard’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著手修改初稿時，永富教授慷慨地在有限時間内盡心通讀拙著的數章。尤其難得的是能向他請教與拙著課題相關的印度文獻及背景脈絡，特別當遇上他的拿手專長，即陳那及法稱的著作時更是如此。毋庸多說的是，在上述眾多老師指導下，内容若仍有任何缺漏，筆者當負全責。

筆者也應感激外子哈維．阿倫森（Harvey B. Aronson）教授，他以直率的慧見及不懈的思索伴我在印度各地的公共汽車及茶座上鑽透各種難纏的議題，全力支持我完成這個研究；當然還要感謝我的雙親克萊因（Klein）伉儷：盧多維克 （Ludovic）及依莎貝拉（Isabelle）的慈愛關懷，及格西．旺傑（音譯：Geshe Wangyal）的深刻感召。

筆者衷心感謝劉宇光博士在翻譯拙著過程中所付出的心力，同時也為拙著從此可供漢語學界的同仁與學友使用而深感榮幸與高興。

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密切關係的章嘉．若白多傑（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1717-1786）是拙著的主要典據之一，所以拙著如今得以與中文學界交流，使筆者尤感雀躍。章嘉出生於今屬青海省境的安多西蓮花區，在他九歲時，被派到北京學習漢、蒙、滿等文字，還與稍後登基的乾隆皇私誼深厚。若章嘉得悉他的著作在借道美國後，又回歸他感同故里的土地上，無疑定會欣喜萬分。

拙著所探討的那些作品，是開啓繁浩佛典的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