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是明代政治家和改革家，辦事勤勉，講求效率為緩和社會矛盾，從維持明王朝的長遠統治出發，在政治、經濟、國防等各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次改革，成為明代走向沉暮歷程中的一道亮光，使十分腐敗的明代政治有了轉機。

透過改革，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機器，基本上實現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國庫充盈，倉庫糧食可支用十年，並且在國防上增強了反侵略的能力。

張居正出身於寒門。但他自幼聰穎絕倫，早年得志，十六歲中舉，二十三歲就以二甲進士及第的身分，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從此，他躋身政壇，開始了坎坷而又輝煌的政治生涯。

在數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張居正一向注意觀察和思考社會現實中的諸多難題，悉心探究歷代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他曾於西元一五六八年向明穆宗上了一封《陳六事疏》，試圖革除嘉靖以來的各種弊端。

張居正提出的改革主張主要有禁絕空言、講究實際，整肅風紀、嚴明法律，令行禁止、提高效率，嚴明考課、選拔人才，輕徭薄賦、安撫民眾，訓練軍隊、嚴守邊防等。

雖然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主張還未能付諸實施，但我們從中可以窺探出張居正改革的最初藍本，可以說，這是張居正全面改革的前奏。

西元一五七二年，穆宗駕崩，太子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即明神宗。

明穆宗在位時，十分信任張居正，因此他遺命張居正等三個大臣輔政。由於明神宗年幼，於是一切軍政大事都由張居正裁決。

張居正改革首先從整頓吏治開始。他認為當時朝野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吏治不清」。為了整頓吏治，以達到為官清廉，治政清平，讓人民生活安定，從而使封建政權長治久安的目的，張居正於西元一五七三年推行「考成法」。

考成法提高了辦事效率，減少了各部門的相互推諉、扯皮，為精簡機構、節省政府開支提供了可能。稍後，張居正便下令裁減部院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縣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質和行政效率。這些，都為此後張居正推行的各項改革奠定了基礎。

透過整頓吏治和精簡機構，張居正獲得了一個效率較高、得心應手的行政團隊，為推動經濟改革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張居正對嘉靖、隆慶時期行賄受賄、貪汙腐敗的社會狀況深惡痛絕。因此，在整頓吏治的過程中，他果斷採取措施，整治腐敗，決心扭轉政風士習，令出必行，有罪必罰，以重振往日的輝煌。

張居正在懲治腐敗的過程中，清洗了一批奸邪庸碌之人。這些果敢嚴厲的措施，表現了張居正懲治腐敗、「廓清濁氛」的決心和魄力。

明神宗曾經屢次嚴令懲貪追贓，張居正也就提出，對違法犯贓者，「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律懲治，必定罪而毫無赦免。」

在張居正柄國的十年間，據《國榷》記載，關於懲貪的敘述有十六處，涉及各級官吏、軍官以及擾民的宦官。

在懲貪的同時，張居正竭力倡廉舉能。他認為，選拔官吏應該「以操守為先」，廉潔且有能力者為最佳人選。他還主張不循資格，不惑浮譽，官吏黜陟皆繩之以品行與才能，並向明神宗建議恢復中斷已久的皇帝面獎廉能的制度。

奢風與貪風相長，懲貪必須抑奢崇儉。封建時代，帝王之舉動，為萬民所瞻，士大夫所效。因此，張居正一直諫說明神宗恤財節用人，在他的堅決抵制下，宮中許多不該浪費的錢財，較前有所減少。

在整頓吏治的同時，張居正還大力開展開源節流的經濟改革，對帝國財政大加整頓。在節流方面，他起用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潘季馴採用堵塞決口、加固堤防的辦法，束水攻沙以使河道暢流，基本上緩解了困擾多年的水患，從而節省了巨額的河政開支。

張居正還規定官員非奉公差不許輕擾驛遞，違者參究，內外各官丁憂、起復、升轉、改調、到任等項，均不得動用驛傳，以厘革驛遞冗費之弊。

為了開闢財源，增加財政收入，張居正還重新丈量土地，改革稅制。他選派精明強悍的官員嚴行督責，在全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稅的田產。

