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科技與農業政策

6 ．令人驚艷的農復會

■ 我與沈宗瀚的淵源

我和農復會結的可說是不解之緣。我是第一個讓它在媒體上發光、發熱，並轉變為今天媒體重要的「農業」路線的記者（之前，是經濟記者採訪的「副線」）；我也陪它走完最後的十年（1979 年改制為「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在由《聯合報》轉到《台灣新生報》時，我還繼續寫農業相關的社論；退休後的幾年，雖在台視文化當資深顧問，卻又被它的財團法人中華農學會找去當「顧問兼研究員」，只能說前世或與「農業」有關係，因為今生學的是理工，採訪的也是科技，說什麼也難扯在一起。然而卻偏偏結下不解之緣，連沈宗瀚和李崇道都曾半開玩笑地說：「說不定，我們前世是一家人！」

如果不是早年的科技，像「空中樓閣」，不著邊際，只有兩、三個陳舊「小廟」（國科會在北市寧波西街，原能會在陳誠故副總統官邸、中研院又在偏僻的南港）而「大和尚」大多在外「化緣」（開會、出國、講學、指導研究），我可能不會想到位在南海路轉角的美國新聞處對面的農復會。

不知是否老天安排，那時農復會的唯一美籍委員畢林士，是第一位由華府派駐中華民國大使館的「科學顧問」，我就像是溺水者，看到「救生圈」，毛遂自薦獨自闖進他的辦公室訪問，而他的祕書胡靜芬（Fanny），因搞不清楚我的來路，就這麼誤打誤撞闖關成功。過沒幾天，《聯合報》二版出現了一大篇的專訪，受到主委沈宗瀚、委員蔣彥士等的注意；加上畢林士對我有點好感，於是經常將當時熱門的太空科技新聞外電找他解說，Fanny又是中英文俱佳的好橋樑，我跟他們越寫越熟，稿子又經常上報（《聯合報》當時為臺灣第一大報），因此逐漸受到農復會高層的重視。

那時正巧遇上沈宗瀚的得意高足，該會祕書長金陽鎬不幸車禍過世，我在三版寫了一大篇，文情並茂，據聞沈宗瀚讀報落淚，翌日還約我面談，表示謝意。這是我們首次正式相見，卻是「相見歡」，聊得起勁，他老人家還送我「克難苦學自述」，亦提供一些線索讓我有獨家表現，收獲頗豐。

結果，某天總編輯馬克任找我談，認為農業的品種改良或上山下海，都跟科技有關，因而決定將這條路線交給我跑，當下我真有「如魚得水」的感受；於是就經常出沒農復會，稿子幾乎天天上報，搞得採訪經濟新聞的同業都非常惱火，因我的「獨來獨往」，亦帶來農委會薛發言人的困擾，而且我又從不發該會通稿或參加記者會，但我也向薛表明報社的立場，並不希望與同業「水乳交融」；這也是新聞記者的為難處，爭取獨家就容易得罪同業，淪為「獨行俠」，與同業關係只有後來進入報社管理階層後，才逐漸有了改善。

■ 農復會專家們福國利民貢獻多多

早年的農復會算是半個「洋機關」，比照美金待遇。但吾人看重的是，它的獨特科學管理制度，及具有「人文心、宗教情」的部分，每位專家得精通至少一國以上的外文，寫計畫報告是中英文兼有，還得經常下鄉，手腦並用，在蔣經國主政的年代，就經常向該會諮詢及徵召人才，如蔣彥士、李登輝便是例證；而當年大規模推動「加速農村建設計畫」，即是由該會主導。

個人因經常採訪接觸，對農復會專家兼有科學頭腦、人文情懷、宗教般的工作熱忱，具有高度敬意。其為國為民的奉獻心力，從不掛在嘴上，皆以行動具體實現；除了學有專長，中外文俱佳，在教學、研究之外，還能上山下海，到田間、海邊與農、漁民同甘共苦，並不時吸收新知、觀念，以及了解國際市場趨勢和供需。因此，該會的每位專家幾是「全方位」型，又經常出席國際會議與輪替式的進修深造，符合「學無止境」的求知要旨，以科學精神與方法任事，身體力行，並傳承傳統與西方的人文素養。如今在臺灣可吃到不分季節的果蔬或養殖的產品，乃至各種基因改良的食物，包括農、漁村的環境改善等，不一而足，莫不因他們的長期耕耘努力，始有今天規模宏遠的磐石，功不可沒。

