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住在蘇拉威西島上的托拉雅人，生活與死亡同奏。他們花數星期、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準備葬禮。逝者的家族成員都會到場，人數可達數千名，遍及整座印尼群島。為遵循傳統，花費在賓客交通、住宿及吃食的費用，往往使人負債累累。

賓客住在雕工精巧優雅的船頂木屋；牲畜也因慶典而大批購入；豬隻及水牛用以獻祭，好引領逝者；行葬禮前，托拉雅人將逝者視作「病人」，托拉雅語稱之為to masaki。

埋葬的地點為聖山峭壁上的岩洞。壁龕般的墓穴中，放著同家族的成員大體，交由木作的人偶看顧。當棺木腐爛分解開時，骸骨散落，掉在枯葉與泥土間。

二○一二年的春天，我來到托拉雅族的居住地，感受在別處已見過的「印尼」：微笑溫和的人們；時而陡險或崗巒起伏、濃淺漸層的綠意，以及萬里無雲、卻在隔日布滿傾瀉大雨於森林、道路或河川的積雨雲的藍天，蠅蟲壁虎飛舞四動的驟暗黑夜，以及坐在人行道低矮塑膠椅上，喝著冰啤配印尼炒飯或羊肉沙嗲，與抽著豆蔻丁香菸的趣味。

靠近林中托拉雅人村落的地方，有棵十分特別的大樹。醒目且雄偉，就在房舍幾百公尺的下方。那是幾個月大早夭嬰兒的墳場。樹幹上，滿是穴洞，放著包裹屍布的幼弱屍身。穴洞外覆以樹葉纖維，隨時間流逝，穴洞會慢慢癒合、將嬰兒的身軀包覆其中，就在新長出來的樹皮下，隨著大樹生長，慢慢接近天空。

一般人埋葬大體、焚燒大體，卻未想過將大體交與樹群。是然，我們不乏森林，不乏想像力，可我們的信仰變得空洞沒有共鳴，我們傳承了許多難以解釋的儀式。在我們的世界，死亡被抹去，但在托拉雅族的文化裡，死亡才是一切的聚焦……

哪種觀念才是正確的呢？

這天夜裡，我在旅館房間外的小露台上，邊喝啤酒邊抽著丁香菸。我想著大樹，想著那由贏弱屍骨與亡者血肉滋養的軀幹。樓下幾名美籍老婦笑得開懷，於餐廳外的座位上剛用完晚餐。進飯店時，我與她們打過照面，她們身著粉紅運動鞋、卡其色多口袋長褲、棉質上衣和如戰地記者所穿的背心。頂著白色、淡紫或紫紅色的頭髮，她們有相同的隆鼻、拉眼和豐唇，雖年事已高，但外貌卻像人工女孩般造作且單一。她們像剛從專賣恐怖物件，卻又不知要賣給誰的商店逃出的洋娃娃一樣。我想起所有用於外表，謊騙年齡和遮掩恐懼的無用把戲。

在這印尼之夜，我嚐著丁香菸的氣味，眼中可見沙洲上昏昏欲睡的水牛群。輪廓之清晰，我瞧得見牠們低垂於濕泥上的頭。細雨落在牠們不動的身軀，些許的薄霧也是，就像是另一個世紀，像被擦去……我想到死亡，想到出生，想到時而美麗卻又怪誕、缺乏條理的生命……還有生命的完結。交語的蟾蜍和在我頭上死寂盤旋的蝙蝠群……三個月前，我剛滿五十歲，這是否意味著什麼？

和往常一樣，我身邊總有本書，今晚這本叫作《誰帶回了杜倫迪娜？》，作者是伊斯梅爾•卡達萊。我至少每兩年重讀一次這部作品。這是個講述承諾、死亡、幽靈和騎行的美麗故事……還有冬天……一個我覺得能找回真實自我的季節。我一向帶著冊子和羽毛筆——物如其名，這枝筆輕巧如羽，是我十年多前在西貢買的。不知道是不是邊想著這棵大樹，這棵藏著幼弱身體的大樹，邊寫下這些文字……我不確定……有時，最好的記事之處是在自己的腦袋裡。我處在新舊兩部電影的交替期，這是段難熬的日子，是段問自己做了什麼、值不值得、有沒有意義，要不要繼續的過渡期。

