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撒（Julius Caesar）被暗殺後，安東尼（Mark Antony ）說道：「讓戰爭的導火線溜走吧」。他指的是，文明社會應避免導致戰爭的因素。長久以來，中國與美國之間時而有貿易紛爭或匯率問題，不過從來不會威脅到雙方的關係。但是在二○一八年整個情勢出現改變，主要是因為貿易摩擦加劇，尤其是在新科技與自國防到商業無所不在的敏感議題。此時此刻，以「讓戰爭的導火線溜走吧」來形容貿易，特別是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是再貼切不過。

雖然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經濟、商業與金融，享有高度的依存關係，但是雙方在貿易與投資上出現的最新緊張情勢，卻是不容忽視。此一緊張情勢正是政治學家路特瓦克（Edward Luttwak）在其地緣經濟理論中所主張的，貿易是「商業語法中的衝突邏輯」。

此一主張不言可喻，儘管他在一九九○年提出時，指的是積極以出口來帶動成長的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形成所帶來的影響，但是他所闡述的商業衝突，在今日依然適用。基本上，這是有關中國的經濟實力轉換為地域與政治影響力，而美國身為當前的主導地位有所鬆動的情勢發展。

二○一七年底，美國一份新的國家安全策略檢討報告，毫不掩飾地把中國視為其對手。該報告指出，中國是美國的經濟競爭對手，並且強調對貿易違規行為會更加嚴格，這是要實施制裁的外交辭令。中國並不是美國白宮所瞄準的唯一目標，但卻是最主要的，而且美國與中國之間有巨大的貿易逆差。美國總統川普視貿易為零合遊戲，只能有一個贏家。中國對貿易的看法，表面上與其他的先進經濟體和國際組織一致，但是對於兩國間的貿易緊張情勢達到沸點，習近平掌權下的中國也不是沒有責任。

我們對於川普政府與中國如何應對此一情勢，既好奇又關切。美國一方面表示原則上支持多邊貿易體系，然而同時卻是自長期以來對亞洲與全球的承諾撤退。中國則是對全球聲稱大力支持全球化，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貿易體系，但是其政策卻是反其道而行。這正是路特瓦克所說的情況。

川普給中國的禮物

一九四四年，正值美國在太平洋戰爭轉居上風之時，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生前所著《和平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問世。他在書中強調，美國與他所謂邊緣地帶（中心地帶邊緣）戰略與海權的重要性，邊緣地帶指的是在美國、歐洲與蘇聯等大陸強權邊緣的國家。邊緣地帶的地理位置是從南歐與馬格利布，東經波斯灣到印度洋，橫越南中國海至日本與中國西北部。斯皮克曼表示，鑒於亞太平洋地區有人口優勢，還有資源與工業發展潛力等有利條件，誰能控制此一邊緣地帶，誰就能掌握歐亞大陸與全球的命運。

此一理論不僅反映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擊敗日本的決心，而且至今仍深植在美國軍方、外交，與國際經濟政策的核心，尤其是中國已經崛起成為地區與全球強權。二○一一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參謀長聯席會主席鄧普西（Martin Dempsey）將軍指出：「所有的趨勢，包括人口趨勢、地緣政治趨勢、經濟趨勢，與軍事趨勢都已轉向太平洋。因此我們的策略挑戰，大部分也將來自太平洋地區與印度洋周邊。」

歐巴馬當時則是巡迴亞洲，向盟友保證美國的地緣政治承諾與強化貿易關係的決心。他的策略主軸──被人稱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是促成亞太平洋國家簽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此一自由貿易區最終獲得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越南與美國的簽署。這些國家約佔全球百分之四○的GDP。TPP是一種新型態的自由貿易協定，層面涵蓋服務業的相關法規、智慧財產權、網際網路、資訊的移動與取得、環保與勞工標準與投資（包括國有企業的投資）。此外，TPP也包括自由議價與工會的條件、禁止人口與野生動物的走私，以及管理外勞的相關法規。

就策略而言，TPP的設計是為鞏固美國在亞洲的經濟、政治與軍事的影響，儘管並未把中國纳入其中，但是希望能夠刺激中國具改革思想的政治領袖，繼續推動自由化與經濟改革。畢竟開放就是中國當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先決條件與結果，而TPP也許可以繼續推動此一趨勢。但是習近平的上台與政治風向的改變，使得此一希望最終成為一廂情願的想法。與此同時，川普之前也曾警告，他反正要退出TPP。