簡言之，真正為臺灣這塊土地深耕有貢獻者，就是早年在農復會默默耕耘的一批批菁英，可謂當之無愧。像蔣夢麟、沈宗瀚、許世鉅等均起了帶頭作用，而蔣夢麟曾是擔任北大校長時間最久的一位學人（1919-1927 年），在教育界的聲譽，並不遜於蔡元培，到了農業界亦能「學以致用」，在主持農復會時期，曾引進「四健會」（Head、Heart、Hand、Health，簡稱4H）的觀念和作為，這種將技術與經援加在一起，以農民需要為首要運作─也就是他所說，依據農民需要的（the felt needs of farmer）扎根方法，相當成功且影響深遠，亦被國際視為發展中國家的楷模，不論是行政管理的效率提升，或美援的適切經濟運用，清廉有為，頗為人稱道。

諸此，優良歷史的傳承，歷任主委皆扮演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包括農復會時期的蔣夢麟、沈宗瀚、李崇道、張憲秋，乃至於農委會初期的王友釗、余玉賢等人，46 始終不斷革新求進，帶領臺灣農業精進發展，結合經建創下經濟奇蹟，成為臺灣社會的安定力量，貢獻至鉅。

再者，農業政策涵蓋農業、農（漁）民、農村，或生產、生活、生態的層面，亦非一個獨立部門，可以單獨發展，必須結合相關部門做整體性的發展。也就是說，農業具有政治性、經濟性、社會性、教育性及文化性的多重功能和目標，其隨時代的變遷與進步所產生的問題自然複雜，無法針對某部分的弊病，做單一性的治標，必須「會診」下綜合性的判斷，始能對症下藥，也才能有庖丁解牛般的功效。

其實，農復會在未改組為農委會前，就是聞名國際的中美合作的農業機構，聯合國相關組織包括發展方案組織、世界糧食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銀行等，都與農復會所屬單位人才交流或參與培訓訓練，或延攬來臺協助，促成各種臺灣及國際性技術合作，增進技能，提高達國際一流水準，成績斐然。在1971 年5 月更成立了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及臺灣植物保護中心（1971年5 月22 日《聯合報》二版的新聞報導及特稿「亞洲蔬菜中心的誕生」），奠定我國農業科技在國際上的地位，十分亮眼。並對臺灣近半世紀以來的的農工業均衡發展、總體建設，貢獻卓著，令人驚艷！

農復會的組織屬於「聯合委員會」（簡稱委員會）制度，早年設委員五人，其中我方委員三人，美國委員二人。委員會的職權為決定政策及工作方針、與政府及其他機關團體合作推行農村建設方案、建議中美兩國政府運用《援華法案》（China Aid Act）第407 款規定經費之方式、及撥給推行農業方案所需之款項。

……

Chapter 5 精彩人物

5．徐賢修：新竹科學園區的奠基者

■「匪」字不離口的大數學家

說來有趣，在當年回國服務的科學家，很少用「共匪」字眼，但中研院院士徐賢修（1912-2001 年），卻常是「匪」（指中共政權）字不離口，以顯示兩岸「敵我」之分，頗合兩蔣「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他曾說臺灣當時的處境，是「與敵人鬥爭，與朋友競爭」，亦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年代，要「群策群力，自強自立，發展科技，結合經建」等等，因為是出自大數學家之口，似乎就不同黨國「八股」，反而更有說服力。

