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當歌

我是1949年出生的，可是都快兩歲了，父母也沒想起給我起個名字。有一天父親猛然有所悟，於是作為重要提案擺到母親面前，說該給女兒起個名了。母親看著滿地亂爬的我，隨口說：「你看她爬起來像頭牛，就叫她『小牛』吧。」上小學了，父親又覺得「小牛」不太正規，於是改了一個字，叫「小妞」。從此我有了大名。

到了第二年，父親又把我的名字隨手送給了另一個我不認識的小女孩―那是他新寫的一個電影劇本，正苦於裡面的女孩沒有名字，便把我的名字拿去了，我的名字出現在電影裡我還很得意。於是，兩個孩子用了一個名。

那個電影，就是《黨的女兒》。

結果，一些認識我不認識我的，就都以為那個女孩是我演的。我說也說不清，越解釋越糊塗。其實電影裡的「小妞」演得非常好，她叫沈競華，是長影一位女場記的女兒。

《黨的女兒》電影，以她再一次的華彩，高調走進父親的人生。

還是在《上甘嶺》拍攝過程中，沙蒙為了使他領導的這個攝製組接著有戲可拍，便動員林杉趕緊再寫一部電影劇本。攝製組全體人員一致支持沙蒙的建議。熱情的女場記小馮第二天就拿來一部中篇小說在現場給大家朗讀，這就是王願堅的成名作《黨費》。小說以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年代為背景，描寫了處於白色恐怖下的女黨員李玉梅一心找黨堅持鬥爭最後掩護戰友而犧牲的故事。攝製組的人都被感動了，特別是林杉和沙蒙。沙蒙十分肯定地說，這部小說完全可以改編成電影，並鼓勵林杉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改編任務。林杉更是為小說中的故事所觸動，感到一些情節與自己過去的經歷十分相似。他沒有猶豫，接過重任，準備立即動手進入創作。他先去江西采風，回來後很快完成了劇本創作。沙蒙對劇本非常滿意，等《上甘嶺》拍完後，他立即奔赴外景地，並著手完成了分鏡頭工作。

可沙蒙突然被打成右派，失去了當導演的權利。按照領導的指示，《黨的女兒》的導演由林農接過去。

林農個頭不高，林杉和他站在一起，相互平視，不高不低。

第一眼看林農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對特明亮的眼睛。他操著一口濃重的川味普通話，動作敏捷，反應靈活。他煙不離嘴，酒不離口，在長影人眼裡，是活脫脫一個大藝術家。

林農原名粟多澤，1919年1月23日出生於四川省南充縣。1938年9月奔赴延安，先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後考入魯迅藝術學院學戲劇。1938年12月入黨。畢業後在文工團當演員，曾參加《欽差大臣》、《日出》及歌劇《白毛女》的演出。抗日戰爭勝利後，他隨東北幹部團奔赴解放區東北文工團，後來調到瀋陽東北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任講師。解放後，先後在東北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製片廠從事電影創作工作。在《上饒集中營》《衛國保家》《豐收》中任副導演。先後拍攝了《小姑賢》《闖王旗》《神秘的旅伴》《邊寨烽火》《黨的女兒》《甲午風雲》《兵臨城下》《豔陽天》《金光大道》《大渡河》等多部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在中國電影史上佔有重要位置。

1954年，林農和謝晉曾經在一部片子裡做聯合導演。那時林農就說，沙蒙是他的老師。謝晉經常聽林農介紹沙蒙是怎樣拍電影，怎樣寫分鏡頭劇本，怎樣選演員，辦事如何認真……林農自稱他是沙蒙一手帶出來的。

1957年，沙蒙等人被打成右派時，林農正在雲南拍外景。回到長影后一看沙蒙成了右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他的老師鳴不平：「沙蒙老師怎麼會反黨？我最瞭解他。他不可能反黨。」結果，本來沒林農什麼事，幾句話讓他成了右傾，留黨查看一年，降了兩級工資。

