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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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中國文化與哲學的主流,康德則建立了西方哲學第一個自律倫理學系統,兩者都有深刻而完整的內涵,深遠地影響了東、西方社會,至今力猶未逮。
中國傳統文化以實踐哲學為主,不長理論,西方哲學則以理論見長,實踐哲學欠缺獨立的地位,尤其是道德哲學,直到康德提出「自律」的原則,建立自律倫理學,才扭轉了情勢。康德對西方倫理學思考所造成的這種根本轉向,被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而與儒家思想間形成本質上的關聯。康德從人所共有的道德意識出發說明道德的本質,儒家則主張聖人之道本乎人心,仁義道德不離人倫日用。東西方聖哲的思想,就在人最根本的道德基礎上,如電光石火般地交會,碰撞出絢麗的火花。
《儒家與康德》(增訂版)以論自律道德為主要論述的切入點,嘗試闡明康德的「自律」觀念並探討儒家孟子的自律倫理學,比較康德的「幸福」概念與儒家的義利之辯。本書自初版以來,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在學界引發了不少討論與爭辯。「儒家與康德」這兩項跨文化的主題迄今依然是中外學界的熱門議題,值得繼續開發。
新版除原有的五篇精彩論文,又收錄作者兩篇論文:〈從康德的實踐哲學論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及〈從康德的「道德宗教」論儒家的宗教性〉,並全面更新引用資料、修訂標題與文字,以便於讀者的閱讀與引用。
延伸閱讀
《道德底形上學》,康德著,李明輝譯注
《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增訂版),康德著,李明輝譯注
《一切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行上學之序論》,康德著,李明輝譯注
《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康德著,李明輝譯注
《通靈者之夢》,康德著,李明輝譯注
《孟子重探》,李明輝
作者簡介:
李明輝
原籍臺灣屏東,1953年出生於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及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其後獲得「德國學術交流服務處」(DAAD)獎學金,赴德國波昂大學進修,於1986年獲得該校哲學博士。曾擔任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客座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廣州)中山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目前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合聘教授。曾編輯《李春生著作集》(五冊)、《徐復觀雜文補編》(六冊)。主要著作有《儒家與康德》、《儒學與現代意識》、《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康德倫理學發展中的道德情感問題》(德文)、《儒家思想在現代中國》(德文)、《孟子重探》、《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儒家人文主義:跨文化的脈絡》(德文)、《儒學:其根源與全球意義》(英文),譯作有H. M. Baumgartner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康德的《通靈者之夢》、《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未來形上學之序論》及《道德底形上學》。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導論(節錄)
在西方如此多哲學家當中,特別挑出德國哲學家康德與儒家相比較,這決不是出於一時的興會,亦非出於個人的偏好。對西方哲學稍有了解的人大體都知道:康德在西方哲學中有其獨特的貢獻與地位,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在知識論中造成一種思考方式的根本轉向,類乎哥白尼在天文學中的貢獻,故這種轉向被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這場革命使康德以後的西方知識論不能不正視知識的「主體性」問題。但康德在這方面的貢獻與傳統儒家思想並無直接的相切點,因為知識論並非傳統儒家思想的重點。不但是傳統儒家,甚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均以實踐哲學為其勝場,而在理論哲學方面則極為虛歉。這點與西方哲學正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我們固然不能說:傳統的西方哲學家不重視實踐哲學;但是在康德以前,西方的實踐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多半是理論哲學之延伸,其本身無獨立的地位。過去的西方哲學家在建立其哲學系統時,並不以道德哲學為其基礎或核心。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雖然將其主要著作名為「倫理學」,但這基本上是一部形上學著作。直到康德建立「道德底形上學」(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提出「自律」(Autonomie)的原則,這種情形才有了根本的扭轉。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及《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二書中對過去西方的倫理學系統作了全面性的批判,一概歸之於「他律」(Heteronomie)的原則;可見他也意識到自己在倫理學方面造成了一場革命,美國學者西爾柏(John R. Silber, 1926-2012)獨具慧眼地稱之為「倫理學中的哥白尼式革命」。正由於他在倫理學思考中造成的這種革命,康德哲學與儒家思想才有接榫之處。
