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郝譽翔（國北教大語創系教授）、陳雪（作家）、馮品佳（交大外文系講座教授）、彭心楺（作家）、彭樹君（作家）、葉佳怡（作家）、劉梓潔（作家）(以上依姓名筆劃排列) 誠摯推薦！

《紐約時報》：「柔緩、細膩、充滿自信且精琢的文字，加上純熟的技法、豐富的音韻及質感……無可比擬的溫暖，令人眩惑的女性角色，這部作品堪稱現代以色列版的《包法利夫人》。」

法國《費加洛報》：「《我的米海爾》是世界文學的經典。它的女性形象及心理圖景尤其特別，那是是一幅混雜著和平與戰爭、詩意與激情的動人景象。」

亞瑟．米勒（美國...

第一章

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是因為我愛的人已經死了。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是因為我在年輕時渾身充滿著愛的力量，而今那愛的力量正在死去。可是我不想死。

我是個三十歲的已婚女子。丈夫米海爾．戈嫩博士是位地質學家，性情溫厚。我愛他。十年前，我們在塔拉桑塔學院相識。那時我是希伯來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當時的塔拉桑塔學院依舊設有講座。

我們是這樣認識的：

那是一個冬天，早晨九點鐘，我從樓梯上滑了下來。有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臂。他的手既有力量又不失分寸。我看見他手指短粗，指甲扁平，蒼白手指的關節處有黑色的絨毛。他急忙止住了我的下滑。我靠著他的手臂，直到疼痛退去，卻也因為突然在陌生人面前滑倒，面對著敏銳、詢問的目光與不可捉摸的微笑，讓我感到一陣慌亂。年輕陌生人的手寬厚而溫暖，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他抓住我的時候，透過母親為我編織的藍色羊毛洋裝袖子，我能感覺到他手指的溫暖。此時正是耶路撒冷的冬天。

他問我受傷了沒有。

我說可能是腳踝扭到了。

他說他覺得「腳踝」這個詞很好聽。他笑了笑。那微笑本身十分尷尬，同時也讓人尷尬。我臉紅了。他邀我去一樓喝咖啡，我沒有拒絕，只覺得腳很痛。塔拉桑塔本是座基督教修道院，一九四八年獨立戰爭結束後，斯克浦斯山上的建築一度遭到封鎖，塔拉桑塔便被借給了希伯來大學。這幢建築陰森森的，走廊寬敞高大。跟在剛才還緊緊將我抓住的這個年輕人身後，我感到心神不定。我很樂意回應他的聲音，卻無法正視他，無法審視他的面孔。這時我意識到——但不是看到——他的臉瘦長而且黝黑。

他說：「我們坐這裡吧。」

我們坐在那裡，誰也沒有看對方。他也沒問我要什麼，便點了兩杯咖啡。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男人當中，我最愛的是我去世的父親。然而當這位新同伴轉過頭去，當我看到他剪著平頭，鬍子刮得參差不齊，尤其是下巴底下還露出黑色的鬍渣的模樣，不知道為什麼，這一細節在我眼中竟然顯得至關重要，實際上也是讓我對他產生好感的重要原因。我喜歡他的微笑，喜歡他的手指，那手指正在擺弄著茶匙，就好像它們自己有獨立的生命，不依附任何東西，小茶匙似乎也高興地聽任它們擺佈。此時，我的手指有一種隱隱的衝動，想去碰他的下巴，觸摸一下那刮得不太像樣、鑽出鬍渣的地方。

他的名字叫米海爾．戈嫩。

他是地質系三年級學生，土生土長的霍隆人。「你們耶路撒冷太冷了。」

「我們耶路撒冷？你怎麼知道我是耶路撒冷人？」

他說要是錯了就向我道歉，但他認為自己沒錯。現在他已學會一眼就能認出耶路撒冷人。說著，他第一次正視我的雙眼。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目光裡露出笑意，但絕對不是快樂。我說他猜得沒錯，我正是耶路撒冷人。

「猜的？才不是。」

他裝出被惹惱的樣子，嘴角露出微笑：不，不是猜的。他能看出我是耶路撒冷人。「看出來？」這是他地質學課程的一部分內容嗎？不，當然不是。其實，這是他從貓那兒學來的。從貓那兒？是啊，他喜歡看貓。貓從來不願意跟不喜歡自己的人交朋友。貓也從來不會看錯人。