此事引起了郭維的感歎，他說林農心胸坦蕩，有什麼說什麼，赤子之心。

林農為沙蒙鳴不平受了處分，又受命接過沙蒙的「導棒」拍《黨的女兒》，心裡本就彆扭，同時又顧慮重重：廠裡早已傳開說《黨的女兒》是個好劇本，那時他自己拍片畢竟不多，又是接拍名作家的本子，一旦拍壞怎麼交待……思來想去還是不想接，可又無法拒絕廠裡的決定，硬著頭皮算答應了。

林杉寫《黨的女兒》，是對王願堅的《黨費》進行了再創造。故事講的是江西老根據地的紅軍長征後，區委書記馬家輝叛變，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女黨員玉梅死裡逃生，獨身一人上東山找黨組織，半路與另外兩個黨員一起成立了黨小組，領導群眾堅持鬥爭。不久，通訊員小程到玉梅家來取黨小組為遊擊隊準備的鹹菜，被敵人包圍。為掩護小程，玉梅挺身而出，英通就義。

劇本印出來立即在廠內爭相傳閱，演員們對參加《黨的女兒》拍攝也極其嚮往。

林杉和林農在創作中共同認識到，按照中國的文化傳統，一部好電影首先要有個好故事。而故事一定要具有傳奇性。林杉說，作品必須有一奇，然後方能傳之。用當年的視點看，《黨的女兒》裡有幾個「奇」是可圈可點的。影片一開始少將王傑參加八一建軍節文藝晚會，已長大成人的小妞登臺演出，一曲熱情奔放的「興國山歌」勾起了王傑的回憶，接著一對失散二十二年的父女相認，這本身就充滿傳奇色彩。更奇的是李玉梅在敵人大屠殺中神奇地活了下來，讓周圍的人都嚇了一跳，有的以為遇到了鬼，有人以為她是叛徒……影片最後玉梅拿鹹菜當作黨費交上級組織又是一奇……正是這些傳奇的情節牢牢地抓住了觀眾。

在50年代中期，作者能夠在革命歷史題材中捕捉和發現「傳奇」色彩，這不能不說是創作上的一個明顯進步。正如林杉說：「奇」決不是離奇荒誕，它往往出現在生活中，由作家去選擇，或是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由作家想像與虛構而成。這種「奇」的另一作用是把作品中的人物放到「奇事奇境」裡，也就是放到最尖銳的典型環境裡，這就能夠最本質地揭示社會矛盾，使人物感情達到最飽和程度。他還說，中國的古典小說和戲劇就帶有傳奇特點，是因為作家發揮了最豐富最活潑的想像力，同時還使用了必要的誇張手法，這就使作品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這種傳奇特點在中國古典小說和戲劇中是一脈相承的。

其次，《黨的女兒》在人物塑造方面，比《上甘嶺》有了更成熟的發揮。有評論說《上甘嶺》的張忠發與《黨的女兒》李玉梅是不同的。一個是「烈火中的金剛」，一個是「疾風中的勁草」。李玉梅外表是個柔弱女子，在大雪壓頂的困境中卻外柔內剛，堅強沉穩。《黨的女兒》故事的曲折性和觀賞性，在解放初期多數作品好人壞人涇渭分明一目了然的公式中，應該是獨到的。

影片中有一個重要情節，就是如何寫叛徒馬家輝夫婦。馬原本是共產黨的區委書記，貪生怕死投敵。他的老婆桂英卻為此感到羞恥，悔恨難當。李玉梅找到馬家輝並得知他叛變怒斥後奪門而逃，馬家輝抓住她不放，這時痛苦的桂雲沖過來死命拖住丈夫，大喊讓玉梅快跑。馬家輝無奈拔出手槍向桂雲開槍。玉梅逃脫了，桂雲的死卻讓觀眾深切感到人的真實―背叛和犧牲是可以存在於一個靈魂中的。這個情節驚心動魄，卻發人深省。

