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筆桿急叩台灣之門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的《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一「大事志」有這麼一條：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抗拒共匪之國軍部隊，近已完成保衛任務，一部撤退來台。

這裡記載的「一部」，其中有一個人是我，我這「一粟」由此傾入台灣這個大米倉。

這年我二十四歲。

我本來在上海軍械總庫當差，國共內戰，爭奪上海，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末日」之前，我帶著父親尋路，夜間擠上一條船，只見甲板上坐滿了軍人，誰也不知道這條船開到哪裡去，天空灰白色的雲層很厚，不見日月星辰，所幸海上沒下雨，風浪也很小。

日日夜夜，好不容易看見右方有水氣飽滿的綠色山丘，前面有顏色單調的陳舊倉庫，船停在水中等待進港，有人搖著舢板來賣大多數人都沒見過的水果，說我們聽不懂的話，使用我們沒見過的錢。

這是台灣！這是基隆！原來這條船的目的地是台灣。依當時局勢，它可能開往廣州或者海南島，這兩個地方已是朝不保夕，所有撤出華東華南的人都渴求奔向台灣，台灣限制入境，多少有辦法的人來不了，我們竟無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夢境。

這才知道船上載滿軍火，台灣歡迎軍火，我們是沾了光。這才發現「上校爺爺」住在艙裡，他是軍械總庫的副總庫長。這才發現我們蘭陵王氏家族落難的子弟（總有二十幾個人吧？）也擠在甲板上人堆裡，論輩份，兄弟叔伯爺爺都有。他們從家鄉輾轉逃到上海，上校爺爺安插他們在軍械庫當兵吃糧，最後關頭又通知他們上船。

這些族中子弟都是大地主之家的少爺，奉父母之命早婚，中共搞土改清除地主，大家紛紛逃亡，有人帶著太太孩子。由一九四五逃到一九四九，離開上海是最後一步，他必須和眷屬分手，這一去何年重逢？有人叮囑妻子「你等我兩年」，意思可能是兩年以後我一定回來，也可能是兩年以後你可以另外嫁人，妻子斷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時候認為二十年就是天長地久了，誰料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沒有人通知或者暗示我可以上船，我能脫身是個奇蹟。那時我受到的打擊太多，感覺近乎麻木，對上校爺爺的差別對待沒有甚麼反應。多年後回想當初，天津失守，我做了共軍的俘虜，一個多月以後逃到上海，我還穿著解放軍的破軍服，給人多大想像的空間！在那種情況下，上校爺爺還安排我到分庫去佔一個上尉的缺額，那是多大的擔當。（上校爺爺萬歲！）最後上海也得撤退，那時國軍已經知道中共的間諜厲害，倘若我帶著一顆自殺炸彈上船，與滿船軍火同歸於盡，那還了得。上校爺爺作了他該作的考量。

好了，俱往矣！由瀋陽經秦皇島到上海，上校爺爺是我的福星，我感激他。回望大海，上海到基隆的路程四一九海里（七七六公里），台灣海峽的寬度一三○公里，幸虧世上還有這個台灣！

基隆多雨，我們上岸那天是好日子，軍方在碼頭上擺好一行辦公桌，為這批官兵辦理入境登記，每個人的姓名、年齡、籍貫、級職都寫在十行紙上。我趁機會向他們討了幾張十行紙，他們一張一張的給，我一張一張的討。登記後有人把隊伍帶走，惟有我們軍械庫的人仍然留在碼頭上，據解釋，這是因為船上軍火還沒交卸。

人群散盡，我回頭一看，碼頭的另一端，竟然站著我的妹妹。

多少人讀過《關山奪路》之後問我，「你和妹妹弟弟分散後又怎樣團聚的？」他們聽見基隆碼頭這一幕，無不嘖嘖稱奇。妹妹和弟弟原在流亡中學讀書，共軍渡江東南潰敗時，單一之、王遜卿兩位老師帶領他們奔到上海，（單一之、王遜卿萬歲！）防守上海的湯恩伯將軍安排他們登上開往台灣的船，（湯恩伯萬歲！）他們比我早五天離開上海，船到基隆停留，準備開往澎湖。他們在基隆的那幾天，妹妹天天到軍用碼頭守候，盼望我和父親也能撤到基隆。多年後，我回想那不可能的重逢，心情激動，可是我當時神經麻木，相對默然，只能旁聽她和父親絮絮對談。