「看樣子你是個樂天派。」我高興地說著便笑了。這笑把我給出賣了。

隨後，米海爾請我跟他到塔拉桑塔學院的三樓，那裡正要放映有關死海和阿拉瓦谷地的教學影片。

上樓時，我們經過了剛才我滑倒的那個地方。米海爾又一次抓住我的袖子，就好像在那層樓梯上有再次摔倒的危險。隔著藍毛衣，我能感覺到他的每根手指。他乾咳了兩聲。我瞥了他一眼。他覺察到我的目光，臉一下子紅了，甚至紅到耳根。雨擊打著窗櫺。

米海爾說：「好大的雨啊。」

「是啊，好大的雨。」我熱情地應和道，就好像突然間意識到我們之間有緣。

米海爾猶豫了一下。接著，他補充道：

「今天一早我就看見有霧，像是要颳大風了。」

「在我們耶路撒冷，冬天就是冬天。」我得意地說，並有意強調「我們耶路撒冷」，想提醒他記起剛剛說過的話，繼續那個話題。可他一時間卻接不上話，他真不是個機靈的男人。他只好再一次微笑。那是耶路撒冷的一個雨天，在塔拉桑塔學院一、二樓之間的樓梯上。我沒有忘記。

我們在影片中看到，水經過蒸發最後被提煉成精鹽：潔白的晶體在灰泥巴上熠熠生輝。晶體裡的礦物質就像毛細血管，纖弱，易裂。

灰泥巴漸漸在我們眼前剝離，因為是在教學影片內，過程自然被人為地加快了速度。這是部無聲電影。為避免日光照進室內，他們將黑窗簾拉了下來。外面的光線其實也很微弱暗淡。有位老教授不時加以評論和解說，我聽不懂他的話。老教授說話緩慢，嗓音洪亮，不禁讓我想起九歲那年為我治好白喉的羅森塔爾博士的悅耳聲音。教授不時用教鞭在重要的畫面上指指點點，為的是不讓學生們分神。唯獨我可以盡情欣賞那些沒有教學意義的細節，諸如那些一遍遍出現在鉀鹽採掘機周圍、可憐然而頑強的沙漠植物。在昏暗的幻燈光照下，我自由自在地端詳那位年邁老教授的面容、手臂和那根教鞭，他看上去就像是我喜歡的一本舊書中的插圖。我聯想到《白鯨記》中的黑色版畫。

外面傳來陣陣沉悶的雷聲。雨猛烈地擊打在黑黝黝的窗子上，似乎要我們凝神諦聽某個緊急情報。

第一章

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是因為我愛的人已經死了。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是因為我在年輕時渾身充滿著愛的力量，而今那愛的力量正在死去。可是我不想死。

我是個三十歲的已婚女子。丈夫米海爾．戈嫩博士是位地質學家，性情溫厚。我愛他。十年前，我們在塔拉桑塔學院相識。那時我是希伯來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當時的塔拉桑塔學院依舊設有講座。

我們是這樣認識的：

那是一個冬天，早晨九點鐘，我從樓梯上滑了下來。有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臂。他的手既有力量又不失分寸。我看見他手指短粗，指甲扁平，蒼白手指的關節處有黑色的...

四十年後

《我的米海爾》是一部完全以第一人稱女性觀點寫成的小說。寫作的時候我差不多二十六歲，而我十分肯定那時的我非常了解女人。今時今日我已經沒有膽量再用單一女性的聲音為整部小說發聲。

小說出版之後，我收到許多女性讀者來函，信中她們詫異地問我，「你是怎麼知道的？」我也收到同樣是女性讀者來函，但在信中她們卻責備我根本搞不清楚狀況。我永遠不知道誰說的才對。

