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我的朋友楊照，以十年時光，透過漫長的「民間講堂」，爬梳中國史的層層迷霧，最終要推出一套十三冊《不一樣的中國史》！我衷心期待，也誠心推薦。

楊照是臺灣典型「公共知識份子」，博雅多聞，見識恢宏，能見人所不及見，敢言人所不敢言。在「去中國化」的臺灣史論述風潮中，他標舉多角度、多面向，客觀理解中國史，才可撥雲見日，凸顯臺灣史的獨特性。這就是師承胡適之，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的獨立思考，自由主義學風！

臺灣是臺灣，但唯有認識中國，臺灣才顯現更自在的位置。──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

我迫不及待...

不是輕生，是貫徹信念的代價

在《禮記．檀弓》中有關於曾子死前的記錄。曾子病得很重很重了，病榻前有他的弟子樂正子春，還有兒孫曾元和曾申。這時一名童子舉著蠟燭進房，蠟燭一照，看到了曾子睡的鋪席，不自覺地驚訝說：「這不是大夫的墊褥嗎？」樂正子春立即制止童子，但來不及了，曾子聽見了。

曾子把童子叫過來，要他再說一次。聽清楚童子說的，曾子一看，果然自己睡的地方鋪上了季孫氏送給他的墊褥，那是他平常不會用的，因為不符合身分。曾子就說：「趕快把我抬起來，我不能睡這個，我不是大夫，不能用大夫的墊褥。」

他病重到甚至無法自己起身，曾元就勸他別急著換，到天亮了再換。曾子很生氣，罵曾元：「你對我的愛，還比不上這個小僮僕。他看到我睡在不對的墊褥上感到驚訝，你卻不在乎。現在我就是要換墊褥，別無所求！」曾元等人只好聽從，結果墊褥還沒換好，曾子就斷氣了。

這段故事出現在《禮記》中，傳統上我們看到的、強調的，當然就是曾子對禮的看重與尊崇。曾子堅持，沒有大夫身分，不管這墊褥怎麼來的，就是不能躺在給大夫用的墊褥上。

不過，若將這則故事和前面舉的例子擺在一起，我們會看到另外一層意義。曾子應該也知道，如果換墊褥，自己恐怕連這一夜都過不去了，然而對他來說，在這件事上守禮，比自己到底還能多活幾天來得重要。就算會死，他都堅持要換，以求心安。

這些人很明顯地和我們現代人不一樣。他們和我們現代價值觀的差距，正凸顯了春秋這個時代的特色，提供了我們理解這個時代的關鍵。對這些人來說，生命沒有那麼重要，活著沒有那麼重要。或者應該說，活著、繼續活下去這件事，在我們現代人的考量中排名很前面，幾乎排在最前面，是數一數二最重要的事，少有什麼可以比活下去還重要。那個時代的人不一樣，他們考量、選擇的生命情調和生命架構不一樣。在自我理解與決定上，對他們來說，有許多比活著更重要的事。

用我們的標準看，春秋時代的人死得好輕率。「伍子胥過昭關」是傳統戲曲中的重要戲碼，有許多改編版本。民國初期一度流行對傳統戲曲的批判，「伍子胥過昭關」的一個版本就被特別拿出來痛批，顯現傳統戲曲的「不合理」。戲中有一段，伍子胥在逃亡路上，遇到好幾個人的協助，每次得到了協助，伍子胥千謝萬謝，最後都會出於擔心，特別跟協助他的人拜託：萬一有追兵來，請不要洩漏我的行蹤方向。而每一次，被他這樣拜託的人都剛烈地自殺了，人死都死了，就百分之百不會出賣、洩密了吧？

不合理之處在於，伍子胥都學不會教訓嗎？拜託一聲就害死一個人，遇到下一個人，卻還是同樣拜託？還有更不合理的，這些人怎麼可能光是為了要讓逃亡的伍子胥安心，就輕易結束自己的生命？

戲曲為了創造特殊的戲劇性效果而有此安排。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將這樣的情節放入屬於春秋時代的伍子胥故事中，卻也誇大地掌握並呈現了那個時代的特殊面貌。那個時代的人，以我們的標準看，死得如此容易。

申生怎麼死的？他的衡量是自己活著而使得父親無法得到有驪姬在身邊的安慰，不值得也不應該，所以他就死了。鉏麑怎麼死的？他的衡量是活著要嘛必須違背原則殺一個盡職的好大夫，要嘛必須違背國君的命令，做不到承諾國君要做到的，所以他就死了。

