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余英時家世

　　在安徽省的安慶市有個叫做潛山的縣城，潛山縣的最北面有個叫做官莊的小鎮，與嶽西桐城、舒城三縣市相連，官莊地名始於宋代，據《宋史》記載：「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屯田、營田、職田、學田、官莊之政令。」清朝吳振臣《寧古塔紀略》載：「清康熙時，寧古塔將軍編流人隨旗下，設立官莊。」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其時的官莊是行政機構的名稱，千百年來這裡因為世代讀書，為官者眾，後人便以官莊為地名沿襲下來。

舊志中稱潛山縣古為揚州之域，實為蚩尤族之地，夏商周時期都屬揚州，春秋時為皖國，秦時屬九江郡，西漢廢除秦制，改九江郡為淮南國，一直到西晉仍然是郡治，隋朝廢郡置州，後復改為郡治，唐代改稱舒州，後屢經反覆。對於潛山何以稱「潛山」，潛山教育界前輩光明甫在遺作〈釋「潛」〉一文中曾經認為「潛」字源於《漢書》，而余英時先生真正學術的起點，也恰恰是從研究漢朝開始。

　　余氏在官莊鎮是大姓，乾隆壬子年（一七九二年），鄉賢余文章建了余氏五世堂支祠堂，格局為「四水歸堂」式的徽派建築，乾隆皇帝親賜予御筆「五世同堂」、「七葉衍祥」的牌匾以及聖旨碑刻，余文章便是余英時的先祖。余氏宗祠名為「德馨莊」，門前有一棵四人合抱的銀杏樹，乾隆五十五年，當時余文章已經將近九十高齡，膝下有七子，全家一百三十多口人，五世同居，縣令見聞奏報朝廷，乾隆乃賞賜「五世同堂」的牌匾，時隔三年又賜「七葉衍祥」四字。

余文章有一子為余必名，生一子名余輝宣，余輝宣之子余宗謨有一子名余祖圭，余祖圭生一子名余協中，余協中便是余英時的父親。余英時乳名小寶，號清遺，本名余敦雯，改名英時，乃是取「英雄出時世」之意。余英時是余家有記載以來的第二十二代。

　　余英時一九三○年農曆元月出生於天津，乃是剖腹產所生，母親張韻清因為難產去世，張韻清是桐城人，是桐城名士張英、宰相張廷玉的後人，張女士能文擅詩，文學功底深厚，著有《穀香齋詩集》等。桐城歷代文人集《桐舊集》中便收錄了張韻清先人的若干詩歌，計九人共五十首，這九人分別是：張氏、張瑩、張似誼、張令儀、張潤芬、張瑞芝、張玉芝、張愛芝、張熙春。

　　在桐城縣乃至潛山縣，有關桐城張氏家族的傳說一直長盛不衰，張廷玉的九世嫡孫張澤士在《家世憶述》中曾經記載了很多桐城張氏家族故事，比如在康熙年間，張英父子始建相府於桐城；張英在桐城的舊宅曾因讓地而有「六尺巷」的故事；再如張廷玉之子參加科舉考試，取得探花而拱手讓人；這些故事如今依舊在安慶一帶流傳。張澤士幼年時，曾經和余英時同在相府中住過一段時間，後來張澤士回憶：「抗日戰爭勝利後，英時表叔曾到桐城相府舅舅家小住，我有幸與他有短暫的接觸，他比我約長三、四歲，少年老成，溫文爾雅，很有學者風度。」

　　有趣的是，張韻清在桐城有一姪女，名為張先琦，後來嫁給了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丁關根。張先琦曾到官莊鎮尋找張韻清的墳墓，但是因為抗戰期間毀於戰禍，遍尋不得，其統戰意味，不言自明。九○年代以來，大陸不時透過各種管道傳達北京希望余英時回國看看的願望，一度還派出一個十九人的安徽代表團親訪余英時，動之以鄉情，但余就是不為所動，甚至直截了當的表示他沒有鄉愁，對方只好啞口無言的離去

　　八十多年前，余英時在潛山度過了八年的鄉居生活，他所在的村叫做金城村，出生的屋子習慣性的被余協中叫做西山大屋。余英時來潛山的原因，乃是因為抗戰爆發，當時父親余協中因為忙於四處奔波，便將余英時送回潛山老家寄養，余英時的養母名叫張韻華，七○年代末余英時回國時，還曾經在北京探望養母。