把《黨的女兒》劇本變成視覺藝術，林農導演煞費苦心。他竭力調動各個藝術元素，圖像、光線、色彩、音響、鏡頭變換、場面調度，都力求達到當時有限的技術條件下的最高水準。

《黨的女兒》公映以後一直受到觀眾的喜愛，當時被認為是林杉的「顛峰之作」，被評為「1958年最受歡迎的國產影片」。著名作家、當時的文化部部長沈雁冰曾題詞向該片致以祝賀，並認為「田華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接著此片到蘇聯、民主德國等國家放映，也取得了轟動效應。《黨的女兒》自1958年問世以後，不僅成為電影藝術久盛不衰的精品，在電影院和電影頻道反復放映，而且被改編成多種兄弟藝術形式。

林農愛喝酒是全廠有了名的。他在寫分鏡頭劇本時必須與酒相伴才能有靈感。他總拿著一個寫著「獻給最可愛的人」的大白瓷缸，裡面盛滿老白乾。也沒菜，桌上是一疊分鏡頭稿紙，喝一口寫幾行，寫幾行喝一口。酒沒了，鏡頭也分完了。著名攝影師王啟民說：「林農寫的分鏡頭導演臺本都能聞出酒味來，激情越高，酒味越大。」

林農契而不舍地使盡各種辦法喝酒也是別出心裁的。「文革」中他和眾多「牛鬼蛇神」睡一個大鋪，白天值班人員發現通鋪下許多鞋和舊紙箱後面藏著一個白塑膠桶，桶裡裝的全是白酒。一根細塑膠管從酒桶一直通林農的鋪位。原來每到夜深人靜林農就躲在被窩裡吱溜吱溜吸上幾口。事情敗露後林農被要求作「深刻檢查」。他說自己沒遵照毛主席的教導「鬥私批修」真是罪該萬死，還說愛喝酒是想麻醉自己的神經，是對毛主席不忠的表現。但當他的檢查勉強通過後，他沒忘了說：「剩下半桶酒老白乾能不能還給我，不喝浪費，就更加罪該萬死了。」在場人都很嚴肅，心裡全都笑翻了天。

記得我小學三年級住在小白樓時，一放學把書包一扔就鑽到攝影棚看拍戲。至今我還記得一次看林農拍《甲午風雲》的一場戲。用木頭做的清朝「遠洋艦」的駕駛艙搭在高高的攝影棚上空。攝影師王啟民叔叔像抓小雞似的把我抱上架在空中的攝影機前，示意我往一個小洞裡看―天哪，那裡有一個和螢幕一樣的長方形小四方塊，能看到駕駛艙裡的「鄧士昌」。只見導演林農屁股後面掛著一個酒壺，每次開拍前他一定要先仰脖咕嘟一口酒，然後一聲高喊「開始」，於是窗外拿著火把的人一個個輪番向後跑，駕駛艙好像在往前行，四周泛起滾滾濃煙。

《甲午風雲》正式放映了，我看得淚流滿面。沒想到我在現場看到的那場戲，竟然是林農的「絕妙」一筆―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這場十九世紀最大規模的海戰最終以遠東第一艦隊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滅而結束。林農是這樣處理鏡頭的：鄧世昌指揮的「致遠號」被魚雷擊毀後，他與自己的愛犬一起沉入茫茫大海，導演給這組鏡頭幾乎都是全景和遠景。而致遠艦開向日本吉野艦準備同歸於盡時，扮演鄧世昌的遼寧人藝著名演員李默然雙手把舵，把大辮子向後一甩，怒目圓睜，駕艦向敵艦沖去。導演給這組鏡頭幾乎都是近景和特寫。因此人們印象更深的是鄧世昌最後雕塑般站在操縱臺上，他駕駛軍艦沖向敵人的形象深入人心，而《甲午風雲》的主題，就不僅僅是突出「國恥」了。