有一件事情必須做，我坐在水泥地上寫稿子，希望在茫茫虛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線。基隆碼頭很清靜，我隨身有一枝自來水鋼筆，裡面還有墨水，我有辦理入境登記的時候向他們討來的幾張十行紙。我完全不能寫抒情文，喜怒哀樂心如刀攪，我必須把它當作病灶，密封死裹。我也不能寫對台灣的第一印象，我看風景人物都模糊飄動，好像眼暈瞳花。我整天近乎眩暈，基隆那些日子每天上午晴朗，午後陣雨，怎麼我看亞熱帶五月的陽光是灰色的，而且帶著寒氣。回想起來，我那時是個病人，可是我居然寫出來到台灣以後第一篇稿子。我已忘記寫了些甚麼，寫完，隨手化了個筆名，去找郵局，那時郵局有個小小的窗口，窗台下擺著一張桌子，一瓶漿糊。我用十行紙糊製信封，把稿子寄給台北《中央日報》副刊，我對台灣的新聞媒體一無所知，只是想，台北總有《中央日報》吧？《中央日報》總有副刊吧？發信地址寫的是基隆碼頭，沒錢買郵票，註明「萬不得已，拜託欠資寄送」，那時郵局有個慈悲的規定，寄平信可以不貼郵票，由收信人償付。我把信投進去，像個小偷一樣逃出來。

過了幾天，這篇文章登出來了，沒想到這麼快！我看見那片鉛字，這才覺得自己確實由海裡爬到岸上。好了，台灣「四季如春」，凍不死人，我能「煮字療飢」，餓不死人，苟全性命，與人無爭，氣不死人。後來我打聽誰是中央副刊的主編，有人告訴我他叫耿修業。（耿修業萬歲！）

一九五○年八月參加暑期青年文藝研習會，耿先生來演講，我們問他怎樣選稿，他說處理來稿有兩大原則，「快登或者快退」。他說每天大約收到一百篇文章，由三個人審閱，當天晚上選出優先採用的文章立刻發排，第三天就可以見報，再選出幾篇長長短短的文章列為備用，以後適應版面的需要。第二天又會收到大約一百篇文章，頭一天剩下的稿子已經沒有機會，助理人員馬上退回，作者早日收到退稿可以早日另作安排。

後來知道，協助耿主編看稿的兩個人是孫如陵和李荊蓀，這三個人新聞從業的資歷很深，學問和道德修業很高，這樣三個高水準的人經營副刊，那年代再無第二家報紙可以做到。後來我做了新聞界的新兵，跟他們又結了許多因緣。

為了投稿，我得想一想我對台灣了解多少。歷史老師講甲午戰爭講得很詳細，國文老師教「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痛在心」，教得很認真，這些材料人人知道，副刊主編大概沒興趣。

山東鄉賢王培荀在他的《鄉園憶舊錄》裡說，台灣玉山的山頂上全是白玉，那些玉是裸露的，並不藏在石頭裡，山中有惡溪、毒獸、生番，人不能近，沒法開採。這又說得太離譜了，主編會朝字紙簍裡丟。

《隨園詩話》引詠台灣詩：「少寒多暖不霜天，木葉長青花久妍，真個四時皆是夏，荷花度臘菊迎年。」詩雖然平常，人家說台灣四季如春，他說台灣四季皆夏，有點新鮮，可以入眼。

中國大陸有一首民謠：「台灣的水，向西流，花不香，鳥不鳴，男無義，女無情。」惹得多少台灣人怒容滿面，「外省人歧視台灣人」，這是一個重要的證據。但是我說，這首民謠並未在民間流行，它是李鴻章寫在奏摺裡安慰慈禧太后的，甲午戰敗，割讓台灣，李鴻章很難過，慈禧心裡的滋味又豈能好受？所以李鴻章故意貶低台灣的價值，君王專制時代臣子如此進言，乃是盡忠，大家也諒解他言不由衷。我裝作很博學的樣子提出假設，這首民謠恐怕是李鴻章的幕僚捏造出來的吧？怎麼沒從別處看到同樣的記載呢？我料定主編不會去查考，果然，文章在中華副刊登出來了，有人告訴我，台北除了《中央日報》，還有《中華日報》。