第一章 一個家族的中國近現代史

一 辛亥士紳餘誼密

　　山近代史上第一筆值得書寫的人，是士紳余誼密，和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同輩，同屬「誼」字輩，是余英時的堂叔，余英時後來還應邀為余誼密的詩文集寫序。余誼密又名余詠南，別號疏園，一八七三年出生，原籍江西，明朝初年余氏先祖搬遷到潛山官莊林家沖，世代耕讀為業，做官為本，先大父余誨輝曾著《愛日齋詩文集》，曾大父余誨宗早逝，大父余誨放於光緒七年赴考，病逝於南京。

　　余英時童年時，父親就向他介紹過余誼密的事蹟，抗戰時期，余英時避戰亂回家鄉也曾瞻仰過余誼密的舊居，見過余誼密的書法手跡，曾發出「睹杯土拳石而仰泰山之高」的感慨，在為余誼密的詩文集所撰寫的序言中，余英時對余誼密生前身後的不幸遭遇和結局有不平之鳴，他認為史學界應當重新認識並評價余誼密的生平事蹟。

　　余誼密少年時，五叔余鳳溪曾經命題令其作文，余誼密雖年幼，立成百餘言，讓余鳳溪驚嘆不已，隨即讓余誼密從其讀書，後來余鳳溪屢試不第，於是歸鄉主講於宜城、天柱等書院，余誼密曾經隨其五叔就讀於這些書院，後來余誼密考取了廩膳生員，隨後科舉拔貢門弟子，余誼密獲選，是年晉京朝考補直隸州州判，後擔任山東撫院吳贊延幕下文案，幾年後轉任單縣縣令。

　　辛亥革命爆發後，余誼密開始了其在民國的官宦生涯，先任潛山縣臨時議會會長，繼而任安徽省臨時議院議員，之後任懷寧、南陵縣知事，後調任蕪湖知縣，因為蕪湖是商埠，清朝時曾經簽訂租界章程，但是外僑恃強凌弱，經常違章自由購地，以至於糾紛四起，余誼密遍查舊檔，繪具地圖，撰寫租界條例，規定民間買賣易主，必須查明確無私賣外僑事情始准立約，外僑懾服。余誼密在懷寧縣期間，倪嗣沖攫取安徽省軍政大權進駐安慶後，對余誼密頗為賞識，並不因為他曾是柏文蔚的下屬而棄之，後來倪嗣沖調他任南陵縣知事，任職南陵期間，余誼密深惡鴉片之禍害，決心禁菸，受到南陵縣民的一致好評。

　　一九二一年，當時許世英擔任安徽省長，許世英和余誼密於一八九七年同期參加朝考，算是「同年」，於是許世英任命余誼密為淮泗道尹，第二年馬聯甲代理安徽省長，提拔余誼密任政務廳長兼任蕪湖道尹，一九二三年冬，馬聯甲在安徽民主勢力的打擊下去職，余誼密第二次辭官回鄉。一九二六年春，高世讀擔任安徽省長，重新啟用余誼密擔任省政務廳長。這年冬天高世讀因病辭去省長職務，去職時推薦余誼密擔任代理省長獲准。

　　當北伐軍進逼安徽時，作為安徽省的軍政首腦的陳調元和余誼密易幟投誠，歸順於北伐軍麾下，一九二七年三月蔣介石任命陳調元為安徽省長，余誼密任省政務委員會委員，蔣作賓擔任省長後，特推余誼密當財政廳長，一九二七年冬，安徽省政府改組，余誼密第三次辭官回鄉。 7余誼密曾回鄉建成「玉成堂」，自撰對聯曰：「余少日孤貧止志氣未墮乃有今日，若後人奮勉要家聲丕震方可為人。」

一九三一年陳調元第三次主政安徽時，江淮大水氾濫，余誼密趕赴上海向國賬會許靜仁等彙報災情，行至水災會門首，被汽車撞傷，後來未能痊癒，行走不便，故而回鄉養病，取別號疏園，校編五叔余鳳溪的《梓天文韻言》，同時自編《疏園集》六卷。