他在二○一七年上任第一天就這麼幹了。他同時表示，要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放棄TPP 與美國第一的口號下，川普顛覆了斯皮克曼的理論。更準確地說，他放棄美國盟友對其日益依賴的經濟與商業聯繫與信任，他也拋棄一項寶貴的工具，即是用以形塑太平洋地區與對中國施加壓力，促使其改變進口、產業與海外直接投資制度的地緣經濟武器。川普堅稱，TPP是另一無用的多邊協定，只會使美國輸給別人，他也無法看到TPP是促成主要國家聯手對中國施壓的機會，這是此一災難性錢幣的一體兩面。

對於不知情的人來說，川普宣揚美國第一，看來就是傳統的愛國主義，然而在美國盟友與中國眼中，卻是與一九三○年代孤立主義份子所使用的口號完全相同，當時全球到處都是激烈的貿易衝突。川普的前任多位美國總統或許一再高喊公平貿易，並在一九八○年代因為日本強大的商業優勢而大感頭痛，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質疑美國對自由公平貿易體系的支持。川普是美國自一九四五年來先是威脅並且繼之行動，帶領美國退出此一體制的首位民選總統。他暗示美國的工作遭到「強姦」，保護主義會帶來繁榮與力量，並且迫不及待地想打一場貿易戰，好像美國贏定了。川普感興趣的只是美國做為一小部分產品的供應國，而不是美國整體的經濟，更遑論全球貿易體系。

在這樣的情勢下，習近平幾天之後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達沃斯年會上，對來自全球的決策者與商業領袖精英，發表一篇令人嘆為觀止的演說，現在看來也就不足為奇。他告訴大家，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是多麼猶豫遲疑，但是依然鼓起勇氣向前邁進，大力支持自由貿易。習近平展現出中國要接掌全球化捍衛者角色的意願。他說道：「世界經濟的大海，你要還是不要，都在那兒，是迴避不了的。想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 在場人士與報導此一論壇的人都大受感動，聲稱世界已出現擁護全球化的一位新領袖。

沒有人能夠否認過去二、三十年來中國是全球化的主角，也許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就此認為中國是全力支持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就顯得幼稚，甚至是媚諂。川普也許幫中國一個大忙，但是他對中國的看法並不完全錯誤，包括其貿易方式，或是在全球商業與投資上所玩的把戲。他的觀點格局小也遭到誤導，而且其焦點只集中在中國對美國出口，忽略了美中關係。不過他在多項議題上指責中國卻是正確無誤，包括中國進口障礙、對內投資相關法規、對本地商業與企業的保護，還有最近的國家領導創新策略，這些都置外國企業於不利的地位。

全球貿易體系下的中國

中國外部順差早在二○○七年就達到頂峰。中國貿易順差自二○一一年來就一直在GDP的百分之二．五到三．五間游移，包括服務與移轉在內的經常帳順差，則是銳減至GDP的百分之一到二。後者下降的主要原因，也許是來自旅遊觀光與變相資本外流。雖說中國在二○一八年初出現小幅逆差，但是整體上應會繼續呈現外部順差，除非家庭與公司儲蓄降幅超過投資，以致國家儲蓄實質減少。不過當前的全球環境，並不利於中國投資與儲蓄的大幅度調整。

中國面對的世界貿易環境，已不再像過去那麼友善。過去幾十年，全球貿易成長腳步多多少少與全球GDP同步，在一九八五至二○○七年，全球貿易成長加倍。但是二○○八年之後，全球貿易成長腳步僅勉強趕上GDP。二○一二至一六年，全球貿易平均一年成長百分之二．五左右，不及過去三十年的一半，也比全球經濟成長率低了百分之一。過去五十年也曾出現類似不振的情況，但是沒有一次低迷疲弱的時間竟延續如此之久。

植基於二○一七年的全球經濟復甦，是與全球貿易成長轉強相偕而行，當時全球貿易成長率回升到百分之四，較經濟成長略高。此一轉變無疑有利中國，出口在連續兩年下降後終於回升。不過，儘管這是令人欣喜的發展，全球貿易環境依然充滿風險，而迄二○二○年與之後的前景平淡。