二表姐常常笑我「一肚子沒有用的知識」，現在有用了，可以換錢。

來到台灣，上海軍械總庫撤銷了，我們留守碼頭的人員分散安置，我一度到台北軍械總庫就食，那時台北軍械總庫設在台北市信義路一段，離台北賓館很近。後來庫址遷移，原地蓋了大樓，軍方在那座大樓裡辦了一份《青年日報》。

台北總庫出了一個名人，他在總庫做經理組長，後來因瀆職下獄，國防部軍法局長包啟黃冤殺了他，他的太太在百齡橋上攔住蔣介石總統的座車告狀，蔣氏槍決了包啟黃。包是中將，又是紅人，這樣一位將領既未通敵謀叛，也非臨陣退卻，僅因操守問題處死，前所未有，轟動社會。後來知道包啟黃的罪名是貪汙，而貪汙僅是表面文章，其中另有隱情，生出許多內幕報導。

台北總庫也產生（或幾乎產生）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王曰元，那時他的階級是上尉，儀表英俊。寶島姑娘陳素卿和外省青年張白帆相約殉情，有心人聯想到羅米歐茱麗葉的殉情使兩大家族的宿怨和解，也希望陳素卿和張白帆的戀情能化除「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歧見，各報以巨大篇幅追蹤渲染，《中央日報》以全版刊登讀者投書，王曰元寫了一篇大約三千字的文章，題目很長：「無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皆堪累此生！」《中央日報》連文帶題處理成一個「頂天立地」的邊欄，十分醒目，讀過的人都叫好。我和他因此有共同語言。

台北總庫的總庫長于敬濂少將，我和他有一面之緣。當局下令裁汰老弱病殘及「不適任」官兵，我在不適任之列，人事部門通知我去領遣散證明書，我趁機會申請正名，希望把我的本名王鼎鈞寫在證明書上，這樣我就可以再也不必冒充王鶴霄。承辦人教我去請示總庫長。

于敬濂將軍很謙和，他答應了我的請求。證明書共有兩聯，承辦人在發給我的那一聯填寫王鼎鈞，在存根聯填寫王鶴霄，又在存根旁邊寫了三個小字：王鼎鈞，加上括弧，好在遣散證明書沒有「籍貫」一欄，省去許多斟酌。我憑遣散證明書領到國民身分證。

那時退役制度尚未建立，對待離營士兵簡直就是驅逐，允許帶走兩套舊軍服，發給老台幣五百六十元，（依名作家羅蘭記述，那時炒米粉一客老台幣七百元）。那時撤退來台的軍隊多半席地而臥，士兵離營時可以把席子捲起來揹著，那一張席子使我心酸，異鄉人倒斃路旁，好心人收屍，就是用一張草蓆把屍體裹起來。

我是軍中的文官，又不是台北總庫編制以內的人員，除了一張證明書，甚麼也沒有。我一點也不介意，只覺得一身輕鬆，有了這張證明書我可以辦國民身分證，有了身分證就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

那一年，妹妹和弟弟度過「山東流亡學生澎湖冤案」的恐怖，可以安心讀書，父親蒙蘭陵另一位族長王一然先生援引，到台中縣政府就食，全家「草草粗定」。一然先生也是祖父級人物，做過河北完縣最後一任縣長，我們稱他為「縣長爺爺」，背後笑他犯了地名，「完縣」，真的玩完了！他很有族長的威嚴和責任感，憑他一點殘餘的人事關係，處處照顧本鄉本族落難的人。