徐賢修格局大，腹笥淵博，有智慧和遠見，務實又辯才無礙，膽大心細，創新點子多，頗有享譽國際「人民數學家」華羅庚的味道。我曾在1977 年9 月13 日《聯合報》「新儒林」專欄介紹，他一手創辦影響臺灣經濟最重大的新竹科學園區，1975年在國科會主委兼清華大學校長任內，向當時擔任閣揆的蔣經國建議，以吸引海外學人回國創業，並引進國外大公司投資生產、帶動科技產業的發展；這種凝聚「人才密集」的高科技產業，結合「加工出口區」的發展模式，大幅充實臺灣經建的技術潛力。可說是居功厥偉，稱他為「竹科之父」並不為過。

徐賢修受之於清華，亦用之於清華，他還將清華的「實幹」精神發揮極致。例如，他在1961 年一回臺就創立清華大學數學系；1962 年，復在臺舉行數學暑期研討會，開啟臺灣數學學術研討會的風氣，有利科學基礎扎根；而在1970-1975 年，擔任清大校長時期，於1972 年聘請沈君山、毛高文、馮彥雄三位分別擔任理、工、原子科學三學院院長，帶來一股「新銳」之氣，讓清大在臺復校未及幾年，聲譽鵲起。而短短的三年，聘請博士學位資深教授回國任教，便達165 位，其中三分之二留下專任講學，使清大能有長期人才來計畫教學與研究。1973 年他兼任國科會主委，211975 年辭去校長專任國科會主委時，清大已有九個學系，三個學院，十三個研究所，學生兩千餘人（研究生約兩百餘人），專任教授約160 餘人。1975 年教育部請吳大猷主持全臺大學理科評鑑工作，結果清大在數理化三科皆名列第一。為了聘請大師級教授，除擴充研究設備外，在增建大樓方面亦不遺餘力。先後陸續完成大禮堂、化學館、輻生館、體育館、學生宿舍、教授住宅，以期能更有利羅致教授，並讓師生相處關係更為密切。此一治校過程，也不難看出他任事勇為的魄力。

■ 科學報國實踐力超強

同時，徐賢修一向強調大學的最終目的，是「強國富民」，不是僅在象牙塔裡做研究。像他早年協助成立清華自強基金會，師生合作發展系統工程，吸取實際設計經驗，並替各機構及民間企業做諮詢工作，便是為大學和社會建立合作的橋樑。科學理論與應用孰重？一直是學院派、實務派爭論不休的課題，而臺灣社會則重「實用」，對學府仍有「象牙塔」的看法。

徐賢修剛接任國科會主委接受我的專訪（1973 年6 月2 日《聯合報》二版「國科會五年來做好基礎工作，徐賢修接棒後著力突破瓶頸」）就說，科學家與一般人一樣，有自己的看法。不同的是，科學家因從事某一領域的研究，多少有點偏好，看法往往因人而異。一般說來，科學家比較懂得「擇善固執」，亦會「從善如流」。對有科學素養者而言，都認為基本研究十分重要，所謂「本立而道生」，沒有理論，如何有效應用。

或許科學家都反對忽視基本研究，但對一般人來說，應用科學比較實際。人們會用科技產品，譬如電燈，誰都會開，但要每人都懂電氣，不太可能，也不合理。再者，各國的科技發展政策，也都隨國情而異。像美國可從基本研究開始，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一直到太空科學發展，但臺灣的處境並非「太平盛世」，需要克服重重困難，力求生存。我們要先「求生」，要「自立」，就得先從國防、工業、農業、原子能應用、科學教育等方面，做進一步加強，使科技發展不僅成為經建的後盾，也要成為國防上有力的「保障」，乃是當前的要務。

由於吳大猷和徐賢修，對層峰而言，都是「科學顧問」，舉凡科技幾乎「言聽計從」，像吳改革科學教育，或徐擘劃創設「新竹科學園區」等皆是。而新聞傳播學界則視他們為「科技導師」，只要吳、徐一批評媒體實務，便奉若「聖旨」，跟著一陣批評，還奉高層指示，經常辦新聞研討會對記者做「教育訓練」，要求報社派員參加。基層記者苦不堪言，導致原本「說大人則藐之」的記者，有好幾年間視跑「科技」為畏途，與學界的「知識傲慢」不無關係。

