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9–1980—沈從文在被強迫遺忘中堅守

1949 年初，當經過1948 年的大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世人或滿懷期待和喜悅，或充滿疑慮以至疑懼，準備面對新中國的誕生的時候，文壇上爆出一個自殺事件：3 月28 日，在三四十年代擁有廣泛影響的作家沈從文用剃刀劃破了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在當時即引起強烈的反響，以後就成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謎」。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 提出了一個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由此而引發了人們對沈從文在1949 年以後的命運的關注：他一身兼具「鄉下人」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雙重立場與身份，自然是別有一種典型意義的。本文將就此討論五個問題。

一、沈從文為何自殺？

文人自殺是易代之際的典型現象。1948 年11 月出版的沈從文的朋友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曾發表文章，討論當年王國維的自殺， 以及1948 年詞人、鐫刻家喬大壯 的自殺，指出：「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兩個時代，兩種文化在那裏競爭。舊的必滅亡，新的必成長。孕育於舊文化裏的人，流連過去，懷疑未來，或對於新者固無所愛， 而對於舊者已有所懷疑、憎恨， 無法解決這種矛盾， 這種死結，隱逸之途已絕，在今日已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可奈何，只好毀滅自己，則死結不解而脫。像王靜安、喬大壯兩位先生都是生活嚴肅認真、行止甚謹的人，在這年頭兒，偏偏就是生活嚴肅認真的人，難以活下去。所以我們對於王、喬兩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復悲其遇， 所謂生不逢辰之謂也」。

沈從文從他的「常」與「變」的歷史觀出發，早在1948 年即已認定：「一切終得變。中國行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則無可懷疑」。在這個意義上，「變」即「常（態）」（「道」）。「凡事將近於自然。這裏若有個人的滅亡，也十分自然」。

「舊的社會實在已不濟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這就意味着要「一切價值重估」。問題是這樣的「易代」，由「舊時代」將轉入怎樣的「新時代」，將發生怎樣的價值變化？沈從文也有一個明確的判斷： 「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後卻必須用『信』字起步」。十三年後的1961 年，沈從文又這樣談到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 「他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這個人類歷史變動最大的時代，而恰恰生在這個點上，是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為一致的時代」。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了，沈從文的判斷，是有它的道理的：至少說「毛澤東時代」確實是一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為一致的時代」。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像沈從文這樣的知識分子能適應這個由「思」向「信」的歷史大變動嗎？

沈從文發現了自己的三大困境：

（一） 作為一個「文法部門」的知識分子（即今天所謂人文知識分子），能夠放棄「思想」嗎？「我思，我在」，「思」對沈從文具有存在論的意義， 豈能輕言放棄？ 而且思想是「有根深蒂固連續性，頑固排他性」的，是無法「忘我，無我」的，「我持」愈強愈難做到。

（二） 作為一個「內向型」的知識分子，自己天生地「能由疑而深思，不能由信而勇往」，「永遠有『不承認現實』的因數」，有「永遠不承認強權的結子」，「總覺得現實並不合理」。這樣的懷疑主義的，永遠不滿足現狀的知識分子， 能夠和需要用「單純信仰」來維持既定統治秩序的「時代要求」相適應嗎？ 7 — 人們很容易聯想起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裏對「不滿意於現狀」的「感覺靈敏」的「文藝家」的命運的思考。其實，幾乎和沈從文同時，後來成為「胡風分子」的張中曉也在思考這個問題8。

（三） 作為一個固執的「鄉下人」，「鄉村簡單生活和自然景物」， 以及反映這樣的生活理想的「舊小說」，是自己多年來抗拒現實黑暗，避免自我屈服、墮落的三大救手，安身立命之處，這樣的「生命經驗的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是能夠輕易割斷的嗎9？這背後似乎還隱含着對「鄉土中國」的消亡的疑懼。