這種「倫理學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實具有多方面的涵義,這些涵義可以顯示康德哲學與儒家思想間的本質關聯。首先,筆者要指出:康德是西方哲學史中第一個建立「道德底形上學」的哲學家。根據康德的構想,道德底形上學其實就是「純粹道德學,其中並無人類學(無經驗條件)作為基礎」。康德建立道德底形上學,並非要提出一套獨特的倫理學系統,以與其他的倫理學系統相競爭,而是要說明道德的本質。道德的本質不是任何哲學家所能規定的,而是已經隱含在一般人的道德意識中。但一般人並不能以反省的方式說明其實際秉持的道德法則;借匈牙利裔英國哲學家波藍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的用語來說,一般人對道德法則的意識只是一種「隱默之知」(tacit knowing)。康德將這種存在於一般人的意識中的道德法則稱為「純粹實踐理性底事實」(簡稱「理性底事實」)。道德底形上學旨在藉哲學性反省抉發「理性底事實」之內涵,以確定道德的本質。因此,康德的倫理學係以「通常的人類理性」(gemeine Menschenvernunft)為出發點。故他在《實踐理性批判》一書中針對提泰爾(Gottlob August Tittel, 1739-1816)的批評寫道:
一位想對本書有所責難的評論家說:在本書中並未提出一項新的道德原則,而僅提出一項新的程式;當他這麼說的時候,他比他自己可能想要說的還更中肯。但是,有誰真的想為一切道德引進一項新的原理,並且彷彿首度發現道德,就好像在他以前,整個世界對於義務為何物一無所知或者全都弄錯了?
同樣的,儒家講仁義道德,總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決不抽象地、懸空地說。借用王船山的話來說,儒者必須「即事以窮理」。儒家的聖人制禮作樂,亦本乎人心。聖人不過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一般人的道德意識正如孟子所說的,「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聖賢不過是能自覺到此「道」之本乎人心而貞定之,且將之落實於生活世界中。這種特色表現在思想方式上,即是偏重具體性解悟。孔、孟在與弟子或時人對談時,多隨事指點之,此即具體性解悟之表現。孔子答弟子問仁,常針對不同的情境提出不同的答案。今人對西方思想略知皮毛者,往往視之為「仁」的定義,而不知唯有在抽象性解悟中始有定義可言。定義而可變換內容,焉得為定義?又如孔子修《春秋》,寄道於史,依事顯理,亦是具體性解悟之表現。在具體性解悟中所顯的事理即宋明儒所謂的「實事實理」,亦即康德所謂的「理性底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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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中國文化與哲學的主流,康德則建立了西方哲學第一個自律倫理學系統,兩者都有深刻而完整的內涵,深遠地影響了東、西方社會,至今力猶未逮。
中國傳統文化以實踐哲學為主,不長理論,西方哲學則以理論見長,實踐哲學欠缺獨立的地位,尤其是道德哲學,直到康德提出「自律」的原則,建立自律倫理學,才扭轉了情勢。康德對西方倫理學思考所造成的這種根本轉向,被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而與儒家思想間形成本質上的關聯。康德從人所共有的道德意識出發說明道德的本質,儒家則主張聖人之道本乎人心,仁義道德不離人倫日用。東西方聖哲的思想,就在人最根本的道德基礎上,如電光石火般地交會,碰撞出絢麗的火花。
《儒家與康德》(增訂版)以論自律道德為主要論述的切入點,嘗試闡明康德的「自律」觀念並探討儒家孟子的自律倫理學,比較康德的「幸福」概念與儒家的義利之辯。本書自初版以來,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在學界引發了不少討論與爭辯。「儒家與康德」這兩項跨文化的主題迄今依然是中外學界的熱門議題,值得繼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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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底形上學》,康德著,李明輝譯注
《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增訂版),康德著,李明輝譯注
《一切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行上學之序論》,康德著,李明輝譯注
《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康德著,李明輝譯注
《通靈者之夢》,康德著,李明輝譯注
《孟子重探》,李明輝
作者簡介:
李明輝
原籍臺灣屏東,1953年出生於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及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其後獲得「德國學術交流服務處」(DAAD)獎學金,赴德國波昂大學進修,於1986年獲得該校哲學博士。曾擔任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客座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廣州)中山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目前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合聘教授。曾編輯《李春生著作集》(五冊)、《徐復觀雜文補編》(六冊)。