■ 被批學術傲慢後主動溝通

基於抱不平天性，我首先對吳、徐發難，好幾年都在香港媒體寫了不少東西，23 批評科技發展的偏頗，並質疑徐的國籍，以及吳、徐的用人、計畫不當之處，以及對媒體的「藐視」態度等等，不一而足。

效果立竿見影，吳大猷在任的頭五年，就找我溝通多次，解釋理論比應用重要，急就章易「本末倒置」，新聞界亦應虛心檢討對科技認知和基礎素養不足等。但我則回以，這些道理自然重要，但科技學者本身功力不足，解釋尖端新知能力也不足，乃是科技報導最大「致命傷」，片面怪責記者，忽視其實務的辛勞，未盡公允。吳總算點頭，覺得科技界自己亦要加油，平時多和記者接觸，俾能「循循善誘」，始能使報導更正確，兩全其美。

最有意思的是，徐賢修因我經常在不同媒體「旦旦而伐之」，24 多次找我長談，澄清和溝通一些不同看法，如此這般，我們「不打不相識」，建立良好的公私友誼，也改變他對媒體實務的認知，並希望科技界學者放下身段，以「深入淺出」方式，多和記者、社會溝通，而非「恃才傲物」，反成了科技發展的阻力，可謂一語中的。

……

Chapter 1 科技與農業政策

6 ．令人驚艷的農復會

■ 我與沈宗瀚的淵源

我和農復會結的可說是不解之緣。我是第一個讓它在媒體上發光、發熱，並轉變為今天媒體重要的「農業」路線的記者（之前，是經濟記者採訪的「副線」）；我也陪它走完最後的十年（1979 年改制為「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在由《聯合報》轉到《台灣新生報》時，我還繼續寫農業相關的社論；退休後的幾年，雖在台視文化當資深顧問，卻又被它的財團法人中華農學會找去當「顧問兼研究員」，只能說前世或與「農業」有關係，因為今生學的是理工，採訪的也是科技，說什麼也...

國家總體建設及科技發展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

如果一個人回顧他走過的歲月，覺得創造了一種改變，這樣子的話，當是無愧此生。

─美國老牌記者華特‧ 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記者的回憶》

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臺灣在烽火連天、動盪不安的1950 至1970 年代（包括海峽兩岸軍事對峙、韓戰、越戰、退出聯合國、美與我斷交等），國內外氛圍和環境各種不利的條件下，又值黨國屬性體制和戒嚴時期；臺灣朝野上下，卻能在克難的國防及經濟困窘下，排除萬難，以突破橫逆，全力推動十二年國家科學發展計畫（1969-1981 年），由吳大猷、徐賢修等先後主持國科會，錢思亮主持中央研究院十三年的殫精竭慮，協同海內外院士及學界群策群力，為臺灣科技扎根，貢獻卓著。而此亦與政府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1968 年），提升了國民教育品質關係密切。諸此，始奠定198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時，中級科學技術人才的人力資源基礎，創造了「臺灣經濟奇蹟」；蒿目時艱，前人種樹，洵為不易；且是高瞻遠矚，以行動落實，功不唐捐。

我適逢新聞採訪因緣及難得歷史機遇，見證臺灣科技發展歷經篳路藍縷過程，艱辛備嘗，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乃將當年記錄的獨特報導稍做整理，除分享箇中甘苦、成敗經驗，亦期盼能以勵來茲，俾使國家發展更上層樓！

毛澤東有句名言：「槍桿子出政權」，確有些幾分道理在。其實，環視古今中外，不論是獨裁專制或民主開放國家的執政者，都要抓緊三樣法寶，就是「槍桿子、筆桿子和鈔票（經濟）」，也為國家「實力」的表徵。而今天的科技更是強化國防、經濟實力不可或缺的命根子，猶是現代媒體生存發展的靠山。資訊科技更改變了媒體生態和環境，人人可利用手機傳遞訊息或新聞。

