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剛般若波羅蜜（楷書） 序

抄經與修行

書法自古以王羲之為典範，由於時代戰亂，王羲之的真跡流傳到唐朝就極珍貴，一般人家根本不可能拿到王羲之的隻字片紙；幸好，唐太宗是王羲之的超級大粉絲，不但收集了很多王羲之的真跡，還提供王羲之真跡給臣下臨摹。唐太宗一定沒有想到，他對書法的興趣所產生的影響，要遠比他的偉大的「貞觀之治」來得深遠、重大。

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廣，最重要的有兩件事，一是命褚遂良、虞世南、馮承素這些書法名家，或臨或摹天下第一的〈蘭亭序〉。其次是命弘福寺的和尚懷仁，集王羲之字刻成〈聖教序〉。〈聖教序〉是現存王羲之行書中字體最多最完整的字帖，寫書法的人必然要臨摹。

書法佛法，兩臻絕妙

集刻〈聖教序〉的起因，是貞觀十九年，花了十七年到印度取經的玄奘法師回到長安，唐太宗讓三藏法師在弘福寺翻譯佛教經典，貞觀二十二年，總共完成六百五十七部，唐太宗親自寫了序文，就叫〈大唐三藏聖教序〉，並出內府珍藏的王羲之真跡，讓懷仁去集字刻碑。在沒有照相、影印技術的年代，懷仁以令人難以想像的專注精神，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才完成被後人譽為「天衣無縫，勝於自運」的〈聖教序〉，碑刻完成的時候，已經是唐高宗咸亨三年十二月的事了。因而唐高宗也為〈聖教序〉寫了一篇「記」，附在唐太宗的「序」後面。

〈大唐三藏聖教序〉對後世的深遠影響，不在它刻錄了太宗、高宗兩皇帝的文章，而是因為王羲之的書法，以及在兩位皇帝文章後面，完整收錄了玄奘法師譯的《心經》全文，可以說是佛法書學兩臻絕妙，光華垂耀千年。

寫書法的人必然要練〈聖教序〉，〈聖教序〉中有《心經》，這件事情，使得所有古時候的讀書人，必然對《心經》非常熟悉，「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幾乎是每個人都耳熟能詳的句子。佛法、書法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深入生活與思想，終而成為文化的基因。

我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寫《心經》，因為書法功力不夠，經文又非常深奧、文字雷同，常常容易抄錯，兩百多字的《心經》都這樣了，五千多字的《金剛經》對我來說，無疑是「登陸月球」級的大工程。

蓮花座仿金粟山藏經紙　　

而之所以想要寫《金剛經》，是因為王國財做成了「蓮花座仿金粟山藏經紙」。

「金粟山藏經紙」是宋朝人特別製作，用來寫、印佛經的，這種紙傳到清朝時已經所剩不多，非常珍貴，乾隆皇帝特別喜歡用這種紙張題寫他最珍貴的書畫收藏。在許多故宮典藏的乾隆題詩紙張上，有的還可以看到印刷字體疊印的痕跡，那是乾隆皇帝把一些舊的、不完整的佛經拆開之後，留下比較完整的紙張，用來題詩寫字，可見乾隆多麼喜愛「金粟山藏經紙」。

王國財做的「蓮花座仿金粟山藏經紙」，不只仿原來的紙，他還把紙張做成唐朝「硬黃紙」的顏色，非常有古意，再加上用泥金手工精印的蓮花座紋路，品質品相都超越古紙。

「蓮花座金粟山藏經紙」只能寫經，因而慢慢蘊釀起抄經的念頭，而《金剛經》流傳廣泛，內容重要，經末的偈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更是深植人心的名句，總之，用「蓮花座仿金粟山藏經紙」寫《金剛經》是第一選擇。

