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柄谷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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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柄谷行人
柄谷行人研究領域跨越哲學、經濟、政治及社會，被視為當代日本極具分量的思想家、哲學家，及文學評論家。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近畿大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二○○六年退休。
柄谷行人出身學運世代，一九六○年代就參加反安保運動。曾獲得伊藤整文學獎、群像新人文學獎，一九七三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來則持續探討「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
著作等身，代表作有《倫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世界史的結構》、《哲學的起源》、《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邁向世界共和國》、《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斯》、《歷史與反覆》、《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作為隱喻的建築》、《定本柄谷行人集》等。
譯者簡介：
吳佩珍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學系碩士，日本筑波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著有《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譯作有《帝國的太陽下》、《太過野蠻的》、《假聲低唱君之代》。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譯者序
台灣的《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譯本是依據岩波現代文庫《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二○○八）翻譯。岩波現代文庫版以二○○四年收入岩波書店的《定本 柄谷行人集》增補改訂版為底本，比初版增加了最後一章〈文類的消滅〉（增補始末，參照本書收錄的〈定本版序文〉）。台灣中譯本的出版，距離一九八○年初版的發行，已經過了三十七個年頭。這期間陸續有英文版、德文版、韓文版以及中國的中文版問世，從作者為各國版本撰寫的序文可知，其在各國譯本出版時，總是重新閱讀、檢視，從本書的觀點與各國的近代以及近代文學脈絡進行對話。在如此反覆對話的過程中，我們見證了《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不僅是理解日本「近代」與「近代文學」的重要專書，同時也是具備普遍對話可能性的一本經典。
作者自述，此書的構想起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底於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日本明治期文學時。此時正值解構主義新批評的始動時期，「耶魯學派」的這群學者不僅予以作者「刺激與勇氣」，作者同時自陳，「結識保羅．德曼」（Paul de Man），對其「意義重大」（〈文庫版後記〉），由此間可窺見本書構思階段的時代思潮背景。
本書緣起，始自一九七八年秋天起發表於《季刊藝術》第一章〈風景的發現〉與第二章〈內面的發現〉，之後章節陸續刊登於《群像》，一九八○年以單行本形式出版。或許因為書名的緣故，本書容易被當成「日本文學史」來閱讀，但此書的內容反而是對不證自明的「日本文學史」所進行的批判。誠如作者指出，「日本、近代、文學這些語彙，特別是起源這個語彙，必須要加上括號」（〈初版後記〉）。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對日本「近代」以及「文學」的起源提出根本的質疑，最關鍵的概念便是「倒錯」，也就是作者主張的「認識論布置的重組」。在序章「風景的發現」，作者以夏目漱石為例，指出漱石認為日本文學並非是相對於西洋文學來建構，對於將「偶然」的抉擇當作一種「普遍性」，而歷史也因此只能以線性結構發展的看法提出質疑。他更進一步指出，漱石感覺受到英國近代文學的「欺瞞」，正是因為察覺，在歐洲，「近代化」的倒錯長期被隱蔽於這樣的線性順序中。作者認為在日本明治期「近代化」的混亂中，便顯露出這樣的倒錯。作者選定明治二○年代，原因便在於這段期間被認為是前近代的沒落，以及「近代」的形成，同時是日本近代國家的確立期。這也是作者為何選擇明治二○年代的日本，以在此時期誕生直至今日的「文學」制度為例，作為解析「所謂近代的倒錯」的實驗場域 。
換言之，在那之前不證自明的日本「近代文學」制度的成立，正是作者在本書所企圖「解構」者。時至今日，這樣的解構觀點已成為日本近代文學研究的共識。但此書寫於解構主義進入日本以前的一九七○年代後期，可說是日本解構主義風潮的先驅之作，同時也是加速之後解構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潮日本在地化的關鍵作品。此書出版不久後，當時被譽為思想界新星的淺田彰、中澤新一在日本思想界颳起所謂的「新學院派」（ニュー．アカデミズム，簡稱ニュー．アカ）旋風，一直以來為淺田彰私淑的本書作者柄谷行人以及蓮實重彥等既成的重要思想家，都成為這股日本思想界新旋風的重要推手。
之後作者執筆〈重新思考《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再考〉《批評空間》一九九一），當時在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影響的氛圍下，再度回顧本書，突然發現《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是一本創造國家．民族（Nation）的相關著作。作者指：「近代文學在構成Nation時不可或缺，『言文一致』與『風景』也是其中的一環」，「《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本身寫的便是『Nation的起源』」 。