我上部電影並不賣座，來看的觀眾很少，但國外的票房稍微好些。在放映的十幾個國家裡，我回答著相同的問題，在攝影師前擺出相同的微笑。每晚，在旅館房間，我出神地望著迷你酒櫃裡的小酒瓶，就像望著自己不幸的友人。巡迴發表過後，我決定忘了這部花了我兩年時間的電影，翻過心中的那頁，帶著開始萌生、卻還模糊不明的圖像慾望到蘇拉威西島旅行，等著圖像成形那刻，但不給自己壓力。很久以前我就知道，電影不是做出來的，而是從體內而生，是它決定自己的模樣，就在它自己選擇的時刻。

那些美國老女人——人家還以為我在講車子——─終於閉上了嘴，或許她們回到了各自的房間。我想像她們從此在浴室鏡前凝視自己的「假臉」……真實的年紀從她們憂鬱的眼中流出……每個謊言都有苦澀的一面。

三天後我回到法國，進家門放下行李，我扭開水龍頭喝水並環顧四周。我像是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味道熟悉，卻屬於一個沒有我的都會時節，一個我找不到歸屬的時節。窗台上一排乾掉的蒼蠅，蠅腳個個向上僵直，我覺得既熟悉又奇怪，嘴裡還留著丁香菸淡淡的芳香。

頭上傳來熟悉的居家聲響，特別是貝拉加先生的走音琴聲。他住在七樓，半盲。臉孔和打著領帶的優雅，都令人想到豪爾赫•路易斯•波赫士。他總是思鄉地彈著中歐選曲好幾個小時。

我在家轉了一圈。才三個房廳，毫不費時。接著聽答錄機裡的留言，那機器就放在客廳矮几上，前妻的照片旁。芙蘿蘭絲在照片中對我微笑，然後我聽到歐傑的留言：「你一定覺得很可笑，」他說，「我得了癌症。」

二

我沒有笑，但我承認笑了，痛苦地，或是悲傷失望地，像輸給了比自己厲害的西洋棋手。這些年，死亡壟罩著我，企圖將我包圍，一步步逼近，好讓我有所察覺。是為了讓我知道年事已高？該期待些什麼？就像未接獲比賽開打，仍在休息室裡等待的感覺？或許吧。

還記得我將杜勒的複製版畫貼在一本從不翻閱，但專門用來記寫的冊子裡。畫中，年輕戀人相擁，幾公尺後方、大樹半掩下，死神正看著他們。這幅畫充滿寓意……骷顱頭和長柄鐮刀……傳達了簡單的訊息：所有的美麗都在危險下綻放。我們忘記生命是個過程，攤在注視我們的眼下。該套用在我們和托拉雅族身上嗎？這是否代表他們比我們活得美麗？

我一直在想蒙田這兩句話：「研究哲學是為了學習死亡」以及「死亡並不難，難的是面對死亡。」我並非活在十六世紀，活在四十多歲就算老頭的年代，有瘟疫、戰爭的威脅，和頓失或經常失去朋友、父母和小孩的悲痛。但這兩句話，就像插在身上的刀，雖沒有真正的「死亡預後」，但卻深刻印下。這醫學用詞讓我匪夷所思……預後……預測，就像星座預測、賽馬預測或天氣預測，沒什麼大不了的，然，它卻和死亡這令人顫抖的名詞相連。健康時，我們怎知死亡何時來臨？就像岸上等候著船隻的水手。

