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記憶政治：論胡秋原〈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王智明）

記憶政治有幾個維度：記憶作為一種政治行動，可被當成歷史的補遺或對反，是故記憶本身就具有政治性。以國族歷史為典型，記憶政治是一種傳承，因此最為強固，但也最為「人工」。在其邊緣是稗史、野史、回憶錄之類的補遺，它們可以強化國族歷史，也可以與之詰抗。記憶的差別因此暗示了主體位置的差異。

記憶政治不只是關於過去，而是為了介入當前。對過去的補遺就是對當下記憶的補充，提醒我們忘記、誤記了什麼，而造成了自身主體位置的位移。也因此，記憶政治是一種要求修補更正的行動，是以古觀今，以今鑑古的努力。不同的記憶彼此對抗，也要求彼此包容，希望在更長的歷史維度中含納彼此。朱天心在《古都》裡的大哉問「我的記憶算數嗎？」即為一例。

鄉土文學論戰是複雜的記憶現場，它本身也構成當代台灣歷史記憶的一部份。如果說鄉土文學論戰的效果是鄉土與本土的拉拒，是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的鬥爭，是國共鬥爭的文藝戰場，那麼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回憶本身，也就構築了我們對於當前台灣的認識：從現代主義走進了現實主義，從鄉土轉向本土，從中國抵達台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於鄉土文學論戰的討論，就不該僅限於清理現代主義，回歸鄉土與再思中國的關係，同時，我們也要對其抵達現實、本土與台灣的構成方式進行反省，追問如此記憶的本質，並且挑戰其政治。換言之，回望鄉土文學論戰的目的，在於重新檢視兩岸分斷的時點及其影響，從而釐清記憶之工（labor of memory）與記憶之痛（pain of memory）如何被轉化為台灣意識形態的基礎。

在這篇文章中，我主要檢視胡秋原從「中國人立場之復歸」這個角度對鄉土文學論戰的介入，特別是他將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放在「三十年代文學」脈絡中思考的嘗試。我認為，胡秋原這一「復歸」的表述相當重要：一方面，它是鄉土往本土轉向中，最後一次的中國迴聲，代表了他那個世代的記憶對1970年代政治的介入；另一方面，它也顯示了鄉土文學論戰本身的性質，就是一場記憶與空間的戰爭，在兩岸切離的過程中，總是藉著一種「復歸」的想像彼此拔河。作為一種記憶現身的表述方式，「復歸」或許正是對兩岸分斷的肯定與否認，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在以下的討論裡，我想先談談當代台灣如何「記憶」鄉土文學論戰，亦即鄉土與本土之間的構連是如何在本土化過程中完成的。然後，再進入胡秋原的文本，去討論其「復歸」的立場如何與他個人的記憶勾連。最後，我會對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出現的台灣意識形態進行分析，最後再回到復歸與分斷的辯證中去思索記憶的問題。

一、記憶鄉土文學論戰

在〈二十年來的鄉土文學〉這篇回顧文章中，1947年出生的台派文評家彭瑞金給予「鄉土文學論戰」如下的定性：「那是一場和文學幾乎無關的論戰，那是一場藉文學討論為名，實則是附驥政權的文人與反當權的文人之間，左右意識形態彼此的鬥爭」（2019: 282）。他接著這樣記憶與解釋著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

「鄉土文學論戰」解決了什麼？答案是解決了鄉土。因為在這之前，站在台灣的土地上、人群中創作，所謂扎根於本土的作品，都被披上鄉土文學這個偽裝，且不管願不願意，這種形式存在的本土文學，都要被人劃上邊緣、非主流、非主體文學的等號，意味文學還有中央，另有主流。就這一點而言，當年的反鄉土和擁鄉土派的立場是一致的，只是各自擁抱不同的「中央」而已。論戰畢竟還是掛著鄉土文學的名號，鄉土文學的內涵還是得到了澄清。以台灣為主體，為創作依據的文學，所以要披上「鄉土」的偽裝，完全是因為外來政權以政治力量干預、宰制文藝活動的結果，其實，它們才是唯一真正從台灣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本土種文學。無端被捲進這場戰火裡淬鍊，它的正當性立刻被凸顯出來，不僅讓人恍然大悟它正是代表台灣的文學，也把過去騙人的「反共文藝」假面揭穿，更把「西化派」的流浪、自我放逐的虛妄性暴發出來，至於完全依附「政權」存在的「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則像地基被淘空的大樓，一夕之間也證實是沒有人民，沒有土地的空中文學。（2019: 283-4）

這段引文裡有許多重要的線索，有助於我們理解鄉土文學論戰是怎麼被記憶的：首先，鄉土文學基本上是一個「偽裝」，在當時是被視為「邊緣、非主流、非主體」的「本土種」文學。本土文學之所以需要偽裝是因為政治力量的干預，以致於「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學無法得到發表的空間，因此須要竊身「鄉土」之中予以保存和發展。其次，鄉土文學代表台灣，從而揭露了反共與西化派文藝的虛妄性，突顯了這些依附國民黨政權的「中國」作家與文學，腳下其實沒有土地，也沒有人民。姑且不論彭瑞金的判斷是否準確，他的記憶強調中國與台灣的斷裂早已發生，只是在政治情勢下必須「偽裝」，因此不論是反鄉土派或是擁鄉土派，其實差別不大，因為它們另擁「中央」和「主流」，而與鄉土文學中的「本土」內核格格不入。在這個意義下，「中國」的文學和作家都是「地基被淘空的大樓」，是將沉之浮木、無根之軀殼。一旦政治壓制的情況解除，「本土」將撕去「鄉土」的外衣，人民與土地也將推開腐朽的文學和作家，另尋新生。