作者依其為各國譯本撰寫序文的慣例，在給台灣譯本的序文中，提出下列的看法：「台灣人在〔日本帝國到來〕之後開始思考獨立時，換言之，他們以Nation企圖確立他們的存在時，並未訴諸文學。我推測，因此「近代文學」應該不具有特別價值吧？」但作者拋出這個疑問的同時，最後提出柳田國男對日本「常民」的發現，是因為「他認識了台灣原住民的關係。在此意義上，在探察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時，台灣是不可或缺」的觀點。這為台灣的「近代文學」與Nation建構的關聯提點了前所未至的可能性。此外，台灣文學研究與本書今後更進一步的對話，也將為台灣文學銜接通往與其他各國文學；特別是與各國「近代文學」對話的新路徑。
二○一七年初冬於指南山麓 吳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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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柄谷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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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行人研究領域跨越哲學、經濟、政治及社會，被視為當代日本極具分量的思想家、哲學家，及文學評論家。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近畿大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二○○六年退休。
柄谷行人出身學運世代，一九六○年代就參加反安保運動。曾獲得伊藤整文學獎、群像新人文學獎，一九七三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來則持續探討「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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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珍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學系碩士，日本筑波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著有《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譯作有《帝國的太陽下》、《太過野蠻的》、《假聲低唱君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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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譯本是依據岩波現代文庫《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二○○八）翻譯。岩波現代文庫版以二○○四年收入岩波書店的《定本 柄谷行人集》增補改訂版為底本，比初版增加了最後一章〈文類的消滅〉（增補始末，參照本書收錄的〈定本版序文〉）。台灣中譯本的出版，距離一九八○年初版的發行，已經過了三十七個年頭。這期間陸續有英文版、德文版、韓文版以及中國的中文版問世，從作者為各國版本撰寫的序文可知，其在各國譯本出版時，總是重新閱讀、檢視，從本書的觀點與各國的近代以及近代文學脈絡進行對話。在如此反覆對話的過程中，我們見證了《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不僅是理解日本「近代」與「近代文學」的重要專書，同時也是具備普遍對話可能性的一本經典。
作者自述，此書的構想起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底於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日本明治期文學時。此時正值解構主義新批評的始動時期，「耶魯學派」的這群學者不僅予以作者「刺激與勇氣」，作者同時自陳，「結識保羅．德曼」（Paul de Man），對其「意義重大」（〈文庫版後記〉），由此間可窺見本書構思階段的時代思潮背景。
本書緣起，始自一九七八年秋天起發表於《季刊藝術》第一章〈風景的發現〉與第二章〈內面的發現〉，之後章節陸續刊登於《群像》，一九八○年以單行本形式出版。或許因為書名的緣故，本書容易被當成「日本文學史」來閱讀，但此書的內容反而是對不證自明的「日本文學史」所進行的批判。誠如作者指出，「日本、近代、文學這些語彙，特別是起源這個語彙，必須要加上括號」（〈初版後記〉）。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對日本「近代」以及「文學」的起源提出根本的質疑，最關鍵的概念便是「倒錯」，也就是作者主張的「認識論布置的重組」。在序章「風景的發現」，作者以夏目漱石為例，指出漱石認為日本文學並非是相對於西洋文學來建構，對於將「偶然」的抉擇當作一種「普遍性」，而歷史也因此只能以線性結構發展的看法提出質疑。他更進一步指出，漱石感覺受到英國近代文學的「欺瞞」，正是因為察覺，在歐洲，「近代化」的倒錯長期被隱蔽於這樣的線性順序中。作者認為在日本明治期「近代化」的混亂中，便顯露出這樣的倒錯。作者選定明治二○年代，原因便在於這段期間被認為是前近代的沒落，以及「近代」的形成，同時是日本近代國家的確立期。這也是作者為何選擇明治二○年代的日本，以在此時期誕生直至今日的「文學」制度為例，作為解析「所謂近代的倒錯」的實驗場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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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依其為各國譯本撰寫序文的慣例，在給台灣譯本的序文中，提出下列的看法：「台灣人在〔日本帝國到來〕之後開始思考獨立時，換言之，他們以Nation企圖確立他們的存在時，並未訴諸文學。我推測，因此「近代文學」應該不具有特別價值吧？」但作者拋出這個疑問的同時，最後提出柳田國男對日本「常民」的發現，是因為「他認識了台灣原住民的關係。在此意義上，在探察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時，台灣是不可或缺」的觀點。這為台灣的「近代文學」與Nation建構的關聯提點了前所未至的可能性。此外，台灣文學研究與本書今後更進一步的對話，也將為台灣文學銜接通往與其他各國文學；特別是與各國「近代文學」對話的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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