主要著作有《儒家與康德》、《儒學與現代意識》、《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康德倫理學發展中的道德情感問題》(德文)、《儒家思想在現代中國》(德文)、《孟子重探》、《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儒家人文主義:跨文化的脈絡》(德文)、《儒學:其根源與全球意義》(英文),譯作有H. M. Baumgartner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康德的《通靈者之夢》、《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未來形上學之序論》及《道德底形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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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如此多哲學家當中,特別挑出德國哲學家康德與儒家相比較,這決不是出於一時的興會,亦非出於個人的偏好。對西方哲學稍有了解的人大體都知道:康德在西方哲學中有其獨特的貢獻與地位,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在知識論中造成一種思考方式的根本轉向,類乎哥白尼在天文學中的貢獻,故這種轉向被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這場革命使康德以後的西方知識論不能不正視知識的「主體性」問題。但康德在這方面的貢獻與傳統儒家思想並無直接的相切點,因為知識論並非傳統儒家思想的重點。不但是傳統儒家,甚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均以實踐哲學為其勝場,而在理論哲學方面則極為虛歉。這點與西方哲學正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我們固然不能說:傳統的西方哲學家不重視實踐哲學;但是在康德以前,西方的實踐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多半是理論哲學之延伸,其本身無獨立的地位。過去的西方哲學家在建立其哲學系統時,並不以道德哲學為其基礎或核心。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雖然將其主要著作名為「倫理學」,但這基本上是一部形上學著作。直到康德建立「道德底形上學」(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提出「自律」(Autonomie)的原則,這種情形才有了根本的扭轉。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及《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二書中對過去西方的倫理學系統作了全面性的批判,一概歸之於「他律」(Heteronomie)的原則;可見他也意識到自己在倫理學方面造成了一場革命,美國學者西爾柏(John R. Silber, 1926-2012)獨具慧眼地稱之為「倫理學中的哥白尼式革命」。正由於他在倫理學思考中造成的這種革命,康德哲學與儒家思想才有接榫之處。
這種「倫理學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實具有多方面的涵義,這些涵義可以顯示康德哲學與儒家思想間的本質關聯。首先,筆者要指出:康德是西方哲學史中第一個建立「道德底形上學」的哲學家。根據康德的構想,道德底形上學其實就是「純粹道德學,其中並無人類學(無經驗條件)作為基礎」。康德建立道德底形上學,並非要提出一套獨特的倫理學系統,以與其他的倫理學系統相競爭,而是要說明道德的本質。道德的本質不是任何哲學家所能規定的,而是已經隱含在一般人的道德意識中。但一般人並不能以反省的方式說明其實際秉持的道德法則;借匈牙利裔英國哲學家波藍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的用語來說,一般人對道德法則的意識只是一種「隱默之知」(tacit knowing)。康德將這種存在於一般人的意識中的道德法則稱為「純粹實踐理性底事實」(簡稱「理性底事實」)。道德底形上學旨在藉哲學性反省抉發「理性底事實」之內涵,以確定道德的本質。因此,康德的倫理學係以「通常的人類理性」(gemeine Menschenvernunft)為出發點。故他在《實踐理性批判》一書中針對提泰爾(Gottlob August Tittel, 1739-1816)的批評寫道:
一位想對本書有所責難的評論家說:在本書中並未提出一項新的道德原則,而僅提出一項新的程式;當他這麼說的時候,他比他自己可能想要說的還更中肯。但是,有誰真的想為一切道德引進一項新的原理,並且彷彿首度發現道德,就好像在他以前,整個世界對於義務為何物一無所知或者全都弄錯了?
同樣的,儒家講仁義道德,總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決不抽象地、懸空地說。借用王船山的話來說,儒者必須「即事以窮理」。儒家的聖人制禮作樂,亦本乎人心。聖人不過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一般人的道德意識正如孟子所說的,「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聖賢不過是能自覺到此「道」之本乎人心而貞定之,且將之落實於生活世界中。這種特色表現在思想方式上,即是偏重具體性解悟。孔、孟在與弟子或時人對談時,多隨事指點之,此即具體性解悟之表現。孔子答弟子問仁,常針對不同的情境提出不同的答案。今人對西方思想略知皮毛者,往往視之為「仁」的定義,而不知唯有在抽象性解悟中始有定義可言。定義而可變換內容,焉得為定義?又如孔子修《春秋》,寄道於史,依事顯理,亦是具體性解悟之表現。在具體性解悟中所顯的事理即宋明儒所謂的「實事實理」,亦即康德所謂的「理性底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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