上校爺爺、縣長爺爺，蘭陵宗法社會的完美典型，蘭陵王氏族譜應該有他倆的「大傳」。

我在台北專心投稿。我到衡陽路成都路幾家書店文具店買稿紙，店員瞠目以對，可見那時投稿的人很少。那時候台北各報副刊篇幅很小，副刊上的文章大半來自翻譯的「羅曼司」和中國歷史掌故，有人表示不滿，稱翻譯為「抄外國書」，稱歷史掌故為「抄中國書」。

那時台灣尚未參加國際版權公約，翻譯家可以自由使用外文原材，以美國雜誌上的「小幽默」最受歡迎，多產者為陳澄之，他是《華北新聞》著名的翻譯快手，那時資訊閉塞，他能看到多種外文報刊。台大文學院院長錢歌川，也曾以「味橄」為筆名，經常客串。

那時「小幽默」偶爾還有種族歧視的意味，例如說，一個猶太人到紐約市中央大車站買票，他對售票員說「春田城」。美國有好多個州都有春田城，售票員問他哪一個春田城？猶太人忽然反問：「哪一個最便宜？」

有些「小幽默」流露反共思想。例如說，東歐某共產國家有一個老百姓養了一頭鸚鵡，「鸚鵡能言」，常常學他說話。有一天這頭鸚鵡不見了，他急忙向警察局備案：「本人今日走失鸚鵡一頭，以後該鸚鵡在外一切言論，本人概不負責任。」

我很喜歡這些小幽默，那時我缺乏幽默感，需要補課。

古人留下的掌故逸聞很多，這種材料取之不盡，那時許多讀者的趣味保守，貪戀「溫故」，即使以前看過了、再看一遍也無妨。我不能「抄外國書」，可以「抄中國書」，每天坐在省立圖書館東翻西檢，圖書館設在新公園裡，門前一條大馬路就叫館前街，直通台北火車站，旁邊就是中央日報社。多年以後，時移世易，新公園改稱二二八公園，省立圖書館也搬走了，唉！《中央日報》也停刊了。

那時別人「抄中國書」，大都是從書中選出一件事情加以註釋評點，我能把好幾件相似或相連的事情組合在一起，可以說後來居上。例如以「太陽」為主題，抄下夏日可畏、冬日可愛，野人獻曝，日近長安遠，再加上大文豪歌德的遺言：「打開門板，多放些陽光進來！」中西兼顧，很豐富也很靈活，全文只有五六百字，我能做到密中有疏，並不呆板擁擠。

我還能配合新聞。胡適的一句話也成新聞，他說當年有人拿他的名字做對聯，上聯是「胡適胡適」，下聯是「方還方還」，方還是浙江省政府祕書長。我立刻來一篇〈小談人名對〉，我說有人用「徐來徐來」對「胡適胡適」，徐來是電影女明星，比「方還」有趣。我說還有人用「胡適之」對「孫行者」，用「馬星野」對「牛天文」。我還能繼續延伸，提出明代的王紱是「九龍山人」，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宋人鄭俠別號「一拂居士」。

一九五一年「聯合版」創刊，《聯合報》的前身。兼編副刊的牟力非先生為我寫的掌故開了一個小專欄，名叫「飲苦茶齋筆記」，齋名出自張恨水的詩：「愛摶黃土種名花，也愛當壚煮苦茶。」中華副刊也給我開了一個小專欄，名叫「切豆腐乾室隨筆」。那時兩報副刊和我通信都用「副刊編輯室」署名，沒有私人聯繫。

那時，一九五○年，台北各報副刊的稿費都是每千字新台幣十元，拿當時的物價比量，這個標準很高，據《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陳國禪、祝萍合著），日報每月訂費新台幣七元五角。我到中華路吃一個山東大饅頭，喝一碗稀飯，配一小碟鹹水煮花生米，只要一元五角，我憑一千字可以混三天。我買純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楊道淮《流亡學生日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副食費每人每天菜金新台幣三角二分。周嘯虹回憶錄，少尉月薪五十四元。《重修台灣省通志》，一九四九年六月公教人員調整待遇，僱員每月新台幣五十元。我不厭其煩記下當年的物價和待遇，為的是證明各報在流離動盪之秋，財政拮据之中，依然這樣重視副刊。