事實是我幾乎在一種監禁幽閉的狀況下寫出《我的米海爾》──漢娜(Hannah)這個角色重重包圍將我吞沒，我開始用她習慣的說話方式說話，夜裡做著本是屬於她的夢。但我並非以哪個人為底本仿製了漢娜。完全不是這樣。她就是來自那個屬於自己的無何有之鄉，在我體內駐足，而且不肯鬆手放我走。一開始我抵抗她的來臨，好幾個月連一句話都寫不出來──一位來自耶路撒冷長我十歲的年輕女士，我怎麼可能寫出關於她的愛情、她的婚姻、她夢想的幻滅？但漢娜就是不肯鬆手放我走。她走進我的生活，帶著她的米海爾、她的雙親和他的雙親、她的兒子和她的鄰居、整座街坊、她的整個耶路撒冷一起來，還有她夢中的阿拉伯雙胞胎，現在那也變成我的夢。為了重新回到我自己的生活，我不得不開始寫這本書。於是接下來我的生活變成像個胡爾達(Hulda)的基布茲公社成員(kibbutznik)，把時間切分給教書和整理莊稼，這樣的生活遠離漢娜．戈嫩(Hannah Gonen)，遠離她日漸衰微的愛情，遠離她陰鬱沉悶的耶路撒冷。

那時候我並不覺得自己會寫完這本書。我以為我可能只會寫幾頁漢娜的故事，或許是個短篇小說，然後就跟她分道揚鑣逃得遠遠的。我對她沒有太多好感，也不熱衷她在婚姻上的哀痛，她那神祕的幻想生活我也不特別感興趣。

這本書是在一九六五年動筆，在我第一本小說《何去何從》(Elsewhere, Perhaps)之前。一開始我只有星期四才寫（那一年基布茲公社指派我一週可以有一天進行我的文學實驗）。但很快地漢娜就強迫我得每天都寫她的故事。那時內人妮莉(Nily)和我及兩個女兒住的地方就在基布茲公社旁邊，公車站對面，屋裡有一個小房間，另一個房間則只有一半那麼大。我可以下午回家，沖個澡，整個晚上都陪在家人身邊。女兒和妮莉就寢之後，我就坐下來寫兩、三個小時直到深夜。由於我沒有專屬的書房，也由於我要是沒在指間夾根點燃的香菸就寫不出隻字片語，又由於在瀰漫著菸味又開著燈的房間裡妮莉根本睡不著，我只好把自己關在狹窄的浴室裡寫作。那浴室差不多就跟飛機上的盥洗間一樣大而已。我把馬桶蓋放下來當作椅子，再把我結婚時人家送的梵谷畫冊墊在膝蓋上。我打開筆記本，平放在那本畫冊上，點支菸，把漢娜要我寫的東西都寫下來，直到午夜或凌晨一點，我帶著疲倦與悲傷闔上眼睛。

每當我聽說有些作家穿梭風情獨特的勝地與令人屏息的美景間，以旅行尋求靈感，都會讓我回想起《我的米海爾》大部分是在廁所裡寫就的（這或許也反映在小說裡了，大部分的故事發生在耶路撒冷的一間公寓，無地立錐，狹窄而陰暗，還有低垂的天花板）。

前面我說我把漢娜要我寫的東西都寫下來，但這麼說並不精準。事實是我盡我所能對抗她。不只一次，甚至該說不只兩次，我聽見自己對她說：「那不相稱啊！妳的本性不是那樣的。我不要那樣寫。」接下來她喝斥我：「用不著你來告訴我怎樣才是我的本性而怎樣不是。閉上你的嘴寫就是了。」我可能會堅持下去：「我不會為妳寫那些的。我很抱歉。妳去找別人吧！去找個女人！我沒辦法寫那樣的東西。我不是女人，而且更不是女作家。」她還是如頑石般固執：「我告訴你什麼你就寫什麼，你休想干預我。」「但我又不是妳的祕書。妳只是我小說裡的一個角色而已，可不是反過來那樣。」她跟我，會為了這樣的事在夜裡辯個你死我活。有時候我會照她的意思，但有時候我一步也不會退讓。相較於我已經做的，如果我對漢娜再多些讓步或者再少些讓步，會不會讓這本小說變得比較好或者比較糟呢？事到如今我還是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四月，也就是六日戰爭爆發前一個月，我寫完了這本書，那時的我才終於得以由漢娜的奴役中解放。我坐下來讀這部小說，沉重的疑惑在心頭揮之不去：我創作了一部小說，裡面沒有人被殺也沒有人遭到背叛，這是一部可以預期結果的編年史，日漸乏味的婚姻，歇斯底里的老婆，淒涼孤寂的老公，呆頭呆腦的兒子，卑鄙齷齪的鄰居，還有分崩離析的耶路撒冷，看起來如此荒涼陰鬱，而且不祥。此外，六個星期後哭牆下響起猶太羊角號(shofar)，全城瀰漫著〈金鑄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the Gold)樂聲，這跟漢娜和米海爾的那個耶路撒冷全然相反。如果我不是在戰爭爆發前的一個月就寫完這本小說的話，那麼我想必永遠都不可能寫完了。