本應該安享晚年余誼密，完全可以不問世事，以詩文自娛，但是波濤洶湧的時代還是沒能放過他，三○年代初，大別山地區紅軍活動頻繁，余誼密深感憂慮：「今日方面軍無不帶剿匪旗幟，而區區之匪竟任其縱橫，如入無人之境……深慮匪勢蔓延益廣，將至不可收拾。」因此余誼密未雨綢繆，一方面購買槍枝彈藥，同時冒險回縣城組織團防，與其弟余誼寅和次子余覺配合國民黨第二十五陸軍向紅軍黃柏根據地進行了三個月的清剿。

　　一九三五年除夕，余誼密奉母命回鄉過年，紅軍二十八軍政委高敬亭得知消息後，派人前去偵查，決定活捉余誼密，參加行動的包括八十二師手槍團的兩個分隊和特務營的三個連共三百餘人。當時余誼密已經聽聞紅軍要來抓捕他，但是他自信官莊修有碉堡，自己又帶有一個連的兵力，所以沒有在意。

　　紅軍偽裝成拜年客，成功騙過了崗哨，順利將余誼密活捉，同時抓捕了余誼密的兒子余覺和當地的許多地主，第二天國民黨二十五路軍聞訊前來救援，紅軍倉促之間做出決定，將余誼密就地槍殺，隨後紅軍轉移到舒城，將余的次子余覺和其他地主一併槍殺，余誼密之孫余世鑄被家人用七千元贖回。余誼密的孫子余世培當時也被槍殺，而余世鑄雖然被贖回，但不久後即夭亡，當時年僅十二歲。

　　余誼密幾乎被滅門的慘案，史稱「二一五事件」，當時盛傳於安徽乃至全國，當時報章皆有刊載，如上海《申報》、南京《中央日報》等。余英時曾兩次專門提到余誼密的事蹟，比較早的是在給余誼密的詩文集寫的序言—〈疏園遺作集存序〉中如此感慨：「余生也晚，值亂世，已不及見詠南公。平生盛德大業，唯於庭趨時得聞其一二。抗日戰事起，余隨家人避難返皖西潛山故里，先後逾八年，嘗於其間數訪公舊居小樓，一楹有林泉之勝，傲然宿儒精舍，不知其為顯官別構矣。」又言：「公以科第致身通顯所至皆有聲，而生平事蹟流傳鄉里間者轉多在其德業相勵之教，苟卿所謂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者於公征之矣！」可見余英時對余誼密的感情，有趣的是，此序末尾日期署中華民國庚申年，可見余英時先生的故國情懷。

　　余英時後來在回憶錄中也指出，余誼密被滅門的消息不僅盛傳於潛山，而且震驚整個南方，余誼密的官聲極好，為人正派，尤以清廉為人所敬，三○年代初退休後由於經濟拮据，住不起城市，因此從安慶遷回潛山林家沖（與官莊是緊鄰）。余英時感慨：「他的被害特別慘烈，除他自己外，一子一孫也同時遇難……我這樣介紹誼密先生並非出於宗族之私，最近編成的《潛山縣誌》中有他的傳記，並無一字貶斥，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引言：余英時家世

　　在安徽省的安慶市有個叫做潛山的縣城，潛山縣的最北面有個叫做官莊的小鎮，與嶽西桐城、舒城三縣市相連，官莊地名始於宋代，據《宋史》記載：「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屯田、營田、職田、學田、官莊之政令。」清朝吳振臣《寧古塔紀略》載：「清康熙時，寧古塔將軍編流人隨旗下，設立官莊。」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其時的官莊是行政機構的名稱，千百年來這裡因為世代讀書，為官者眾，後人便以官莊為地名沿襲下來。

舊志中稱潛山縣古為揚州之域，實為蚩尤族之地，夏商周時期都屬揚州，春秋時為皖國，秦時屬九江郡，西漢廢...

