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高掛「客滿牌」的旅館（摘錄）

第一節　從浩劫到復甦的旅遊業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後，從8月到11月淪陷，蘇州經歷了自太平天國之役以來最嚴重的浩劫，旅遊業沉寂一時。直到次年11月，上海《申報》的記者報導，指出蘇州西邊城郊著名的虎丘、山塘風景區，不見結隊旅客，而是寂寞蕭條，到了人潮冷落車馬稀的地步了。鐵路沿線的住家被日軍燒光，又在虎丘東的李鴻章祠附近駐軍，這樣虎丘就被劃為警戒區了，沒有人再敢上去。其他的景區，如寒山寺一度被日軍占據，後因游擊隊出沒而撤回城內；靈岩寺雖未被占，但香火斷絕；石湖與上方山一帶，則成了日軍的演習場，旅客自然裹足不前。

過去蘇州旅遊業的興盛與交通的便利關係密切，而淪陷後蘇州交通逐漸恢復，也有助於旅遊業的再興。第二章裡已提到淪陷初期交通的狀況，1938年時的水路交通只算是勉強恢復，少數國際旅行社與輪船可為旅客遊人接送兩地。在淪陷初期旅客想要往來蘇州，可說是困難重重，據1938年10月的《申報》記載：

近來凡往各淪陷區域，較前更為困難。蓋往來旅客均須向日方領得通行證，而領通行證之手續又麻煩不堪，除填具保證單及備具照片二張、暨防疫證明書等手續外，所有發給通行證須經過十數日之久，兼以內地往返尤為危險，故往來商民較前銳减。

1939年時交通路線仍不斷遭到破壞，直到1940年才算穩定下來。

從許多方面可以看到，1939年開始，旅遊業正在努力回復到戰前的情況。例如《蘇州指南》這類旅遊手冊在戰前曾經流行一時，蘇州的文怡書局請人撰寫並於1939年出版《新蘇州導游》一書。作者尤翔曾是南社的社員，交友頗廣，著作亦多，他先後在浙江各地與上海任教。他在抗戰初期從浙江回到故鄉蘇州，編輯了這冊導遊書在蘇州當地出版。作者在〈序〉裡指出其所撰此書，乃是受文怡書局的主人周文達所請；而他強調該書與過去的遊記、方志皆不同：「蓋地方指南之書，所以備遊人手此一編，可以按圖索驥，藉省導遊者口講指畫之勞。」而書成之日是1938年冬，此時蘇州已淪陷近一年。全書除〈附錄〉外，共有11章，其中詳盡記載了四組旅遊行程，分別是城西附郭郊區、城內北區、城內中區與城內南區。至於距離更遠的如木瀆、靈巖山、光福、天平山、支硎山、天池山等地，則有說明：「或需舟往、或汽車可達。」此書雖成於抗戰初期，但內容所述有許多是戰前蘇州旅遊發展的榮景，如關於旅遊行程與景點的擴大；而部分又是呈現戰亂淪陷後的蕭條，如關於旅館數量的記載。

從1940年的報紙可以看到江南其他地方到蘇州的交通已逐漸恢復，例如從太湖的香山到蘇州之間的汽輪已重新開設，可見社會秩序穩定，甚至有國際旅行社與輪船可為旅客遊人接送兩地。《蘇州新報》有一則〈旅程〉的遊記，作者自述：

足足有三年我不曾坐過輪船汽車與火車了，這一次重溫過去的旅行滋味，到處不覺有一種新鮮的感覺；誠然戰爭破壞了一切交通機構，但現在卻迅速地恢復了、重建了，……。從常熟到蘇州，到處充滿著和平的氣象，四煙稠密，市況繁盛，軍警忠實和藹地在那裏服務，……。

雖然這則報導帶有為汪政府宣傳的味道，不斷地宣揚「和平」、「反共」，但是述及交通的恢復，卻是客觀的事實。再從1941年以後蘇州的報紙內容，常看到蘇州赴各地的輪船時間表，內容有蘇州出發到洞庭西山、無錫、常熟、湖州、崑山等地，顯見交通的恢復。

