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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石曉楓 專文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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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並纏綿著—孫頻小說中的創傷與救贖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石曉楓

長期以來，中國當代小說家以王安憶、莫言、閻連科、余華、蘇童等較為臺灣讀者所熟知，而這批五○後、六○後作家確實也把握其經受大時代洗禮的寫作資源，持續活躍文壇且長期處於重要地位。然而近十年來，關於七○後、八○後作家作品的成熟度，也開始受到關注，較早成名的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人之外，近期廣受討論的尚有雙雪濤、胡遷等。而孫頻（一九八三— ）在八○後創作行列裡，則是頗具個人風格的一位，前此在臺灣出版的作品僅有短篇小說集《不速之客》，這本《鮫在水中央》為其較新作品，由〈鮫在水中央〉、〈天體之詩〉、〈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三部中篇小說組成。之所以言其風格特殊，如作家所言，她不屬於「歪膩」婉約的創作氣質，展讀數頁，字裡行間迅即閃現出森冷的金屬光芒，廢墟與死亡／失蹤者相伴出現，營造出冷硬派的質地。〈鮫在水中央〉裡廢棄的鉛礦、湖底的屍體，〈天體之詩〉中的工廠廢墟與殺人疑案，乃至〈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裡的廢園老宅，被埋屍桃園中的人與狗、被隱瞞的死亡種種，充斥著詭魅的氛圍與一觸即發的張力。將推理、懸疑手法等融入嚴肅文學創作中，似乎是中國八○後創作特徵之一，孫頻小說的懸疑重點不在情節的推進，而更多取決於充滿畫面感的經營，浩大明月、銀脆花香、葳蕤春草等固然為常見之美好景致，但小說中出現更多的是因得人身餵養而有妖氣的魚兒，花朵開得又妖又香、桃子肥碩圓潤如吸了死人之血的豔異氣息，此中包藏了身世之謎與時間的祕密。而所謂時間的祕密，正是孫頻以懸疑為餌所欲展開的存在思辨，世間真幻如何洞悉？來自時間深處的幻象如何展現其意義？邊緣人物的困境又該如何尋求解脫？不妨以三篇中最見情感與功力的〈天體之詩〉為例，山西省交城縣卻波街為孫頻小說中常見的空間，前此的〈乩身〉、〈卻波街往事〉等，乃至本書另一篇〈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均多所演繹，顯示了家鄉小縣城與創作者血脈相連的意義。至於本篇主要的場景，可以對照七○後作家路內從長篇處女作《少年巴比倫》開始，一系列技校和工廠生活的寫作，這些工廠生活來到八○後雙雪濤（一九八三— ）、班宇（一九八六— ）以及孫頻筆下，便成了廢棄的場所、沒落的街道，他們更熱衷於演繹父輩下崗的故事。可以說，過去右派被批鬥的血淚史、文革十年的慘痛經歷，在此輩作家筆下，已漸漸轉成更前代的敘事背景，〈鮫在水中央〉裡固然有被劃為右派、被批鬥的范聽寒夫婦，〈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裡固然有被打成右派下鄉改造的宋之儀夫妻，但作家更熱衷著眼於一九九○年代中期，中國由計畫經濟轉入市場經濟，改制後國企工廠的衰落景象與底層工人的掙扎。在此波下崗潮中，有太多如梁海濤般以「買斷工齡」方式結束工人生涯者、有自辦廠子最終失敗如范柳亭的私營企業者，亦有諸多如李小雁般下海的個體戶，或如華建明、伍學斌般誓言死守工廠的老員工，這些在時代洪流中無法順利轉變或找到位置的邊緣人，便在時間夾縫中退無所據地存在著。〈天體之詩〉的敘事者「我」在大學講堂所拋出的質問是：「當宗教信仰不再，人類心靈麻木不仁，如何才能彌補這世界的裂痕。」然而這充滿表演意味的質問，必須等到在拍攝廢棄工廠過程中，遭逢了伍學斌、李小雁等下崗工人，才能產生參差的對照。李小雁的詩是生活的虛擬與表演，然而在殘敗的小鎮月光下，生命是塵埃，世界如幻象，荒謬苦難的現實有如不真實的夢，而夢境或許反而更能允諾最終的真實。〈天體之詩〉演繹了時代、命運與精神的種種失序，正因現實太難以逼視，「我」才需要藉由電影創造幻象，而真實或許正存在於李小雁所創造的詩與夢中。正是在這樣的立足點上，卑微的生命從而有了詩般的存在，關於電影／夢與真實的辯證也產生了詩般的哲思。時代的作用力與邊緣人的處境，是孫頻小說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中身世不明的宋書青，覺得自己是整個社會的一個幻覺；〈天體之詩〉中的車間主任伍學斌、李小雁，焦灼於小人物發聲的艱難；〈鮫在水中央〉裡的梁海濤則如懸絲木偶般在生活中掙扎，操縱他們的究竟是命運還是時代？在錯謬的現實裡，他們那麼卑微又那麼真誠地尋找存活的縫隙，那是讀詩安心、穿戴整齊做人，越是困頓便越是鄭重的體面；那是短暫一生也要自帶莊嚴感的堅持。正是在這些不甘被命運、時代擺布的張力裡，孫頻小說裡的人物不斷演繹著罪疚、願望、彌補、諒解、贖罪與寬宥。黑暗與歡樂苦苦地共長著，但是小人物還是要那麼用力地活著，痛並快樂著、纏綿著，所有種種「不過就是為了鎮壓那一場枯而又榮、榮而又枯的徒勞」，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小說家如冷兵器質地般文字背後的悲憫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