這不叫輕生，而是顯示了那個時代的人，擁有我們現代失去的一股力量──信念的力量。那個時代的人視死亡為貫徹某種信念、某種更高原則時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且是很自然的代價。所以邾文公的事，《左傳》裡特別記錄「君子曰知命」。

《左傳》中的「君子曰」不是那麼常見，都是針對當時人們認為格外重要、格外有代表性的事件才會用這種方式發出議論。顯然地，我們今天很容易隨意看過去的邾文公故事，《左傳》作者特別加以肯定。肯定他沒有將自己的生死看得那麼重，因為在他心中有更高的價值信念，和這份信念相權衡，就不會那麼顧念自己的生命。

在那個時代，死亡具備的第二層意義是作為面對不同原則衝突時，不得已卻真實存在的解決之道。這又是我們很難理解的價值觀。今天我們習慣的方法，是在不同的原則之間找到妥協，或選擇保留這個、背叛那個，很多時候甚至乾脆將衝突的原則都一併丟掉，讓自己在一種虛無的狀態中活下去。因為要活下去，活下去最重要。那就絕對不可能像鉏麑那樣，面對衝突的原則時，不願背叛其中任何一個，於是決斷地選擇死亡，死亡讓他可以不必背叛。

我們總是理所當然地以為活下去是第一要義，活著才有其他的。認識春秋時代的其中一個現實衝擊，就是讓我們看到完全不一樣的價值觀──人們看重自己如何死，高於關心自己如何活下去。

＊　＊　＊

孟子：言語和信念的鬥士

放在歷史的脈絡下，容我提醒：孟子如何說（他呈現道理的風格、形式）和他到底說了什麼同樣重要。戰國時代是個「雄辯時代」，蘇秦、張儀那些縱橫家當然是靠著一張嘴善言雄辯，穿梭於各國之間興風作浪，但雄辯絕對不是縱橫家的專利，甚至不是縱橫家發明的。我們應該倒過來看：一個傳統信念快速瓦解的社會，迫切需要尋找新的處世行為原則，一時之間湧現眾多不同的主張，嘈雜紛亂地爭著要說服迷惘困惑的世人。在那樣的多元言論環境中，主張要被聽到，需要特殊的技巧；主張要被接受，更需要特殊的技巧。

雄辯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中產生的說話技巧。墨家早早意識到說話、論辯技巧的重要性，在他們的家派知識中有了〈墨辯〉，那是一套很講究的說話、論辯方法論。進入戰國時期，言論更加熱鬧混亂，進而出現了專門探索語言規則、玩弄論辯盲點的名家。說話，不再是一件直覺、自然的事，正式成為一門技術、一份本事。

縱橫家是將這份技術、本事特別用在國與國外交策略上的人。與縱橫家約莫同時代的孟子、莊子，則將同樣的技術、本事用來溝通和傳遞價值判斷。莊子向一般人傳遞超越人世的廣大精神宇宙，孟子溝通的主要對象則是國君，傳遞的價值信念是儒家的人道主義。

傳統閱讀《孟子》的方式，很可惜地，沒能讓我們欣賞、領略孟子的雄辯本領。《孟子》精彩之處不在他提出的想法，而在他如何處於一個對儒家信念極為不利的境遇下，頑強不懈地堅持找到方式凸顯這套信念的優點，毫不讓步地和其他更流行、更迎合君王心意的學說纏鬥。

孟子是個言語和信念上的鬥士。他的信念有很大一部分承襲自孔子，也就是承襲自孔子信奉的周代王官學傳統，那絕非什麼新鮮刺激的東西。相反地，那是被當時許多人認定應該丟入時光垃圾桶的陳舊概念，但看看孟子如何以雄辯姿態，將這些東西說得活潑靈動、強悍生猛，相較於他人提出的怪奇之論，絲毫不顯疲態！

《孟子》和《荀子》形成清楚的對比，不只是傳統上認知的「性善論」和「性惡論」的對比而已。更重要的是文風，是說話方式的對比。孟、荀同屬儒家，兩人有許多同樣的基本信念，兩人的書中也說了許多類似的道理，然而不管再怎麼類似、接近的道理，由孟子說來和由荀子說來，就是給我們很不一樣的感受。