全球貿易自由化已沉寂多時。多回合談判是全球最後一次認真推動貿易自由化的行動，然而在啟動十四年後的二○一五年宣告死亡，其實該談判自二○○五年就已陷入昏迷。如今多邊貿易自由化的氛圍已經轉變，不如以前友善。

貿易保護手段方興未艾。獨立觀察組織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lobal Trade Alert）指出，自該組織於二○○八年開始運作以來，二十國集團（G20）的成員國實施逾六千項保護措施。用來限制貿易的主要工具不是關稅，而是各種不同的非關稅障礙，例如國家補貼、對本土企業的協助、對出口商的稅賦優惠、紓困，以及貿易防禦措施，例如反傾銷關稅，這是判定某國的進口產品低於市場價格，或是低於出口國在本國售價的一項懲罰性措施。

自由貿易協定（FTA）也在減少之中。根據貿易協定數據庫計畫（Design of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的資料，在一九九○年代平均一年約三十項自由貿易協定，但是之後到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降至一年二十六項，而自二○一○年後更是進一步降至只有十項。美國退出TPP與美、歐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談判停滯，澆熄了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可能復甦的希望，儘管TPP的非美國簽約國，包括日本與加拿大在內，達成一項格局較小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漸進協定。

與此同時，中國則在發展自己的自由貿易協定。到目前為止，中國已達成十九項雙邊協定，其中有十四項已經簽署，包括與澳洲、南韓與紐西蘭的協定，不過最重要的是與東南亞國協（ASEAN）國家的協定。二○一八年是中國談判一項新的區域協定的第五年，該協定名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涵蓋十六個國家：中國、東協的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與越南，再加上澳洲、印度、日本、紐西蘭與南韓。RCEP不是TPP，所涵蓋的國家人口約佔全球的一半，經濟佔全球GDP的百分之三十與全球貿易的百分之二八。RCEP在商品自由化與關稅減免上的野心都不如TPP，在勞務貿易上的限制較多，在爭議性相對較大的議題上則是多有保留，包括資訊與隱私權、國有企業、對勞工的保護、人權與環保。

中美貿易關係緊張

儘管全球貿易前景低迷不利中國，但是有助中國成為一個更著重消費與服務的國家。如果中國與美國貿易衝突加劇或是爆發貿易戰，就太糟糕了。雖說雙方在貿易衝突上針鋒相對，而且越說越大聲，但是沒有人會在貿易戰中獲勝。貿易戰的策略就是使對方的損失更重，就此觀之，有貿易順差國可能會較逆差國損失更多。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顯示，二○一七年美國來自中國的進口額超過五千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出口則是一千三百億美元。不過美國與中國三千七百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並非所有都是雙邊貿易造成的，因為中國是亞洲主要的供應鏈中心，有許多產品都是由其他國家運到這裡再完成，例如日本與南韓。根據OECD的附加價值貿易資料，如果考慮這類的效應，二○一七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只有一千五百億美元，如果再考慮美國服務部門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包括旅遊與商業服務，所有的逆差大約是在一千一百億到一千兩百億美元。這並不代表美國對中國貿易與投資的操作是不對的，但是我們觀察中美貿易政策時不能忽視這一點。

關於逆差國的損失會比順差國少的觀點，是在於中國的順差是與其經濟成長、工作與社福相加，美國的逆差則是自其經濟成長扣減。因此，如果逆差縮減，就算術而言，對其GDP具有正向作用，不過美國仍將付出許多代價，包括經濟成長的損失、成本與物價上漲與失業增加。但是中國的損失更多。換一個角度來看，美國進出口總共佔GDP的百分之二八左右，反觀中國則是佔了百分之四○。因此相較之下，中國的經濟對全球貿易與主要貿易夥伴的作為也就更敏感。重點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僅佔其GDP的百分之一，也僅佔其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八，然而中國對美出口佔其GDP的百分之四，佔其出口總額的比率更是達到五分之一。