我投稿很勤，從未接到退稿。我前後化用了五十幾個筆名（魯迅用過一百三十幾個筆名），如果同一個名字出現的次數太多，就會有人誤會主編搞小圈子。我從未拜訪任何一位主編，主編也像新聞版編輯一樣，選稿，發稿，不對外聯絡。報館也沒辦過作家聯誼會，那時台灣還沒這個風氣。

作家的筆名都有寓意。潘佛彬筆名潘人木，吳引漱筆名水束文，都用拆字法。彭品光筆名澎湃，用諧音法，他是海軍出身。駱仁逸筆名依洛，他跟哥哥來台灣，嫂嫂對他很照顧，長嫂比母，精神上依附嫂嫂，他嫂嫂的名字裡有個「洛」字。王林渡筆名姜貴，「薑桂之性，老而愈辣」。黃守誠先叫歸人，當然是懷鄉，後叫犁芹，自己說要像老牛一樣在台灣耕種。（第一個皈依本土的外省作家？）王慶麟筆名瘂弦，我偶然發現出處，某一本詩話裡說，詩的最高境界是「瘂」，最好的詩你說不出好在哪裡。我的筆名裡也有我的心情，我的思考，我的解脫，我的暗示，不能一一寫在這裡。

筆名產生文壇趣談。耿修業筆名茹茵，讀者以為是女作家，他是用筆名「紀念一個親人」，背後或有迴腸盪氣的故事。馮放民筆名鳳兮，也有人以為是女作家，其實出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一片陽剛。孫如陵筆名仲父，據說是「中副」的諧音，父親的弟弟也叫仲父，有人抱怨讀他的文章還得比他矮一輩。姚朋筆名彭歌，林海音敏感，認為是「朋哥」的諧音。王世正筆名石振歌，專欄作家應未遲揭露，那是「世正哥」的諧音，女作家提起兩人直呼姚朋、王世正，認為彭歌、石振歌「那是他太太專用的稱呼」。至於魯迅，人皆不知涵義，有人開了個玩笑，認為應該是「俄國人」Russian。

用筆桿急叩台灣之門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的《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一「大事志」有這麼一條：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抗拒共匪之國軍部隊，近已完成保衛任務，一部撤退來台。

這裡記載的「一部」，其中有一個人是我，我這「一粟」由此傾入台灣這個大米倉。

這年我二十四歲。

我本來在上海軍械總庫當差，國共內戰，爭奪上海，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末日」之前，我帶著父親尋路，夜間擠上一條船，只見甲板上坐滿了軍人，誰也不知道這條船開到哪裡去，天空灰白色的雲層很厚，不見日月星辰，所幸海上沒下雨，風浪也很小。

日日夜夜...

有關《文學江湖》的問答



敬答「九九讀書會」諸位文友

你的第四卷回憶錄一度打算名叫《文學紅塵》，最後改成《文學江湖》，通常書名都有作者的寓意，《文學江湖》是甚麼意思？

我覺得文學也是紅塵的一個樣相，所以我記述所見、所聞、所思、所為，取名《文學紅塵》。後來知道這個書名早被好幾位作家用過，就放棄了。「紅塵」是今日的觀照，「江湖」是當日的情景，依我個人感受，文學在江湖之中。文學也是一個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貴，沒有名山象牙塔，處處「身不由己」，而且危機四伏，我每次讀到杜甫的「水深江湖闊，無使蛟龍得」，猶有餘悸。

你把自己的歷史分割成四大段，每段一本書，這個布局是「橫斷」的，可是每一時段的歷史經驗又記述始末，採取縱貫的寫法，為甚麼採取這樣的結構？

這個結構是自然形成的，大時代三次割斷我的生活史，每一時段內我都換了環境、換了想法、換了身分，甚至換了名字，一切重新開始，「大限」一到，一切又戛然而止。舉個例子來說，我小時候交往的朋友，到十八歲不再見面（抗戰流亡）—十八歲以後交的朋友，到二十一歲斷了聯繫（內戰流徙），二十一歲交的朋友，到五十二歲又大半緣盡了（移民出國），所以「我只有新朋友，沒有老朋友」，這是我的不幸。當然我也知道藕斷絲連，但細若游絲，怎載得動許多因果流轉，既然「四世為人」我的回憶錄分成四個段落寫起來也是節省篇幅的一個辦法。