不是來自內容的差異，毋寧是風格乃至人格的差異。孟子的雄辯風格，一部分來自於時代影響。孟子出生於西元前三七二年，荀子出生於西元前三一三年，雖然只相去六十年左右，但所處的時代氣氛已有根本的變化。孟子的時代仍然是百家爭鳴、言論互激、一切處於未定的情況，從國君到小民，大家都焦慮地尋訪對於現實戰亂不安的解決之道。到了荀子的時代，前面的長期多元激盪開始收束整合。荀子本身整合了儒家和法家，他的學生韓非更進一步整合了法家和道家。

換句話說，孟子身在言論的戰場上，強敵環伺，必須隨時打起精神不斷戰鬥；到荀子時，戰場已經初步清理，只剩下幾個還站著的強者，不再必然戰鬥，轉而想著如何重整彼此關係，找出停戰的辦法來。

從一個角度看，《孟子》比較接近《論語》，而遠離《荀子》。因為這本書不只記錄了孟子說什麼，還將孟子在什麼狀況下、對誰說這些話的外在條件，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千載之後，我們都還能透過這些記錄，想像還原孟子當年的論辯實境。

莊子也是個了不起的雄辯家，然而《莊子》書中呈現的，是一種紙上的、想像的雄辯。書中沒有給我們現實的辯論場景，少數如莊子和惠施的對話，讀起來總是比較像寓言，而非現場記錄。《莊子》傳遞的比較像是一個有劇本、操控好的舞台，那些質疑、挑戰莊子的人，仍然是劇本裡本來就安排好的角色，按照他們的腳本說話，製造出應有的舞台效果。

我們當然不能天真地將《孟子》所記錄的一切，都當作事實看待。重點在於，《孟子》的寫法就是企圖讓我們感覺這是真實發生過的一場論辯，真正的君王、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往來論難，用這種方式傳達出再強烈不過的現實感。書中浮現出來的，是一位不怕面對現實問題、不談抽象理想理念的人，活在和別人的熱鬧互動中，不是在自己內在的思考與想像中。

採取如此具現實感的書寫策略是有道理的。正因為從王官學到儒家的信念，在孟子的時代是古舊的，很容易被視為只適用於一個單純的逝去年代的道理，缺乏現實意義，於是要讓人們願意聽儒家信念，就先得想辦法把現實擺進來。

不是輕生，是貫徹信念的代價

在《禮記．檀弓》中有關於曾子死前的記錄。曾子病得很重很重了，病榻前有他的弟子樂正子春，還有兒孫曾元和曾申。這時一名童子舉著蠟燭進房，蠟燭一照，看到了曾子睡的鋪席，不自覺地驚訝說：「這不是大夫的墊褥嗎？」樂正子春立即制止童子，但來不及了，曾子聽見了。

曾子把童子叫過來，要他再說一次。聽清楚童子說的，曾子一看，果然自己睡的地方鋪上了季孫氏送給他的墊褥，那是他平常不會用的，因為不符合身分。曾子就說：「趕快把我抬起來，我不能睡這個，我不是大夫，不能用大夫的墊褥。」

他病重到甚...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歷史知識建立在兩項基本信念上，第一是相信人類的事物都是有來歷的，沒有什麼是天上掉下來或奇蹟所創造的；第二則是相信弄清楚事物的來歷很重要，大有助於我們分析理解現實，看清楚現實的種種糾結，進而對於未來變化能夠有所掌握，做出智慧、準確的決定。

歷史教育要有意義、有效果，必須回歸到這兩種信念來予以檢驗，看看是否能讓孩子體會、掌握歷史知識的作用。

不管當下現實的政治態度是什麼，站在歷史知識的立場上，沒有人能否認臺灣是有來歷的，不可能是開天闢地就存在，也不可能是什麼神力所創造的。因而歷史教育最根本該教的，就是「臺灣怎麼來的」。

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必定預設了臺灣有其特殊性，和其他地方、其他國家不一樣，所以才需要從時間上溯源去找出之所以不一樣的理由。臺灣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文化？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社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狀態？為什麼會和其他國家產生不同的關係？……

所謂以臺灣為本位的歷史教育，就是認真地、好好地回答這幾個彼此交錯纏結的大問題。那麼歷史教育的內容好不好，也就可以明確地用是否能引導孩子思考、解答這些問題來評斷了。

