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好詩人有祖國

陳福裕

詩人囑我為《毒蘋果札記 2》的出版寫序，這事著實有點為難到我。

我的青少年時期恰逢鄉土文學與民歌運動方興，也離不開現代詩論戰的遺緒。戰場雖已清理，空氣中的煙硝尚未散去。那時候，有兩個人的名字，在年輕詩友間的辯詰中反覆被提起，一個是從現代派轉向現實主義的施善繼；一個是用泥土寫詩歌詠勞動的吳晟。在當時，相較於吳晟筆下厚重直樸的農村，施善繼在城市中安身立命以及對未來美好的想像，多了一分說不上來的親近。沒想到，就是這份親近，造就了 20 年後的莫逆。

父親是土地改革後，第一批被擠壓到城市的農村知識青年。作為一個破產的富農子弟，台灣高度商品化的農業經濟是一筆「大生意」（據說被高利貸掃地出門前，家裡還有十來甲田地， 農忙時有數十位農雇工），在父親的口中，農村是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馳騁的殺戮戰場，沒有田園牧歌，也談不上溫情脈脈， 有的只是滿手發愁的「糖米差價債卷」和回不去了的，拼拼湊湊的傷痛。

那一天，伊蹲坐在春收的蔗田，看著工人掘倒甘蔗，去蔗葉、蔗尾，裝上台車運往糖廠。或許是晌午的太陽讓人發昏，或許是對自己的人生還有些許的想像，伊從田埂上站了起來，揣著當天要發給雇工的工錢，買了張到台北的火車票，向時任聯合報總經理的遠房親戚討了個在嘉義分駐所的差事，開始了伊在中南部城市間流離失業，載浮載沉的一生。

這樣的出身，決定了我對所謂的「鄉土」感情稀薄。窮人家的孩子，日子不能老是往後看，如何在都市的底層打滾翻身， 在森嚴的黨國體制中尋求個性解放，才是當下迫不及待的真實。這樣的思想狀態，一直到八○年代北上就學，「夏潮」和「陳映真」闖入自己狹小的視野，才有了質上的變化。那些年，台灣的加工出口已蔚然成林，正大張旗鼓地朝進口替代的重化工業邁進，拋得掉聱牙晦澀的現代詩，拋不掉現代性的魅惑，處於依附性發展的上升階段，雖不脫勞動異化所帶來的渾身不自在，但貨幣工資換來的物質豐盛，就連剝削都帶著些許現代性的亢奮。農村是回不去也不願回去的陌生，用整個暑假撕筍干、撿茶梗和點紅柿的勞動來換取新學期「自修」以及中秋節在同儕間裝點門面的沖天炮的童年記憶，當然領略不了現代派詩人的優雅閒情，而青少年生活內容的貧瘠卻也承載不了現實主義的對社會改造的殷切，於是，帶著一種寂寞和倔強，匆匆的結束了我與詩與文學的短暫邂逅，此後不再寫詩，也絕口不談文學。

看著書齋裡滿架子活蹦亂跳的政治經濟學，除了「魯迅」與「陳映真」，詩與文學只能在最靜僻的角落裡蒙塵。答應為詩人寫序，雖說是衝著交情，也是還他為《犇報》寫了十年《毒蘋果札記》的人情，但其實是一種附麗的虛榮。

《毒蘋果札記》先前是在楊渡主版的〈大眾時代〉網站刊出，2009 年 4 月《兩岸犇報》創刊，詩人在我的邀請下另闢戰場。《犇報》的創刊是個偶然，原先是與夏潮的青年朋友們閒談，從他們的口中感受到校園青年在「去中國化」教育政策下的認同混淆，被大家起哄開辦一份面向知識青年，報導當代中國的發展面貌以及介紹台灣反帝愛國主義思想傳統和事蹟的八開 16 版的報紙型月刊。原本以為是青年朋友們的小打小鬧，還擔心會不會在寫作的熱情消褪後稿源無以為繼，沒想到一眨眼就過了10 年，還擴展成發行 15000 份的雙週刊。

邀請施善繼來為《犇報》撰稿，很大的成分不是對文學的熱情，而是對八○年代高信疆主版的《人間副刊》的眷戀，總覺得，沒有文藝版的報紙就是缺陷。當然，打從心底還有一個樸素的願望，總希望通過這個小小的文學園地， 能夠喚起新老朋友寫作的熱情。解嚴後的台灣，朋友們兀自忙著在社會運動的諸多領域開疆闢土，鮮有人還能耐著住性子爬格子，文謅謅的講道理。少了文學，所有的人物只能是事件中過場的翦影，沒有七情六慾，沒有現實和理想的矛盾，沒有感官形象和理念思維統一的厚度。《毒蘋果札記》算是央求來的「拋磚引玉」，是那幾年每週兩次，厚著臉皮到詩人家裡喝咖啡、蹭飯吃換來的仗義。只可惜，在這個圖像思考凌駕於文字閱讀的網路年代，一首寂寞的歌曲，唱了十年，還是寂寞，到現在還是沒能為《犇報》培養出新一代的寫手。