《金剛經》，其意云何？

但寫《金剛經》並不容易，第一個碰到的困難，是《金剛經》版本眾多，一般以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的譯本為佳，然而鳩摩羅什的譯本也有許多版本，我找了張即之、董其昌、弘一法師、溥心畬的抄本來對照，發現沒有一本是相同的，再找了許多印刷的版本來對照，也是互有出入。也請人從華梵大學圖書館印了《大藏經》中的《金剛經》，還是有疑問。

我找到的版本中，還有一本是唐朝六祖惠能大鑑禪師註解的木刻版本，句子也有出入，例如在經文開始，須菩提的第一問：「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這一問，可以說是整部《金剛經》的終極關懷，所以非常重要，然而，就是在短短的幾十字當中，便有「云何應住」與「應云何住」兩種說法，雖然只是文字順序不同，但意思卻大不一樣。唐朝另有一部集王羲之《金剛經》碑本，版本最早、又是集字碑刻本，應該最權威可靠，但沒有辦法印證校對，也只能說是應該「應云何住」比較正確，但大部分的抄本和印本，都是「云何應住」。

光是收集、查找《金剛經》的版本和校對，就花了非常多的時間，但沒有一個版本是完全正確無誤的。

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無意中熟悉了《金剛經》的諸多經文，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事，因為《金剛經》其實不容易讀，即使專門閱讀研究，也要花很多時間，要熟悉《金剛經》，並不是想像中讀過幾遍就可以。

由於校對花不了不少時間，對《金剛經》的經文也有一定的認識了，既然沒有辦法知道什麼是絕對正確的版本，那也就不強求了，《金剛經》說「所相非相」，似乎也可以不必太刻意追求「絕對正確」的文字，對一般人如我來說，抄經，只要不是態度輕率、刻意寫錯，那應該就可以了。

慢筆抄經，體會忘我

想通了這個道理之後，抄寫《金剛經》的念頭愈來愈濃，終於，在一個風和日麗、心情愉悅平靜的早上，開筆寫《金剛經》。

「蓮花座仿金粟山藏經紙」一行十七字，每一張紙五十行，可以容納八百五十字，第一、二行寫的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寫完這兩行，我看了一下時間，竟然花了十五分鐘。

看著後面長長長長長的紙張，我深呼吸一口氣，不敢再看時間，也無法預估要寫多久，只有埋頭繼續寫下去：「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

寫經專注，非同一般

常常有人問我，寫書法的時候是不是要一氣呵成，一氣呵成是不是很困難？

寫書法當然是要一氣呵成，一氣呵成當然是很困難。

一氣呵成，書法才能氣勢順暢，為了一氣呵成，總是必須去除任何可能的打擾，電話不接、電鈴不應，甚至音樂也不聽；總之，必須是全神貫注，全力以赴。

不過那是一般的情況。寫五千多字的《金剛經》，無論如何是不可能一氣呵成的。

尤其是《金剛經》的經文實在是有太多的雷同的句子，例如「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等等這樣的例子，幾乎比比皆是，即使校對時已讀過無數遍，但抄到「好像剛剛才寫過的句子」時，還是不免停下來，再仔細的前前後後的讀了又讀，確定再確定，才繼續寫下去。

這種寫經的專注，實在非同一般，因為太過專注，任何突然發出的細小的聲音，都會嚇到我，最後連不抄經的時候，也會被電話鈴聲、開門的聲音嚇到，於是，我把家裡的電話、門鈴都換了，最後連窗戶也換成最新型的隔音窗，這時才發現，原來我們早已習慣的都市生活中，有這麼多的噪音。

先修心養性，後寫書法

一般總以為，寫書法可以修心養性，我卻覺得，要先修心養性，才能把書法寫好。以寫楷書來說，如果不能心跳正常、呼吸平緩，手的穩定高，根本不可能寫好書法，不能寫好書法又要硬寫，難免寫得心浮氣躁，愈寫愈糟，愈寫愈糟就愈心浮氣躁，根本不可能修心養性。