我什麼也不怕，不怕未知，但史前人類最是害怕。身處這個世代，我非常明白環境中致死的因子，大地成了毒物堆，即使看起來如此潔淨，卻掩藏著難以計數的毒物和垃圾。不，我的害怕並非來自無知，而是知道太多。我害怕身邊人的死亡，卻不害怕自己的。你以為這是無私的表現，其實這是自私的最高境界。

我打電話給歐傑，他很快就接起，聲音聽起來幸福且正常。他想問旅行的事，我想問癌症的事，結果我們什麼也沒說，草草定了晚上吃飯便掛斷。

行李還在玄關，突然間，我有種奇怪的感覺，這景象任誰也無法分辨，我是出發還是回家？如果我們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無法辨別，又怎能假裝知道最晦澀最困難的部分？

我邊淋浴邊想著歐傑，該怎麼看他，怎麼和他打招呼？該露出擔心還是放心的表情？輕微還是嚴重？該先提問嗎？還是讓他自己先說？熱水從我肩膀淌下，十多分鐘了，我還是不知該如何面對老友。突然間，我覺得可笑，我居然得為我們的重逢先打草稿，又不是在應徵或口試。我開始明白一切都變了，在他告知我自己罹病時，我對他的認知就不像以前，好似得病後他就不再是我認識的歐傑，而是一個奇怪的生物，一個我還不知道該如何對待的生物。

癌症這個字在我們聽來是死亡的前奏，無法治癒，最好的情況，不過是不再惡化，狀況減輕？觸犯原罪的道理也相同嗎？……雖說這難看的疾病有一個漂亮的名字，但許多訃聞和死亡證明，還是以婉轉的語詞——長期疾病——代替。這樣的說法並非真切，因為，有的癌症來得快，在短短幾個月或幾星期內便戕害身體，接著又迫不及待地去攻擊另一副身軀。受害者眾多，永不止息。

我還注意到從前幾年開始，我們不再用「癌病專家」，而是「腫瘤專家」來稱呼這領域的專科醫生。或許語意較不確切，聽起來較不刺耳。不知何故，這字眼讓我想到海洋生物，想到岸釣，在六月的夏季，布列塔尼半島的沿岸上，夾雜著碘味和海藻的潮濕。是的，對我而言，腫瘤專家就像名孤獨的退休者，可能還是名鰥夫，整日穿著黃色橡膠筒靴，在退潮時，於水塘岩洞中翻找受困的魚；或在岩壁上撬下緊縮黏附如難民般的貽貝、蛾螺和海膽。腫瘤專家，一個常出現在填字遊戲和百萬大挑戰中的單詞。

歐傑和我在晚餐時笑得開心，可能太過了，也喝多了，尤其是我。當然是波爾多，歐傑只對波爾多紅酒情有獨鍾，但這一晚，回家時我記得，酒杯歐傑沒怎麼碰。

我們在最喜歡的小酒館裡碰頭，就在第九區。我們來這裡好多年。我喜歡這裡稍緩的步調，在這兒，我們有自己的餐桌，三名侍者——米榭、傑哈和尚，都認識我們。我們叫對方的名字，並以「您」相稱，他們就像高級小酒館裡的侍者，有著高(身兆)的身材、小鬍子、啤酒肚、寬大的白色圍裙與黑色蝴蝶領結。他們知道如何製作完美的甜派，如何漂亮取下舌鰨脊肉，也知道如何焰燒腰子、製作橙汁可麗餅……就像導演蘇台的風格；電影Garçon的場景！我總喜歡生活同電影。

歐傑點了份牛肝，我叫了份大腸包小腸。我們共享同份前菜——醋漬韭蔥，也一起吃一份千層派甜點。兩杯咖啡後，我們買單。歐傑一年只讓人請他一次，就是他生日五月二十八號這天。