他任用張學顏制定《會計錄》和《清丈條例》，頒行天下，限令三年內各地要把清理溢額、脫漏、詭寄等項工作辦妥。至西元一五八〇年，據統計，全國查實徵糧田地達七百多萬頃，朝廷的賦稅收入也因而劇增，國庫充盈。

為了進一步改變嚴重的賦役不均，減輕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浮稅，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張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實行了賦役制度改革。

一五八一年，張居正通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這是自唐朝行「兩稅法」以來，中國賦稅史上的又一次重大的改革。

「一條鞭法」又稱「條編法」，其主要內容有：

統一役法，並部分地「攤丁入地」。主要是把原來的里甲、均徭、雜泛等項徭役合併為一，不再區別銀差和力役，一律徵銀。

一般民人不再親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則拿錢僱人應差。向百姓徵收的役銀也不再像過去按照戶、丁來出，而是按照丁數和地畝來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攤到土地裡徵收，這就是所謂「攤丁入地」。

田賦及其他土頁方物一律徵銀；以縣為單位計算賦役數目；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以減少各種弊病。

一條鞭法的實行，在中國賦役制度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第一，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上的手續，大大限制了地方胥吏從中的營私舞弊；

第二，賦役折銀的辦法，有利於僱役制度的發展；

第三，從當時的社會實際來說，一條鞭法的實行，也有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

張居正在進行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時，重視整飭軍備，加強邊防。在薊州一帶，他任用戚繼光鎮守，練就守邊的精兵，修築了沿邊防線的「空心敵臺」，還因地制宜地練習車戰戰術，保衛了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長城一帶沿線的邊防。

歷史學家則稱讚戚繼光鎮守薊州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晏然」，戚繼光也深得人民的擁護和愛戴。

在遼東，張居正重用李成梁。李成梁作戰能力高強，善於指揮禦敵，威望甚高。在他鎮守遼東期間，曾多次平息東北少數民族的進犯，保衛了東北邊境的安寧。

張居正還在東南沿海地區分段設寨，修整兵船，嚴申海禁。在他當政的萬曆初年，基本上肅清了多年以來一直困擾明廷的「南倭北虜」的邊患。

張居正的改革猶如曇花一現，旋即凋謝。張居正離世後，保守勢力得勢，進行了迅猛的反撲，張居正的長子不勝刑罰而自縊，次子和其他幾個孫子充軍遠方，家屬因被查抄餓死十餘人。

支持改革的官員如吏部尚書梁夢龍、兵部尚書張學顏、刑部尚書潘季馴、薊鎮總兵戚繼光、寧遠伯李成梁等，均遭到排擠迫害；而從前遭到張居正打擊的人，大都被重新起用，以致朝政發生重大變化，考成法、一條鞭法被廢止，張居正改革在其身後慘遭失敗的厄運。

張居正改革是在明代中葉以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實行的政治變革。在張居正秉政期間，對明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頓了吏治，鞏固了邊防，國家財政收入也有明顯的好轉。

據記載，萬曆初年太倉的積粟可支用十年，國庫的儲蓄多達四百餘萬，國泰民安，國力臻於極盛。

從這些方面來看，張居正改革確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贄譽為「宰相之杰」。

總之，張居正以超人的膽識，儘量利用了歷史舞台所能給他提供的條件，去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活動，並成功獲得了比商鞅、王安石變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其中有若干歷史經驗，值得後人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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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非常注重對小皇帝的教育培養。

一次，張居正講了宋仁宗不喜歡佩帶珠寶玉器的故事，小皇帝接著就說：「是呀，應當把賢德有才能的大臣當做寶貝，珠寶玉器對治理國家有什麼益處呢？」

張居正跟著啟發說：「陛下說得非常對，還有，聖明的國君都非常重視糧食，並不看重珠玉。糧食可以養人，珠玉既不禦寒又不能當糧。」

小皇帝高興地說：「對呀。宮妃們都喜歡穿衣打扮，我就要減掉她們的費用。」

張居正答：「陛下能想到這層，是國家有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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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變法圖強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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