像獨裁者抓緊筆桿子，可當御用、統戰、麻醉、愚民的工具；民主國家領袖一樣亦是當做文宣工具，做形象包裝，並操控做為對付政敵，和爭取民意支持的重要手段；但民主國家的媒體，有其監督和社會責任；若能發揮「第四權」優點，產生制衡力量，則更能造福國計民生，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了。

簡言之，科技在今天已不只是國家興衰的重要指標，還能改變世界成為「地球村」，無遠弗屆；將許多的不可能變成可能，且能不斷創新，直接間接影響社會的食衣住行及育樂等生活型態，猶瞬息萬變，讓人目不暇接，由「分秒必爭」，已到了「秒秒必爭」的地步。

就以媒體為例，短短的半世紀，便已由電報、電話、傳真傳遞新聞，直接跳到平板電腦、手機。而一家電子報也只要有經營者、編輯、記者幾人即可構成，甚至在網路世界，幾變成「人人都是記者」；而「今日新聞」，已不用隔一個時段、或隔天才知道，亦已變成「即時新聞」，隨時隨地可知，無怪有人視為是千年以來未有的變局。就像趙甄北的一首詩所形容：「滿眼天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

這對新聞老兵如我，撫今憶昔，不免想起青原惟信禪師說：「老僧三十年前未曾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後來參禪悟道，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個休歇處，依然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別有一番感悟。

在半世紀前，臺灣雖烽火稍息，卻是面臨百廢待舉，物資及人力資源極缺乏的困境（科技師資缺乏，研究設備簡陋。而1969 年7 月21 日美國阿波羅11 號卻已完成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任務），「與敵人作存亡鬥爭，亦與朋友競爭」，能群策群力創下後來的「偏安」穩定局面，並使科學教育生根、創造經濟奇蹟、成就亞洲四小龍等卓著的豐碩果實；甚且在國防科技上，都有可觀的成就，讓國際社會刮目相待。

其他包括研製核武和導彈、生化等自製武器的能力，都能在短期間快速成長，而這些科技的應用發展，帶動國家總體建設的振衰起蔽，繼往開來，讓臺灣有了「不沉的航空母艦」譽稱，絕非倖致。

至於，國共內戰或海峽兩岸及中國、臺灣的歷史和政治上恩怨糾葛，十分複雜，當另有公評，在此姑且不論。

根據一項官方統計顯示，1953 年到1988 年間，臺灣每人年平均國民所得從100 美元躍升至6,000 美元，在四十年之內成長64 倍，成為舉世聞名的「臺灣經濟奇蹟」。例如在1971 年的國民所得為421 美元，到了1981 年則提升至2,432 美元，證諸科技發展確為推動經濟建設的火車頭。

美國哈佛大學中國研究講席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教授（曾獲哈佛大學傑出貢獻獎譽，目前擔任哈佛中國基金主席），在2015 年7 月來臺於「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講演，就指出，1969-1981 年代臺灣是屬於開發中國家，百廢待舉，但成功建立了發展中國家所需組織化的基本建設和訓練完善的人力資本。而中共政權在鄧小平文革後復出，複製類似的「臺灣經驗」，進行改革開放政策，1978 年後五年計畫再次在中國大陸開花結果。證實中華民國這段期間成就的「臺灣經驗」，確是實至名歸，令人感奮。

國際知名生化學家李卓皓曾說：「新聞記者是推動科技發展重要的力量。」可以鞭策政府和善盡守望、教育職責，經當年我專訪學界以及同業（其間，少數主要報紙也開始重視科技報導）不斷報導鼓吹，當局終在1978 年召開第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邀集產官學研科技菁英，以科技發展與國家建設為主題進行討論，凝聚共識。此後，每隔四、五年召開一次，針對科技發展的現況、挑戰與展望、願景，提出具體建議。會後再根據決議制訂各種長、中程計畫或方案。亦使我國的科學研究，不論在論文發表篇數與排名、獲得美國專利數與排名，以及國際間對我國競爭力的評比，都有長足的進步。相較於歐美先進國家豐富的科技資源、龐大的市場規模和悠久的發展歷史，臺灣能在短短的半世紀，就有如此出色的表現，無乃舉國上下同心協力所致。