我曾如此自忖：這樣的書只會迎合一小簇敏感讀者的喜好，他們願意以這樣一部其實沒有情節的小說為滿足，小說裡的主角沒有主角的樣子，故事發生的地點，那個分崩離析的耶路撒冷，也早已不復存在。

懷著沉重的心情，我把手稿送去給一位「勞動國度」(Am Oved)出版社的編輯。看完之後他告訴我，很遺憾地，這本書沒有暢銷的潛力，也不會吸引公司旗下頗受歡迎的「人民圖書館」(People’s Library)書系的讀者。事實上，他告訴我，這本小說讓他有種詩集的感覺──字裡行間充滿感性，但總體來說完全不適合一般大眾。他還提供一些意見讓我改善這本書：舉例來說，他提議漢娜至少該背著米海爾出軌一次，或者另一種可能是，原來米海爾是科學天才而最後獲得國際間的聲譽。又或者他們可以一起離開耶路撒冷，在其他地方開始他們人生的新篇章，或許在一個基布茲公社如何？可能把書名改掉才是最好的方法，從《我的米海爾》改成《漢娜日記》如何？還有為什麼要取這麼老派的名字？或許我該叫她諾娃(Noa)還是茹西(Ruthie)？但這位編輯說，就算我拒絕像他說的那樣在書裡做些修改，「勞動國度」還是願意放下身段，按照小說原有的樣貌出版。他只不過是想提供我一些思想的食糧，以及建議我如何在這本單調無趣的小說中加入一些生氣。

對我來說，那句「字裡行間充滿感性」就讓我夠得意了，而且我也同意他那番關於一般大眾的言論。出版社原先只打算少量印行就好，但因為在書名更訂上的些微齟齬，最後《我的米海爾》終於被收錄在「人民圖書館」書系出版，已經是一九六八年四月的事，差不多是我交付手稿後的一年。出版社怎麼也沒想到，當然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那幾位看過手稿的知己更是想都沒想過，《我的米海爾》幾乎一上市就立刻成為暢銷書，廣受女性讀者與男性讀者的喜愛。單單是在以色列就賣出十三萬本，另外還有幾十萬本的銷量是在世界各國賣出，其中涵蓋七十二種版本，譯成二十八國語言。也許真的是這樣：有些書之所以獲致舉世普遍的喜愛，恰恰因為其本質是如此具有地方特性，而其中廣袤之所以能包羅生命百態，又恰恰因為其本質是如此簡單純粹。也許是這樣。

有時憶及當年，我會想起漢娜．戈嫩和她先生米海爾，他們蝸居在那間陰鬱的小公寓裡，想起他們枯燥到令人生厭的平淡生活，想起在胡爾達基布茲公社的那間小廁所裡，漢娜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細數婚姻的牢籠給她帶來的苦難，細數她那些未嘗止息的渴望，渴望遙遠的他方，渴望熙攘的城市，渴望遼闊的生命全景。我看見漢娜佇立窗前，總是將視線放在她無法企及的那片蒼茫廣闊。於是在心裡，我對她說：漢娜，現在妳已經身處各方了，在日本、韓國和中國，在保加利亞、芬蘭和巴西──現在的妳，過得比以前開心些了嗎？但願妳一路平安。我這樣對她說。然後我回過神來，專注於現在手上的寫作，這距離漢娜如此遙遠，但卻又不是，那麼遙遠。

艾默思．奧茲，寫於二○○八年

四十年後

《我的米海爾》是一部完全以第一人稱女性觀點寫成的小說。寫作的時候我差不多二十六歲，而我十分肯定那時的我非常了解女人。今時今日我已經沒有膽量再用單一女性的聲音為整部小說發聲。

小說出版之後，我收到許多女性讀者來函，信中她們詫異地問我，「你是怎麼知道的？」我也收到同樣是女性讀者來函，但在信中她們卻責備我根本搞不清楚狀況。我永遠不知道誰說的才對。

事實是我幾乎在一種監禁幽閉的狀況下寫出《我的米海爾》──漢娜(Hannah)這個角色重重包圍將我吞沒，我開始用她習慣的說話方式說話，夜裡做著本是屬於她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