你把十八歲以前的家庭生活寫了一本《昨天的雲》，你把流亡學生的生活寫了一本《怒目少年》，你把內戰的遭遇寫了一本《關山奪路》，你在台灣生活了三十年，青壯時期都在台灣度過，這段歲月經驗豐富，閱歷複雜，為甚麼也只寫一本？材料怎樣取捨？重心如何安排？

確實很費躊躇。我的素材一定得經放大和照明，我也只能再寫一本，篇幅要和前三本相近，這兩個前提似乎衝突，最後我決定只寫文學生活，家庭，職業，交游，宗教信仰都忍痛割愛了吧，所以這本書的名字叫做《文學江湖》。

敬答名作家姚嘉為女士

您的回憶錄不但記錄了您個人的步履，更反映了幾十年來中國人的顛沛流離，家國之難，還不時回到現在的時空環境。書中許多細節，讓人如臨其境，請問這些資料是如何來的？（靠記憶？當年寫的日記？買書？到圖書館收集資料？海外找這些資料困難嗎？）

五十年代我在台灣，多次奉命寫自傳，由七歲寫到「現在」，到過哪些地方，接觸過哪些人，做甚麼事，讀過哪些書報雜誌，都要寫明白。為甚麼要一寫再寫呢，他們要前後核對，如果你今年寫的和五年前寫的內容有差異，其中必有一次是說謊，那就要追查。因此我常常背誦自己的經歷，比我禱告的次數還要多。至於台灣的這一部分，本來想回去找資料，因健康問題久未成行。

後來一看，也用不著了，我抗戰八年一本書，內戰四年一本書，台灣生活三十年也是一本書而已，材料哪裡用得完？我自己記憶猶新，也有一點筆記，一點剪報，也可以在紐約就地查找，各大圖書館之外還可以上網搜索。台北國家圖書館的「當代文學史料」網站尤其詳盡可靠。還有，我捨得買書，前後買了五、六百本，看見書名就郵購，隔皮猜瓜，尋找跟我有關的人和事，了解當時的大背景，查對年月人名地名，有時一本書中只有三行五行對我有用。有些書白買了。

我寫回憶錄不是寫我自己，我是借著自己寫出當年的能見度，我的寫法是以自己為圓心延伸半徑，畫一圓周，人在江湖，時移勢易，一個「圓」畫完，接著再畫一個，全部回憶錄是用許多「圓」串成的。

寫是苦還是樂？是享受嗎？不寫時是什麼感覺？寫不下去時，怎麼辦？

寫作是「若苦能甘」，這四個字出於鹿橋的《人子》，我曾央人刻過一方圖章。寫作是提供別人享受，自己下廚別人吃菜，「巧為拙者奴」。我做別的事情內心都有矛盾，像陶淵明「冰炭滿懷抱」，只有寫作時五行相生，五味調和，年輕時也屢次有機會向別的方向發展，都放棄了。我是付過「重價」的，現在如果不寫，對天地君親師都難交代。

咱們華人有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活到百歲，據說常在祈禱的時候問神：「你把我留在世界上，到底要我為您做甚麼？」我劫後餘生，該死不死，如果由我來回答這個問題，我會說留下我來寫文章，寫回憶錄回饋社會。我寫文章盡心，盡力，盡性，盡意，我追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己之性。走盡天涯，洗盡鉛華，揀盡寒枝，歌盡桃花。漏聲有盡，我言有窮而意無盡。

說個比喻，我寫作像電動刮鬍刀的刀片，不必取下來磨，它一面工作一面自己保持鋒利。當然，現在不行了，動脈硬化，頭腦昏沉，有些文章「應該」寫，可是寫不出來，那也就算了。

敬答評論家蔣行之先生

寫回憶錄，要怎麼樣才不會折損回憶，或者盡量省著用？納博科夫﹙Nabokov﹚說他最珍惜的回憶輕易不敢寫的，寫到小說裡就用掉了，以後想起來好像別人的事，再也不能附身，等於是死亡前先死一次。然而花總不可能一晚開足的，勢必一次次回顧，特別是那麼久遠的回憶。如何在寫作時保持回憶的新鮮？