晚了彭瑞金四十年出生的台派文評家朱宥勳，則是從葉石濤的生平志業中，如此理解鄉土文學論戰：

〈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發表時，「鄉土文學論戰」剛剛爆發，可以看得出來葉石濤的這次出手，是審度過時機的。再過十年的1987年，葉石濤再次發表了同一系列的評論──這次直接寫成一本書了，即為《台灣文學史綱》。這是解嚴前夕，但當時的人們還不見得能夠預知這點，葉石濤再一次用力踩線了。你可以看到，最後一次改動，連「鄉土」這個屬性都拿掉了。此一命名的宣示意義非常明顯：「台灣文學」終於可以拿掉所有遮掩，明明白白站在眾人面前了。在葉石濤的脈絡下，「台灣的鄉土」本來就是一個帶有冗贅字眼的詞彙，若非政治的壓抑，他想說的一直都是「台灣」。（朱宥勳，2016）

在年輕的朱宥勳眼裡，「鄉土」根本就是一個「冗贅」的字眼，是台灣文學的遮掩。這個遮掩在戒嚴時期既是保護，也是壓抑；一旦政治壓制不再，台灣便不再需要鄉土，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本土」，為「台灣文學」正名，予其歷史與未來。朱宥勳認為，葉石濤這個「從鄉土到台灣」的戰略突破，有賴於他對台灣文學的評論與建構──從張文環、吳濁流、鍾肇政、七等生、鄭清文、林懷民、陳映真而舞鶴、黃凡等人，構成了他「為台灣文學而評」的偉業，而且「這個局佈了不只二十年，就看我們怎麼接著玩下去了」。這些作家都屬於「台灣文學」自不待言，但他們是否只屬於「台灣文學」，以及對這個標籤的看法是否一致，則有待進一步的討論。重點是，這兩位年齡相差超過四十歲的評論家，皆是以「偽裝」和「冗贅」來理解與記憶鄉土文學「這個局」的。在他們看來，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不過是催生了潛藏在這片土地上，原本受到政治壓制的台灣文學，正如當前不少年輕人傾向把「解嚴」當成台灣的威瑪共和的誕生。一旦歷史任務完成，曖昧無邊的「鄉土」即可轉化為明確而肯定的「本土」，剩下的就是「怎麼玩下去」的問題。藉著這樣的敘述，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記憶就被定格為「台灣文學」的來路，至於台灣文學作家怎麼走上文學的道路，如何體認與理解鄉土的意義，又為何呼喊鄉土，似乎就不那麼重要了。鄉土的放逐，於是成為「台灣文學」記憶的原點；人民、土地與文學也就侷限在這島嶼之上，也許深掘，卻不再遠望。

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記憶政治：論胡秋原〈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王智明）

記憶政治有幾個維度：記憶作為一種政治行動，可被當成歷史的補遺或對反，是故記憶本身就具有政治性。以國族歷史為典型，記憶政治是一種傳承，因此最為強固，但也最為「人工」。在其邊緣是稗史、野史、回憶錄之類的補遺，它們可以強化國族歷史，也可以與之詰抗。記憶的差別因此暗示了主體位置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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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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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讀到人們喟嘆德國一百年前威瑪共和的命運。當時「威瑪文化」展現了20世紀初期歐洲最多樣、創新，而且精彩、深刻的文化景觀，比起18世紀哥德、席勒時期的古典威瑪有過之而無不及。威瑪憲法更被視為一部先進、完備的社會民主憲法，許多國家在制憲時引為典範。可是威瑪的體制卻經不起德國內部各種激進勢力的利用與破壞，短短十四年後斷送在憑藉這部憲法取得大位的希特勒手裡，戰火旋即燒遍歐洲，也造成了德國幾乎亡國滅種的悲劇。

今年4月，台灣法理學會曾經舉辦「威瑪共和與法理學：威瑪憲法100週年的法政哲學」研討會，多少彰顯了威瑪憲法的常青意義。在此2019年終之際，本刊發表蕭瀚教授對威瑪經驗的回顧，從歷史、觀念，以及當時德國的內外政治、社會局勢，更全面地分析威瑪憲法失敗的各種因素，與讀者一起吸取百年前的重大教訓，也反過來呼喚今天中文知識界的危機意識。

四十年前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引起的討論一路延續至今。稍早時幾位學者曾將相關的文獻編輯成《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一書出版，便於讀者查索參考。該文集的編者之一王智明教授在本期撰寫專文，從胡秋原先生的鄉土文學觀，探討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記憶政治。該文的重要論點之一是借鏡安德森論「印度意識形態」的小書，指出「台灣意識形態」可以析理出三個要素：（被限縮的）土地與人民、（區分敵我之用的）自由與獨立，以及一種（無法明言的）分而不斷狀態。筆者強做解人，王教授似乎認為這三個要素是台灣人民關於自身的想像的出發點，台灣的自我意識也必然受到這三項限定條件的制約。因此一切關於「台灣意識」的論述，其實是上述三個因素的虛與實的組合；「台灣意識形態」決定了台灣集體意識的真相。如果如此，這三個要素的妥當與效力，便特別需要重視，值得進一步釐清與發展。

最後，許章潤教授寫內藤湖南，用「中國問題」與「日本天職」一對概念整理內藤的中國觀，焦點放在《禹域鴻爪》，正可以與本刊37期戴燕教授針對《支那論》所分析的中國觀對比閱讀。今天要反思「中國問題」，進而了解日中互動對日本悲劇的影響，內藤湖南仍然提供著豐富而透徹的教材。

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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