這已經涉及到新時代如何看待自己，自己視為生命，極為看重的文學上的成績的問題。本來，沈從文對於在「一切價值重估」的時代， 自己「許多努力得來的成就」，「自不免都若毫無意義可言」是有思想準備的10，但卻沒有想到，他所面臨的卻是「大批判」的革命風暴： 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而郭沫若的批判其實是大有來頭的。據《毛澤東年譜（1893–1949）》透露，1948 年1 月14 日毛澤東曾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分局電，內稱：「要在報刊上對於美帝及國民黨反動派存有幻想、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反對共產黨的某些中產階級右翼分子的公開的嚴重的反動傾向加以公開的批評與揭露」11。這對沈從文的打擊是致命的，如在給朋友的信中所說，「迫害感與失敗感，愧與懼，糾紛成一團，思索復思索，便自以為必成一悲劇結論」12。沈從文在給丁玲的信中則說是「恐怖迫害」，「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術謀作成個人傾覆毀滅」13。總之，「我行將被拒絕於群外，陽光不再屬於我有了」14，人們很容易聯想起曹禺筆下的陳白露的「太陽出來了，太陽不是我們的」的著名台詞。這樣的「革命勝利了，知識分子卻毀滅了」的恐懼是從海涅開始的世界知識分子歷史所共有的命題15。

這樣，沈從文的困惑以至恐懼實際上已經上升為存在論的層面： 「繩子斷碎了，任何結子都無從…… 」，「你是誰？你存在— 是肉體還是生命？」16，「我思，我存在，一切均相互存在。我沉默，我消失， 一切依舊存在」17，「革命來臨以後」，我將「如何自處？」18，「我（的） 『意志』是什麼？」「『我』在什麼地方？尋覓，也無處可以找到」19， 「我實在不明白我應擱在什麼位置上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這個選擇力」，「我究竟是在什麼位置上？」20。

其實，早在40 年代沈從文就有了「陷溺」在由「統治者」，「被它所囚縛的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共同構成的「無邊無際的海洋」（這很有點類似魯迅所說的有形之陣與「無物之陣」）裏，「把方向完全迷失」的恐懼21。他說「由於外來現象的困縛，與一己信心的固持，我無一時不在戰爭中，無一時不在抽象與實際的戰爭中，推挽撐拒」22，以至「心智神經失去靈明與彈性，只想休息」，「我的休息便是多數人說的死」23。因此，確如論者所說，沈從文的「瘋狂」與自殺都是有「自身思想發展的內在緣由」的24。如果說1940 年前後，沈從文的瘋狂與自殺傾向，是由理想（即他所說的存在於「抽象」裏的「生命一種最完整的形式」）和現實人事之間的巨大衝突所引發25，他尚能夠在其間「推挽撐拒」；而到了1949 年，沈從文卻面臨着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 只要被體制拒絕了，就要陷入「凡是大門都關得嚴嚴的，沒有一處可以進去。全個社會都若對於陌生客人表示拒絕」的根本性的存在困境， 他連掙扎的可能都沒有了26。

於是，沈從文就深深地陷入了兩大精神、心理病態的折磨之中， 無以自拔，也無法自救。

一、1949–1980—沈從文在被強迫遺忘中堅守

1949 年初，當經過1948 年的大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世人或滿懷期待和喜悅，或充滿疑慮以至疑懼，準備面對新中國的誕生的時候，文壇上爆出一個自殺事件：3 月28 日，在三四十年代擁有廣泛影響的作家沈從文用剃刀劃破了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在當時即引起強烈的反響，以後就成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謎」。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 提出了一個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由此而引發了人們對沈從文在1949 年以後的命運的關注：他一身兼具...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終於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別欣慰，並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現改題為《1977–2005：絕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歲月滄桑》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後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了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歷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實的追問，都最後歸結為自我內心的迫問，對於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終於走上學者之路的時候，我最想追問的，也就是構成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麼樣子，墜入了怎樣的精神深淵？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裏去尋找精神資源？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1949年以後大陸知識分子的問題。要真正認清楚自己，就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歷史作一番清理和總結。因此，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這才是屬於我的研究領域，我的魂之所繫。

因此，從一開始，無論是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曹禺，還是研究「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都是在探討他們的精神發展史，試圖從中尋找精神資源，總結歷史教訓。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系列研究設想」。預計寫七本書：「（一）20年代：大學院裏的知識分子—以北京為中心；（二）30年代：文學市場中的知識分子—以上海為中心；（三）戰爭流亡中的知識分子—以西南聯大、魯藝（抗大）為中心；（四）一個特殊的年代（1948年）歷史轉折中的知識分子—從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轉移；（五）50、60年代：國家體制下的知識分子—以黨為中心；（六）70年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為中心；（七）80、90年代「處於歷史交匯點的知識分子—中心失落以後的無序狀態（即：1，重建「大學文化」的努力與困惑；2，落入商潮；3，面對國家意識形態、體制的修補；4，國際、國內大逃亡）」。