整頓晚餐，我口袋裡放著想送給他的丁香菸，但最後，我帶著它離開，就像沒說出口的托拉雅文化、葬禮儀式和嬰骸之樹。歐傑比我晚到，我在沙發長椅上已多坐了十分鐘。傑哈替我倒了杯呂利白葡萄酒慶賀我的氣色。當旋轉門轉動，歐傑現身，和往常一樣，他春風滿面，一身牛仔褲、藍色外套、白襯衫和棕色莫卡辛鞋。他看起來很年輕，但濃髮灰白。我起身和他親吻，然後相互擁抱……或許，擁抱的時間比平常久些，我想，是我不自覺地多抱了他一會兒。

歐傑是我的製作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先是我的製片，然後才慢慢成為我最好的朋友。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他最好的朋友，我寧願不去想這問題，因為我們永遠不會真正知道別人眼中的自己，我曾因這樣的失望而痛苦不已。

我分享著蘇拉威西島的旅行，那些藍天、紅土泥路、猿聲迴盪的森林、夜市、燒烤肉塊的炭盆醺臭、無垠廣闊的湖泊、粉紅頭髮的美籍老婦，以及走在兩邊長滿水稻嫩芽的田埂時，跑過來牽著我的小孩。我激動地牽著他，以為他是因為害怕而需要我照顧，事實上，我過不久才明白，他以為我年歲已高，好心攙扶我以防我跌倒。

上千層派時我終於開口，歐傑倒是整晚都沒主動先說。他看起來這麼地幸福，和以前一樣，令我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

「我說很厲害，其實是想嚇你，沒什麼好嚴重的，很一般，頂多是初期，癌細胞大概也沒什麼經驗，發現也算及時，我左邊肺葉上有一個小點，但我的醫生是權威；妮儂都處理好了，只要一個小手術外加簡單的化療即可。」

妮儂是歐傑的大女兒，一名精神科醫師，剛開業不久。歐傑有五個小孩，出自五位太太，最小的不過六歲。「我都是替你生的。」他常對我這麼說，歐傑很常戀愛，每次戀愛都會生小孩。

他閉上嘴，對我微笑，叉了口千層派往嘴裡送，還閉上眼，指著甜點說：「上帝果然存在，這無庸置疑。」

接著，他舉杯和我相碰，我們一起敬上帝、敬千層派、敬自己也敬生命。

不到一年，歐傑便過世了，那天是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他的癌症果然厲害，短短幾個月就惡化，完全不像他所想的那樣「沒經驗」。他的癌症應是經驗老道，可比訓練有素的專家和傭兵。死前的那個禮拜，我到安寧病房看他，終於告訴他托拉雅人的嬰骸之樹。嗎啡舒緩了他的表情，但持續的治療還是讓他腫脹了臉。他頭上一根頭髮也沒有，一直戴著他喜歡的義大利演員送他的草編園丁帽。他戲稱病床為手推車，半闔眼地聽我講故事。他的臉上掛著微笑。我將丁香菸放在他床邊桌上，親親他從幾個禮拜前就如大理石般冰涼的雙頰。他抓住我的手，在我耳邊說：「死亡讓我倆反璞歸真。」

看出我的不解，他又補充道：「我這麼說，是因為你的故事。」

這句話，是我最後聽到他的聲音。

隔天，歐傑陷入昏迷就再沒甦醒。

一

住在蘇拉威西島上的托拉雅人，生活與死亡同奏。他們花數星期、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準備葬禮。逝者的家族成員都會到場，人數可達數千名，遍及整座印尼群島。為遵循傳統，花費在賓客交通、住宿及吃食的費用，往往使人負債累累。

賓客住在雕工精巧優雅的船頂木屋；牲畜也因慶典而大批購入；豬隻及水牛用以獻祭，好引領逝者；行葬禮前，托拉雅人將逝者視作「病人」，托拉雅語稱之為to masaki。

埋葬的地點為聖山峭壁上的岩洞。壁龕般的墓穴中，放著同家族的成員大體，交由木作的人偶看顧。當棺木腐爛分解開時，骸骨散落，掉在枯葉與泥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