我在早年獨家專訪美國首位派駐臺灣的科學顧問畢林士（Bruce H. Billings）（並兼農復會委員）、國科會主委徐賢修等人，就多次不斷報導催生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終於在1980 年底設立，且逐步發展成技術密集產業，為日後高科技產業奠定紮實的基礎。而隨著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的興建，不僅讓科學工業園區成為我國科技發展的重要指標，相關經驗累積形成的示範效果與技術擴散，更調整了我國的產業結構，增加就業人口，維繫經濟繁榮。同時，讓我國在國際高科技產業佔有一席之地。

當年的科技政策雖著重於促進產業升級，但對與民生福祉息息相關的醫藥、食品等項目也同樣重視。像1979 年5 月訂頒的「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就曾選定能源、材料、資訊、生產自動化四項為重點科技；1982 年8 月又增列生物技術、光電科技、肝炎防治及食品科技等四項，並鼓勵學者投入與這「八大重點科技」有關的科學研究。以肝炎防治的研究而言，早期國人B 型肝炎感染率之高，在世界是名列前矛。1984 年7 月，我國開始推動全球第一個大規模的B 型肝炎預防注射計畫，不僅讓國人逐漸擺脫B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防治過程中得到的寶貴經驗，也讓我國成為全球研究治療肝炎的重鎮之一。

我從1971 年起，同樣不斷獨家報導加強開發海洋資源新聞，及第一座設在臺大造船研究所的「船模試驗室」（首任所長由汪群從博士主持，後任海洋大學校長），鼓吹國人研製造船工作。而臺灣後來也終於有了第一艘國產2,700 噸級的大型研究船（海研五號），造價14.6 億新臺幣，完全由國人設計建造。而這艘研究船探測調查所得的資料，建置為「國家海洋資料庫」（包括東海、南海、臺海等），成為研擬海洋相關事務的參考，更成為國際級的海洋研究中心。

臺灣在2005 年將「國家太空計畫室」改為「國家太空中心」（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簡稱NSPO）隸屬於國家實驗研究院後，迭有優異表現；繼1999 年發射「福爾摩沙衛星一號」成功，復經專家學者團隊的再接再厲，又研製「福爾摩沙衛星五號」，於2017 年8 月25 日升空。這是臺灣首次自製的光學遙測衛星（著重於衛星本體及光學遙測與科學自主能力的建立），寫下太空研發史的新頁！

至於，我當年獨家報導政府推動南極資源開發利用大型計畫，到後來隨「海功號」首航南極冰洋採訪，則是人生最大的冒險，平安歸來乃託天之幸。而相關的報導及著述，恐亦只能以清賢陳宏謀所說：「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來表達個人的感受。

由於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除了年年有颱風侵襲，地震頻仍又難預測，當年國科會便邀國際知名的地球科學家鄧大量博士組成團隊，籌建了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由蔡義本博士任首位所長），並布建全臺地震微震測站網，逐漸有了能防患未然的事前準備工作，及至今天世界極端氣候變幻莫測，亦促使規模大的強震不時出現，而臺灣在氣象預報及對地震掌握程度，並不遜於先進國家。

在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推動方面，國科會亦於1999 年推動「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以兼顧能源安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及滿足未來世代發展的需求，包括開發低碳能源，研發節能減碳技術，研究建構能源產業發展所需的法規、制度與標準，以及加強此方面知識的學校教育與宣導，期能藉此帶動綠色能源產業的發展，並創造更優質的永續生活環境。諸此，更是1969-1981 年代不斷鼓吹和報導衍生的重要成果（例如媒體後來便增

加了科技、環保、農業、能源等專職採訪路線），回首來時路，倍感倒吃甘蔗，不虛此生。

其他類如「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以新藥探索為起點，整合上、中、下游開發鏈的創新概念，連結基礎研究與臨床應用，進而商品化，並能發展疾病預防、診斷與治療的技術與藥品，達到個人化醫療的目標。也就是當年不斷獨家報導生化科技發展方向產生的推動作用。