從1950年開始，林農一生拍了十九部電影。拍攝時間前面搭著「反右」後面跨著「文革」，拍攝過程充滿了「傳奇故事」。

林農原來是演員，當導演後，他同英國大導演希奇柯克一樣，喜歡在每部影片裡都給自己留一個小角色。他在《黨的女兒》裡演一個槍殺共產黨員的匪兵，因為演得逼真，「文革」中竟成為他仇恨共產黨的一大罪狀。林農哭笑不得，只能不停地往嗓子眼裡倒白酒。

最要命的是1962年拍《甲午風雲》時，鏡頭幾乎快完成了，長影廠廠長突然把林農叫到身邊，要求他必須把鄧世昌拍成「資產階級革命家」，而且是「必須」。林農頓時就懵了，這鄧世昌明明是軍艦的艦長，什麼時候當「革命家」了？還是「資產階級」的？在拍《甲午風雲》之前，林農早已翻遍了有關歷史資料，他對這沒頭沒腦的「指示」氣得竟一句話說不出來，獨自一人坐在那裡生悶氣。當時的廠黨委書記前來安慰他，此時林農跟書記也無法溝通。回家後又火又惱的林農捏起酒杯，卻連高度白酒都讓他找不著感覺了。

後來林農直接向北京的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彙報，說《甲午風雲》沒法拍了他只想自殺。萬般無奈，林農想了個辦法，先按原劇本拍著，外人搞不清都拍了些什麼。然後把樣片先送北京審查，如果通過了再回過頭壓廠裡，來個先斬後奏。可沒想到第一次送審沒通過，林農導演呀，萬般無奈！

1963年2月，上級決定要將話劇《兵臨城下》改編成電影，這個任務交給了長影。廠領導班子決定由林農擔任導演，由當時的藝術副廠長林杉將任務交給了林農。林杉萬沒想到，他實際上是交給了林農一個大麻煩。

原來這一年四月，林杉接到通知，說周恩來得知話劇《兵臨城下》要改成電影，想約主創人員談談。於是當年的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帶著主管長影劇本創作的副廠長林杉和編劇白刃前往總理處聆聽了周總理談《兵臨城下》的修改意見。回來後林杉交待白刃與林農一起按照總理的意見修改劇本，並很快進入拍攝。

可是影片放映後，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是林彪。他似乎覺得反映地下黨鬥爭的歷史有抹殺前線打仗之嫌。林彪武斷下令不許部隊看《兵臨城下》，並授意江青介入。接著江青跳了出來，與林彪一呼一應，指責影片為某某人翻案，然後把此片打成大毒草，扣上「美化敵人，為國民黨樹碑立傳」的大帽子。「兩報一刊」也用很大篇幅展開批判。

意外的是，《兵臨城下》上映後大受歡迎，電影院往往一天要放十幾場。這邊林農被點名批鬥，那邊放映場場爆滿。造反派把林農拉到各個單位去接受批判，接著把他關進牛棚進行折磨。林農耳膜被打裂，臉被皮帶抽腫，一跪就是四個小時，裡外三套衣服全濕透。可意外的事情仍在發生―一些影院本來是為了批判才放映《兵臨城下》的，竟經常發生影片結束了燈還沒亮觀眾先鼓起掌來，搞得造反派很是無奈。挨完打的林農認准了「你批你的，我喝我的」。此時他最大痛苦竟是沒有酒喝。一位工人偷偷送了他一瓶酒，林農高興得把所有的痛苦拋之腦後。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去世。1月9日一清早，導演宋江波在走廊忽然聽到會議室裡有人失聲痛哭。他向裡一望，原來是林農導演。他沒敢走進去，他第一次看到一位老人這樣悲痛地放聲痛哭，自己的眼淚也不覺流下來。林農的哭聲一聲高過一聲，像一個找不到媽媽的孩子。後來林農說，他聽到總理去世覺得好像天塌下來一樣，宋江波從老人明顯憔悴的面容，看到了他對國家前途的憂慮。