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吧，說出來就解脫了。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讀者大眾告解。寫回憶錄是為了忘記，一面寫一面好像有個自焚的過程。用畫油畫作比喻吧，顏料一點一點塗上去，一面畫一面修改，一幅畫是否「新鮮」，這不是因素。

還有，怎麼樣才能正心誠意？我絲毫不懷疑先生的真誠，這正是先生作為大家的要素之一。然而人總是要作態，被自己感動了，希望自己能換個樣子！寫作時如何揚棄這些人之常情？面對年輕的自己而不寵溺，不見外，不吹毛求疵，您是怎麼做到的？

我很想以當年的我表現當年，那樣我寫少年得有少年的視角，少年的情懷，少年的口吻，寫中年亦同。我做不到，也許偉大的小說家可以做到。我只能以今日之我「詮釋」昔日之我，這就有了「後設」的成分。「歷史是個小姑娘，任人打扮。」要緊的是真有那個「小姑娘」。至於「打扮」，你總不能讓她光著身子亮相，事實總要寓於語言文字之中，一落言詮，便和真諦有了距離。我們看小姑娘的打扮，可知她父母的修養、品味、識見還有「居心」，而生喜悅或厭惡，小姑娘總是無罪的。

當時的局面有太多棋步是您不知道的，重新拼湊的過程您也曾提及，但如何從拼湊歷史的所得汲取養分而又不磨滅干擾原先的認知？

您所說的「重新拼湊的過程」，就是我說的「一面畫一面修改」。我在《關山奪路》中已顯示許多「原先的認知」大受干擾。坦白的說，內戰結束前夕，我的人格已經破碎，台灣三十年並未重建完成。

敬答紐約華文文學欣賞會會友

你跟同時代別人出版的回憶文學如何保持區隔？

有句老話：「不得不同，不敢苟同；不得不異，不敢立異。」我們好比共同住在一棟大樓裡，每個人有自己的房間，房間又可分為客廳和寢室，或同或異，大約如此。恕我直言，今天談台灣舊事，早有意見領袖定下口徑，有人缺少親身經驗，或者有親身經驗而不能自己思考，就跟著說。我倒是立志在他們之外，我廣泛參考他們的書，只取時間，地點，人物姓名，我必須能寫他們沒看到的，沒想到的，沒寫出來的，如果其中有別人的說法，我一定使讀者知道那些話另有來源。

說到這裡趁機會補充一句：有些話我在台北說過寫過，有些事我出國以後寫過說過，這些材料早有人輾轉使用，不加引號。我深深了解某些寫作的人像乾燥的海綿吸收水珠一樣對待別人的警句，創意，祕辛，這些東西我想我仍然可以使用，它本來就是我的，這時候我像是跟別人「不得不同」了。我已出版的散文集，《碎琉璃》和《怒目少年》，裡面也有我傳記成分，我寫回憶錄倒是避免跟它們再重複，留著那兩本書做回憶錄的伴奏吧。

你在《關山奪路》新書發表會上說，你寫回憶錄一定實話實說，那時你用感慨的語氣設問：「到了今天，為甚麼還要說謊呢，是為名？為利？為情？為義？還是因為自己不爭氣？」寫遠事，說實話易，寫近事，說實話難，台灣生活環境複雜，忌諱很多，你是否把所有的祕密都說出來了？

台灣的事確實難寫，這得有點兒不計毀譽的精神才成。我沒有機會接觸政治祕密，我寫的那些事件，大都是和許多人一起的共同經歷，只是有些事情別人遺忘了，忽略了，或是有意歪曲了，現在由我說出來，反倒像是一件新鮮事兒了，可能引起爭議。

我說出來的話都是實話。敘事，我有客觀上的誠實；議論，我有主觀上的誠實。有一些話沒說出來，那叫「剪裁」，並非說謊。《文學江湖》顧名思義，我只寫出我的文學生活，凡是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我只能寫出我認為有流傳價值，對讀者們有啟發性的東西。