二○○六年，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余英時榮獲有著「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該獎項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余英時與美國非洲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共同分享了這一獎項，這是迄今為止華裔歷史學者第一次榮獲該獎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實早在余英時獲此獎之前，其在史學界的地位早已有目共睹，從余英時一九六一年從哈佛大學博士畢業算起，其先後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其連續任教於三所東部常春藤大學，這項紀錄幾乎無人能破。

　　一九七四年，余英時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年僅四十四歲，幾年之後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新亞書院院長，一九九一年擔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十年之後他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和《胡適日記》所寫的兩篇長篇序文以及其他和胡適相關的文章，結集為《重尋胡適歷程》出版。

　　其實早在在半個世紀之前，余英時早已在胡適那裡留下了痕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胡適日記記載了其和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會面的場景，其中提到了日後成為歷史學家的余英時：「潛山余協中來訪，他是用Refugee Act（難民法案）來美國居留的，現居Cambrige（劍橋），他說起兒子余英時，說Harvard（哈佛）的朋友都說他了不得的聰明，說他的前途無可限量。」

　　當然胡適在這裡沒有留下對余英時的直接評價，但是從余協中的言辭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學人對於余英時的看重。五○年代余英時的老師錢穆曾經給余協中寫信，信中說：「英時天資勃發，實似往年張君蔭麟，而醇厚過之，必有遠道之期，此不僅兄之老福，亦弟晚年心情所切盼。」錢穆對於余英時的這一評價，轉述自牟潤孫，錢穆在寫給余英時的信中有記載：「弟（余英時）文到，牟潤孫先生閱後極為擊節，謂弟英年才起橫溢，據彼所識唯往年張君蔭麟差可比擬。」錢穆後來在《師友雜憶》中，也記載了他人對於余英時的評價：「學期中，哈佛來邀去作學術演講。晤雷少華，親謝其對新亞研究所之協助。雷少華謂，哈佛得新亞一余英時，價值勝哈佛贈款之上多矣，何言謝。英時自去哈佛兩年，轉請入研究所讀學位，獲楊聯陞指導，成績稱優，時尚在校。」

　　錢穆作為余英時的老師，對余英時自然讚嘆有加，而余英時的另外一位老師楊聯陞也對余英時頗為器重。楊聯陞去世之後，他的老同學周一良在追憶文章中便留下了楊聯陞對余英時的評價，周一良早年和楊聯陞曾是同學，但是後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周一良回憶：「四○年代末以後，天各一方，不相聞問，直到一九七四年聯陞夫婦同來北京才得晤面。他當時極為小心謹慎，許多老朋友都未要求會面，只提出見我。我當時已調到『梁效』工作，『紀律』奇嚴，居然得到允許去北京飯店會晤，原因是『此人是很有影響的美籍華裔學者』。記得這一上午的會面他異常興奮，談了很多，而我卻『乏善可陳』。我問他在哈佛有無接班人，他舉出余英時。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余英時教授之名，而識荊又在十五年之後。」

　　當然對於余英時最高的評價，當屬錢鍾書，錢鍾書曾經在送給余英時的《管錐編》扉頁上留下這樣的字樣：「每得君書，感其詞翰之妙，來客有解事者，輒出而共賞焉。今晨客過，睹而嘆曰：『海外當推獨步矣。』應之曰：『即在中原亦豈作第二人想乎！』」當然這是錢鍾書的客氣話，與錢鍾書寫給余英時的信中讚譽有加是相同的：「兩奉惠書及贈什，寓意深永，琢句工適，足使老於吟事者咋舌斂手，自是君身有仙骨也。弟如田光，恨不相逢於壯盛之日，友聲和答；今則臣精銷亡，愚才竭盡，惟有把君詩過日耳。」

　　其他諸如此類的評論不勝枚舉，但是我必須指出，這些評論大多針對余英時的學術成就而發，對於余英時本人的人生經歷，世人依舊知之甚少。而且從余英時出生的二十世紀三○年代開始，恰好是中國波譎雲詭的歷史時期，余英時及其身後的潛山余氏家族的百年變遷，恰恰是中國近代史劇烈變動的縮影，二十世紀上半葉，潛山家族的分化，折射出國共政爭中近代史的戲劇性，而余英時本身成長的歷程，經歷了自抗戰之後中國近代史中若干重要轉捩點，余英時都和這些轉捩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曾有人說透過寫一個人寫近代史，唯獨通過梁啟超的傳記才有可能，而透過一個人寫一部當代史，尤其是當代的學術史和思想史，唯獨通過余英時的傳記才有可能。

二○○六年，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余英時榮獲有著「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該獎項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余英時與美國非洲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共同分享了這一獎項，這是迄今為止華裔歷史學者第一次榮獲該獎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實早在余英時獲此獎之前，其在史學界的地位早已有目共睹，從余英時一九六一年從哈佛大學博士畢業算起，其先後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其連續任教於三所東部常春藤大學，這項紀錄幾乎無人能破。

　　一九七四年，余英時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年僅...