美國外銷到中國的產品主要是飛機與零件、黃豆，與其他農產品、汽車、半導體、工業與電氣設備，以及石油與塑膠。中國對美國出口主要是行動電話與家用產品、電腦與配件、通信設備、玩具與遊戲、家具與寢具、運動器材、鞋類與成衣。在服務部門，美國的優勢明顯，對中國輸出約五百億美元，主要是旅遊、智慧財產權與運輸服務，反觀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服務是一百六十億美元。美國與中國的服務貿易成長快速，超過商品。相較於二○○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美國對中國的服務成長九倍，中國的出口也成長四倍。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如果再平衡獲得成功，中國對服務的胃口與美國提供服務的專業，將是完美的搭配。只要有政治與法規的許可，這是一個值得尋求合作的領域。

貿易戰沒有贏家，然而現在卻是戰鼓頻催。其中有一些可以歸因於政治姿態，主要是給國內看的。這些都是貿易外交辭令。不過也有一些是真的，反映川普已選中中國科技、貿易與投資操作來大作文章，這些都是他的前任總統們未曾選中的。鑒於川普是仿照獨裁者的做法，習近平更是箇中高手，我們能做的就是壁上觀了。

川普在二○一七年入主白宮時，許多人根據白宮與總統高級顧問有關貿易的談話，認為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可能已迫在眉睫，不過情勢的發展並未如大家擔心的那樣。事實上，當習近平於二○一七年四月在海湖莊園與川普會面時，中國同意一項擱置多時的議題，即是恢復對美國牛肉進口（經過十四年禁止之後），同時也同意提高天然氣進口，並對美國的支付系統供應商、資產經理人，與信用評等機構開放金融服務市場。該年稍晚川普訪問中國，美國又取得兩千五百億美元的貿易協定。

儘管雙方都宣稱有突破性進展，但是實質性的成果卻很少。其實早在歐巴馬政府就已同意恢復牛肉進口。中國對天然氣的胃口有限，因為從煤炭到化學公司的垂直整合，使其寧願使用煤炭。雖然中國表面上歡迎美國信用卡公司與債信評等業者進入，並且放寬對外國擁有金融服務公司的限制，但是其表現出來的熱誠與容忍，卻遠不及其貿易外交辭令。總而言之，就算是有，短期內也不會有幾家企業在中國金融公司持有大部分股權。同時，對外公布的大筆訂單貿易協議大部分都不具約束力，而且確實有可能發生的還需要經年累月的談判。

中美關係，儘管年頭年尾都有高層會談，但是卻趨於冷淡。美國開始恢復對台灣軍售，並且派遣戰艦到南中國海的爭議性島嶼附近巡弋。經過重新命名的中美全面經濟對話（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沒有任何實質結果，甚至沒有例行的聯合政策聲明與記者會。中國掌管經濟與金融事務的新任副總理劉鶴二○一八年初訪問華盛頓，重啟雙邊對話，然而卻空手而返。

（摘自本書第八章：中美貿易戰）

凱撒（Julius Caesar）被暗殺後，安東尼（Mark Antony ）說道：「讓戰爭的導火線溜走吧」。他指的是，文明社會應避免導致戰爭的因素。長久以來，中國與美國之間時而有貿易紛爭或匯率問題，不過從來不會威脅到雙方的關係。但是在二○一八年整個情勢出現改變，主要是因為貿易摩擦加劇，尤其是在新科技與自國防到商業無所不在的敏感議題。此時此刻，以「讓戰爭的導火線溜走吧」來形容貿易，特別是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是再貼切不過。

雖然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經濟、商業與金融，享有高度的依存關係，但是雙方在貿易與投資上出現的最新緊...

前言

第一章 回響
第二章 從毛澤東到現代化
第三章 推動改革的腳步結束：再平衡與改革
第四章 債務陷阱
第五章 人民幣陷阱
第六章 人口老化陷阱
第七章 中等所得陷阱
第八章 中美貿易戰
第九章 東風壓倒西風
第十章 習近平執政的中國

謝辭
注釋
參考書目

前言

第一章 回響
第二章 從毛澤東到現代化
第三章 推動改革的腳步結束：再平衡與改革
第四章 債務陷阱
第五章 人民幣陷阱
第六章 人口老化陷阱
第七章 中等所得陷阱
第八章 中美貿易戰
第九章 東風壓倒西風
第十章 習近平執政的中國

謝辭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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