當然，如果可以平心靜氣的寫字，從十分鐘、半小時、一小時、半天，甚至整天的慢慢持續下去，對心境的修養是很大的。

於是為了寫《金剛經》並確保每次都可以保持前面的筆調，我慢慢訓練自己，能很快、很自在的進入寫經的平和狀態，方法很多，調整呼吸、閉眼靜坐、專注某種緩慢的音律等等，都是很好的方法。

由於寫小楷，眼睛和手都特別用力，因此休息非常重要，休息的時候，學學太極拳的緩慢動作，從頭到腳都很緩和的活動，也不會加劇心跳、呼吸，可以很容易的繼續書寫下去。

我寫小楷的速度非常慢，一筆一畫的寫字，非常容易閃神出錯，除了發展出各種方法來避免寫錯字，最重要的，還是專注。

慢的專注

我以為，在印刷發明之後的時代，抄經的目的，不在經文的傳播，而是對經義的深入瞭解。而深入的法門之一，我發現，竟然就是「慢」。

我們身處資訊快速流通的網路時代，什麼都求效率和快速，各種快速記憶和速讀的方法充斥市面，作為一個曾經必須每天速讀數十萬字的編輯，我卻從抄經的過程中，找回閱讀與理解的原點，我不只是一個字一個字的閱讀，甚至是一筆一畫的閱讀。

奇怪的是，許多原來不知其意的經文，就在這樣一筆一畫的閱讀中，不必任何註解的慢慢讀得通了。

有朋友知道我在抄經，問我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應」。

朋友問的，是有沒有神奇的經驗和感受，甚至一些神通等等，老實說，沒有。再老實說，我對佛經沒什麼「修養」，不過知道一些有名的經典名稱，讀過其中幾部而已，而且有的佛經雖然也很用心的抄寫了，卻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也有朋友對我這樣的愚鈍沒有慧根、奇遇覺得失望，我卻總是想起一個老故事：

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師要進京為皇帝說法，因為趕路錯過了客棧，於是在山野深處向農家借宿，農家見是有道高僧，極盡熱誠的招待。孝順的兒子向高僧請求說，他的母親每日虔誠念佛拜佛，卻從未有緣聽人說法，不知高僧是否願意為他母親說法？

感於孝子虔誠，高僧欣然應允。

沒料到老太太不識字、終身不出山野，除了南無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名號之外，其餘一概不知。高僧滿腹經綸，卻也無從說起了。

隔天天未亮，高僧即告辭趕路，出得門來，聞見屋內老婦人喃喃低音的念佛聲。

高僧不自覺的迴首一望，卻見簡陋破舊的農舍，在闃暗的天色中，大放佛光。原來，什麼都不懂的老太婆，才是真正得道的人。

朋友聽完這個故事，遲疑的問，你是說，你竟然就像那位老太婆嗎？

我大笑，不是不是，寫經就是寫經，如此而已。

本書編輯過程，承蒙黃亭珊、李彥志、張伊婷、李佩珍、廖怜淑、卞獨敏、侯惠芳、蔡育綺協助，題籤頁手工紙為王國財、黃煥彰兩位提供。特此感謝。

金剛般若波羅蜜（楷書） 序

抄經與修行

書法自古以王羲之為典範，由於時代戰亂，王羲之的真跡流傳到唐朝就極珍貴，一般人家根本不可能拿到王羲之的隻字片紙；幸好，唐太宗是王羲之的超級大粉絲，不但收集了很多王羲之的真跡，還提供王羲之真跡給臣下臨摹。唐太宗一定沒有想到，他對書法的興趣所產生的影響，要遠比他的偉大的「貞觀之治」來得深遠、重大。

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廣，最重要的有兩件事，一是命褚遂良、虞世南、馮承素這些書法名家，或臨或摹天下第一的〈蘭亭序〉。其次是命弘福寺的和尚懷仁，集王羲之字刻成〈聖教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