林農，這位一生都在深刻解讀人物性格及人性美醜的電影導演，也許這一刻他想起了十幾年前周總理連看了三遍《兵臨城下》話劇，就如何改編電影劇本多次作詳細指示。林農深知周總理懂藝術，從來不提公式化、概念化意見；周總理尤其提到處理敵人形象不要簡單化臉譜化……林農和創作組成員滿以為有周總理支持《兵臨城下》應該能獲得成功，沒想到橫遭江青等人批判。林農從心裡感到疼痛，他明白「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的慟哭傳遞出他對自己的總理為民族苦難的擔當、飽受精神折磨的理解和心痛。

以後林杉在他的一篇文章裡說：「林農是一個更深刻理解周恩來，並與周恩來的人格有著許多相通的人。」

政治鬥爭的是是非非無休止地糾纏著文藝創作，林農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1973年林農拍攝《豔陽天》就更逗了。當時的工、軍宣隊硬說戲中的肖長春是英雄人物，所以必須仰著拍，否則英雄不高大，體現不了「三突出」。林農當時就急了，反駁說：「怎麼突出？我把人綁在長影的大煙囪上就高大突出了？我能那麼拍嗎？」於是這個「大煙囪」成了林農的「名言」，造反派對他進行了長達幾個月的批鬥。可貴的是，那時的林農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仍堅持盡可能賦予主人翁一個普通中國人的人情冷暖和喜怒哀樂。不管外部環境怎樣惡劣，他自有心中一片自由溫馨的田地。

1975年拍《金光大道》又叫人哭笑不得了。當時的長影工宣隊隊長是來自二二八廠的一名門衛，擔任長影的黨委書記，軍代表是吉林軍區的一位生產部長，擔任長影廠長。領導們看過劇本後說通不過，於是決定發動群眾改劇本，一時間廠內貼滿了群眾修改電影劇本的大字報。革委會又從廠裡各部門抽調了兩百多人，把林農和年輕的記錄員小肖團團圍住，任憑革命群眾七嘴八舌，有說這麼改，有說那麼改，開展了一場《金光大道》「劇本大匯戰」。結果劇本從頭到尾前後改了十五稿，歷時一年之久，累計達九十多萬字，累得小肖徹夜難眠。那時沒電腦，只能用「剪刀加漿糊」沒完沒了的貼來貼去。最後林農怒火中燒終於忍不住了：「這哪兒是創作呀？簡直是胡鬧」。林農導電影，他偷偷向沙蒙請教，悄悄與呂班交流，可從來沒想到會有這樣一種創作方式，氣得他只能繼續仰起脖子喝酒。

雖說沙蒙郭維他們被打成右派，但他們在五十年代拍電影還是「自由」的，他們畢竟沒有被更多的極左思潮干擾；林農雖說沒當右派，但他在創作最高峰期始終經歷著從反右到「文革」左的煎熬。人很苦，心很累。但可貴的是，他沒有站到左的一邊，盡全力拍出更符合歷史事實，更富有人情味，更展現人性美的優秀電影，這是林農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面。

長影演員朱德承曾記下了這樣一個夜晚：文革後的一天，林農和郭維兩位大導演在房間裡喝酒，一瓶五糧液，一包四川臘肉幹。當時郭維要把一位作家的小說《老處女》搬上銀幕。林農勸他不要拍這類題材。他說：「這類題材的電影拍出來無非是揭我們黨的短，說黨犯錯誤，這種東西老百姓看多了是什麼感受？看了就想起「文化大革命」，除了難受就是恨，有意思嗎？尤其你郭維不要拍這類題材，誰都知道你從57年開始就挨整，一直到『文革』都沒好過過。說一千道一萬，那也就是媽打孩子，你能怎麼樣？能反過來再打媽幾下嗎？這些年是把咱們折騰夠嗆，可咱們比起荒煤同志還是強多了，我們畢竟沒有進監獄，人家荒煤同志從監獄出來還積極工作……」