此外，「轉學多師是吾師」，一直是我從事新聞專業的工作態度，像參與中研院的「中文電子化」研究工作，亦增強了報導「中文電腦」的力道，及催生首屆國際電腦會議在臺舉行等；到今天「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已進步到了能通盤考量電子科技的應用面與產業面，規劃生醫、綠能、車用電子、資訊、通訊、消費性電子等領域人才的培育與前瞻研究，以及相關的產業推動和關鍵技術開發，期能提升國內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簡稱IC）的產業推動和關鍵技術開發，以及智慧電子系統設計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而人工智慧科技（包括大數據、機器人等等），亦不落人後，並把成果應用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深感予有榮焉。

是以，科技可以殺人，也能造福人群，其禍福亦往往繫於國家執政者的一念之間。像早年原子彈的研製及投擲廣島、長崎，分別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杜魯門決定的。愛因斯坦後來就陷入極大的痛苦和後悔之中。他痛心地說，當初致信羅斯福總統提議研製核武器，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和遺憾。

之後的歷任蘇聯領導人、美國總統雖多主張「禁衍核武」、原子能和平用途，但仍不放棄維持恐怖平衡的力量，致進入冷戰時代期間，美國除了進行多達1,054 多次的核試驗外，也不斷對自身的核武器進行現代化更新並擴大其庫存量；其中在1966 年時，美國擁有的核武器最高估計已經成倍增加到超過32,000 枚之譜。1985 年時，全世界總共有68,000 枚能夠立即投入作戰的核武器。到了2014 年，世界強國相互制約核武的使用結果，也仍有4,400 枚核武器能立即投入作戰，而全球核子武器總數仍然有10,144 枚之多，堪為佐證。無怪如今經濟民生貧困的北韓，猶欲拼命發展核武，可見其負面影響很大，未必有利世人和平福祉。鑑於全球的核電一再發生災禍，也使得「非核家園」呼聲，在全球響起。像美國1979 年3 月28 日發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三哩島核電廠（Three-Miles Island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一次部分爐心熔毀事故，就造成美國核電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事故，但此事故並沒有證明西方國家的核電廠事故會造成人畜傷亡及公共危害，所以「非核」未受重視，僅大幅提高核電廠安全設施的建造成本，以免事故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

然則，到了1986 年4 月26 日蘇聯烏克蘭的車諾比核電廠發生的核子事故，開始受到國際關注，更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亦是首例被國際核事件分級表評為第七級事件的特大事故）。前蘇聯官方的報告指出，約60% 受到輻射塵污染的地區皆位於白俄羅斯境內。經濟上，這場災難總共損失大概二十兆美元（已計算通貨膨脹），是近代歷史中代價最「昂貴」的核災事件。綠色和平組織估計的總傷亡人數是九萬三千人，而到1990

年到2004 年間可能已經造成二十萬起額外的死亡。

當時的核安，固被許多人質疑，但由於車諾比核電廠的安全設備，遠遜於西方核電廠，因此三哩島事故後所建立的「核安」形象並沒有遭到嚴重打擊，但在2011 年日本福島的第一核電廠事故，確實瓦解了許多人對「核安」的信任。

發生在2011 年3 月11 日的福島核災事故嚴重程度，則遠超過美國的三哩島事故外洩的輻射物劑量，據法國輻射防護暨核子安全研究所（IRSN）估計，像2011 年3 月22 日，日本外洩的碘131 輻射量已經達到大約240 萬居里，約為賓州三哩島外洩量15居里的16 萬倍，亦約是車諾比核災事件輻射外洩量的10% 。

臺灣「非核」運動更是如火如荼，諸如暫停核四興建，也將現有的核一、核二、核三電廠逐一除役等，並促成了推動「2025非核家園」的長遠目標，當是值得朝野共同努力的方向！回顧以往採訪科技發展的篳路藍縷歷程，深感自己能幸運成為見證者之一。在今天看來，當年朝野、國人的不畏橫逆，奮發圖強，實已奠下臺灣科技教育生根和國家建設的磐石，以致到後來突飛猛進，在國際舞臺上發光發熱！亦印證了1959 年曾擔任「長科會」主委、中研院院長胡適所說的名言：「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信哉斯言。