過去將臺灣歷史放在中國歷史裡，作為中國歷史一部分的結構，從這個標準上看，有著明白而嚴重的缺失，那就是忽略了臺灣複雜的形成過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臺灣從十七世紀就在東亞海域衝突爭奪中有了角色，中國之外的各種力量長期影響了臺灣。只從中國的角度，不看來自荷蘭、日本、美國等政治與文化作用，絕對不可能弄清楚臺灣的來歷。

但是，過去的錯誤不能用相反的方式來矯正。臺灣歷史不應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然而中國歷史卻仍然是臺灣歷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關鍵重點在調整如此的全體與部分關係，確認不該將臺灣史視為中國史的一部分，而該翻轉過來將中國史視為構成及解釋臺灣史的一部分。這樣調整之後，再來衡量中國史在如此新架構中該有的地位與分量。

不只是臺灣的社會與文化，從語言文字到親族組織原則到基本價值信念，和中國歷史有著太深、太緊密的連結；就連現實的政治與國際關係，去除了中國歷史變化因素，就無法理解了。硬是要降低中國歷史所占的比例分量，降低到一定程度，歷史就失去了解釋來歷和分析現實的基本作用了。

從歷史上必須被正視的事實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歷史，保存歷史、重視歷史、訴諸歷史是中國最明顯、最特殊的文化性格。因而中國文化對臺灣產生過的影響作用，非得回到中國歷史上才能看得明白。

不理解中國史，拿掉了這部分，就不是完整的臺灣史。東亞史的多元結構無法提供關於臺灣來歷的根本說明，諸如：臺灣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所信奉的宗教與遵行的儀式、內在的價值判斷優先順序、對於自我身分角色選擇認定的方式、意識深層模仿學習的角色模式……

歷史教育需要的是更符合臺灣特殊性的多元知識，但這多元仍需依照歷史事實分配比例，一味相信降低中國史比例就是對的，違背了歷史事實，也違背了歷史知識的根本標準。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１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沒有學歷，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並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的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繫年》一書。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於名譟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帶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地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偽」的材料究竟形成於什麼時代。他們不願做、不能做，以至於許多推論必定流於意氣、草率，於是錢穆便以一己之力從根做起，竟然將大部分史料精確排比到可以「編年」的程度。

很明顯地，《先秦諸子繫年》的成就直接打擊《古史辨》的可信度。當時任職燕京大學，在中國學術界意氣風發、引領風騷的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繫年》，立刻理解體會了錢穆的用意。他的反應是什麼？他立刻推薦錢穆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也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稿。中山大學錢穆沒有去，倒是替《燕京學報》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自己說：「此文不啻特與頡剛諍議，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余在燕京任教。」

這是個「民國傳奇」。裡面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對於知識學問的熱情執著，也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的真誠風範，還牽涉到那個時代學院重視學識高於重視學歷的開放氣氛。沒有學歷的錢穆在那樣的環境中，單純靠學問折服了潛在的論敵，因而得以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任教。

這傳奇還有後續。錢穆後來從燕京大學轉往北京大學，「中國通史」是當時政府規定的大學歷史系必修課，北大歷史系慣常的做法，是讓系裡每個老師輪流排課，將自己所擅長的時代或領域，濃縮在幾堂課中教授，用這種方式來構成「中國通史」課程。換句話說，大家理所當然認為「中國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斷代的中國歷史接續起來，頂多再加上一些跨時代的專史。

可是被派去「中國通史」課堂負責秦漢一段歷史的錢穆，不同意這項做法。他公開地對學生表達了質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師說了什麼，也不知道後面的老師要說什麼，每個老師來給學生片片斷斷的知識，怎麼可能讓學生獲得貫通的中國史理解？學生被錢穆的質疑說服了，也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學生認為既然不合理就該要求改，系裡也同意既然批評反對得有道理就該改。

怎麼改？那就將「中國通史」整合起來，上學期由錢穆教，下學期則由系裡的中古史大學者陳寅恪教。這樣很好吧？問了錢穆，錢穆卻說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個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教！

這是何等狂傲的態度？本來只是個小學教員，靠顧頡剛提拔才破格進到北大歷史系任職的錢穆，竟然敢排擠數不清精通多少種語言、已是中古史權威的大學者陳寅恪，自己一人獨攬教「中國通史」的工作。他憑什麼？他有資格嗎？

至少那個年代的北大歷史系覺得錢穆有資格，就依從他的意思，讓他自己一個人教「中國通史」。錢穆累積了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經驗，後來抗戰中隨「西南聯大」避居昆明時，埋首寫出了經典史著《國史大綱》。