這個計畫顯然過於龐大，也過於完整了，具體操作起來，有相當的難度，就需要作一些調整。最後，就決定將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國歷史時期，即書寫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這自然與我的「共和國情結」直接相關。可以說「當代中國」才是我真正興趣所在。歷史的研究也是指向當代的，我的魯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魯迅資源轉化為當代思想文化教育資源，充當聯接「魯迅」與「當代中國」的橋樑。研究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史也更能體現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圖。

於是，就有了這部「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寫作。這同時是我的「共和國歷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要講四個故事：毛澤東和黨的故事（《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歷史的另一種書寫》），民間思想者的故事（《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我自己的故事（《我的精神自傳》，《我的家庭回憶錄》，《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最後是這「三部曲」所講的知識分子的故事。此書一出，我的共和國研究也就基本畫上句號了。

這三部曲是自有一個「起承轉合」的結構的。《1948：天地玄黃》，寫共和國建立前玄黃未定之時，知識分子對新中國的想像與選擇，是其「起」，未來中國的許多基本命題（觀念、體制、心理、話語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1949–1976：歲月滄桑》寫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是一個「承轉」即展開的過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識分子的「改造」與「堅守」。而以《1977–2005：絕地守望》作「合」，則是煞費苦心的。不僅有操作層面的考慮：要寫後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會涉及許多還健在的知識分子，不如就寫自己；更有更內在的原因：其實，我在講知識分子的故事時，自己已經隱含其間：我是以自己的歷史與現實的感受、生命體驗去觀察、描寫的，就需要最後現身，用自己在陷入「絕地」以後的反省，反思，來為整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作一個「總合」，即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以便「守望」住知識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書中所提出的六大問題：「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關於啟蒙主義的反思」、「關於理想主義的反思」，「關於思想與行動關係問題」，「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這都是我從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裏，提煉出的知識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題，這裏既有我們當年落入改造深淵的陷阱，更有歷經滄桑又必須堅守的東西。這背後可能還有相當大的理論提升的空間。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借此對自己的一生作個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點以後再去見上帝」。同時，也是我最想留給年輕一代和後人的帶血的思想結晶：我們只能「守望」，而他們更應該有新的開拓。這就是我近年不斷說的話：「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後，將我的祝福送給年青的朋友。」

2015年4月20日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終於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別欣慰，並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現改題為《1977–2005：絕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歲月滄桑》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後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了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歷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

一、1949–1980—沈從文在被強迫遺忘中堅守
二、1949—廢名「上書」
三、1951—陶行知的命運
四、1951–1970—趙樹理建國後的處境、心境與命運
五、1952—對「盧作孚自殺」事件的一種分析
六、1952–1969—讀王瑤「檢討書」
七、1953–1974—兩位同齡人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的歷史考察
八、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
胡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上）
九、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
胡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下）
十、1955–1979—讀《杜高檔案》
十一、1956–1983—讀《束星北檔案》
十二、1956–1960—顧準的思考（上）
十三、1957–1959—郭小川的命運起伏
十四、1958–1976—一個知識分子的死與生
讀邵燕祥《沉船》、《人生敗筆》、《找靈魂》、《〈找靈魂〉補遺》、《一個戴灰帽子的人》
十五、1958–1962；1967–1970—告密者是怎樣養成的
讀馮亦代《悔餘日錄》、《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彙編》
十六、1964–1976—大批判小組與大批判文體
十七、1969–1974—顧準的思考（下）
後記
香港版後記

一、1949–1980—沈從文在被強迫遺忘中堅守
二、1949—廢名「上書」
三、1951—陶行知的命運
四、1951–1970—趙樹理建國後的處境、心境與命運
五、1952—對「盧作孚自殺」事件的一種分析
六、1952–1969—讀王瑤「檢討書」
七、1953–1974—兩位同齡人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的歷史考察
八、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
胡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上）
九、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
胡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下）
十、1955–1979—讀《杜高檔案》
十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