出版前言 更清晰深廣的道途

前言
引言 余英時家世
第一章 一個家族的中國近現代史
士紳余誼密／革命烈士余大化／地下黨項子明
第二章 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
學界生涯／投身政界／一九四九以後
第三章 少年余英時
童年歲月／時代變遷／輾轉求學
第四章 一九四九：走還是留
燕京末路／燕京師長／走還是留
第五章 海濱回首隔前塵：余英時與錢穆
就讀新亞／師生情深／兩難的抉擇
第六章 余英時在新亞
名師雲集／同學少年／思想的激蕩
第七章 香港時代
余英時與《自由陣線》／余英時與《中國學生週報》／余英時與高原出版社
第八章 求索西方文明
追索民主與文明／何謂革命／自由與平等
第九章 天才為何成群的來
二十世紀上葉的哈佛學生／洪業的哈佛歲月／哈佛園中多英傑
第十章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英時與楊聯陞
帶藝投師／教學相長／暮年楊聯陞
第十一章 思想、學術的新動向
楊聯陞與漢代研究／陳啟雲的質疑／傾心人文主義
第十二章 余英時的岳父陳雪屏
從學界到政界／一九四九之際／終老台灣
第十三章 緣起陳寅恪之一：《論再生緣》出版風波
早年陳寅恪／文字惹禍事已多有／時代的反響
第十四章 從哈佛到密西根
余英時與費正清／留美與回港之間／余英時與黃仁宇
第十五章 重返哈佛
楊聯陞的舉薦／田浩與余英時／黃進興與余英時
第十六章 從秦漢到明清
學術潛伏期 ／追尋明遺民 ／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釋
第十七章 重返新亞
余英時與孫國棟／ 激辯新亞精神 ／校務之外
第十八章 中大改制的台前幕後 上
中大改制的緣起／中大改制的過程／改制激流中的余英時
第十九章 中大改制的台前幕後 下
改制小組成員的回憶／中大改制中的唐君毅／與唐君毅“和解”
第二十章 轉向東方
《歷史與思想》出版／當選院士／與錢新祖的論爭
第二十一章 從哈佛到耶魯到普林斯頓
從哈佛到耶魯／執教耶魯／從耶魯到普林斯頓
第二十二章 大陸之行
張光直的推動／各地見聞／余英時與錢鍾書
第二十三章 緣起陳寅恪之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風波
一輪排炮／馮衣北出場／汪榮祖的意外加入
第二十四章 心繫兩岸
反智論的提出／站在歷史的潮頭／建設台灣
第二十五章 時代的風陵渡口
變局之後／義不容辭發友聲／中國情懷
第二十六章 展望九十年代
知識人的邊緣化／激進與保守之爭／余英時與王元化
第二十七章 余英時的反對者 上
魯迅研究者的發難／郭沫若研究者的圍剿／又一個「馮衣北」
第二十八章 余英時的反對者 下
李敖的率先發難／候立朝的批判／盧建榮、張友驊的“再接再厲”
第二十九章 師友之間
棋藝、戲曲的切磋／文章師友／虛與委蛇的交往
第三十章 晚年歲月
著作、言論在大陸的傳播／近二十年的政論／悄然離世

結語
後記

附錄
楊聯昇日記中的余英時
余英時先生最後十年的點滴記憶
余英時先生著述繫年要目

出版前言 更清晰深廣的道途

前言
引言 余英時家世
第一章 一個家族的中國近現代史
士紳余誼密／革命烈士余大化／地下黨項子明
第二章 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
學界生涯／投身政界／一九四九以後
第三章 少年余英時
童年歲月／時代變遷／輾轉求學
第四章 一九四九：走還是留
燕京末路／燕京師長／走還是留
第五章 海濱回首隔前塵：余英時與錢穆
就讀新亞／師生情深／兩難的抉擇
第六章 余英時在新亞
名師雲集／同學少年／思想的激蕩
第七章 香港時代
余英時與《自由陣線》／余英時與《中國學生週報》／余英時與高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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