２



由《國史大綱》的內容及寫法回推，我們可以明白錢穆堅持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以及北大歷史系接受讓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寧是他對於什麼是「通史」，提出了當時系裡其他人沒想到的深刻認識。

用原來的方式教的，是「簡化版中國史」，不是「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的關鍵，當然是在「通」字，而這個「通」字顯然來自太史公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司馬遷的《史記》包納了上下兩千年的時代，如此漫長的時間中發生過那麼多的事，對於一個史家最大的挑戰，不在如何蒐集兩千年留下來的種種資料，而在如何從龐大的資料中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從中間選擇什麼，又放棄什麼。

關鍵在於「有意義」。只是將所有材料排比出來，呈現的勢必是偶然的混亂。許多發生過的事，不巧沒有留下記錄資料；留下記錄資料可供後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瑣碎零散。更重要的，這些偶然記錄下來的人與事，彼此間有什麼關聯呢？如果記錄是偶然的，人與人、事與事之間也沒有什麼關聯，那麼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要做什麼？

史家的根本職責就在有意識地進行選擇，並且排比、串聯所選擇的史料。最簡單、最基本的串聯是因果解釋，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為／所以」：前面有了這樣的現象，以至於後來有了那樣的發展；前面做了這樣的決定，導致後來有了那樣的結果。排出「因為／所以」來，歷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亂的現象與事件，人們閱讀歷史也就能夠藉此理解時間變化的法則，學習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規律。

「通古今之變」，也就是要從規模上將歷史的因果解釋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記》那樣從文明初始寫到當今現實，正因為這是人類經驗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從過往經驗中尋索出意義與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們能從古往今來的漫長時間中，找出什麼樣的貫通原則或普遍主題呢？還是從消化漫長時間中的種種記錄，我們得以回答什麼只有放進歷史裡才能回答的關鍵大問題呢？

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理想，這應該也是錢穆先生堅持一個人從頭到尾教「中國通史」的根本精神價值來源。「通史」之「通」，在於建立起一個有意義的觀點，幫助學生、讀者從中國歷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貫通變化。這是眾多可能觀點的其中一個，藉由歷史的敘述與分析能夠盡量表達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樣的人研究歷史會看到、凸顯不同的重點，提出不同的解釋。如果是因不同時代、不同主題就換不同人從不同觀點來講，那麼追求一貫「通古今之變」的理想與精神就無處著落了。



３



這也是我明顯自不量力一個人講述、寫作一部中國歷史的勇氣來源。我要說的，是我所見到的中國歷史，從接近無窮多的歷史材料中，有意識、有原則地選擇出其中的一部分，講述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故事。我說的，只是眾多中國歷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訴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

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認識」。意思是我自覺針對已經有過中國歷史一定認識的讀者，透過學校教育、普遍閱讀甚至大眾傳媒，有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常識、一些刻板印象。我試圖要做的，是邀請這樣的讀者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來檢驗一下你以為的中國歷史，和事實史料及史學研究所呈現的，中間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選擇中國史敘述重點時，我會優先考慮那些史料或史學研究上相當扎實可信，卻和一般常識、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違背的部分。這個立場所根據的，是過去百年來，「新史學」、西方史學諸方法被引進運用在研究中國歷史所累積的豐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這些精采、有趣、突破性的歷史知識與看法，卻遲遲沒有進入教育體系，沒有進入一般人的歷史常識中，以至於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竟然都還依循著一百多年前流通的傳統說法。「重新認識」的一個目的，就是用這些新發現、新研究成果，來修正、挑戰、取代傳統舊說法。

「重新認識」的另一個目的，是回到「為什麼學歷史」的態度問題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學歷史到底在學什麼？是學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誦下來在考試時答題用？這樣的歷史知識，一來根本隨時在網路上都能查得到，二來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關聯？不然，是學用現代想法改編的古裝歷史故事、歷史戲劇嗎？這樣的歷史，固然有現實連結，方便我們投射感情入戲，然而對於我們了解過去、體會不同時代的特殊性，有什麼幫助呢？

在這套書中，我的一貫信念是，學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這些事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沒有What當然無從解釋How and Why，歷史不可能離開事實敘述只存在理論；然而歷史也不可以、不應該只停留在事實敘述上。只敘述事實，不解釋如何與為什麼，無論將事實說得再怎麼生動，畢竟無助於我們從歷史而認識人的行為多樣性，以及個體或集體的行為邏輯。