國家總體建設及科技發展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

如果一個人回顧他走過的歲月，覺得創造了一種改變，這樣子的話，當是無愧此生。

─美國老牌記者華特‧ 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記者的回憶》

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臺灣在烽火連天、動盪不安的1950 至1970 年代（包括海峽兩岸軍事對峙、韓戰、越戰、退出聯合國、美與我斷交等），國內外氛圍和環境各種不利的條件下，又值黨國屬性體制和戒嚴時期；臺灣朝野上下，卻能在克難的國防及經濟困窘下，排除萬難，以突破橫逆，全力推動十二年國家科學發展計畫（1969-1981 年），由吳大猷、...

前言：國家總體建設及科技發展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

Chapter 1 科技與農業政策
1‧中研院與臺灣的科研發展
2‧國防科技掛帥階段
3‧原能會在前，國科會在後
4‧工研院和科學園區
5‧中文電子化的柳暗花明
6‧令人驚艷的農復會
7‧海功號首航南極運鈾的幕後故事

Chapter 2 科學教育
1‧吳大猷：早期「教育改革」重要推手
2‧沈君山與「科學天地」
3‧《科學月刊》與臺灣科普教育濫觴
4‧臺大學生研製火箭成功
5‧北京人頭蓋骨在臺灣？

Chapter 3 見證科學發展史
1‧丁觀海和王雋英打造出來的「超強粒子」丁肇中
2‧馬廷英的「大陸漂移」學說
3‧從氫彈之父泰勒談起
4‧發現世界最深海洞與海洋調查開發
5‧生化科學三要角：李卓皓、李鎮源、羅銅壁
6‧治療癌症不是夢
7‧追求臺灣能源自主性
8‧清大研製電動車
9‧締造臺灣「養殖王國」
10‧臺灣鮑魚──九孔的故事
11‧「臺灣蘇鐵」與觀音座蓮

Chapter 4 公害災難殷鑑
1‧政府早年輕忽管理，防治起步很晚
2‧偵測地震與防災
3‧食安事件慘痛史

Chapter 5 精彩人物
1‧王唯農：百年老店改革不易，學界清流壯年折翼
2‧沈宗瀚：臺灣農業發展關鍵時刻重要推手
3‧蔣彥士：調和鼎鼐、當權者的解憂草
4‧錢思亮：父子一門四傑
5‧徐賢修：新竹科學園區的奠基者
6‧畢林士：科技發展「美援」代表人
7‧周元燊：臺灣資訊科學拓荒者
8‧李登輝與我

Chapter 6 跨界人生
1‧我與文字工作結緣的經過
2‧一個老記者的體悟
3‧從《聯合報》轉進《台灣新生報》
4‧借調省府扮演「文膽」角色

Chapter 7 臺灣媒體變遷
1‧臺灣政治解嚴媒體卻未真正解放
2‧新聞媒體充斥負面教材
3‧置入性行銷與媒體壟斷
4‧新聞媒體往何處去？

後記

前言：國家總體建設及科技發展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

Chapter 1 科技與農業政策
1‧中研院與臺灣的科研發展
2‧國防科技掛帥階段
3‧原能會在前，國科會在後
4‧工研院和科學園區
5‧中文電子化的柳暗花明
6‧令人驚艷的農復會
7‧海功號首航南極運鈾的幕後故事

Chapter 2 科學教育
1‧吳大猷：早期「教育改革」重要推手
2‧沈君山與「科學天地」
3‧《科學月刊》與臺灣科普教育濫觴
4‧臺大學生研製火箭成功
5‧北京人頭蓋骨在臺灣？

Chapter 3 見證科學發展史
1‧丁觀海和王雋英打造出來的「超強粒子」丁肇中
2‧馬廷英的「大陸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