此外，自從汪政府成立，接手管制淪陷區之後，社會秩序漸次恢復，對於旅客旅行的管控與限制，也較淪陷初期來得放寬許多。以旅行活動而言，「清鄉」運動開始之後，1942年由當時的警察機關發給人民居住證與旅行證，如需要出外旅行者，必須要申請由警局核發的證明書。但即使擁有旅行證後，能夠通行的範圍仍有嚴格的規定。到了1944年又改變政策，淪陷區內不再使用旅行證，只要擁有居住證者即可旅行。由是旅行者不再需要向日方申請通行證，辦理通行證時也不再需要防疫證明書等文件。

1940年以後，當地的旅遊業大興，來蘇州旅遊團裡常見半官方式的參訪團，當時淪陷區的偽政權各界互相組團參觀，名曰「觀光團」，其中成員不乏文人作家們。當時有人作〈觀光團〉樂府描述其盛況，稱此舉不過是侵略者所施之麻醉劑：

東瀛神洲若唇齒，一水之隔一葦至。不圖鬩牆戰端開，觀光之團往來如流水。明治維新致國強，取法規制惟中邦。東施效顰君莫笑，挹彼注此理亦妙。紳商學政各有團，如梭在織忙可觀。香檳一飲杯盡覆，演說之稿人爭看。人爭看，人非議，蠶食鯨吞太無理，觀光盡是麻醉劑。

官員參訪的例子，如1943年4月所謂的「國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周作人（1885-1967）就曾偕北大教授沈啟元、周豐一、蘇端成、王古魯等多人，與宣傳部事業司司長楊鴻烈等，造訪蘇州。旅程包括赴木瀆鎮石家飯店午餐、遊靈岩勝跡、弔國學大師章太炎墓等。在城內即下榻著名的樂鄉飯店。同年4月還有滿洲國地方行政官一行35人，至南京考察，並順道到蘇州觀光。抵蘇州後，省會機關派員前往歡迎，下榻樂鄉飯店。在蘇遊覽地點包括獅子林等。

日本來的遊客頗多，如1943年9月有日本內閣總力戰研究所派遣之華中華南觀光團一行9人，抵達南京參訪後，又乘車赴蘇，預定在蘇州參觀後，再乘車赴上海、杭州等地觀光。1944年有所謂的「第三次文學者大會」在南京召開，其中代表出席者順道到蘇州觀光的，約占三分之二強，計有42人。文學者大會其實全名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乃是抗戰期間為配合日本國家政策為目的，以日本文學報國會等團體為中心所組成的文學者交流大會，聲稱是期望在大東亞戰爭中以文化建設作為共同任務，而邀共榮圈內各地文學者齊聚一堂對話討論的大會。該會於1942年到1944年之間，共召開過三次大會。前兩次分別在1942年11月與1943年8月於日本召開，第三次則是在南京召開。第三次會議參加者中，日本代表有14名，「滿、蒙、華」代表54名。中方以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錢稻蓀（1887-1966）領銜，日方最著名的是漢詩學者土屋久泰（1887-1958）。

來到蘇州旅遊的遊客，最多、最著名者其實都是來自上海的演員、明星。當時電影明星剪綵在上海是非常風行的一件事，是商店的廣告噱頭。至於上海以外的城市，因為電影明星甚少接觸，所以若有明星一到，總會引起轟動。來自上海著名的電影明星李紅（1915-？），曾受邀為蘇州南國孔雀廳開幕剪綵而到蘇州旅遊，因為影迷追隨甚眾，到處有人隨行，所以居處隱密。另一位也是抗戰時期在上海發跡的明星陳璐（1922-2000），當年有「黑女美星」之稱。1943年曾到蘇州旅遊，還接受採訪，暢談她遊蘇的經驗。她自稱在漢口住時早已聽聞江南水鄉之美，就抱定到蘇州去一次。當時她在上海戲台演舞台劇，一完戲就跳上火車到蘇州玩上幾天。到了蘇州，住在一家和上海有同樣設備的旅館中，之後遊歷了虎丘、劍池、留園、觀前街等地，天平山還不及去。他們常去的景點，半數以上是傳統的旅遊地點：虎丘、玄妙觀、九塔寺、拙政園、獅子林、開元寺，以及城郊的寒山寺、留園、靈岩山與天平山等等。這與1939年版《新蘇州導游》所記載的旅遊行程之景點，幾乎完全一致，由是可見蘇州旅遊業正逐漸恢復過去的榮景。

