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歐洲思想自從18世紀以來發生學院化與體制化之後，逐步轉成名為哲學的專科。特別是在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的教育構想於19世紀初在各處引發的大學改革之下，哲學在當時成為核心學科，甚至在自然科學開始蓬勃發展直至20世紀中旬為止，哲學至少在人文學界中依然維持領導地位。現今即使從學院這個生態環境來看，哲學已逐漸喪失了這種不會被質疑或挑戰的優先性，但是就哲學本身來說，從19世紀末開始，也就是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等思想家開啟嶄新的批判精神與思索路徑以來直至如今，現、當代哲學思維的演變其實驚人地豐富。所謂現、當代哲學都具備極端的轉化能力，各種思考模式都非常嚴謹，各個領域的想像力也敏銳繁盛，各支流的創意精彩。現、當代哲學毋庸置疑地不僅對人類思想的影響深刻多樣，而且也特別講求從各種狹隘的專業領域以及學院機制跨出去，因此培養各種跨越的潛力，這在許多方面已經導出意義深厚的跨領域與跨文化思維。

然而，19世紀與歐洲的人文學同步發展成熟的學院哲學，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便開始落入一種弔詭的困境：哲學雖然在人文學裡處引導地位，在某種程度上也仰賴人文學，但人文學──特別是在自然科學的方法論遏制下，愈來愈從哲學中獨立出來，當今人文學界不僅不再需要哲學理論的協助與指導，而且也越來越不願與哲學界交流，也不再支持哲學思維的發展，甚至由於大規模的典範轉移，自20世紀末端開始，學院以外的社會立場愈來愈深刻地動搖整個洪堡式的學術界，對哲學這個學門以及對所有傳統人文學科施壓干涉，實行對大學體制可能是致命的、大規模的改革政策，以致哲學以及整個人文學界當前都落入危機。此危機同時涉及各學門的深層構造、學術狀況以及人文學整體的實際局勢。

另一方面，若單獨自哲學內部的角度來看，還有另一種威脅哲學的力量已浮出於時代的表面。最晚在進入21世紀之際，也就是在所謂的後現代以及歐洲的殖民時期同時結束之際，哲學被暴戾地逼迫要離出歐洲文明這個古老的生態環境。英語界唯利是圖的心態已普遍籠罩整個世界並展開優勢甚或霸權，而歐洲同時必須面對全球化的龐大權勢。於是，哲學面臨歐洲文明的普遍化與去殖民化這種處處弔詭的情勢，在不得不面對高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經濟主義全面化之時，哲學必須承受新時代連帶的種種理論挑戰和現實壓力。近20年來的歷史演變促使至少三百年以來都抱著優越感的學院哲學內部也發生徹底的變質與變形。在哲學業已成為了似乎僅只局限於某種區域和某種傳統脈絡下的「歐洲哲學」、「歐陸哲學」之際，當哲學於學院裡作為一門學科這個情況被體制本身強烈攻擊之際，哲學若依然要捍衛自己的立場，將自己當作一個嚴肅的思考場域，哲學這個學門便勢必得要重新奠建其整個導向、執行模式和存在意義。此時此刻，哲學被迫捨棄長久以來支配這個學門的若干習性與信念，要離棄某些保護自身的抉擇和立場，也不能再對各種生活面貌抱持驕傲、有距離的態度。當今思考者不得不跨越某些難以逾越的界線，思考者必須違背某些一直以來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價值與標準，隨而將自身向傳統哲學尚未充分認知把握的「他者」以及各種「陌異狀態」敞開。有幸的是，至少在尼采，或者甚至浪漫時期的一些思想家看來，在學院哲學之外早已出現過某種「另類」的思維在敲哲學的大門，讓哲學自身對當今它所需要的自我敞開與自我逾越業已作了準備。哲學在歐洲對其當今所面臨的困境其實已經醞釀了不少潛力，可以拓開未來思想的場域。

歐洲的哲學「傳統」在今天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的問題，無論我們置身於歐洲或歐洲以外，凡是仍然關連到歐洲的思想資源和思考模式的人，凡是依然企圖就哲學的立場來追求合於時宜之思考的人，恐怕都不得不先賦予自身所身處的歷史情境以關注並且深入省思歐洲與歐洲以外的當代關係，甚至必須從一開始將各種哲學及非哲學、歐洲及非歐洲的資源皆納入自己的思維視域。當今從事哲學思考的人必須賦予新思路和新思考模式這雙面的問題性以嚴謹的關切，必須讓自己盡可能地脫離已落入危機和窘境之學院哲學的老套作風，並對新模式下的哲學書寫進行種種試驗。如今思考者只可能經由一種持續不斷地被調整的、非常嚴肅且謙虛的「哲學工夫」來推展名實相符的當代思維。

在三十多年來從事哲學思考的我個人來看，為了應對以上所勾勒的危機與困境，我能夠應用的文化資源和生活經驗並能採取的思考模式以及可行的探索途徑，也就是我個人所能推進的哲學試驗當然各方面都是片面性且局限的，均有不足之處，因為各個環節都為我個人的經歷和養成所拘束，也受限於我個人的生活情況。我個人著重現象學與藝術，這是我兩種最重要的思維來源。再者，我吸收華語界的歷史傳承作為主要啟發和資源，進而從一種具體化、體驗化的跨文化式立足點來關懷當代華語思維的情形與潛力。鑑此，本專書匯集身體現象學、跨文化思維以及藝術經驗這三個主軸，企圖在現象學的省思場域上引發一種融合跨文化經驗和藝術經驗的思考模式，藉以省思當代性的問題。

首先說明我為何在逐漸脫離最適合於漢學這個語文學之需求的詮釋學以後，選擇現象學這個歐洲哲學運動作為首要研究架構。依照胡塞爾給整個現象學運動所提出的基本構想，現象學式的觀察、描寫與省思都要求思考者首先得要將自己的關注由「自然態度」（natürliche Einstellung）轉成「現象學態度」（phänomenologische Einstellung），再要對一切現有學說、範疇、概念以及種種實際判斷進行一種「懸擱」（Epoché）。藉由這兩個方法論環節，現象學家並不懷疑萬物的實質存在，而且也並不打算將任何實際情況自自身所採取的視野和思考範圍裡排除，剛好相反，藉著這個方法性轉換，現象學家意圖將世界中所有實際情況看清楚，並揭露其普遍性的本質。經由避開所有現有的理論架構與研究動機的方式，現象學的思考者能夠轉回自己所「切身體驗」的實情（leibhaft Erlebtes）。他返回任何思維都不可以合理地質疑的平面，亦即一切被給予者在此處原初地被給予的這個內在層面。只要實質地採取現象學的眼光，來觀察這個原初平面上湧現而直接被給予的諸種意識內容與實有情形，這些現象並非所謂的主觀，反而是歸屬主客尚未分隔之前的原本思考場域，亦即現象作為「現象」（Phänomen）湧現的所在。所有意識內容作為意識中的顯現發生乃是思維可以切身體驗並關注的「顯像」（Erscheinung）。任何顯現的發生都由兩個面向所組成，即「能思」（Noesis）或「被給予狀態」（Gegebenheitsweise）以及「所思」（Noema），來作為此顯現發生的必然內涵。對此實際顯露的現象內涵進行觀察與闡析，進而揭示其實際面貌與情形，這乃是現象學構想中所謂「本質還原」（eidetische Reduktion）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