藉由訴說漫長的中國歷史，藉由同時探究歷史中的如何與為什麼，我希望一方面能幫助讀者梳理、思考今日當下這個文明、這個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能讓讀者確切感受到中國文明內在的多元樣貌。在時間之流裡，中國絕對不是單一不變的一塊，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明曾經有過太多不一樣的變化。這些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種種變貌，總和加起來才是中國。在沒有如實認識中國歷史的豐富變化之前，讓我們先別將任何關於中國的看法或說法視為理所當然。



４



這是一套一邊說中國歷史，一邊解釋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書。我的用心是希望讀者不要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些訊息，當作是斬釘截鐵的事實；而是能夠在閱讀中主動地參與，去好奇、去思考：我們怎麼能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又如何去評斷該相信什麼、懷疑什麼？歷史知識的來歷常常和歷史本身同樣曲折複雜，甚至更加曲折複雜。

這套書一共分成十三冊，能夠成書最主要是有「敏隆講堂」和「趨勢講堂」，讓我能夠兩度完整地講授中國通史課程，每一次的課程都前後橫跨五個年頭。換句話說，從二○○七年第一講開講算起，花了超過十年時間。十年備課、授課的過程中，大部分時間用於消化各式各樣的論文、專書，也就是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並努力吸收這些研究的發現與論點，盡量有機地編組進我的歷史敘述與討論中。明白地說，我將自己的角色設定為一個勤勞、忠實、不輕信、不妥協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進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獨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棄自己的原創研究衝動，虛心地站在前輩及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才有可能處理中國通史題材，也才能找出一點點「通」的心得。

將近兩百萬字的篇幅，涵蓋從新石器時代到辛亥革命的時間範圍，這樣一套書，一定不可避免地含夾了許多錯誤。我只能期望能夠將單純知識事實上的「硬傷」降到最低，至於論理與解釋帶有疑義的部分就當作是「拋磚引玉」，請專家讀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見，得以將中國歷史的認識推到更廣且更深的境界。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歷史知識建立在兩項基本信念上，第一是相信人類的事物都是有來歷的，沒有什麼是天上掉下來或奇蹟所創造的；第二則是相信弄清楚事物的來歷很重要，大有助於我們分析理解現實，看清楚現實的種種糾結，進而對於未來變化能夠有所掌握，做出智慧、準確的決定。

歷史教育要有意義、有效果，必須回歸到這兩種信念來予以檢驗，看看是否能讓孩子體會、掌握歷史知識的作用。

不管當下現實的政治態度是什麼，站在歷史知識的立場上，沒有人能否認臺灣是有來歷的，不可能是開天闢地就存在，也不可能是什麼神力所創造的。因...

序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前言「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第一講春秋的時代精神
01我們能掌握的，只是很渺小的「歷史」
02歷史知識小於也大於歷史事實
03不一樣的視角，看到不一樣的歷史
04春秋時代為何有這麼多自殺的故事？
05春秋時代為什麼叫做「春秋」？
06為「趙氏孤兒」自殺的兩個人
07信和忠，比命更重要
08一則又一則視死如歸的故事
09公子國君亦無懼於生死關頭
10不是輕生，是貫徹信念的代價
11決定如何死、為何而死，是件自然的事
12活著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活著

第二講戰國的國家勢力推移
01「三家分晉」宣告戰國來臨
02從五霸到七雄，規矩不再有意義
03地域概念高漲，重農主張崛起
04鼓風爐→鑄鐵術→農具的飛躍進步
05全民動員式戰爭的背後條件
06政治的「城」變為商貿的「城市」
07布、刀、貝、錢，戰國的貨幣
08商人和地主：一國興衰的關鍵變數
09縱橫家的投機主義，法家的現實主義
10在封建廢墟上升起的大帝國

第三講東周的戰爭變化與墨家
01戰國的主題當然是「戰」
02動員庶民、沒有終極底線的戰爭
03戰國的內地長城和邊地長城
04和公輸盤鬥智的故事來認識墨子
05從墨子出身看突破階級壁壘的現象
06墨家：揚棄封建，以夏禹為榜樣
07《墨子》直白又囉唆的行文風格
08墨子：中國大雄辯時代的先驅
09在天志之下，追求兼愛，創造非攻
10儒墨之爭和墨家的大敗冷落
11〈墨辯〉：複雜又嚴謹的邏輯學
12白馬非馬，殺盜非殺人
13脫離庶民代言角色，墨家的奇特旅程