第二節　旅館的繁榮與其原因

至於旅館方面，抗戰爆發後，大馬路與石路一帶遭到日軍機轟炸，附近許多旅館，包括老蘇臺、新蘇臺、惠中、第一、中華、利昌、大新、中華、瀛州、同義公與西善長巷的大中旅社等10餘家均被炸燬。淪陷初期，幾家大旅館先後被日本人占有，如鐵路飯店被占後改為軍妓院，大東旅社、東吳旅社被占開設「軍人慰安所」。觀前街的中央飯店也成了日兵慰安所，門前大書「日本美人」、「支那美人」的招牌。從雜誌期刊的記載顯示，淪陷前蘇州閶門外的旅館早已是情色產業的集中地，旅館業也多有妓女寄生其中。淪陷後該地區的旅館則成為良家婦女被捉去被迫賣淫，或是公開販賣鴉片的集中地。

雖然在1937年年底已有人陸續回城，但整體而言，蘇州的市容要經過一年多才逐漸復甦。如同第二章所云，蘇州大概到1939年下半，情況才漸趨穩定，市面逐漸復興。據該年10月的統計，全城人口已近28萬，至年底蘇州人口每月以一萬人的速度增長。相應的是當時的旅館業已呈現畸形發達，旅館數量已達122家。這個數字超過戰前出版的《蘇州指南》所記載的旅館數量。旅館的集中地之一，即觀前街附近的北局一帶。這一帶至此已見復興繁榮之景，不但有娛樂業（電影院、京劇院），還有數量眾多的旅館，如東方、吳中、新蘇等大旅社，所以是「奢靡淫樂」的集中地。每晚華燈初上之時，顧客如雲，霓紅燈令人眩目。甚至流傳蘇州的繁榮是建築在旅社、菜館上面。

不過，也有報紙的專欄指出，雖然人口增多，但是大多乃回城之難民；其中許多是無家可歸和食無常所的流浪者。再從上海報業所作的報導指出，在1938-1939 年之間蘇州旅館業的復甦和上一章提到菜館業的情形一致，都是因為一般偽組織的新貴揮霍甚豪，以致旅館業、菜館業與食品業反而較戰前更加發達。

到了1940年年中，蘇州已恢復接近戰前之人口數。人口之所以增多的官方說法，是因為他地物價高而紛紛回到蘇州。1940年之後，蘇州新開設的旅館數量之多更可謂空前，據警局的調查，1940年年初蘇州的旅館已有137家，較去年增加了15家。這可能是為了迎合旅行者之需求而出現的現象。到了1940年8月，根據《蘇州新報》的報導，因為旅館房間奇缺，該年新闢的旅館就有40餘家之多。這樣的情況和1938年的情形簡直是天壤之別。

到了1943年，本章開頭所引用《江蘇日報》的社論，已呈現淪陷後期蘇州旅館的盛況。同樣的報紙另有社論〈畸形發展下的蘇州旅館業〉一文，指出蘇州戰前與戰後旅館業的差別：戰前數量少、品質好，但生意差，戰後則反。先是論戰前的旅館，雖然當時設備頗佳，價格也低廉，卻是生意清淡：

（戰前）那時城裡城外，算來共有幾十家旅館，在這樣嚴肅條件之下，單憑一些過路客商，營業上委實可說是「淒哉慘焉」！挺好的旅社，當時統扯也祇有賣一個六成，所以那時的旅社業，正陷於苟延殘喘之境。……愈是生意清淡，愈是設備完善。

接著對比戰後的情況：

以前蘇州的旅社……絕不如目下旅社的要一樣沒一樣，甚至要拿一付信封箋，茶房也得看看客人的資格為標準，一張衛生紙，也得要撳電鈴叫茶房。事實上戰後的生意，比戰前來得好做，但，旅社老闆，卻絕對不肯承認。……事變後的蘇州，從住宅區的都會，一變而為商業繁盛的省會，車輛輻輳，交通頻繁，旅社業便應時代而走紅。於是一般人看得眼紅，幾年來蘇州的旅社，大大小小，便由數十家而增加至百餘家。可是，旅社雖多，旅客也會與日俱增，縱然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家，照樣也會天天客滿。

這則社論充分說明了淪陷後的蘇州，即使是不斷成立的旅館，也因旅客激增而供不應求；而且即使是服務與設備都不如戰前，仍可以獲利豐厚，不愁沒有房客。淪陷後期蘇州旅館業興盛的情況，以下是另一則相關的描述：