這是真實的林農。拍完〈黨的女兒〉，林農除了接過林杉的又一部劇本《試航》外，他們再沒有機會合作。文革中林杉挨鬥，林農挨批，兩人一起被關在「牛棚」。可林農始終堅持「出棚就拍片，挨批就喝酒」，一次一次被打壓，一部部出成果。他耿直的性格和對藝術的執著一直在廠裡傳為佳話。他把他所有的激情和理念，都深情地投放在他的作品中。

1970年1月，「文革」中的林杉戴著「叛徒、臭老九和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三頂帽子被押送下鄉勞動改造。1972年回到長春，臨時被安排住在長影廠對面的建工學院的大教室裡。此間林杉已經整整八年沒有寫一個劇本了。有一天林農突然敲門進來，林杉喜出望外。他們相互望去，頭髮都白了，背都有點彎了，說話的聲音都減弱了。林農說他正在籌備寫張學良的劇本，一聽說林杉回來了，就主動向組織要求，請林杉一起參加採訪，一起出外收集材料。經歷了「文革」風風雨雨的林杉聽說他又有了重新寫作的機會，竟激動得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臨出發採訪前，為了寫採訪提綱，林農拿來了一大堆材料給林杉看。林杉一邊看一邊記，他感到當年採訪上甘嶺的感覺又回來了，當年塑造李玉梅人物形象的激情又回來了。他很快完成了採訪提綱。林農說，他去找人聯絡採訪事宜，讓林杉等回音。林杉高興得像個孩子，能重新參加工作才是他最大的幸福。他從每支筆每張紙到每件換洗衣服，都作好了最細心的準備。考慮到組織上對自己的還沒有最後落實政策，他特意托人捎信給林農：林農外出可坐軟臥，但現在政策還沒落實，自己坐硬坐也無妨，千萬不要為他跟組織爭待遇。可是，左等右等，林農一直沒有來。

林杉急了，就自己跑去問林農，是不是有什麼困難呀？這時林農才說，省裡某領導不同意林杉參加創作，說「暫緩外出」。

林杉頓時呆住了。記得那天下午我去大教室看望父親，他半靠在床上，一隻胳膊搭在額頭上。他對我說，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他坐在飛奔的火車上，對面坐著張學良。他們相對而坐誰也沒有說話，當火車到了西安時，夢斷了……

林農痛失了一次和林杉合作的機會。除了喝酒，他知道說什麼都沒用的。他手拎酒瓶，眼戴墨鏡，平頭白髮，獨往獨來。林杉不止一次說，林農是個大好人。的確，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接受媒體採訪。他認為，他的所有想法，都在他的影片裡了……

2002年7月21日，林農走了。

追悼會上，家屬依照他生前的願望，放的送行曲不是慣常的「哀樂」，而是電影《黨的女兒》插曲「興國山歌」―這首根據江西老革命根據地的民歌改編的電影插曲以它特有的意味在告別大廳徘徊。送行的朋友們聽懂了，懂得林農盤桓在一個節點上──他分明在對先他而去的沙蒙說，我的恩師，我的摯友―林農來了。聽啊，這就是當年你交到我手的那支「出征歌！」

哎呀來

炮火聲呦戰號聲

打支山歌與你聽

紅軍哥哎

百萬草鞋送你們……

林農的朋友和曾經的合作者為他捐款建了一塊墓地。他們說，林農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是最質樸、最執著、最沒有雜念的人。他那個時代沒有那麼多評獎，也沒有那麼多報酬，他就那麼安然地為電影勞碌了一生。為林農建墓地，是為了有一個可以想念他的地方……

▎醉酒當歌

我是1949年出生的，可是都快兩歲了，父母也沒想起給我起個名字。有一天父親猛然有所悟，於是作為重要提案擺到母親面前，說該給女兒起個名了。母親看著滿地亂爬的我，隨口說：「你看她爬起來像頭牛，就叫她『小牛』吧。」上小學了，父親又覺得「小牛」不太正規，於是改了一個字，叫「小妞」。從此我有了大名。

到了第二年，父親又把我的名字隨手送給了另一個我不認識的小女孩―那是他新寫的一個電影劇本，正苦於裡面的女孩沒有名字，便把我的名字拿去了，我的名字出現在電影裡我還很得意。於是，兩個孩子用了一個名。

那個電影...