第四講《楚辭》與獨特的楚文化
01國：封建制度下的基本單位
02從宗法脫離的國，有了明確的個性
03楚國「我蠻夷也」的異類心態
04〈離騷〉：特殊文化與特殊人格的結晶
05〈九歌〉：熱情對待萬物神的想像
06〈天問〉：多重立體世界的大哉問
07楚狂人和孔子的思想歧異是什麼？
08屈原：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文學作者
09召喚極端情緒，近乎瘋狂的執迷
10屈原擁抱黑暗，儒法擁抱新時代氣氛

第五講重讀《孟子》
01楊朱為何「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02從格言式真理，到口號式論辯
03孟子：言語和信念的鬥士
04孟子的雄辯現場：王何必曰利？
05孟子的雄辯現場：賢者而後樂此
06好辯時代中不得已的大辯論家
07性善：人天生就「識好歹」
08依照直覺選擇對的、善的去做
09以「本性」作為不容質疑的前提

第六講重讀《荀子》
01反對莊子：不求知天，應求知人
02孟子的禮：人的內在感情有所本
03孟子的禮與法：禮是根本，法是衍生
04從「處士橫議」到雄辯風潮沒落
05荀子的禮與法：禮用學習，法用逼迫
06荀子的影響作用和名聲地位的落差
07用分類論理：民、士、君子、聖人
08和齊百姓，創造人為的和平秩序

第七講法家與秦的興起
01將問題意識從天下縮小到君王
02從現實出發，解決特定國境內的難題
03廢除世卿，所有人直接服務國君
04改革爵制，以軍功換取向上流動機會
05土地私有與信賞必罰
06如何處理國君高於法的問題？
07秦王守法，看前後期法家之別
08出土秦簡，看秦國法律的發達
09秦的國力基礎：法治信念和律令系統

第八講大一統帝國成立的條件
01打仗打到大家都受不了
02合縱？連橫？國與國算計的種子
03「天下」觀念從未喪失效力
04三禮：封建秩序瓦解後的回憶想像
05鑄鐵與貨幣，走向一統的動力
06連坐：達到「必罰」而下的猛藥
07正行：將行為一致化的強制手段
08秦的勝利失敗，就是法家的勝利失敗
09萬世久長，秦始皇的野心與執念
10天地之間，皇帝自成一類
11專制皇權的近憂和遠慮
12早熟的帝國，拼裝的制度
13兩條沒走的路，兩個錯失的機會

第九講秦始皇與始皇陵
01挖井挖出驚人史蹟
02兵馬俑、銅車馬橫空出世
03驪山陵地宮，全面探知要花兩百年
04「空前」自信，睥睨「過去的烏托邦」
05造陵寢、求長生，和死亡周旋
06焚書、坑儒，雷厲追求「統一」
07書同文，識字才能知法
08鑄錢幣，開馳道，以吏為師
09輕罪重罰，讓人民離開土地
10秦始皇留下的帝國危局
11雙重裂縫：外在社會動盪，內在缺乏接班

第十講誤打誤撞的漢朝創建
01越過歷史知識黑暗期的《史記》
02亡命是刑徒受虐赴死外的唯一選擇
03項羽的自信：「彼可取而代也！」
04劉邦的感嘆：「大丈夫當如是也！」
05《史記》寫出活靈活現的劉邦
06鄉野中崛起的無賴本事
07破釜沉舟的勝利和項羽的致命傷
08韓信的一場大戲和劉邦的優勢
09項莊舞劍鴻門宴
10楚漢相爭的心理戰略

序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前言「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第一講春秋的時代精神
01我們能掌握的，只是很渺小的「歷史」
02歷史知識小於也大於歷史事實
03不一樣的視角，看到不一樣的歷史
04春秋時代為何有這麼多自殺的故事？
05春秋時代為什麼叫做「春秋」？
06為「趙氏孤兒」自殺的兩個人
07信和忠，比命更重要
08一則又一則視死如歸的故事
09公子國君亦無懼於生死關頭
10不是輕生，是貫徹信念的代價
11決定如何死、為何而死，是件自然的事
12活著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活著

第二講戰國的國家勢力推移
01「三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