蘇州的旅館業，在現在是很幸運地進入了一個全盛的時期，大有開著旅社，就不愁每天不把那客滿的牌子供到門前，尤其是觀前和閶門一帶的旅社，要是你是帶著眷屬的標準旅客，就是在正午十二點鐘要去找一個房間，也是休想開得到，如非要和一般穿著白色號掛子的侍應生商量，講明了小賬的條件，方始給你一個聊以棲息的地方。

不僅如此，為因應蒞蘇旅客的大增，甚至有旅館租用寺廟空間來經營，遂引起糾紛的例子，由此也顯示了蘇州旅館業旺盛的另一側面。此外，因為常有旅客無房可住，省社會局為搶食這塊大餅，於1943年在蘇州選定地址成立平民飯店。

現代化設備仍然是招攬旅客住房的重要條件。蘇州一地經營旅館業最久的、最有規模者，當推紹興師爺黃駕雄所經營之新蘇臺飯店，該旅館在戰前已是蘇州現代化旅館的代表，只可惜在抗戰初遭祝融蹂躪，其家人也逃難到外地，所以該旅館未再復業。淪陷時期蘇州新開設的旅館中較著名者，從報紙的廣告看到有天然飯店、中國飯店、百樂門飯店、金山飯店、南洋飯店、三新旅社等，而原來著名飯店如樂鄉飯店等，在抗戰後期也是生意興隆。此時期蘇州新闢的旅館飯店，在廣告上宣傳的策略，常是聲稱為因應旅客之需求，力求新穎、「摩登」，還兼備「歐化」的設備。如1939年新開設在金門外橫馬路的金城飯店，廣告中以「唯一新型」、「極盡摩登之至」來吸引客人，聲稱是具有摩登的歐化設備，尤其強調浴室的現代化。另一家同年開幕的皇后飯店也有諸如此類的廣告。之後有天然飯店，其廣告也強調其具備歐化設備，並號稱規模宏大，獨霸蘇州。此外，像是百樂門花園飯店的廣告，除了宣稱有新式房間、衛生設備與宏大禮堂之外，還強調附屬設施，包括花園餐廳、新型大劇場、香煙糖果店等。

蘇州旅館的需求量大，當當時蘇州最著名的旅館，當以樂鄉與皇后二旅館莫屬，二者成了高級遊客的最愛，也留下較多的遊記記錄。例如前述的「第三次文學者大會」的觀光團，就訂樂鄉飯店與皇后飯店，取其在蘇州是規模最大，而且相鄰；尤其是樂鄉最好，所以是專門給外國代表住的，本國代表則是下榻皇后飯店。有旅客因無法訂到此二飯店而感遺憾，但是也有旅人對樂鄉飯店的住宿品質不以為然，如1944年的《藝文雜誌》中，有一篇〈蘇州回憶〉如是形容：

我在蘇州感覺得不很適意的也有一件事，這便是住處。據說蘇州旅館絕不容易找，我們承公家的斡旋得能在樂鄉飯店住下，已經大可感謝了，可是老實說，實在不大高明。設備如何都沒有關係，就只苦於太熱鬧，那時我聽見打牌聲，幸而並不在貼隔壁，更幸而沒有拉胡琴唱曲的，否則次日往虎丘去時馬車也將坐不穩了。

蘇州的旅館業之所以在淪陷後如此興盛，根據1940年《蘇州新報》的報導指出，蘇州因為淪陷後經二年來的恢復，成為華中淪陷區的經濟重心，各地來蘇銷售貨品或採辦商品的商人絡繹不絕，為數眾多；而四鄉不靖，富有的農民不時來城裡小住，以致旅館房間奇缺，甚至午後三時常有客滿被拒的情況，再加上房價較上海與南京都便宜，即使逐年漲價，業者年終結算仍是獲利三倍。所以旅館業者紛紛跟進，許多大規模的旅館紛紛成立。另一位上海《申報》的記者就形容道：「吳人考究飲食不亞粵省，尤其時代紅兒囤積暴發者，駢集省垣，非獨該業座上客常滿，即一般旅館客店、莫不利市百倍。」

第五章　高掛「客滿牌」的旅館（摘錄）

第一節　從浩劫到復甦的旅遊業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後，從8月到11月淪陷，蘇州經歷了自太平天國之役以來最嚴重的浩劫，旅遊業沉寂一時。直到次年11月，上海《申報》的記者報導，指出蘇州西邊城郊著名的虎丘、山塘風景區，不見結隊旅客，而是寂寞蕭條，到了人潮冷落車馬稀的地步了。鐵路沿線的住家被日軍燒光，又在虎丘東的李鴻章祠附近駐軍，這樣虎丘就被劃為警戒區了，沒有人再敢上去。其他的景區，如寒山寺一度被日軍占據，後因游擊隊出沒而撤回城內；靈岩寺雖未被占，但香火斷絕；石湖與上方山...