還有技術上的原因。一是超過預定的篇幅，實在容納不下，還有我敘述一件事情，總要賦予某種形式。內容選擇形式，形式也選擇內容，倒也並非削足適履，而是碟子只有那麼大，裡面的菜又要擺出個樣子來，有些東西只好拿掉，那些拿掉的東西也都對我個人很有意義，無奈我不能把文學作品弄成我個人的紀念冊是不是？可以說，我的回憶錄並非畫圖也非塑像，我的這本書好比浮雕，該露的能露的都露出來了。塑像最大的角度是三百六十度，任何人寫的回憶錄最多是一百八十度，我沒有超過也不應該超過。

最後我說個笑話助興吧，有一對年老的夫妻，結婚六十年了，一向感情很好。有一天老兩口談心，老先生對老太太說：「有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問過你，現在咱們年紀都這麼大了，沒有關係了，可以談談了。」甚麼事呢，他問老太太：「你年輕的時候，你還不認識我的時候，也有男孩子追過你吧？」老太太臉上飛起一朵紅雲，柔聲細語：「我十六歲的時候，有個男孩寫信給我，還到學校門口等我，要請我吃冰。」老先生一聽，伸手就給老太太一個耳光，「好啊，到了今天你心裡還記著他！」老太太掩面大哭，老先生站起身來怒氣沖沖而去，兒媳婦孫媳婦圍上來給老太太擦眼淚，連聲問這是怎麼了，老太太的回答是：「不能說啊！不能說啊！不能說的事到死都不能說啊！」

有關《文學江湖》的問答



敬答「九九讀書會」諸位文友

你的第四卷回憶錄一度打算名叫《文學紅塵》，最後改成《文學江湖》，通常書名都有作者的寓意，《文學江湖》是甚麼意思？

我覺得文學也是紅塵的一個樣相，所以我記述所見、所聞、所思、所為，取名《文學紅塵》。後來知道這個書名早被好幾位作家用過，就放棄了。「紅塵」是今日的觀照，「江湖」是當日的情景，依我個人感受，文學在江湖之中。文學也是一個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貴，沒有名山象牙塔，處處「身不由己」，而且危機四伏，我每次讀到杜甫的「水深江湖闊，無使蛟龍得」，猶有餘悸...

編輯前言 用青春走出一段青史
代序 有關《文學江湖》的問答
十年燈
用筆桿急叩台灣之門
匪諜是怎樣做成的
我從瞭望哨看見甚麼
投身廣播　見證一頁古早史
張道藩創辦小說研究組
小說組的講座們
胡適從我心頭走過
廣播文學先行一步
反共文學觀潮記
特務的顯性騷擾
我與公論報一段因緣
難追難摹的張道藩
走進廣播事業的鼎盛繁榮
十年亂花
我從胡適面前走過
魏景蒙　一半是名士　一半是鬥士
方塊文章　畫地為牢
藝術洗禮　現代文學的潮流
霓虹燈下的讀者
我能為文藝青年做甚麼
特務的隱性困擾
省籍情結　拆不完的籬笆
張道藩的生前身後是是非非
冷戰時期的心理疲倦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亮光
十年一線天
你死我活辦電視
鄉土文學的漩渦
與特務共舞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
我與學校的已了緣
我與文學的未了緣（上）
我與文學的未了緣（下）
明日隔山岳　世事兩茫茫

編輯前言 用青春走出一段青史
代序 有關《文學江湖》的問答
十年燈
用筆桿急叩台灣之門
匪諜是怎樣做成的
我從瞭望哨看見甚麼
投身廣播　見證一頁古早史
張道藩創辦小說研究組
小說組的講座們
胡適從我心頭走過
廣播文學先行一步
反共文學觀潮記
特務的顯性騷擾
我與公論報一段因緣
難追難摹的張道藩
走進廣播事業的鼎盛繁榮
十年亂花
我從胡適面前走過
魏景蒙　一半是名士　一半是鬥士
方塊文章　畫地為牢
藝術洗禮　現代文學的潮流
霓虹燈下的讀者
我能為文藝青年做甚麼
特務的隱性困擾
省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