這不僅是一本回憶父親的書。更多的，是寫父親的朋友們。

這些朋友中，有電影編劇，有導演，有與父親同代的，也有下一代的。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們有的離去了，有的已近古稀。父親一生雖然寫了十幾個電影劇本並都搬上銀幕，可他生前最想念的，是那些與他共同合作過的朋友和夥伴們，從來沒有忘記劇本中的某一個精彩細節是誰誰提供的，某一個故事題材是誰最先發現的……當我翻閱數不過來的文檔資料，憑著記者的好奇和敏感去採訪和接近父親生前的朋友時，我瞭解到那一代電影人深厚的藝術造詣，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理論和實踐，以及他們的命運──一些父親最知已的朋友，在政治鬥爭風暴中失去人身和創作自由，直至失去生命，已成為父親心中永遠的痛！

父親曾趴在農家的炕桌上寫文章懷念他的創作摯友，在書中與他們對話，在信中與他們探討文學和電影理論，在夢中和他們相對而坐，默默無語……

父親和他朋友們的友情，記錄了那一特殊時期特別的中國電影史！

這本書中，也收進了我對兩位母親的回憶。我曾細心聆聽生母的述說，我也靜靜地坐在繼母面前，聽她敘述對父親的思念。

她們是父親的親人，也是父親的朋友。

我的一生中，最難忘的是下鄉當知青的四年，還有二十多年的電視記者生涯。我記不清自己拍了多少部紀錄片，挑出兩部印象較深的也收入書中，讓漸行漸遠的思緒，重新回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之中……

如今父親已經去世二十八年了。向父親學習什麼？學品行，學道德，學情操；向他的朋友們學習什麼？學他們不懈的創作嚮往，以及留給後人的寶貴的探索……這是我寫此書的目的。當父親知道我把他放在大家中間，以一個普通朋友形象出現的時候，他一定會點頭，向我露出那麼熟悉的、飽含豐富內容的微笑……

李蘊

2020年6月

這不僅是一本回憶父親的書。更多的，是寫父親的朋友們。

這些朋友中，有電影編劇，有導演，有與父親同代的，也有下一代的。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們有的離去了，有的已近古稀。父親一生雖然寫了十幾個電影劇本並都搬上銀幕，可他生前最想念的，是那些與他共同合作過的朋友和夥伴們，從來沒有忘記劇本中的某一個精彩細節是誰誰提供的，某一個故事題材是誰最先發現的……當我翻閱數不過來的文檔資料，憑著記者的好奇和敏感去採訪和接近父親生前的朋友時，我瞭解到那一代電影人深厚的藝術造詣，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理論和實踐，以及他們的命運─...

自序

▎第一章：父親和他的朋友們

喜劇導演的悲劇
風雨小白樓
我沒有罪
生存還是毀滅
醉酒當歌
泣血蒼鷹
松樹下的白骨
準備坐牢
《苦戀》風波

▎第二章：我的兩位母親

媽媽愛唱歌
新媽媽的煩惱

▎第三章：記者創作點滴

在那遙遠的地方
走近鄭和

自序

▎第一章：父親和他的朋友們

喜劇導演的悲劇
風雨小白樓
我沒有罪
生存還是毀滅
醉酒當歌
泣血蒼鷹
松樹下的白骨
準備坐牢
《苦戀》風波

▎第二章：我的兩位母親

媽媽愛唱歌
新媽媽的煩惱

▎第三章：記者創作點滴

在那遙遠的地方
走近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