序（摘錄）

八年抗戰的歷史，似乎已逐漸被國人所淡忘了。然而，一旦發生的歷史事件，即使可能被遺忘，或是被重新詮釋，都不可能被絕對掩蓋，更不可能就此消失。雖然關於這次戰爭諸面向的詮釋出現許多爭論，尤其在政治立場上的對立所形成的爭執與情緒反應，最令人遺憾。然而，作為歷史研究的本質，是否可以跳脫這些爭論，而昇華到更高的境界呢？俄國名作家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中，有句經典語：「戰爭本就是喪失人性的最野蠻的行為」，對筆者而言，歷史學家的工作應該是挖掘過去歷史的真相，提供歷史的教訓，並藉此讓世人反省人性的本質。

關於抗戰時期的回憶，我從小到大，聽過不少長輩的故事，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下三則。我將這三則故事按照時間發生的先後略述之。

第一則故事是蘇州淪陷前後的個人歷史記憶。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員，也是明清法制史權威學者張偉仁先生，他的童年是在蘇州渡過的。他回憶起那段日子，內心還是非常難過。張老師在抗戰爆發，蘇州將要淪陷之際，隨著父母親避難到蘇州城郊的鄉村。他回憶當時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其一就是某日在城郊的河道上，目睹一幕悽慘的景象。原來是不知從何處漂來許多門板，門板上有一個半裸的孕婦屍體，肚子已遭剖開。然而，這還不是最悽慘的。接下來的幾天，他又看到有位日本軍人乘著小船，後面拖著許多門板，上面都是慘死的婦人。日本兵此舉顯然是來示威。他說抗戰期間有時必須到城裡採買民生必需品，在蘇州城內商業中心的觀前街上，隨處可見許多屍體。他覺得那時活得毫無尊嚴，直到抗戰勝利後，才終於能吐出一口怨氣，可以抬頭挺胸走路了。

第二則故事是發生在廣東一個偏僻的縣份興寧縣城。當時日軍已經打通粵漢鐵路與湘桂鐵路的沿線，占領廣州及附近重要的大城市，但興寧縣因為不是位居交通要點，沒有太大的戰略價值而逃過一劫。然而，這並不太代表縣城裡的人就可安穩無憂。家父當時只是個初中生，就讀於城郊的中學，他回憶起當時上課的氣氛非常緊張，因為不時有日本的飛機從汕頭的機場起飛來空襲縣城，以及縣城附近神光山的國軍營房，所以往往上課到一半，聽到空襲警報，就得緊急疏散。至於日常生活還算是正常。

第三則故事是聽聞自本所老前輩，著名的近代中國史學者張朋園先生，在一次聊天中，他提及令人鼻酸的往事。他說抗戰時他在貴陽，1944年末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已經攻占離貴陽僅有六十里的獨山。當時人心惶惶，以為國家將亡，就連要逃到哪裡都不知道。他還記得他的老師上課說：「即使國家亡了，你們還是要記得自己是中國人。」我問老師見過日本兵嗎？張老師回答說，他在醫院裡曾經看過受傷被俘的日本兵，其實他們也不過是十來歲的小孩子。

這三則親自經歷的回憶，反映了戰時平民的生活，是逃難、躲避與努力生存；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心態，是恐慌、緊張、無助與絕望。這些故事刺激了我撰寫一本以社會生活史的角度，來呈現抗戰歷史的專書。

這本書寫作的源起，其實也是很偶然的。筆者的專業領域是明清社會經濟史，雖然在服役期間接觸了國軍檔案而引發筆者的興趣，撰寫過一、兩篇抗戰史的論文，但那只能算是玩票性質的習作，難登大雅之堂。一直要到法國學者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教授的邀約之下，參加了他所主持的蔣經國基金會主題研究計畫「動亂中的城市：歷史地理資訊系統與近代中國的城市生活」（City in Turmoil），才開啟了我研究淪陷區城市生活的一扇窗。同時，也要特別感謝本所的孫慧敏博士，因為她告知我本所收藏有抗戰時期蘇州的兩份報紙。若是沒有安克強教授的刺激與孫博士提供的史料，這本書根本無法問世。