其實，《犇報》的困境，也是詩人的困境。在這個詩歌與理想偕亡的資本主義黃昏，抽煙斗、聽黑膠唱片、用鉛筆寫作、手工烘焙咖啡、到傳統市場買雞鴨魚肉⋯⋯，詩人對工匠精神的堅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生命情調，與其說是對小商品生產者田園牧歌式的情感回歸，毋寧說是對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深沉的喟嘆，是一種拿它無可奈何的抵抗。啟蒙主義時代的人文主義精神，為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戰爭做好了思想準備，卻終結於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興起。資本主義生產雖然擺脫了人的發展的自然局限性，但又造成了人的發展的社會局限性。在這個以商品堆疊起來的世界裡，人與人的相對獨立性由物與物的全面依賴來補充，勞動不再是以人的自我實現為目的，人不再是歷史的主體，貨幣成為唯一的上帝。詩人在日常生活的消費中，儘可能通過自主勞動減少對商品世界的依賴，其實就是對勞動異化的批判與反抗。雖然這樣的反抗註定是要失敗，但卻保持著一個戰鬥者不合時宜的、但卻優雅的姿態。

《毒蘋果》從如廁到養生、從咖啡到煙斗、從音樂到文學、從雞鴨魚肉到小吃珍饈、從人物月旦到時事點評，古往今來，大凡舉目所見、雙耳所聞、觸手可及，日常生活裡的點點滴滴都是他好發議論的題材，細細碎碎，卻又恰恰構成了一個日常生活的整體，批判性地再現了詩人對他所身處時代的藝術的、實踐精神的掌握。對於詩人來說，藝術既不是對外在事物的客觀映像，也不是絕對精神的感性顯現，而是一種自由人干預世界的手段，一種按照自己的心靈需要來改造自然、改造社會，從而完成自我改造的實踐過程。因此，表現在《毒蘋果札記》中詩人對現實生活的扞格不入，對現行體制的喋喋不休，實際上是詩人對改造現實、改造社會、改造自身存在狀態的急切要求。

這無疑是一種危險的傾象。特別是在這個舊的世界秩序日趨衰亡，新的世界圖像尚未明朗，一個世紀來人類社會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的各種進步設想相繼挫敗，前現代的魑魅魍魎掙脫了現代性的牢籠，以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再度粉墨登場的今天， 詩人一肚子的「不合時宜」，如果沒有一個樂觀的歷史主義作為信仰，沒有一個建構人類共同體的未來想像，擺脫個人狹小的經驗局限，將自己融入一個廣袤的精神領域，就很容易陷於道德虛無，從知識份子的憤世忌俗走向犬儒主義的玩世不恭。

還好，詩人有個祖國。一個不管過去、現在和未來都與台灣命運休戚相關的祖國；一個在所有的理想主義實驗潰敗後，仍然曲曲折折探索著人類世界前進道路的祖國。這個祖國有著五千年歷史文化的積澱，有著百多年來飽受帝國主義踩踏的苦難，有著半個多世紀以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追求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鬥志昂揚。這個祖國，在詩人的筆下，時而幽微，時而鷹揚，是古老的中國，也是少年的中國。歷史給予它最深沈的苦難，也賦予它最艱鉅的使命：它既要反抗帝國主義，又要超越資本主義；既要以人的發展作為歷史的尺度，又要照顧到人與自然的和諧；既要批判性的繼承傳統，保存民族特性，又要深刻認識、把握現代化的一般規律，為人類世界未來的發展提供一個社會主義現代性判準，一個多樣性統一的世界史格局。

還好詩人有了祖國，才有了方向、有了尺度、有了對世界的期許和要求，才能夠在這個詩與理想偕亡的資本主義黃昏，耐得下性子來迂迴前進，心安理得地繼續抽煙斗、喝咖啡、說三道四寫《毒蘋果》，而不會無措手足。

還好詩人有祖國

陳福裕

詩人囑我為《毒蘋果札記 2》的出版寫序，這事著實有點為難到我。

我的青少年時期恰逢鄉土文學與民歌運動方興，也離不開現代詩論戰的遺緒。戰場雖已清理，空氣中的煙硝尚未散去。那時候，有兩個人的名字，在年輕詩友間的辯詰中反覆被提起，一個是從現代派轉向現實主義的施善繼；一個是用泥土寫詩歌詠勞動的吳晟。在當時，相較於吳晟筆下厚重直樸的農村，施善繼在城市中安身立命以及對未來美好的想像，多了一分說不上來的親近。沒想到，就是這份親近，造就了 20 年後的莫逆。

父親是土地改革後，第一批被擠壓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