過去筆者主要從事的是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江南地區是很重要的研究重心，尤其蘇州更是江南研究的核心。我對明清的蘇州算是比較熟悉，當參加安克強教授的研究計畫時，自然就選擇以民國時期的蘇州作為研究對象。中國的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這個過去被視為人間最富庶的天堂，在抗戰時遭受摧殘，已不再是過去的景象。當時的報刊文章已有人以「劫後天堂」為標題，描述淪陷後的蘇州慘狀。或許有讀者看到本書的部分內容，尤其是提到蘇州淪陷後的休閑服務業更盛於戰前，會誤以為筆者是企圖為當時汪精衛政權翻案。筆者在此要特別聲明，本書絕非為合理化汪政權或日本人統治淪陷區而作，其實最原始而單純的動機只是想重新找尋歷史的一個面向，也就是當時淪陷區的百姓如何渡過那八年。

這本書如果對學術界還有一點貢獻的話，大概就是點出過去被忽略的抗戰時期的淪陷區研究之面向。希望這本書只是一個開始，期待未來學界在這方面有更多的突破性研究，讓我們重新認識戰爭下人們的生活實態，進而提供二戰時期東方戰場的歷史經驗。

序（摘錄）

八年抗戰的歷史，似乎已逐漸被國人所淡忘了。然而，一旦發生的歷史事件，即使可能被遺忘，或是被重新詮釋，都不可能被絕對掩蓋，更不可能就此消失。雖然關於這次戰爭諸面向的詮釋出現許多爭論，尤其在政治立場上的對立所形成的爭執與情緒反應，最令人遺憾。然而，作為歷史研究的本質，是否可以跳脫這些爭論，而昇華到更高的境界呢？俄國名作家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中，有句經典語：「戰爭本就是喪失人性的最野蠻的行為」，對筆者而言，歷史學家的工作應該是挖掘過去歷史的真相，提供歷史的教訓，並藉此讓世人反省人性...

序

導論
第一節　淪陷區的城市史研究回顧
第二節　章節概要

第一章　從傳統走向現代
第一節　近代蘇州的城市發展
第二節　新舊並陳的茶館
第三節　從酒樓到菜館
第四節　從客棧到旅館
第五節　從煙館的盛行到禁煙運動
小結

第二章　從天堂到地獄
第一節　蘇州淪陷的過程
第二節　偽政權的建立與轉移
第三節　汪政權在華中淪陷區的統治政策
第四節　淪陷後蘇州城市社會結構的變遷
小結

第三章　嚴禁與取締下的茶館
第一節　茶館的經營與發展
第二節　茶館的多元功能
第三節　同業組織的成立與轉型
第四節　政府對茶館的控制
小結

第四章　「利市三倍」的菜館
第一節　淪陷前期菜館業的恢復
第二節　菜館業面臨的難題
第三節　淪陷後期的畸形發展
第四節　菜館空間分布的變化
小結

第五章　高掛「客滿牌」的旅館
第一節　從浩劫到復甦的旅遊業
第二節　旅館的繁榮與其原因
第三節　汪政權對旅館業的管制
第四節　旅館業的經營與內部矛盾
第五節　旅館與戰時的社會問題
小結

第六章　不戒吸的煙館
第一節　鴉片壟斷販售體系的建立
第二節　煙館與吸煙的盛行
第三節　淪陷後期汪政權的禁煙運動
小結

結論
徵引書目
附錄
索引

序

導論
第一節　淪陷區的城市史研究回顧
第二節　章節概要

第一章　從傳統走向現代
第一節　近代蘇州的城市發展
第二節　新舊並陳的茶館
第三節　從酒樓到菜館
第四節　從客棧到旅館
第五節　從煙館的盛行到禁煙運動
小結

第二章　從天堂到地獄
第一節　蘇州淪陷的過程
第二節　偽政權的建立與轉移
第三節　汪政權在華中淪陷區的統治政策
第四節　淪陷後蘇州城市社會結構的變遷
小結

第三章　嚴禁與取締下的茶館
第一節　茶館的經營與發展
第二節　茶館的多元功能
第三節　同業組織的成立與轉型
第四節...